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
郭建华
在我的记忆中，喇叭的印象最为深刻、鲜活。大喇叭是黄铜做的，有一杆鸟枪那么长。吹起来或激越高亢，或呜咽低沉，都极有气势。小喇叭也挺可爱，与大喇叭相比，它娇小玲珑，可本事一点也不比大喇叭小。一曲《百鸟朝凤》，多少种鸟儿醉人的鸣啭从小小喇叭里流淌出来，叫人尽享大自然的恩赐。小喇叭配以锣鼓笙箫的演奏，家乡人叫作“吹手戏”，是红白喜事各种庆典仪式上必不可少也是备受欢迎的一道风景。
记忆中的另外一种喇叭，是用洋铁皮做成的，圆锥形，有点像影视节目中地主恶霸被押着游街时头上顶的高帽子，只不过中间加了一个半圆的把手。人称“铁喉咙”的副村长手执把手，对着喇叭口拉着长腔喊：“各位父老大家注意了——今天晚上——在村公所开村民大会。”村子的周围有一圈残存的土围子。铁喉咙就站在围子上喊，刮南风他就站在土围子的南端，刮北风就站在北端。不知道是因为铁喉咙的嗓门儿有超人的高度，还是土围子和风力帮了忙，抑或状似纸帽子样的铁皮喇叭有良好的扩音效果，反正铁喉咙这么一喊，一百多位一家之主就会郑重其事地安排家人早做晚饭，以免误了到村公所开会的时辰。这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后期，村子里有了电喇叭。电喇叭看上去并不怎么复杂。碗口大的一个玩意儿，装在一只开了口的木匣子里，口上蒙了一层绿绸子，挂在村中央十字路口的老槐树上。然而它在庄稼人心目中却十分神秘：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木头匣子，竟然能唱歌、唱戏，而且十分逼真动听。而这样动听的声音，竟是凭一根细细的铁丝从遥远的县城送来的！人们管喇叭叫“洋戏匣子”（它曾经是留声机的代名词）。洋戏匣子一日三次播音，成为庄稼人生活中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的部分。女人们围坐在老槐树底下，一边奶孩子、纳鞋底，一边听洋戏匣子里播送的地方戏《王汉喜借年》《王定宝借当》，如醉如痴。男人们更喜欢听天气预报。但那时的天气预报往往不尽人意，人们便把气象站的失误迁怒于广播站，编出顺口溜，模仿播音员的声音戏谑道：“昌乐有线广播站，现在开始浪费电……”戏谑归戏谑，他们还是要听。我的高小毕业的小叔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副耳机，接上一段铁丝，晚上偷偷挂到从我家墙外通过的电线上，说我们在家里就能听到广播。当《歌唱祖国》的开始曲响起来的时候，一家人围住那两个圆圆的小火烧样的东西，全都屏住了呼吸。许久，祖父才无限感慨地说，真神，真神！他甚至由此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曾祖母，说要是她老人家活着，坐在炕头上也能听到洋戏，不知道有多高兴！她是最喜欢看戏的。祖母则感叹道，没有福气呀，早去了几年……
没多久，洋戏匣子就走进了千家万户，使庄稼人坐在炕头上听戏成为家常便饭。又没多久，半导体收音机也走进了农家院。庄稼人也把它叫作“洋戏匣子”。但这种洋戏匣子比起墙上挂的那一种要气派得多，也实惠得多了。再看墙上挂的那木头匣子，高高在上，板着面孔，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听，一天里总要一本正经地絮叨三遍。而且说的话又常常离谱儿，明明队里的麦子刚刚开镰，它却说全公社已经全面完成任务；明明庄稼今年歉收，它却说比丰收的往年还要丰收。庄稼人就渐渐冷落了它，一任蜘蛛在那木匣子上来回织网。
真正称得起“洋戏匣子”的，应当是电视机。它使庄稼人坐在炕头上即可目睹西洋景：用脚尖走路的芭蕾舞，着奇装异服一步一扭屁股的女模特儿，大鼻子的小个子的黄头发或蓝眼睛的“洋鬼子”……电视机一下子把庄稼人的目光扩大得很远很远，能看见遨游太空的宇宙飞人；把地球缩小得很小很小，能看见地球那边的克林顿。
偶访农家，发现当人们正冲着电视屏幕上的某位笑星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墙上挂的那木头匣子也在哇啦哇啦地响。人们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看也不看它一眼。木头匣子却仍在不知趣地絮叨，显得尴尬而无奈。我颇觉奇怪，问及老乡，老乡说是村里让安的，不安上边不让。又问，方知“上边”有关部门仍数十年一贯地把广播喇叭“入户率”当作评价下属工作成就的硬指标之一。
如今，在当年挂洋戏匣子的老槐树上，赫然架起两只高音喇叭。那模样有点像当年的洋铁皮喇叭，但它的个头儿和音量，是洋铁皮喇叭远远不能比的。它也像当年的洋戏匣子一样播送地方戏《借年》或《借当》，但已经没有了洋戏匣子的亲切和魅力。当优美动听的《借年》或《借当》唱段播放三五句之后，便是村主任威严的几声咳嗽，然后书归正传：“没有完成税收和提留的户，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庄稼人本无异议，可是屠宰税该向养猪的要，却按人头摊派，庄稼人就不情愿了。不情愿归不情愿，该缴多少还得缴多少，因为高音喇叭上还有后话：“迟缴一天，罚款一倍！”庄稼人就困惑：电视上天天讲减轻农民负担，不许乱摊派，为什么高音喇叭跟电视上不唱一个调呢？他们一向坚定地认为，电视是代表中央的，代表国家的。
终于有一天，有线广播站改成无线广播电台。木头匣子从墙上下来，跟洋皮喇叭一样，走进了博物馆。我想高音喇叭也会有这一天的，迟早而已。
199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