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 菜 瓮
郭建华
我们家乡的方言，缸一概叫瓮。农家有各种各样的瓮。仅就质量而言，就有泥瓮、砂瓮、瓷瓮不等。泥瓮以胶泥烧制，属黑陶，多用于盛放米面粮食。砂瓮也是陶器，红泥中含沙，色淡红，较泥瓮要大些，结实些，多用做水瓮。瓷瓮里外都上了釉，不怕硷，所以用来腌咸菜。
咸菜瓮是每家都有一口的，只是大小不等而已。秋后收了芥菜疙瘩和萝卜，家家就愁着买盐腌咸菜了。供销社的食盐大约一毛钱一斤，腌一瓮咸菜，要十几斤或几十斤盐，需花费一块钱或几块钱。这几块钱搁在庄稼人手中就沉甸甸的，掏不大起。日子窄巴的庄稼人就宁肯等上十天半月，买盐贩子的私盐。那私盐又黑又脏，但于腌咸菜妨碍不大，价钱却便宜得多。
腌上咸菜之后，一家之主就长长地出一口气：面瓮里有面（多为地瓜干面或玉米面），水瓮里有水，咸菜瓮里有咸菜，一年的日子有指望了。是呀，庄稼人一年能炒几回菜？放学回家，看见母亲用三块砖头支起两耳铁锅，汗一把泪一把（被烟呛得）地炒菜，我头一句就要问：“咱家来客人了？”不来客人又非年非节，炒菜似乎成了有违生活逻辑的事情——一日三餐，猪肝样的高粱面饼子，或者钢盔似的地瓜面窝窝头，从来是靠咸菜相伴下咽的。家中长者，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在蒸窝头的锅里捎带着蒸一碗咸菜丝；或者在煎饼鏊子窝里烧一个咸芥菜疙瘩，烧煳了，烧成了灰烬，用两个指头捏住往嘴里抹。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这餐桌上的奢侈品，口中唾沫直往肚里咽。祖母教过这样的童谣：“人家过年咱（也）过年，人家吃肉咱不谗。红黏粥（即高粱面粥），就白盐，喝一口，咯嘣甜。”吃肉是有钱人的专利，穷人有咸盐吃足矣，何况还有咸菜呢！祖父常讲这样的故事：早先，碌碡顶了场院门儿，咸菜瓮就用泥封了，直到第二年开春才启封。我纳闷，问：“怕冬天冻坏了咸菜吗？”祖父摇摇头。我又问：“舍不得吃咸菜吗？”祖父又摇摇头，说：“咸菜是饼子的牛，有咸菜拉着，干粮就咽得快，吃得多。冬天又不干活儿，吃那么多干什么？能省一口是一口。”于是我心悦诚服，深感冬天有咸菜吃，实在是今非昔比，一大进步。
其实，秋后腌的那一瓮咸菜，根本不够一年吃用。庄稼人的咸菜是边吃边腌的。春天到野地里挖来的苦菜子根，刮大风到杏树底下拣来的青杏儿；夏天到瓜园附近拾的西瓜皮，拌黄切剩的黄瓜巴儿；霜后拔园子，洋柿子架上的青柿子，辣椒棵上的嫩辣椒；冬天里的老白菜帮子、白菜疙瘩，以及吃剩下的萝卜头、萝卜腚，随手扔进瓮里，捞出来就是好咸菜。咸菜瓮就像庄稼人的日子，酸咸苦辣，五味俱全。庄稼人就像爱惜他们的生命，爱惜、保护着咸菜瓮。夏夜雨来急，谁听到风雨声，第一个反应都是喊一声：“盖咸菜瓮了没有？”然后光着屁股，冒雨将那口破铁锅扣在咸菜瓮上。就这样，咸菜瓮还是短不了漏进雨水。一漏进雨水，咸菜就要发霉、招蛆。白胖胖的蛆虫悠然地在烂瓜皮或白菜帮子上爬来爬去。祖母说，咸菜瓮里的蛆不脏，用油烹了还能治肚子胀。我就亲口吃过祖母用油烹过的这种蛆，味道蛮不错，香脆可口，而且果然治好了腹胀。祖母的这种观念影响着每一个人。荷锄归来，饥肠辘辘，拿块地瓜面窝窝，在蛆虫游憩的咸菜瓮中捞呀捞，偶尔捞到一块黄瓜巴儿，便大饱口福。有哲人说，幸福是一种感觉。此时此地就着黄瓜巴儿大嚼地瓜面窝窝，较之在满汉全席上举杯逢迎，很难说哪一种更幸福。不过瓮里的蛆虫多了，祖母也不会任它们肆意泛滥。她到篱笆上摘一把芸豆叶子，平铺到咸菜上，不久蛆虫们就自动退却得无影无踪。这法子挺绝。
全家“农转非”搬进城里，母亲坚持要带上咸菜瓮。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买上一口容量约为一桶水的“狮子头”小瓮，成全母亲的心愿。这“狮子头”小瓮就成了母亲生活中一项颇有分量的内容。这么长的黄瓜巴！这么嫩的白菜帮子！扔了多可惜！这西瓜皮多多脆、多新鲜……母亲一边唠叨着，一边把这些宝贝收拢进咸菜瓮。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不会忘记看看天上的云和星，然后决定是否盖上咸菜瓮。唯一令母亲遗憾的是，她的丰硕劳动成果，很少有人光顾。她老人家只好忍痛割爱，将咸菜瓮底下腌透的白菜帮子之类倒腾出来，一边唠叨着可惜、可惜，扔进垃圾箱，一边腾出瓮来，收拢新的黄瓜巴子、西瓜皮。这是一种缺少经济效益却有精神收获的重复劳动。直到老人家去世，这种重复劳动才停止下来。“狮子头”咸菜小瓮也寿终正寝，永远搁置起来。
一位朋友的朋友在某县驻京办事处掌勺儿。他说，他接触的该县光顾驻京办事处的食客，最容易伺候的就是县委书记。后读《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介绍这位县委书记，说他家中至今保留一个咸菜瓮。书记回到家，抓起一个馒头，再到咸菜瓮里捞起一头咸蒜或几个辣椒，转眼工夫就是一顿饭。如今这位书记是我们这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我至今无缘与这位领导谋面，对他的政绩也知之甚少。但我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或许就是因为那个咸菜瓮？
199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