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学校就放了暑假，我仍然住在益都师范附小自己的房间里，忧虑、恐惧和愤怒。在心情上受到一场震惊之余，和几个留校未返的同仁经常推断局势的发展，和个人今后的动向。当时的报纸，除了满篇都是日军在平津一带扩大侵略范围，二十九军全力抵抗外，中央也调集兵力物资作全面的战鬪准备。但山东方面则因韩复榘的立场不稳，敌人想以不战而获的手段取得齐鲁，故尙保有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一直到八月底我们开学后，还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在此期间，久已停止活动的本党同志，不断作私人方面的接触，硏究对于大局的看法和应付的对策。可惜近三、四年来，山东党务，由于韩复榘兼任省党部常务委员，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一通命令，把县党部及其以下的各级组织全部解除，不得作任何活动。只留省党部少数工作人员，作为应付中央的摆设，致使基层干部和组织脱节。中央也没有特别的指示，维持党的秘密联繁。就在这样只有党员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拖到大局的骤变，丧失了领导作用。反观那些共党份子，平日装聋作哑，每到夜晚，都到处展开活动。有的利用关系，拉拢地方团队；有的远离城市，到偏僻山庄去联络八路军。我们的同志却在学校里长吁短叹，商议流亡之策。那些中间份子，则正邪不分，毫无主见。像敎务主任于勋忱之流，每看到一则蒋委员长庐山训话的新闻，就拍案大呼：「蒋委员长眞有办法，没有他，怎能抗战呢！」但另在大公报上见到一则毛泽东声明放弃阶级鬪争，服从中央，共同抗日的消息，则又敲着桌子大叫的说：「毛泽东这个人眼光确实远大，他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伟大，伟大！」这种没有头脑，缺乏思想的人，遇到这种非常时期和特殊环境，怎会不为共党所争取呢？后来学校解散，他回到寿光寇家坞老家不久，就给土八路马保三当了政治部主任。
十月初的局面已很紧张，师范部徐轶千校长决定率领全体师生到大后方去。我们附小的同仁，只是随着行动，至于目的地何在，谁也不欲问闻。除了不愿随校流亡、自行回家的同仁外，都是毫无成见的跟着团体行动。一切交通工具，生活安排，当然都由师范部的总务人员预先筹划。一个淸冷的傍晚，大家步行八里到了益都火车站，整个团体大槪有四百多人。熟人凑在起，也都相视不语。各人找个地方，蹲在平板车上，任由火车开动，谁也不知道大后方在什么地方。这种平板车箱，旣没有边栏遮挡，也没有把手好握。又怕睡着了，被震动到地下去，变成个落伍的鬼魂。提心吊胆的一夜到了济南，算是流亡途程中的第一站。大家虽然没有得到许可到市区去看看，但也传来了不少的新闻。有人说昨天日机曾在东门外靑龙街一带丢了两个炸弹，有的说日本飞机一连几天都在省府上空丢下皮袋子来，也有人说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只有李汉章的七十三师主张抗日，其他的单位都在准备投降了。谣言充满了整个省城，表面上显示着一种不合时势的寂静，骨子里却隐藏着不测的风云。我们这个流亡团体，原车开过津浦铁路，继续南行，一路走走停停，又经过一个夜晚，才到了鲁南的名城兖州府。这里我于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在汶上县党部工作的时候，曾多次经过，住宿于此。街巷虽不甚熟，地方尙不陌生。下车后就住在城里一所因局势动荡而停了课的学校里。究竟是在这里临时落脚，然后继续前行，还是看风使舵，听听局面的变化再说？很少有人打听这些。反正是旣来之则安之，全部信任学校，叫上那，就上那，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这种局面，谁也没有经验过，行动上没有主宰，心理上也充满了矛盾，一面流亡，一面又牵挂着家乡。此一远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没有任何人敢去预料。但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信念，毫无怀疑的相信总有一天必然会胜利归来；只是对于时间的迟早，各人容有不同的看法而已。由下列的几件事实，可以证实当时一般人对于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心。第一件是我们师范部的敎务主任赵雨琴先生，原籍东北吉林人，是九一八事变后来校任职的。当初他曾多次以公开讲演方式，详细讲述东北的森林矿产大豆高梁山川沃野对国家民族的兴亡关键，使全校师生和社会人士为失此国土流了不少的眼泪。在他这次的二度流亡时，给师母和两个女儿的三口之家，留下了两百块现洋，作为一年的生活费用。他吿诉家人说：「一年后，我准可以胜利回来。」想不到后来他竟在成都病故，永远没有和家人见面的机会了。至于师母在家里生活的情形，容后再作槪略的揷叙。第二件是附小的几位同事像于介甫等人，自毕业任敎，就每月向邮局储存三十元。他们在事变后的八、九月份，还照常去邮局付了应存的金额，一直到了九月底，邮局奉命冻结存款，自己连流亡的路费都无法筹措时，才跟着邮局撤退到鲁南的临沂县城。其信任政府的态度，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就可以想见了。第三件是关于我个人的事，也是那时一般人具有的共同观念，在我读前期师范的时候，有一位满洲同学赵常春，同桌共读，感情至笃。当初经常到北城他家过周末和星期假日。他的父母哥嫂姊妹，都对我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东北沦陷后，他去了日本，读完广岛师范，就到热河任承德小学校长。七七事变后，又回来益都老家。一天，他来附小看我，正値我们收藏无法带走的书籍用物。他吿诉我说：「老人家叫我来把你的东西搬回北城家里存放。」以他的环境和当时的社会地位，我深深知道日本鬼子是不会加害他们的。最先我只说：「没有什么値钱的东西，不必多此麻烦，那里値得雇车运到北城去。」他以和我非等闲的关系，坚持为我搬取的时候，我只好带着几分火气的口吻向他实说了：「你的好意和老人家的用心，我不是不知道。但将来战争结束，大家复员回来，别人的东西都丢光了，我的东西却由你家好好的搬回来，叫我什么脸面向同仁交代呢？」他没有再勉强我，便扫兴的回去了。我仍然把东西放进小厨房的一角，用砖块泥巴糊了起来，一张临时毕业证书，也塞到住室的天花板上，希望战后回来，仍然继续担任我那六年级的级任老师。事实上，在战后曾三度进城，却没有想起，也或许是没有这份心情去察看一下我的存物是否仍在。这种胜利的信心，自己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旣无事实凭藉，也没有理论根据，看起来信心的本身，就会产生出一种绝大的力量来。
话再说回在兖州的逃难情形。局势越来越紧张，敌人的飞机竟也到兖州来投弹了。情况虽不是怎么严重，但每天总要发出几次警报，上午九点左右，常有两三架敌机前来作扰乱性的空袭，人心大为恐慌。我们这羣刚刚步上流亡之途的人，一起床就忙乱的吃过早饭，不分什么次序，像羊羣似地走到西郊野外，找个合适的地形，坐着聊天晒太阳。多半都顺路买上两三毛钱的酥脆花生，兜在蓝布大褂的前襟里，很够剥一个上午的，甚至也就代替了午饭。生活方式几乎天天如此，烦躁、苦闷也都在麻木中慢慢的消失了。驻军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天天巡查各处，盘问行人，连我们这个敎育团体的住室行李也不轻易放过。有一天在担任师范部文书的商拙亭先生提包裹，翻出了一件什么特殊东西，那位队长竟以极端惊异的口气，也可以说是一种令人畏惧的吼叫，粗声大嗓的嚷道：「你们敎育界的人竟也私藏这些东西，眞是岂有此理，带他到司令部去！」当时我也不知就里，还以为商先生私藏军火，惹下乱子了呢！大家都在围观，十分紧张之际，校长徐轶千老师半笑半喊的大步迈了过来，内心紧张而口气轻松，以他宏亮的声音，慢腾腾的说：「官长！请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因为小孩子太多，迫于无奈的办法。这个年头，谁愿意带一大羣子女在外面流亡啊！我想你一定会同情这种不得已的苦衷吧！」那位带班的队长，火气顿消，也没有再说什么，回头就领着他们的士兵回去了。大家都赞佩徐校长的急智，同时也证明当那个时代，他已经对计划家庭的需要萌生了一种新的时代观念。拿现在台湾的情形来说，学校的女护士奉了卫生局的委托，亲手拿了这些东西，分送一些年轻的男老师；回想三十多年前，因此而引起的风波，眞是岁月变迁而无法以道里计了。
国历的十月，正是农历「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的节令。早晨晚上，单衣已不能防御北风的侵袭，流亡生活又不能多带行装。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时局的紧张，愁思越浓，情緖益乱。有的人不吿而别，也有人重回老家。团体的行程，是以四川为目标，并决定于十月下旬开拔。我当时的心理，十分矛盾。平素对学生讲课，说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什么舍身为国牺牲小我。参加革命组织，十年至今。五三以后，也曾受过党的训练，和主义的熏陶，且又亲身担任过县级党务工作的负责人。当着今天强敌侵凌，国难当头，怎么又拔腿逃避，毫无目的的远去康川呢？但再检讨一下自己的身体，自幼体弱多病，不利远行。平素课余假日，连校门附近都懒得出去走动，同学好友像郭德心、崔道生、丁庠千等都在铁路小学或东关小学任敎，经常邀我前去游叙，但这一段不过八里的步程，我都很少应约。身体的无法支持，是一种实际的推辞理由，也确蒙好友的开诚谅解，都是到附小来迁就我的房间闲聊终日。当时我曾有一种生命上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活过三十岁去，进入人生的壮年，免被别人笑谓：「某人二十几岁就死掉了。」眞是对不起父母兄弟，国家民族。也曾在暗中许愿，无论如何，不能死在父母的生前，因为那种丧子之痛，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得了的。为人子者，不能侍奉汤药，已属不孝，又怎可先自少年病故，给老人家凭添一层终生的悲痛呢！平素在学校和同事相处，他们看我身体虚弱如此，当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能长寿的人。我自己对于生命的要求也很低浅，只要拖过三十岁去，随时都可准备结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当时所遭遇的不是单纯生命的年限问题，是由此而说明我的身体如此衰弱，拿什么力量来适应战时生活，去和敌人展开拼鬪行动呢？恐怕连着走上几夜平坦的路程，也就累垮了，还谈什么爬山越岭，急行快赶那些长途上的必要动作！想到这里，与其葬身川康，变为孤魂野鬼；倒不如随时倒毙，就地埋葬算了。由是我随着团体流亡的念头，又于焉终止。
我向徐校长表示了我的这一想法，希望就近能找到一个参加抗战的机会，开始实际工作，不愿再远途跋涉，无止境的流亡了。蒙徐老师的加意爱护，指示了我一条十分方便的途径。他说：「彭畏三老师在七十四师李汉章那里当政训处长，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你去找他为你安排一份工作好了。」彭畏三老师曾在我们益都师范担任过英文课程，但我没有跟他上过课。记得那天是十月二十几号，我带了徐老师的介绍信，离开了这个逃难半个多月的滋阳县城。乘坐津浦铁路火车北上，在长淸县境找到了七十四师的政训处，也很顺利的见到了彭老师，他很欢迎自己的学生来同他帮忙服务。马上向师部要来了一张委派命令，职称是中尉政治指导员。彭老师吿诉我说：「军服是公家发给，但不一定合身，武装带要自己花钱购买。」驻地距济南没有多远，我赶去省垣，先改剪了那套又肥又大的军服，又买了一付武装带佩在身上，挂上阶级。身体虽然瘦弱，但居然也变成了国家正式的陆军军官，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七十四师中级以上的干部，连李汉章本人在内，都曾受过中央的轮调训练，也多蒙 蒋委员长的召见敎诲。年来也都逐渐换发了新的武器，是韩复榘第三路军中最具思想、战力最强的部队。我能在这样的国军中担任一份职务，得以参加抗敌救国大业，眞是再好也没有了。过了几天，出入营区，感到无事可做，成了军中的闲员，便建议彭老师说：「我想在军中展开工作，给士兵们加一些政治课程，他们的带兵官都藉词前方情况紧急，调动繁忙，无法勉强进行，我看还是把工作目标移向地方。在驻地的各乡鎭中举办一些临时训练，或召集附近民众，予以精神讲话，使他们了解目前的局势，和对付敌人的方法，如何作到军民配合，那不也是一份抗战的力量么？」彭老师颇为赞许，就立刻商准师部，规划实施。经过半个月的推行扩展，成效极高，师长有一天也亲自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慰问我们，说我们这些政工人员能使地方民众团结，作军事上的后盾，其功绩不亚于前方执戈的将士。我们听了，都高兴的跳起来。彭老师更是喜不自胜，认为从此以后，不会像以前他们都看政工人员是一羣吃闲饭的人了。半个多月的军中生活，已感相当习惯，，地方上的工作，也都日在开展之中。乡鎭首长，地方领袖，都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认为有七十四师担任济南的左翼，堵住黄河的南岸，日军揷翅也难越过雷池一步。平津以南，一片原野，无险可守，敌人也就大胆地展开攻势，战局迅速恶化，中央虽然派兵增援，也难阻止敌人的锐气。但黄河天堑，易守难攻。三路军若能决心抗战，集合地方力量，接受中央支持，利用这一条天险力守，保障齐鲁半壁的安全，使中央从容不迫的安排京沪一带心脏地区的防御，都是毫无问题的。但连日谣言纷纷，地方人的态度也明暗不一。有的人说日本人土肥原已与韩复榘取得联络，得到日方的谅解，济南可以保持中立，日军则不从山东境内过黄河了。也有人说三路军的将领，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主张听从中央命令，抗战到底，有的主张和日本妥协，保持实力。这些情形，都有可能。韩复榘那个东西，一脑子军阀思想，只知拥兵自卫，割据称雄。自民国十九年当了我们山东主席，就闭门造车，自作主张。对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把持一切。对地方案件的处理，生杀予夺，完全凭一时的好恶，把人命案子，经常当做儿戏，致使寃狱高垒，枉杀时闻。其中为大众所周知者，不下百件之多。今以和我个人有关系的，特举两例以明之。沾化县党部常务委员马丹庭，是我小学时候的要好同学，并且受过党的训练。他是昌乐县都昌街人，和我住村相距只有五里之隔。为人忠义爽直，党性坚强，不为邪恶所屈。他在沾化工作期间，领导地方民众，团结地方力量，着有成效。因此，恰为当时的贪官污吏所深忌。民国二十一年四月，韩复榘到该县察访地方政情，竟听信其自己委派的县长片面揑造，以威骗的手段加以逮捕，且不以正式法律过程公开审理，而以麻袋封装，秘密丢入徒陔河，从此尸骨不见，寃魂永沉了。再一件是我在汶上县党部工作时期，农民协会干事长张省三、干事郭天寿，都是我的要好朋友，也是当时民运工作的基本干部。为人公正无私，热心地方公益，也同样是当时那些贪官污吏的眼中钉。在我离开汶上又回到益都师范母校读书的民国二十二年夏天，不悉为了何种原因，韩复榘竟将张郭两人抓解到济南，不交司法审理，自己也不讯问，紧缚双手，置于烈日之下，站在省府广场，连晒三天。最后臂骨发黑肌肉腐烂。他们后来获释，张省三截去双手，郭天寿锯掉一臂，都仅仅保持了一条残缺的生命。当我看到他们的来信报吿不幸的遭遇时，使我不禁放声大哭，其他像在省府广场，自比包靑天审案，以犯人的面形态度，分列生死两行。竟把不知就里，沙参议派来送信的一位勤务兵，也列入死囚而被枪决。又在高密火车站上，一件岳母控吿女婿不孝的案子，问了没有三言两语，当面就把被吿枪毙在路旁。使那位原吿老太太悔恨交加，破口大骂。他临上车的时候还理直气壮的嚷着说
「这个老太婆可恶透了，打赢了官司还要骂人。」在韩复榘当政山东的六年期间，遭此惨酷命运的齐鲁之士，还不知尙有几千几百呢！当他兼任了省党部常务委员的时候，为了放任地方官吏公开贪污，不使有什么顾忌的力量存在，竟把县党部以下的各级组织取消，禁止所有的一切活动。中央的税收，先支后报，甚至挪用不报，完全饱入私囊或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蒋委员长西安蒙难期间，他不响应全国愤怒声讨背叛国家、刼持领袖的张杨，竟以第三者的身份，发表漾电马电，主张和平解决。而今国难当头，统率大军，不图抵御外侮，挽救民族，竟反屈膝敌人，保持中立。眞是碎尸万段，都不能解消国人内心的愤怒。其后他被中央军法处斩，也正是他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偿。
我记得那天是国历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我们那羣政工人员，正在防区中工作着很起劲的时候，忽然接到移防的命令，第一个目标是先开到临近河南边界的曹县、菏泽，显然是放弃了这一条黄河的防线，不战而把整个山东拱手让给敌人。我想从此便脱离了地方民众，随军到处播迁。当一个政工人员，旣不能对军队思想有所贡献，自己又不是军人出身，无法直接拿起武器，攻击敌人，那不等于脱离了学校团体，而又跟着军事团体到处流亡么？在此去留之间，难以抉择。事变以前，我曾看过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在这段流亡日子里，也在报纸上常看到各方面的有关资料，对今后在敌人占领区里，展开袭击扰乱等破坏活动，得到了不少的启示。可惜我当时没有机会受到这一类的调集和训练，也和任何有组织的敌后工作人员取不上联络，甚至还不知道政府是否有这类的组织在沦陷区成立。就凭个人的一股子牺牲精神，总觉得留在地方上，利用人地关系，随时可以找到机会，尽上一份救亡图存的力量，何必跟着这种不打敌人的部队到处移动呢！决心旣定，遂向彭老师表示了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得其同情和勉励，在部队开拔的前夕，蒙准离队。又脱下了军服，换上了初冬的便衣，在一夕数惊的济南城里住了一夜。那时敌人已迫近黄河，间有稀疏的炮声，淸晰可闻。韩复榘的部队，旣无积极抵抗的行动，也还看不出有马上撤退的迹象。而七十四师先向曹州一带撤离，究竟是根据中央命令，还是韩复榘本人退却的先声，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当时省会方面，除了谣言大作、市面萧条之外，也还看不出马上就有剧烈的变化。
济南旣非久留之地，我又直接回了益都，仍然住在我那间六年级级任的房间里。只有那位老校工还在自食其力的看守着门户，毫不放弃他的职责。很大的一所校院，空荡无人。到师范部那边看看，也只有一个守门房的陈中以惊异的目光迎着我，谈长道短，并且问我说：「日本鬼子来了，学校里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办？」陈中还以为日本人可能是一些过境的人寇，短时间的战乱，不会拖延得太久。如果器物遭到破坏，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说：「将来地方秩序紊乱，就怕先被肖小刼光。如果时间许可，就把重要而有价値的东西分存在附近的住户里，也要造一份简单存册，以免日久忘失。笨重的器物，那就不必管他了。」这时的陈中，对我有如家人。整个师范学校，就像我们两个人的私产。我在街面上不熟，无法为他存放东西，揷手帮忙，任由陈中自己去找时间处理了。三、五日之后，有些住在城关的同学同事，听说我又去而复返，都来附小相晤，硏究今后的生存之道。也有一些胆量特小的熟人，存着一种「给谁家为民不是为民」的荒谬想法，准备应付未来的局面。因此竟不敢和我见面，深恐有什么嫌疑染到身上，于将来的处境有所不利。我于此时，正在苦闷、愁烦，焦急着没有出路可图。但他们都认为我中途返回，必有所为，急着要想在我身上找个办法出来。一个人在外无支持，内乱方寸的情形之下，也只有把自己的一套空中楼阁，讲了又讲，作为大家临时的画饼，暂且满足精神上的饥饿。我说：「大难当头，国破家亡，还计较什么生死安危。在强敌的铁蹄之下，希望得到生命财产的安全，等于痴人说梦。只有人人醒觉，全面参加抗战，才是救亡图存之道。救国不一定到大后方去，留在家乡抗战，更适合我们的现实环境。我们利用与生俱来的各种关系，可以联合抗战，也可以个人抗战。在城外可以抗战，在城内也可以抗战。杀敌人是抗战，必要时造个不利于敌人的谣言也是抗战。只要我们有决心，不怕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机会，这次是轮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套理论，只是当时和一羣旣不能远走高飞，又不甘心附敌苟安的熟人无事闲聊的。自己孤掌难鸣，又没有个团体组织可以接触推展。说眞的，事实上仍然无法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
从事变开始到农历年底这一段不太短的时期里，县长杨九五也还在调集上万的民夫，挖掘城洞，修建背墙，（在城墙的内缘，再建一道厚壁，和原来的城垜，形成一条夹道，以掩护敌机的扫射。）地方团队始终维持着城关的治安，表现着冷冷淸淸的宁静景象。我为了无事解闷，便到住在城关附近各熟人家中，访谈终日，和各家老幼讲些救国救民的大道理。自信这些不着边际的空虚理论，也就谈着玩玩罢了。但总比整天呆在屋里，生闷气、急躁出病来好多了。却没有想到由于这些唇舌所留下的影响，竟成为日后在城外抗战，推行特敎、开展县政的一股子庞大力量呢！此时这一隅落的宁静与和平，当然是大乱前夕的暂时沉寂；没有理由长久的支持下去。韩复榘眞的投降日本，胶济铁路自然是敌人的囊中之物，沿线城鎭很快的就会沦为奴役区域。如果第三路军不战而撤离山东，那就等于是东北事件的重演，这种不流血而丧失国土的现象，何以都发生在我们这一时代呢？我个人的决定是等敌人眞的来了，再出城到偏远的山乡，待机而动。多数的好友都希望我先在乡村中建立一个秘密的活动处所，作为联络中心，日后再看敌人占领中的情况，和我随时决定工作的方法。在我个人方面，老觉得有一种心虚胆怯的情緖纠缠着，我旣没有外力的接触和支持，自己的身体又是那么衰弱不堪，胆小如鼠。多年以来，生活范围只限于城关车站，连这座古城的垣墙，都从未走完过整圈来。今后竟要到人地两生的乡村去实现抗日救国的意图，那不是欺人自欺是什么？但在那种大敌压境，苦闷欲死，一个自由之身，马上就要沦为奴隶的前夕，纵然对救亡的理想有些夸大，在口头上先出出内心里积存的闷气，对朋友也算不了是一种轻诺寡信啊！我也深深的了解，无论在环境上的陌生，人事上的无缘，和心身方面的脆弱，都可能遭到「壮志未酬」的结局。但在我本身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光明的归宿。就这样把大前题决定了，开始和益都城西山地间的同学学生加强联络，届时好有一个奔向的目标。在这段时期里，鼓励我去乡区打游击的，除了附小的一些同事如季祚忱、张辉庭、尹石苹等之外，尙有一位早年党中的女同志赵湘因字该南的，也积极主张游击抗战，劝我早天到山区去展开活动。她虽然是一个满族后裔，但参加革命组织很早。十七年五三惨案之后，我就和她在益都党训班中同期受训。那是省党部由临时省府所在地泰安派来逄化文、尹树生及郭治宾等高级干部负责筹办的。以后我在泰安受训期间，她在曲阜师范揷班读书。十八年秋我在汶上县党部工作，曾介绍她担任该县女子小学校长。旣热心敎育，又有作事能力，很博得各界赞佩。可惜时间不久，就因胞弟淹死在黑龙潭中，接到急电去泰安处理善后，并回家侍奉老母，再也没有回校。母女笃信耶稣，悲欢离合，全都听任主的安排。她的丈夫王德森就是因了信仰不同，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后爱女夭折，内心更感悲凄。事变前的几年中，担任我们师范部的女生指导员，距她参府街的家门，近在咫尺，往返非常方便。她曾吿诉我说：「这个不死不活的局面，维持不了好久，常住在城里，总不是个办法。你应该到乡间去组织游击队，实际参加抗战的行列。在沦陷区里偷生，不是我们这种人所能过得下去的。」我最初误以为她旣然是一位满洲女子，不宜轻易和她接近，谈些有关抗日的意念。绝想不到她也具有我们相同的看法，其决心更有过之。在我出城的半个月之前，她就离开益都，去了大后方。
在国历十二月下旬一个短短的时间中，尙有一段小小的揷曲出现，只是又像昙花似的消失了。那是我们师范部南院的训育老师盛伟航先生，忽然也从外地返回，仍然住在师范南院他原来那间宿舍里。匆忙的找到我和几位尙未离开益都的同学谈话。他说：「我已经和杨九五县长硏究妥了，他决定留在此地领导抗战。各地的警察分局都由我们同学接收，作为扩军的基本力量。」大部份都是比我较晚的同学，其中只有师六的刚传习和我最熟。谁负责什么地方，都已预作分配，并指定我担任火车站的一队。当天晚上，带我们去见了杨九五，谈了许多抗战的计划。最后并嘱咐我们稍候几日，听命令行事，我们最初感到十分兴奋，以为这回可遇到机会了。私下各自议论，天天交谈。期盼那些未来的活动，能够早日展开。不过我们等了多日，始终没有什么动静，杨九五也从没有再召集我们谈过话。可是我确实看见盛老师自己有一把簇新的二十响匣子枪，知道他一定有其组织上的联系和使命的。所以我们就很放心的等待新局面的发展，致把我对乡间的联络，躭误了不少的机会。可是如能参加这个现成的组织，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时间可能是二十七年的一月上旬，那天正是农历的腊月初六，消息突然紧张起来。城里的团队警察，调动频繁，来去匆匆。街面上的店户行人，也都显得有些慌张，我们等候组军抗日的消息，却如石沉大海。是日晚上，盛老师急忙的叫我们几个去，很失望的吿诉我们说：「杨县长变卦了。他们今晚就要带着县属各机关和地方团队，放弃县城，退到南临沂去，我们的计划也吹了。大家先各自躱避一下，以后再找机会联络好了。」我们正在期盼着有个抗日团体作为依傍，听了盛老师的说明，如同浇了一盆冷水，失望、伤心和悲愤，只有各自星散了。但后来他们退至莒县境内，卽遭遇到种种困难，因而解体。杨九五带同部份亲信，携带大批现款，悄然离去。益都团队由王葆团率领，饿着肚子跑回来，暂在山区存身。警察部队，则田局长、李桂登带到自己的原籍安邱县，组织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