杜华梓的领导权力，日趋低落，几乎没有人重视他的地位了。王葆团受了张文安、刘恕先等那些参谋人物的影响，也暗地里接受了其他方面的辖编，一直不和杜司令见面，并割据了大半个山区。九区的康岱五，八区的王凯臣，都直接听命于寿光的张景月。九区东接昌乐，北连寿光，跨胶济铁路两侧，人烟稠密，土地肥沃。康岱五以原有区队的基本，扩充成团，做了该区实力的唯一领袖。他虽然吸毒成瘾，毫无活力，但为人厚道，处事和平，再加上他自己在区政上的历史渊源，在这一带就没有和他争衡的了。八区王凯臣我不淸楚他的底细，其扩充发展可能晚了一段时间。我在四、五月里还常到八区探朋访友，只知道有个刘同春，没有听说王凯臣其人。不过他的作风，日后从一件事情上可以证明一切。我有一位师范的同班同学，名字叫做田玉田，天性忠厚，老实的像佛一样，长的体形面形，一个圆圆的大脸，经常保持着一副微笑的神情，所以长像也很像是一尊佛。他老家住在八区，村名可能就是代尹。在王凯臣势力最大的时候，办了一所中学，就请田玉田担任一名敎员。田同学可能因为住在敌伪附近，怕给家里惹上麻烦，拒绝了王的邀请，后来王凯臣就把他抓去枪毙了。像田玉田这种人，爱国思想民族观念谈不到，但绝对不会作恶，更不会卖国。如果他不是住在八区，就不会遭到这种下场。八区也是平原一片，东北两面都和寿光接壤，西边则与六、七两区为邻，南靠铁路线，是一个民富地肥的行政区。五、六、七三个区虽然是我们第一大队的基本防地，但隔着一条铁路，一切活动，都受到相当限制。况且在五、六两区中缺少基本干部，当地居民，老把徐家兄弟的武力，看成客人的身份，所以就把第一大队认作是七区的团体。因此，后来刘毓桐的第五大队能在五区里独树一帜，成为后来居上，完全是沾了人地关系的便宜。四区位在更西的淄河以西，在地形上是一个独特地区。北接临淄、桓台，南邻淄川、博山，正西可达张店近郊。田赋的银两达两万以上，和昌乐全县的丁银差不多。山陵平原各占一半，南高而北低。胶济铁路横贯北部，金岭鎭卽为有名的大站。该村东西全长达五华里，多为回胞所集居，也是该区的行政中心。事变后，有一位杨景坤志士，在这一区里发难抗日。他是一位射击能手，勇敢善战。集有同伙百人，常对附近车站上的敌人，展开袭击。日军不胜其扰，集合了五百多人，作全面的进犯，将杨部包围在一个山村之中。机炮交攻，伤亡颇众，但仍拒绝投降。等到深夜，奋力突围，在打开一条血路，猛力冲击的时候，正和日军的一个部队长碰个满怀。他立将敌酋射杀，并夺获其名贵的指挥刀一把。后来敌人为了那把指挥刀，又出动过多次更强大的兵力而终无所获。驻在张店车站上的秋山旅团长，曾邀请邻县淄川、博山的亲敌士绅，设法和杨队商谈条件，愿将四区划为特别地带，由杨队自由活动，日本人不加干涉。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那把指挥刀交回来。据说那把刀是那个阵亡部队长的传家之宝。他的祖代曾为国家立下了殊功，吃过天皇的御宴，宝刀也是那时候颁赐的。他以保有这把刀为终生的荣耀，而更荣耀其世代子孙。看起来，那把指挥刀确实比这位部队长的生命还重要。但这位杨队长就有一股子牛脾气，说什么也不肯交出那把刀来。敌酋无奈，遂调集大军，把整个四区包围，搜索追踪，无隙不至。最后竟被敌人发现，紧迫不舍。他在打完最后的一粒子弹时，中弹阵亡，但是那把刀仍然没有下落。他的弟弟杨达山继承兄志，誓报杀兄之仇。唯强敌之作战目的，在于找回那把丢失的宝刀，否则决不中止。四区民众，身受大敌蹂躙，痛苦不堪。苦苦哀求杨达山忍辱负重，暂时息争，不要为了一把没有什么用处的刀，使地方民众遭受涂炭，迫使杨达山无法坚持到底了。但他对杀兄之仇，破家之恨，却深深的刻画在脑海里。其抗敌意志的坚毅和勇敢，并不在其兄长之下。所以四区始终没有其他游击势力进入，只有淄博边界上的共产分子逐渐向内部渗透，成为该区的一大忧患。至于杨达山对地方治安和县政推行上所作之努力，容在以后时月的演变中再作较详的记述。三、二两区是王葆团的活动基地，山穷地瘠，人口稀少，又有冯登瀛共产分子的搅扰扩展，自无发展的先天条件。一区包括城关，是敌伪的核心地带。位于弥河西岸到驼山东麓，隔河与十区相望，跨在通往临朐的公路上。限于环境地形，大队抗日武装，无法在此立足。但房益全的一百多人，始终在云门山和驼山之间的十字寨、字夏庄、李葆峪等村，不断与敌人以捉迷藏方式生存下去。这一地区位在第一区的西南隅，也是该区唯一的山岭乡鎭，算是鲁南山区的一段小小边缘。十区位在弥河以东，南界临朐三区，东和九区为邻，距昌乐边界很近。有两支小部队各在南北不同的几个乡鎭中称王。一个是黄麟钟，依靠敌伪势力作为生存条件，活动于霍陵鎭和谭家坊子沿铁路线一带。另一个是陈有诰，据有公德、文明两乡，以地方自卫为目标。在其两百多人之中，全是两乡子弟，结成一个坚强的团体。以弥河滩岸为其屛障，敌来东岸，则移兵河西，西岸发现敌人，则在河东潜伏，或南去临朐境内暂避。对外很少联络，也不欢迎外人往访。自给自足，万事莫求。我在益都初期抗战中，尙未见到过这位坐地之虎。但在以后的岁月中，想不到竟有这份缘分，和他相处的时日，颇不算短。后文中当然还有更多的记述，这里只是一提当时的地方槪况而已。
益都的县局，有如上述的错综复杂，支离破碎，很难出现一个结合的力量。杜华梓旣已大权旁落，挽救乏术。王葆团更是心余力绌，不是一个领袖人才。事到如今，受到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第一大队的命运了。本队的编组旣已集中于第一中队，则徐振中的权力当然就超乎任何人之上。久之，三兄弟的意见日趋尖锐，表面很少争较，内心芥蒂很深。我处在三人中间，实有淸官难断家务事之感。我们在抗战初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组织简单，局面狭小，他们彼此之间的话原不太多。如果稍有意见，都用沉默不语的方式去了结。遇有过分窒息的情况，都是我来从中找些话说，想办法打个圆场。他们最大的长处，就是彼此都不在背地里道人之短。自从我当了挂名的政训处长之后，活动范围和时间，也都随之扩大。况且又在五区设了第二个工作中心，那里全部都是城关和西乡的熟人，也须经常和他们在工作上硏究推行。所以我就分身乏术，很难天天住在第一大队上了。偶而在北乡停留一个阶段，如果三天不到中队部，振中必然会问：「赵先生怎么很久不到我们队上来了？」若在振中那边一连住上两宿，徐琳就必然怀疑：「赵先生怎么一去振中那里，就不想回大队部了？」我尽可能的不表示对双方发生不良影响的任何意见，并全力设法补救其日益严重的裂痕。在那段不太愉快的日子里，确也曾平息过好几次的疑窦和争端。但在我这个虚无实力的人身上，双方面都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且有不少的意见都不是他们所爱听的。所以在那种忽冷忽热的局面下，实际上也很难维持永久的团结了。我对各方面的了解不深，始终不淸楚振中是什么时候起，由于那些人的联络投向寿光张景月，而成为他的第二团。如果单凭我表面的观察和猜想，最初的引线可能是由徐敏斋而起的。敏斋也是朱良徐家的同辈兄弟，能言善辩，经多见广，天天在振中队部里打转。对我个人也恭维有加，一聊就是半天，他干过正规部队的连营长副官长等职，但我不淸楚他的详细背景，更不了解他在振中跟前做客的用意何在。振中擅长保密，从他的嘴里很少说出谁好谁坏。自组队以来，他和我谈话最多，从不直接攻讦别人，内心纵有不满，也不乱发牢骚。所以我想他受徐敏斋的影响，是有相当理由的。可是也有人说，他在事变以前，在朱良街开设中山书店的时候，就和那边在组织上发生了关系。总之，他旣没有投人，也不是降敌，到那里也是一分救国的力量。在这样的演变中，只是第一大队的损失，益都县局的损失，而不是国家整体的损失。大槪是在农历的七八月间，事态已甚严重，第一大队去了徐振中，可说全部的实力已失去十之八九了。当然最着急的是徐琳和徐丕吉两人，我对此事也同样感到失望。我知道振中的个性，他决定了的事，任何人都无法稍使其改变。我对任何工作都不怕累，不怕苦，给人家调解争端，沟通意见，不计成功失败，都愿冒险一试。但对徐家兄弟的事，也等于是我个人的事，就没有这分勇气，也没有这分能力了。因为我本身已陷于两者的怀疑目标，也是双方拉拢的对象。附和振中，徐琳恼恨；与徐琳搞在一起，振中不满。当初我们结合在一起，原是由于志同道合，有一种同仇敌忾的原动力予以促成，故能促膝相谈，情同手足，那里会想到遭遇着像今天的失和痛苦。他们现在所争的是地位和权力，我是一个身外无长物的单体孤影，和任何人的关系，都建立在许多繁忙的工作上。旣没有号召力，也没有影响力，无法帮忙任何方面达到其权位的目的。但在他们的想法，有一种错觉混淆其间。总认为我站在那一边，那边就会增加上一分力量，无形中也就显得对方感到不利。这种错觉，一直到我离开他们才停止。有一天振中吿诉我说：「赵先生，你不能和我们分开，我和徐琳、丕吉之间，虽然有些意见，但第一大队的人都在这边，他们几天看不到你来，就问我什么原因。我的做人，你是知道的，不会应付，也不会虚假。请你和我们在一起，是全队上下一致的要求。」那时他还没有明显的行动要脱离第一大队，但和徐琳、丕吉已很少见面了。我对振中立场的不稳，自然已是非常了解，只是彼此未肯说明而已。这一次的谈话，也是最后一次的晤面。说到末了，他哭了，我也流了不少的眼泪。小勤务兵崔丑也在旁边不断的擦眼睛。我吿诉振中说：「只有第一大队的团结，我们才能继续聚在一起，否则我可能单独一个人自谋出路了。」
为了第一大队的团结，杜司令也曾特来七区，表示关切。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说什么也不妥当，说谁的不对都不合适。至此，空洞的言词，全已失效。只有闷在心里，看着局面的破裂。因为当时我只知道振中的决心，却不明白复杂的背景。至于外面给了他些什么条件，我更一无所知。我最后的决定，就是马上脱离这个团体，不去振中那里，也不再和徐琳见面了。一个昏黑的夜晚，单人独己的到了北马兰黄柏起家里，和柏起说明了目前的情况和我自己的打算，就在这里住了几天。黄母招待起居，亲如家人。我就睡在那间南屋里，白天看书消遣，夜晚写点记事。一天淸早，晨光透过窗纸，室内已现曦影，在半睡半醒中，突闻脚步轻动。刚一翻过身来，一眼看到蒋秀文持枪瞄准我的头部，并轻声的说：「赵先生，对不起，我来借你的枪用两天，我会给你送回来。」同时他伸手从枕头底下抽去了我那把半新的匣枪。我很愕然，极感意外，在第一大队防区内，竟会有自己的队员，敢来缴我的枪枝，眞是怪事。我一气之下，连放在枕头另一端的一枝手枪，也扔在地上，我极端气愤的说：「蒋秀文，一块拿去！」这一摔出的声响，也出乎蒋秀文的意外。他把正向室外走的身影又回转了一下说：「赵先生，你不要生气么，我只是借用两天，一定会还给你的。」我没好气的说：「你去吧！这样瞄准我的脑袋来借枪么？」他手枪也没有检走，就匆匆的离去了。昨晚不知怎的，睡前竟忘记关上屋门，可能柏起和我谈到深夜，他走了，我也睡了。大意失荆州，该着遭遇这件意外。好在蒋秀文这个畜生，还算留点面子，没有一枪把我打死，总算幸运。蒋秀文是梁孟人，从小狭诈成性，不务正业，平常赌博输了钱，不是父还子债，就是偷卖东西。他唯一的长处就是胆大敢为，心狠手辣，素日好吃懒做，处事缺乏责任心。振中几次派他担任分队长，都是酒后误事，半路里撤了回来。只好叫他当一名传令兵，以供差遣，但也常在外面惹事生非，招来许多麻烦。有一次回家向他老爹要钱，他父亲以家境窘迫，生活已成问题，那里还有余钱供他挥霍，被老父敎训了一顿，拒绝了他的索求。蒋秀文老羞成怒，把脸一翻，从腰间抽出匣子枪来，对准他亲爹的脑袋大吼的说：「我叫你爹，这个东西（指匣枪）可不叫你爹！」老父无奈，还是拿了几块大头打发了事。我于此事发生之后，一天闷闷不语，坐卧都不是味道。事情虽然只是牵及我个人，但在当时的一般情况来说，如果地方上传出去，「赵先生被振中的人下了枪，」那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嘱咐柏起说：「你到前徐，不要和同仁们提及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弄淸楚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来我想不声不响的离开七区，使它不了了之就算了。又睡了一宿，想了再想，我肯定这一事件的发生，绝对和振中没有关系，必是蒋秀文个人的鲁莾行为。所以又改变了主意，给振中写了一封信，连那枝手枪一同叫柏起弟弟黄道仁送去队部。内容略述蒋秀文的行动，并表明我以后也没有用枪的必要了。下午振中派了两个专人，带了回信，又将两枝枪送了回来。说是已经把蒋秀文摘了枪，押他起来，一定严加处分。我对振中的友谊和果决，衷心感佩。除在回信上表示谢意外，并解释此一事件，不必认眞处理。蒋秀文的行为虽然没有礼貌，但其用处很多，不可因我而予以重罚。我本想再到徐琳、振中他们的驻地一晤，兼作辞行的表示。但因他们彼此不睦的情况已着，使我无法在此困境中再和他们作表面上的应付了。丕吉对于我的卽将离去，感到无限酸楚，他曾跑到北马兰来看我，和我谈了大半个通宵。事情演变到这一地步，怎么也找不出个理由来，让我留在此地和他们继续相处下去。我在许多话题中，曾向丕吉说了这样的一段：「你们徐家兄弟三人，可以分做两份，也可以分做三份，我只有一条身子，无法平均分配。我走了，可能彼此想念；我留下，必然互相成仇。你们的家务事，最好还是由你们自己坦诚解决，或者任由自然发展。人多势众，想当个大官，也是势所必然。不过在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要把权力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谁有办法就让谁拿去，不要着急，也不要难过。」丕吉性子虽然偏于急躁，但对振中的行为，从来没有破口大骂过。他对徐琳本身之没有令人倾服的条件，也常从他叹息的口吻中表示出来。丕吉对蒋秀文来下我枪的事，感到非常愤怒，并特别表示歉意的说：「赵先生在我们这里出了这么大的力，怎么好意思的这样对待法啊！简直是太没有道理啦！」我笑着说：「你以为蒋秀文是你们七区父老推选的代表么？」丕吉也笑了。
晚秋的天气，逐渐凉爽，高粱收割，小麦播种，在广阔的乡野农村中，还看不出有沦陷近年的悲苦现象。连日许多同学好友，地方新交，都来住处相晤，对我表示慰问和关切，自然也要谈些当时当地情势的变化和未来。我觉得这样停的日子久了，你来我去，惹人猜忌。遂卽吿别黄家，离开了七区，先到五区韩鲁溪家住了几天，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对益都局面的前途，都感到非常忧伤。这时五区有第五大队刘毓桐的部队驻防，表面上是属于王葆团统辖指挥，实际上也是地域性很浓，纪律也还不错，已成为五区的中心武力了。我在这一地带，包括二区南部和四区东部，又停留了相当时间，和住在五区潘村的政训同仁展开了相当热烈的宣传工作。以我个人的身份来说，虽然离开了第一大队，但仍然还是司令部的政训处长，当然很少有人这样称呼我。至于内心里的感伤，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之消失了。此时全国整个战局，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国名城大邑，相继失陷，人心也在浮动中。我英勇国军，用「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和敌人在两湖地带展开火并。而敌伪的报章则大肆吹嘘，骗取沦陷区民众的转心输服，打击抗战志士的精神意志。这些连续不断的战场失利消息，在我们同胞的心理上、希望上，无可讳言的是加上了一层沉重压力。使那些意志不坚、抗敌受挫的份子，变成懈怠、悲苦和失望，甚至一反初衷，甘受敌人的驱使。一般民众，也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许多带队的负责人，竟也没有适当的言词，训练其部下，激发其志节。在这一极端重要的关键中，我曾默察当前的形势，对我们的救亡工作，确极不利。我一面遭遇到离失团队之苦，又适逢大局也在逆转之中。虽然知道抗战大业是长期的、坚苦的，受些打击挫折是无可避免的。但目睹许多同伙在失望、消极，听到一些民众的言论在改变、转向的情况时，又那能不令人忧心如焚，万感交集呢！那些崇拜武力的司令队长，仍然忙着扩充人数，占据地盘，毫不注意民众方面的基层工作。我在急燥、烦恼、愤激的情緖中，忽然想出了一种自我消解的方法。那就是到处集合、讲演、宣传、驳斥敌人的夸大吹嘘，把敌人的报纸予以翻版翻案，另立新论。一件事情，在这一方面的胜利，往往就是另一方面的失败。我自己到处呼喊了几天之后，人心很感快慰，效果甚大。遂将我讲话的心得，草成一份宣传大纲，交给其他的政训同仁，作为参考，全面展开宣传攻势，粉碎敌人的欺诈阴谋。连在北乡第一大队范围工作同仁，也一致振奋起来，各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我所草拟的这份宣传大纲，其内容包括有下列的要点：⑴蒋委员长针对日本的速战速决，拟定了长期抗战的远大计划，在作战期间，有失败，也有胜利，不是几次会战就能决定的。⑵我国的地方大，人口多，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和战略上的需要，放弃几个城市，对整个战局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⑶敌人越深入，物资装备消耗越大，兵员损失越多，以促成其备多力分的困境。⑷我们为了达到最后胜利，避免和敌人的主力纠缠，等转移到有利地形可凭时，再予敌人以致命打击。⑸现在我们国军的向西转移，放弃一些重要城鎭，完全是战略上的运用，决不可误认为是失败的征兆。更不可中了敌人的宣传阴谋，动摇了我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⑹昔日楚汉之争，项羽以其强大的暴力，百战百胜，一败涂地。刘邦率其仁义之师，屡战屡败，一胜定江山。⑺自战争开始，日军以其蓄养多年的精锐，在初期的争城夺池，绝不能代表其眞正的胜利。就像我们游击区内，有多大面积，多少庄村，是眞正被日本鬼子占有的。⑻日本的报纸上、标语上，那些夸大的吹嘘，不但想骗中国人，也同样在其本国内，蒙骗日本人。中国人因为看淸了事实，没有人相信，但是日本人远隔海洋，不明眞相，只有任其编造了。⑼唯有一件事实是日本军阀无法解释的。那就是日本人当初听到占领了我们上海、徐州的时候，还听命其政府的通知，举行大会，游行庆祝。因为战争进行不久，他们调来中国作战的子弟，总是活着的多，丧命的少。等到占了我们的南京、杭州时，去参加庆祝会的人，就大为减少了。那些为国捐躯的鬼子兵父母，都留在家里泣不成声，那里还有心情去参加游行。及至占了武汉、南昌，而展开长沙争夺战的时候，消息传到日本，全国到处都是哭声，没有人再去参加庆祝会了。因为他们的子弟已是死的太多，活的太少了。所以现在日本人只要听到占领了我们的什么名城大邑，就等于听到了一阵丧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和悲伤。甚至放声大哭，知道他们的儿子又完了。⑽现在日本人所祈祷的不是战争的胜败，而是衷切的盼望着这种侵略行为早日结束，留他们子弟一条生命，活着回家。所以日军在战场上那些所谓胜利的消息，已经不敢故意夸张向他们本土宣传了。我们中国人怎可受他们的吹嘘所影响，而动摇了我们抗日的决心呢？⑾日本人口少，物资缺乏，先把兵练好多年，武器储备充足，才来侵略我们。希望一下子把我们打败，永远占领我们的国土。现在久战不决，当然越打越少。我们中国人口多，兵源广，越打军队越多。拿我们游击队为例，那一个人不是原来的农家子弟啊！⑿日本兵精武器好，适于平原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作战。但攻下一城，再攻一市，地方多了，消耗亦大，面积广了，占的兵力也就更多了。等战争发展到西部山区，那就是日本军队集体的葬身之地了。」我这一次的宣传资料，曾在各乡鎭广为分发，或作口头报吿，确实发生了相当作用。我每讲到「日本人每听到他们的军队攻陷我们的小城就小哭，攻陷我们的大城就大哭」的时候，听众都喜形于色，一阵大笑起来。因为这是事实，也是眞理，任何人听了，都会信而不疑的。这是我在早期抗战的阶段中，为益都父老最后的一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