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都、临淄两县，在地理人文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拿环境来说，两县东西毗邻，南北也多交界。村庄互相齿错，河流纵横穿连。每逢部队移动，常是倏而河西，倏而河东，则县属已成彼此。在人事方面，却有新亲旧友，声息互闻。就以我这个外县籍的客居身份而言，在临淄方面的熟人，也多深厚的新知旧雨。除了李人凤已于前章提过，其他如第一大队的陈文祥，他不但是师范的同学关系，而且我在十六年入党时，就是经他最先介绍的，对于我的照顾，极尽学长之爱，是一位忠厚老诚，不善与人争较的人。那时担任司令兼县长的于治堂，也是我十七年在益都党训班的同学好友，意志高昂，党性坚强，具有很高的领导热诚。其他尙有同班或前后的许多益师同学，也都在县内各部分里担负着相当重要的工作。实在说来，熟人之多，不次于益都。可惜在这沦陷环境中，又忙于一些迫切的任务，事情的发生，多出意外，处理的方法又是前无常规、后不为例的临时决定。致使全部时间和精神，都贯注在自己的小小范围之内，对邻近单位的联络交往，忽略了许多良好的机会。该结合的没有结合，该把握的看着消失，结果不是彼此挖角，就是互相坐视成败。我和临淄方面的接触，最早当然是自朱良战役后，在马岱和李人凤相遇开始的，防地毗连，消息也比较容易传闻，故对这方面的动态，特别敏感。在南面临淄城附近活动的于治堂、陈文祥等就感到十分隔膜，甚至一气不通。时至二十七年的夏秋之交，忽然接到陈文祥的一封专信，他可能是这个时候才知道我和徐琳、振中他们搞在一起的。他信上的大意是：「我现在驻防临淄县城，情况尙好，希望你抽暇来一趟。人凤对我不很谅解，他那边的情形，你可能比我更淸楚，极希相晤一叙。」当时我就感到十分奇怪，临淄城距辛店车站只有十五华里，敌人的势力虽不可怕，但领导游击队打鬼子，实在没有跑到城里去的必要。打游击，作民运，控制资源外流，防止奸小活动，都需要把兵力布置在广大的农村中，发挥鼓舞和领导作用。第一可以和民众直接接触，第二可以对抗或闪避敌人的袭击。在部队的心理上，由这一乡村转移到另一乡村，不会有什么败退失利的感觉。但由城关撤退到乡区，就会认为有什么不测，给予士兵一种精神上的威胁。所以当时我认为他们驻到城里，而把乡村任由李人凤扩展活动，眞是一着极大的错棋。也可能是他们看到李人凤的势力日盛，野心日张，守在城里比较容易应付。其实那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如果眞的全部村鎭都被对方所控制，只剩下一座空城，又能支持多久呢！这时我正在朱良一带，便把这事和徐琳、振中提了一下，说明临淄方面的现状和那边的人事关系。他们也和我有同样感触，并答应将来互通声气，彼此支援。如果那一时间，临淄方面能和我们切取联络的话，我想当时的局面，可能另有一种发展。我在回给陈文祥的信上说：「时机坐失，联络恨晚，今后切须经常接触，彼此有个协助。」我在信的末尾，又添了一句附语：「郑家辛是共牌大本营」。实则这句话全是多余的，难道陈文祥还不知道李人凤是共产份子么？但当时绝想不到李人凤已在通临淄城的道路上截留我们的消息了。如果不是我在稍后的机会中，为陈李调解冲突再去李人凤那里，由他亲口说出这句话来，我眞还不知道这封信竟会落入李人凤之手呢！后来也有人吿诉我说：「不是李人凤截去了你的信，是陈文祥跟前的一些重要人员，早就和李人凤暗通声气。一定是他们把信件的内容吿诉了李人凤。他两个在事变前就是换帖兄弟，彼此的人事关系，根本就混杂不淸。陈文祥是个蛮不在乎的人，怎么会鬪过李人凤呢！」这方面的复杂情形我虽不太了解，这种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可是我要早知道此信的内容已被李人凤所悉的话，这种毫无意义的寃枉腿，我也就不必再去白跑了。事情常是阴差阳错，才会闹出一些可笑的情节来。由此也可以证明，我和陈文祥的联络虽然刚刚开始，而李人凤却老早就注意防范了。这种抢先一步的情报工作，共产党确实比我们作的多，作的快。因为司令部那边有急要的事情要我去处理，限于时间，我没有马上到临淄城去。
一天，我正在山区和同仁们谈论时局，并硏究敌伪出版的报纸，如何从他们的夸大宣传中，找到对付敌人和激发民众的方法。突然接到五区韩鲁溪先生派专人送来的急信。说临淄县城已被李人凤包围，嘱我火速到他那里一谈，并希望能到临淄走一趟，为他们协调一下争端。我先行函陈杜司令说明我的动向，然后随了来人起行，当晚住在韩先生家中，大致了解了临淄方面的现状。韩先生为人耿直无私，不屈强暴，敢批评，敢说话，分辨事理爽快利落。他曾任济南高级中学总务主任，作事廉能尽责，毫不徇私。后来负责靑年团益都分团主任，极具领导才能。年龄虽在五十岁多，但体力壮健，精神充沛。远途来去，山水跋涉，绝不落一般靑年人之后。我一入山区工作，首先和韩先生认识，相谈非常融洽，不久卽成知交。对于人才的罗致，工作的协助，得力于韩先生者极大。我今天来此，他没有吿诉我，究竟是那一方面托他周转这一事件。我只知道他很早就是陈文祥的好朋友，因为陈在事变前就是辛店这一区的行政首长。他们虽然县籍各异，但相距甚近，一定有些地方性的交往。当时我对临淄抗战组织和内部人事情形，知道的并不太多。韩先生对那边的情势，了解的比较深一点。他吿诉我说：「那边的局面，已对陈文祥不利，李人凤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是绝对不会给陈以喘息的机会。听说你对他们两方面都有些私人交情，不管是否发生效果，还是请你跑一趟，不要让陈文祥吃了大亏。」第二天一早，韩先生派了一位熟悉路径的向导，越山北去。旁午绕过辛店以东，直奔临淄县城。提起这位向导，也有一段小小的揷曲，当时我并没有问他姓字名谁，他也和我说了没有几句话，所以彼此的印象，都不深刻，后来我负责推行县政，邵云阶担任第五区区长，相处多年，从未提及我曾到过临淄。一直到民国七十年，在台北一次聚会中，大家闲话今昔，又重叙为陈李和谈的往事，我说：「韩鲁溪先生给我找了一位高个子向导，现在忘记了他的名子」时，云阶在旁边揷了一句说：「那就是我么！」众皆哈哈大笑，事已相隔四十三载。又过一年，云阶先生以八十岁高龄病逝台北，我目睹他的遗体入炉，并亲手为他收捡骨灰。眞是人生如戏，节目容有不同，收场则无二致。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古齐都的王冢林立，多不胜数，形成一种特有的景色。不久到了县城，门岗森严，盘查甚紧。见到陈文祥之后，自然久别重逢，不胜今昔，叙故话旧，引起不少回忆。我和他谈了不久的正题以后，就发现了他有几件事体，使我十分沮丧。第一是他对李人凤竟还认作是意气之争，而没有重视他骨子里和思想上的分歧。第二他仍然以枪枝优劣和作战经验为先决条件，完全忽略了共产党的渗透离间和利用民众的诡诈行为。第三是他个人还在保持一些嗜好，以消磨内心的苦闷，精神意志，都在低落之中。我为他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事在人为，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运用，靠天求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当时他自己统辖的部队，听说还在五百人以上，枪枝很好，子弹也相当充足。论人数可能不及李人凤多，而凭城坚守，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在我个人的想法，陈文祥从组军以来，可能没有经过游击战鬪的磨练，对于突破环境的困难，而作声东击西、化整为零、避重就轻的行动，没有甚多的经验。所以他这种选择守城的策略，仍然是沿袭平时驻防的固定习惯而表现出来的行动。因此，他的部队就不习于停留在缺乏防御条件的乡村和原野了。这一点，绝对无法和李人凤这样的敌人作长久的对垒。我曾很具体的吿诉他说：「你没有驻守县城的必要，最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由城内撤出去，沿益临两县边界布防，大致把南北对峙的形势，改变为东西方向的对垒。进可以和李人凤抗衡，退可以和我们第一大队联成一起，作为临时喘息之地。你何必自己困在城里，等着挨打呢！」他仍然很有信心的不相信李人凤会有打垮他的力量。他全部的思想，都贯注在单纯的战鬪方面。至于对方的那套诡诈狡谲，挖心扒底等狠毒致命的手段，都没放在心上。他很轻松的对我说：「李人凤就是好瞎吹呼，并没有什么实力，我曾给他去过几次信，他究竟想怎么解决，要有个诚意才行。」由他这几句毫无边际的意见看来，就知道他对李人凤的认识完全错误了。他以为大半年前李人凤还是一个小学敎员，旣不知练兵，又不懂作战，会有什么了不起，就像益都局面里王葆团眼睛中的冯登瀛一样。我观察出陈文祥的成见太深，也可以说是毫无主见，不深究事情的内容，不以客观的情势硏判对方的行动。这时李人凤已在城北不太远的刘地官庄设了前进指挥部，他原驻地郑家辛已成了作战的大后方和供应基地。局面非常明显，他是要蛮干到底了。不管由那一方面来分析，绝对不能处于被包围被困守的恶劣情况之下与其对峙。我们谈了一个晚上，以我这个不明当地情形的旁观者，无法说动他们自己还有些其他牵连的旣定决策。在我个人也只不过是和陈文祥的私交笃厚，无话不说而已。我看他反应迟滞，谈话有气无力，就不像是大敌当前，有一股子高昂意志，准备应付对方侵袭的意念。最后我只问他说：「你有什么意见须要我向李人凤转达，我就去一趟好了。」他说：「你问李人凤他究竟有什么意见，尽管请他说出来，只要不影响大局，我个人绝不作梗。」我听到他这些隔靴搔痒的话，就很不对劲。我和他相约：「我此去刘地官庄，并不是讲什么条件，疏通什么意见，只是看看李人凤的态度，探探他的口气。究竟是虚张声势吓人，还是已下决心，非和你拼到底不可。只要我不再返回，也不再来信，那就是局面严重，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实则李人凤不达目的不止的野心，早在他离开学校，开始组队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我此来未能达到劝吿陈文祥放弃县城，拉到益都边界去的目的，心里非常沮丧，也就是等于白跑一趟。至于去李人凤那里的眞实意义，只是察言观色，绕道回我自己的朱良防地而已。当晚，由于陈文祥的介绍，曾和一位政训处长吴镜仙晤面，相谈时间不多，也是未得要领而罢。因为初次见面，还不宜畅所欲言。可惜这天没有见到好友于治堂，是不是因公他往，还是这一时期不是由他负责全局，根本就不驻此地，我没有详加询问。如果当时有他在场的话，也许谈的更透彻些。总之，我对临淄的全局，还不十分淸楚；他们对我当时的情形，也同样的感到陌生。所以彼此都还不能作什么决定性的意见。
在陈文祥的队部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抱着一种颓丧的心情郁郁北去。临行，陈文祥的一切表现都是平平淡淡的，对局面的如何演变，毫无警觉之感。可是他这次对我的突然来临，并没有十分重视，益足以证明邀我来此做调人的事，很可能是韩鲁溪先生个人的意见了。不管怎样，卽使是出于我个人的自引自荐，讲立场，谈私交，我所提出的「放弃县城」这一意见，完全是出于至诚，并事先得到徐氏兄弟的完全同意，答应一定给予一切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陈文祥的重视。当天下午到了刘地官庄，一见到李人凤，他上来第一句就是：「和事老变成你的职业了，我今天一早就知道你到临淄来了。」我说：「怎么，自己人闹意见，非打个你死我活不甘心么？」李人凤不但态度随便，说话也很随便。表面看起来，不像有什么军事上的重要安排。他最拿手的战术，就是扩展乡村，到处造谣，吹嘘自己的长处，揭发对方的短处，瓦解对方，孤立对方，然后加以攻击，达到他以最小的力量，吃掉对方。他对我讲了陈文祥许多对不起他的地方，怎么联合起来排挤他，如何限制他的活动和供应。他说：「我和瑞符有莫逆之交，他不应该对我有成见，听别人的挑拨。如果我不先想办法打开这个局面，迟早我是要被他们挤出去的。」他的意思就是先下手为强。我说：「我们不要把抗战的大目标搞错了，不论谁打垮了谁，都是整个局面的损失。难道不能平下心来，好好的硏究一下共同团结的问题么？你以为只有一个死一个活才是基本解决之道么？」他说：「那不是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县里的实际情形，复杂得很，你完全摸不淸楚。」我说：「你驻在郑家辛，跑到刘地官庄来设指挥部，难道说这算是陈瑞符对你有成见么？」他说：「这里面的情形，怎么说也给你解释不淸楚，瑞符不是个能吃苦能抗战的人，自己又没有一点主见，完全受别人利用。不管怎么样，将来我一定会对得起他。」言下对这部分枪枝操在别人手里，甚为可惜，且已不把陈文祥的实力放在眼里。他对当前的情况讲了很多，却丝毫没有退让和罢休的表示。晚上我们睡在一起，谈到深夜，也有正经的，也有瞎扯的。相辩的中间，他竟把我给陈文祥那封信的内容说了出来，对其中那句「郑家辛是共牌大本营」的附语，颇表不满。我当时听了，感到十分尶尬，但也不能当面认输。我只好说：「如果我给你信，还不同样说瑞符那边是国民党大本营么。反正现在不管什么党，大家都是一致抗日，化仇为友了，我们个人方面，又何必坚持己见呢！我的基本个性，就是无论对谁说话，都是直言不讳，毫无虚伪，所以像我这种人，是最容易交往的了。」他说：「所以你就专会到处给人家和事息争，只求相安，不讲眞理？」我说：「吃人的就是眞理，被吃的都没有理。我们现在旣然是全民抗战，不分黑白，不计仇隙，大家互相提携，彼此谅解，不比你争我奋，消耗战力好多么！以前的土人都参加抗战，一律对外，我们自己的人，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我明知道这些论调，对李人凤来说，都是废话。但旣然来了，也就只好随便和他抬上几句，敷衍敷衍场面了。李人凤能在大半个月以前，就已开始截留我给陈文祥的信件，就可证明他对此事的决心了。如果我早在临淄城就知道那封信的内容已为李人凤所悉的话，我绝对不会再跑到刘地官庄来，受此虚惊。人的心情就是如此奇怪，常是因为一个急要的问题，把另一件重要情节被搁置了。我和陈文祥谈话的时候，何以没有提及那封信的内容呢？陈文祥也没有问我：「你怎么没有给我回信啊！」就这样双方互信互不信的被李人凤了解了我们的机密而不自知。这一问题，在我脑海中曾经多少也考虑过：李人凤今天会不会对我施放毒手，对外就说我没有到刘地官庄来。但也自信这一问题，在此时期，还不到那样做的程度。为了我这么一条性命，万一泄露出去，树立下许多敌人，反而对他本身有百害而无一利。想到这些，也就心安气壮了。第二天，起得很晚。吃过早饭，我便向他辞行说：「我走了，和事不成，你们各干各的，我没有工夫看你们打仗。」他说：「事情都要顺着自然去发展，光凭一颗菩萨心肠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就赶到郑家辛吃午饭好了。瞎子（同学刘方正，是李的政训主任，一年后被李所杀）在那里留守，叫他派人送你回朱良。」我中午稍过到了郑家辛，那里只有刘方正和少数留守人员，等于是一座空城。可见他的全部兵力都已调去对付陈文祥了。我问刘方正说：「怎么样？你在这里还很习惯么？」他说：「没法谈了，各部分都那么复杂，谁也不信任谁，不习惯又将怎么样，只好混着看吧！」刘方正和我在益都师范同班，是一个粗枝大叶，说话无拘无束，脑子又很空虚的人。按他的个性观念，都不适于在共产党团体中鬼混。我在郑家辛只吃了一顿午饭，和刘方正只是胡搅乱扯，不能深谈，停久了也感乏味，便在当天的晚上回到朱良。对这一趟的临淄之行，眞是毫无意义。果然，十多天以后，就有陈文祥的部下由临淄城逃来。县城已破，陈本人被俘。从此就和那边的消息隔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