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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2-02-05 19:39
鄌郚总编

王学文丨 炉烟

    炉烟
    作者:王学文
    看到标题这个词组,恐怕很多人不明白它的含义,但我的父老乡亲们是一眼能明白的。
    “炉”,在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名词是炉屋(烤黄烟的烤房),作动词后整个词组的意思是烤烟叶。
    炉烟,自我记事起到我参加工作,是老家每年夏天最重要的活儿。用父亲的话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老百姓进钱的事项少,暖和天(夏天)就靠那点烟儿了……最现实的一件事是,孩子帮着大人忙活一暑假黄烟,在秋季开学时,把卖烟钱带走缴学费。
    其实,老家种烟的时间,比我有记忆的时间还早。前两天与母亲聊天,母亲说起,在我几岁时,那时还是大集体,母亲和守荣家二大娘、树全家大婶子,被选中去给队里盖炉屋。那时还是用土打墙。开工和收工时,她们被奖励了两次火烧,每次四个。三位年轻的母亲舍不得吃,分别带回给家里的那张小嘴吃。我家当然是我了。听到这里,我眼睛一热——在顿顿吃煎饼的年代,几个火烧是最好的奖励了,三位母亲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啊!同时这也反映出,盖炉屋、种黄烟,在当时是多么重要。
    (一)
    记忆中,每年过年没多久,就要在家门前,或者其它光线好的地方,建一个塑料薄膜畦子,撒上种,育烟苗。没多久,密密麻麻,畦子里就长出小苗,一棵几个小叶,嫩黄嫩黄,很可爱。
    春风送暖的日子,母亲用铲子将烟苗带着泥土挖出,一棵一棵装到篓子里,用地排车拉到村西岭上。岭上是沙土质,适合黄烟生长,但干旱少水,需要用鼓子(圆柱型的长水桶,开口在柱身一侧)从村南菜园推水。
    从井里打水,灌满小推车上的两个鼓子,是我最怵的活儿。因为井绳上挂水桶的铁钩是开口的,摇晃井绳打水时,一不小心,水桶就会从铁钩子里滑出。有一次,水桶果真滑出,掉到井里,我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当父亲捞出水桶,重新打水装满鼓子,已耽误了很大功夫。现在还记得,那天父亲在前推着小推车,我在后跟着往岭上走,一路惴惴不安。
    其实,小时候父亲很少批评我,记忆中只有几次。但这样的批评,却足以教我干什么事儿都用十分力气,并用心琢磨怎样才能干好。
    栽烟是个轻生的营生,也是个和谐的劳动画面。湛蓝的天空下,春风习习。先是父亲用镢头在烟沟上刨出一个个疏密适当的小窝,母亲把一棵棵烟苗立到窝里。已刨了足够多的窝的父亲,把鼓子里的水放到桶里,提来,用舀子舀出,浇到窝里。妹妹端个盛了一粒粒复合肥的瓢,抓一把,弯腰洒到窝里。我则蹲在烟沟里,拢土把窝埋上。一家人各司其职,和谐有序。不过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几个小烟叶都折断,只剩下光秆的茎。有一年我带着收音机,一边听田连元说的《刘秀传》,一边填窝。
    这时往往有几只披着黑绸缎的燕子飞来,低空盘旋几圈,叫几声。岭上视野开阔,抬眼向东望,是我们的小村庄;向南望,远方南留山现出很清晰的轮廓。
    栽上烟要进行田间管理,那是大人的事了。
    (二)
    夏天,烟棵长成,开始掰烟叶,进行炉烟的一连串工作。这时我和妹妹已放暑假。通常天不亮,父母拉了地排车,到岭上掰烟。等天亮了我醒来,走着来到岭上。这时父母已掰了一沟沟的烟叶,一堆一堆码得很整齐,我一趟趟把它们抱到地头。烟叶上沾满露水,很快就把我的褂子、裤子、鞋弄湿了。大清早来掰烟的父母,早已浑身湿漉漉。
    烟叶上有烟油子。等父母掰完,双手黑乎乎、油乎乎,沾了一层烟油子。抓把沙子使劲搓一搓,也搓不下来。需要等一天忙完,一遍遍搓洗才行。
    掰下的烟叶很脆生,需要很有条理地装到地排车上,通常要等父亲掰完烟叶来装。
    有一次,父母为了让我多睡点觉,没有叫我去烟地里抱烟。等父母掰完、抱出来,正把烟叶往地排车上装,突然来了一阵大雨,父母赶忙躲到不远的桥下,但很快有急流沿沟冲到桥下,父母赶紧从桥下跑出。“那时多亏年轻,冒着雨一口气跑回家。”母亲前不久回忆说。
    有一次我帮父亲装好车,急着先走了。家里没有牛马,父亲就把地排车绑到自行车后座上,用自行车牵引地排车走。岭路坡度大,车上烟叶又重,父亲在下岭时刹不住车,自行车连带地排车,一下子撞到路边的树上。“二姐夫捡了条命。”来我家走亲戚的小姨说。是啊,父亲如果躲闪不及,被装了几百斤生烟叶的地排车挤压到树上,轻则骨折,重则有生命之虞。
    那天父亲一个人拖不出车来,大声呼喊已经走远的我,我竟没听见。终于回到家的父亲,气得朝我抡起巴掌,但最终没打下来。记得那天是在院子里,我听到在大门外绑烟的母亲对二大娘讲这个情节。“那是舍不得打孩子。”二大娘说。听到这里我心头一热,知道父亲虽然严厉,但还是疼我的。
    (三)
    把烟叶掰回来,紧张的一天开始了。这一天里,要把烟叶绑到杆上——绑烟;然后装炉——把一杆杆烟叶摆放到炉屋的一行行木梁上;然后父亲给炉屋点火,开始烤。我家种的烟多,往往要忙到下午傍黑。
    通常是,掰烟回来的母亲,匆匆做点饭,一家人匆匆吃了,开始绑烟。这时得有九点多钟,吃的是早饭,而午饭,父母通常是顾不上吃的,我和妹妹有时去找点冷饭垫垫。
    绑烟有点技术。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杆上,一条长线拴在两头,通常两三个烟叶一把,很灵巧地打个活扣,用线绑在木杆的两侧,很匀称。记得我是跟一位奶奶学会绑烟的。这位奶奶说话很快,很热心,手把手教会了我。后来这位奶奶瘫痪在床,受了很多罪。我上大学时,她去世了,顶多五十多岁。
    绑烟时通常是在大门前,树荫下,坐个小板凳上,烟杆一头支在地上,绑烟的人一手拽线,一手捡烟叶,一把把绑上来。这样窝着坐着,很累人。小时候母亲都是给我和妹妹规定任务,每人绑20杆,绑完后,奖励我们一包村里小卖部卖的“鸡屎头”——一种中间点红的鸡屎头样的甜点。现在想来,我家每次要绑一百四五十杆,大部分是父母尤其是母亲绑的。父母是多么劳累啊!
    绑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父亲到现在还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当给我们规定了任务,20杆,妹妹会绑得很快,每一杆稀稀疏疏,很快完成任务;当不规定任务时,妹妹则绑得密密麻麻,很长时间绑不完一杆。我则一杆一杆老老实实绑着。妹妹那时也就六七岁,这样拴着她干活,确实有点难为她了。
    就这样,我从上小学,“绑”到上大学。现在还记得的一个镜头是,大学时一个暑假,家门前,一堆烟叶旁,我坐在小凳子上,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一边沉浸在悠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里,一边一把把地绑烟……这是一个农村大学生的暑假生活的代表性镜头吧?
    (四)
    绑完烟,要装炉,这需要一个人在炉屋里摆放烟杆,一个人在炉屋门口往里递。
    我上小学时,有一次小伙伴告诉我,东村的水沟里有鱼,我们约好,我绑完烟就去捞鱼。但被父亲严厉制止,因为还要装炉。我撅着嘴,一句话不说,站在炉屋门口,给炉屋里头的父亲递烟杆。炉屋是密封的,又装了大半屋烟,很是闷热。父亲先是穿了一件破了洞的蓝背心,很快背心湿透,脱下来,拧出一把水。父亲在脖子上搭条洗得没有毛绒的毛巾,干脆光着膀子装炉。由于常年在太阳下劳作,父亲的背被晒成古铜色,背上还有一个疮疤。古铜色的背上,先是密密麻麻布满汗珠,汗珠很快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父亲却来不及擦。那时父亲不到四十岁,却已驼了背……看着这些,我慢慢消了气,认真干起活来。
    烤烟叶是个地地道道的技术活,关键是掌握好往炉道里添碳的节奏,控制好炉屋的温度。在我们村,父亲烤烟叶的技术是一流的。我们家的烟叶烤出来焦黄焦黄,从没有烤烂的时候。
    炉烟一个周期五天左右,刚开始两天是烤去烟叶中的水分,好掌握,父亲在晚上还能睡点觉。等三四天上烟叶变色时,父亲通常一晚一晚不睡。白天熬不住,父亲会叮嘱我和母亲,把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他去打个盹。为了掌握温度,炉屋里安了一个可以拉到小玻璃窗前的温度计。到一定时间,我就拉出温度计看看,据此往炉道里添碳。
    终于,烟叶烤好了。出炉、解烟——从杆上把烟叶解下来,这相对从容、轻松一些。解烟通常是在傍晚,把院子里泼上水,一杆杆放上,让烟叶润湿,这样解时不至于折断。
    (五)
    解下的烟要挑好等级,用烟叶当绳,一把把捆好,摆到长方形、中间镂空的竹板(老家叫“帘子”)上,用自行车带着去乡里的烟站卖了。
    在一个屋顶使用玻璃制成、明亮的大厅里,一帘帘的烟叶,摆得满满当当。大厅有点闷热,嘈杂得很,不时泛起呛人的烟味。
    终于,一位白白胖胖的验级员,雪白的背心束到裤腰里,脖子上搭条白毛巾,很气派地走进大厅。他后边跟了一个拿小本子的女记录员。
    验级员来到一帘子烟叶前。周围卖烟的烟农们,忽地围了上来。众目睽睽下,验级员弯腰抽出一把烟叶,展开,端详,翻个个儿,再端详,再抽出一把……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目不斜视,愈发显得威严。
    终于,验级员朝记录员报个等级数。围观的人仿佛同时松了口气,小声议论起来,有的说“打低了”,有的说“还可以”。旁边的记录员才不管这些,埋头在小本子上记下,唰地撕下小纸条,放到烟叶顶上。
    小纸条上的数字,决定了这帘子烟的价钱。
    验级员一家家走来,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就怕他给自家的打个不好的等级。
    卖烟经常遇到各种被克扣的事。1995年夏末,正是我等高考录取通知书寝食不安的时候,一天被父亲叫上,骑车去卖烟。我们先去了一个镇的烟站。这里打的等级还不错,可在过秤时被压秤不少。父亲在家里已称过烟叶,对他们提出异议,那人朝父亲一瞪眼,呵斥道:“不卖就算了!”一气之下,我们来到另一个乡的烟站,这里倒不压秤,却把等级压得很低,同样少卖很多钱。父亲决定不卖了,回家!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那天,我和父亲每人载着一百多斤重的烟,来回骑了五六十里路。我又累又窝气,跟在父亲后边,只管蹬车,一言不发。
    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没想到刚进大门口,母亲喜冲冲迎上来:“录取通知书!”我一把接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顿时,所有的疲劳和不满一扫而光,精神顿时焕发百倍。那晚和父母聊到下半夜。
    卖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1993年我正读高中,不幸患上失眠。从县城新华书店买的书上看到,威海有人能用中医治疗失眠。于是我到威海治了半个多月。这期间威海新华书店处理旧书,我把钱都用来买了书。没钱回家,在威海又人生地不熟,只好鼓起勇气,跟那位医师借了40块钱。回家后,帮父亲去卖烟。那次也就卖了100多块钱,但我跟父亲要了50块,到邮政所给医师寄去。
    “人家和你素不相识,一下子借给你40块——能顶现在400块!给人家多寄点是应该的。”前不久父亲还这样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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