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路运输工具的进化与发展
寿光林长青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道路交通运输也有悠久而光辉的史绩。《史记·夏本纪》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就表明运输工具在水陆交通方面的作用。秦修驰道，汉通西域，明代郑和下西洋，这些辉煌业绩，史垂千载。
追溯古代交通运输源头，运送物资依靠人力手提、肩扛、背负。“黄帝有熊氏始见转蓬而制车。”《汉书·地理志》记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黄帝造车，号称轩辕氏，轩是古代一种有围棚的车，辕是车构件。车的发明，运输工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变了运输完全依靠人背、肩挑、棒抬、橇搬等原始方式，是古代劳动人民一项伟大的创造，对生产力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荀子·解蔽》载“奚仲，夏禹时车正”。又载“奚仲生子吉光，始以木为车”。“车正”是管理车的官员，奚仲是夏朝禹时期管理车的官员，其子吉光是用木材制造车的人员。
商代道路运输范围进一步扩大，运输工具也有了进步与发展。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奴隶主墓群车马坑出土的一批铜制车辆什件、车饰物、马匹装饰品，表明车辆由粗糙向精美演变。管子《轻重篇》中载有：殷朝的先王……用牛马驾车，有利民众。天下都学他们的制作，从此牛车和马车就比较普遍了。牛车速度慢，用来载运货物；马车速度快，用来载人狩猎。战车也在马车的基础上改造而成，而且发展较快。从殷商到周，车的结构变化不大。据考察，当时的车属单辕双轮，在两轮间车轴上装有车厢，车厢下伸出一直木为辕，辕端有一横木为衡，衡中可以驾一马，或衡之两端各驾一马。从胶州市与诸城市交界处张家屯西庵村出土的西周战车马坑及寿光县出土的西周车辆什件和马轊，也说明车辆制造技术及其数量相当可观，车的种类也多。
西周的镐京、洛邑通往山东齐、鲁等诸侯国的大道上、齐鲁等诸侯国的都邑之间，均设有庐、舍、路室、侯馆，备有饮食，官员差旅，贵族出游，“车马所有”“宾至如归”。制造车辆的技术越来越精、越来越实用。随着时间推移，轮距逐渐变窄，车辕缩短。春秋末至战国时，中国已进入铁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车也进一步演变，开始由单辕改为双辕，由双数马驾车改为单数马驾车；单辕车改为由一马或三马驾驭的双辕车，提高了车辆车轴转向的灵活性。车轴两端轴头上镶有铁键，并用植物油润滑，以减少车轮滚动时与车轴的摩擦阻力。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在征战中大量使用战车，说明当时的交通运输、马车工具较前有所发展。战车的地位很高，诸侯国之间争霸称雄或进行兼并战争，则以车战为主。运送军队、运输物资，用于作战，当时一个诸侯国以拥有战车多寡，代表其军事实力的强弱。卿大夫的实力也大都以车辆拥有量为标准。当时寿光地属齐国，齐称霸诸侯，号称“万乘之国”。《周礼》一书，是先秦古籍十三经之一。此书是周代至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宗法、礼仪及工艺等制度的汇编。其中对古代车史资料的记载极为丰富。《诗经》是春秋时代编成的诗歌集，其中有大量描述车的诗篇，记载了许多车的名类。《周礼·考工记》记叙了百工技艺，其中以车的工艺所占篇幅最长，记述细致。因为周人上（重视）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周礼》对兵车的记载丰富。除王者所乘的用皮革包裹的战车，还有列阵阻敌的“广车”，机动后备用的“阙车”，用坚实皮革围护以避箭矢弹石的“革车”，亦即古代的装甲车；体积较小，机动灵便，利于快速出击，冲锋陷阵的“轻车”。这五种兵车合称“五戎”。“王之五路”是帝王与诸侯乘用的五种车：玉路（车辕及衡端毂头与轮之末端以玉为饰）；金路（车材之末以金为饰）；革路（用皮革包裹车上一些材料的末端并涂上漆）；象路（车材之末皆以象牙为饰）；木路（无前面四种装饰材料，仅加漆）。“王之五路”后世亦称“王车”。王后也有五路，则称“后车”，另有“王之丧车”等。
秦统一全国后，重视交通，实行“车同轨”，修筑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驰道、直道、大道等。其中一条驰道由咸阳向东，直至山东半岛荣成角。中国历史上车辆的发展，秦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革时期。对“车同轨”的解释，传统的说法是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制造标准化，规定车宽六尺，一车可通行全国。这对沟通全国的交通，提高运输效率是巨大的贡献。车辆用于征战和运输辎重、粮草，战车在古今战争中有很多优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中，就有大量战车。约在汉代，汉成帝之后，战车才退出战争舞台，但运输粮草、辎重，车仍是主要工具。
汉初，天下平定，商旅络绎于途。官营运输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生活需求，私营运输业应运而生，一家大私商拥有“车百乘”“牛车千辆”。当时，“民多无车、牛”，山东地区一些颇有远见的官吏，如济北（山东长清市东南）太守颜斐、济南相鲁国孔乂、乐安（博兴西南）任燠等，对发展民间运输都有所作为。如颜斐迁任京兆太守后，“乃令属县整阡陌”“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农民无牛服输役的，“令畜猪狗卖以买车”，使“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三国志·魏志·仓慈传》），对促进生产和民间运输的发展是有利的。汉朝后期，因为用车范围扩大，出现了双辕车、独轮手推车、马车、牛车等多种车型。独轮车很适应山地运输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拓宽了车辆的使用范围。《事物纪原》记载：“木牛即今小车之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后人认为“木牛流马”就是后来的独轮车，“无牛马而能行”，结构简单，便于山路行驶，是中国古代运输工具很有价值的一大改进，比秦代更有发展。
隋至唐初，由于在战争中大量马匹死亡，一般运输多用牛车。直到宋初，对车辆的制作改进重点是载货车辆。隋朝建立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丰盛，纺织、盐铁手工业生产发展，因而市场扩大，交通发达，商品运输繁忙。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隋代在恢复原有驶道运输的同时，开通大运河，连接黄、淮、泗等河，并修筑河两旁御道和驰道，开展水陆连接运输。炀帝大业七年至十年（公元611－614年），三次出兵高丽，其粮饷、兵械、被服都由东南水运山东，取道东西驰道运送供应。唐初由于关中粮食出产不够京师官员、士兵所需，即开始运东南之粟，且逐年增加。至唐玄宗时，三年之中运粮达700万石，都是把东南地区的粮食车运至运河两岸，水运至渭水，再起用车分运或仓储。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不仅朝贡取道海行至登州，经山东东西大道进京都，并多次派遣学生来上都留学。当时的车船载物资、载人，运输畅达。山东地区盛产丝绸，官营和私营纺织品。大都经过东西大道驿运至京都，甚至经“丝路”远销西域。唐代是中国兴盛时期，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杜甫《忆昔》诗赞：“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可见当时经济的丰富，商品运输的繁忙。从贞观之治到天宝初期，社会经济秩序稳定，马车布野外户不闭。有贩运各种物资的大小商旅，也有经营交通旅馆、货栈和出租马车的店老板。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从杜甫的前后两首诗，揭示了无论是社会安定时期还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作为重要运输工具的马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牛车在中国民间使用由来已久。汉初由于马在战争中大量伤亡，又为军队骑用，能乘马车者极少，多属皇室显要，一般交通往来只能使用牛车。东汉末年，牛车也受到达官显贵的青睐。从十六国到南北朝，牛车仍为官宦名士的必备交通工具。唐初行旅以牛车代步，宋代还有装饰华丽的牛车载客往来。牛车之能盛行，除当时马匹较少外，牛拉力大，道路适应性强，行走平稳，也很适应当时官宦慢条斯理，闲情逸致的性格要求。
宋代陆上运输工具除马车、牛车外，载客工具还有驴车、轿子。曾有宋辽两国打仗，宋太宗乘驴车逃走的传说。宋代乘轿之风兴起，不仅官员乘轿，平民百姓中妇孺乘轿也逐渐增多。民间使用的轿子装饰简朴，一般两人抬行。宫廷官吏使用的装饰豪华，需四人、八人抬行。宋宫廷用的轿有十几种，官吏用的也有多种。据说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包围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就是坐在轿内督战指挥的。与北宋并立的辽，习惯于契丹故俗，喜鞍马。由于牧民随水草迁徙，也有毡车及运载货物的大车和小车。富人贵族的车辆装饰很华丽。辽朝设有车舆局与车郎郡，舆分国舆与汉舆。国舆有：大舆、舆、总纛车、车、青幰车、送终车、肩舆、鞍马等。国舆中总纛车、青幰车用骆驼拉，送终车用牛拉。
宋代山东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有一种太平车，载重量可达数十石（60公斤为一石），分四轮和两轮两种，由牛、马、驴、骡拖拉。还有比较轻便的小型太平车，有两个轮，车厢上面用竹席篷盖，可供商旅长途乘用，乡间民用很普及。河北、河南以及天津等地区，也很盛行。据史书记载：太平车车厢如构栏而平，车板前伸出的两木长二、三尺，驾车人在中间，前面用马、牛、驴、骡等畜力多头拉拽，车轮与车厢平，车板后部有两个木脚托。有的在车后系两头畜力，遇下坡时，使车后畜力拽车，以免车行过速。入夜在车上悬一铃铛，行即有声，便于相互避让。
北宋前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10多个发展到40多个，商品运输随之有较大发展。特别是都城汴京，舟车辐辏，陆运四达，有定期集市和夜市，繁华处车马拥挤，行人不可驻足。《东京梦华录》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上有三头牛或四头驴拉的车，结构与太平车相似，是一种轻便灵活运载量较小的太平车。汴河中船来船往，陆路上车拉轿抬、人背畜驮等运输方式并用，是当时陆路水路运输状况的缩影。市民熙熙攘攘，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见证了北宋初期都城汴京的繁华。宋代还有一种货车叫平头车，双辕前横架一木，用一牛项负横木，拉车人以手牵牛鼻绳在旁驾驭，这种车装载量小，但轻便灵活，使用方便。如将平头车加上车厢，上覆棕榈，前后开门，便是轿子车，供商旅长途乘坐，人在厢内可免于日晒雨淋。另外，宋代独轮车也较普及，由一人推车，可载货两石（每石60公斤）短途运输比较方便，一天可运行百里路程。也有的独轮车前用畜力拉，后以人推，上用竹席作拱形顶棚，以避风雨日晒，既可载人，又能运货，并且适于远行，自江南北上直至京城。如用以载人，须两旁对坐，否则易倾倒；如运货，可装四五石，这种车又称“双缱独轮车”。前朝制造的指南车，经过战乱失传，宋代燕肃重新设计制造了指南车。还发明有记里鼓车。《宋书·礼记》说记里鼓车上装有鼓，车前进时，能利用齿轮转动自动记录行车里程。车行一里，车上木人击鼓一槌。
宋辽金时期，在相互征战中，征用民间车辆驮畜从事军运。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虏徽宗、钦宗、后妃、贵戚及宫中男女14000多人，并尽掠宫中贵重器物，共动用数千车从汴京运往金都，这些车大多掠自民间。
元明清三朝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马、牛、驴、骡等牲畜和车轿等，车的制造原理与前代无大差别，车的造型种类有所变化，车轮由大变小，趋于灵活。至清末，又引进国外比较轻便快捷的车辆。
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南宋，实现了全国统一，加强了中原与边疆，中国与外国的联系，生产发展，商业发达，特别是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前所未有。元代蒙古人当政，崇尚牧业，因之民间用马牛驮载、驾车运输物资。路驿工具与牵引力，仍是马、牛、驴、骡和车辆。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号称60里一站。驿站运输以马为主，全国约有马4。5万匹，另外还有驴、牛、骆驼、舟、轿等，东北还用狗。《经世大典》载：使者“陆行马微者，或给驴。闽乡马匹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轿，倦者给卧轿，纲运以马车，直险则丁夫负荷，辽海以犬拽小舆，载使者行冰上”。总之，因地制宜，发挥各种交通工具的作用。元代驿站系统还在交通枢纽处设有车站，全国约有站车3967辆，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急需物资。当时最大的车站是大都陆运提举司，最多有站车500辆，设有站车或站车不敷应用的车站，可随时雇用民间牛车。元中朝以后，政治衰败，著称一时的驿站随之衰落。享有驰驿特权的统治集团，目无法令，擅自印发牌符，非法驰驿。由于驿站主要开支由站户负担，官府不出钱或出钱不多，管束也不严。给驿之滥，名目之繁，几乎无所不包，致使驿站车力不足，驿马减少。站户逃亡，运转困难。
明代驿传工具与牵引力，主要是马。明初洪武年间，实行“官马私养”。明代山东民间交通运输工具基本与元代相同，但驴价便宜，使用普遍。商旅用乡镇民间毛驴，既经济又方便。陆运车辆基本三类：一是独轮车，有二把手车、猪嘴车、响鼻子或木轮小车，主要以人推为动力，城乡使用较多。这类车虽运载量小，却方便适用；二是铁木轮大车，一般为双轮双辕，车轮用铁片包箍，以骡马为动力，载重量较大。当时有一种“武刚车”可以载重长途运输。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造独辕车：“河北、山东千辆……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还有四轮大车，可载重50石，以骡马拉套，至少八挂。永乐年间，南北运河未通航前，主要用这种车运粮；三是骡马轿车，是官宦人家、富庶之户的高级乘坐车，双轮双辕，制作精细美观，以骡马牵引为动力。
战车在夏时已用于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争中，曾经发挥威力。到汉武帝时战争主要依靠骑兵和步兵，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明代军队开始装备火器，佛郎机等火器，威力虽大，但机体笨重，不得不用车载。这时战车和辎重车又成为军队的必需装备。明时战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用于战争的，主要有独马小车、偏厢车、战车、轻车、军队小车、御敌车、雷火车、全胜车、先锋霹雳车等；一类用于运输军需辎重的，主要有：独辕车、武刚车、辎重型大车。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成祖北征时，命用工部所造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大军而行。另据史载，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太祖曾命令督造独辕车，山西、河南各800辆，北平省、山东省各1000辆，以备军用。据《明史·兵志四》记载：“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定襄伯郭登制造偏厢车、四轮车、中藏火器，上建旗帜，钩环联络，布列成阵，战守皆用。”“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礼部郎中李贤造战车，长十五尺，高六点四尺，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明军队中编制有车营。《练兵实纪》说：车营用偏箱车，每车驾两骡，配备佛郎机2架，鸟铳4门。每营有车128辆，战斗时全靠火器威力。戚继光曾说：车营“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这些史料说明，明朝对研究制造各类战车很重视，使用普遍，同时也说明明代战车与汉代以前的战车在用途上已大不相同了。
清代的陆路运输工具，仍以牛、驴、马、骡、骆驼等牲畜用作驮运，载运货物的有独轮车、大车、排子车等；载人的工具有马车、轿车、轿子等。山东地区还普遍使用舢子，舢子为山东独有，用时组装，方法是以两骡前后纵列，头尾相距2。6米，骡背两侧分别架直径15厘米长杆，固定连接两骡，两杆中段用绳袢结成网，垫上谷草、褥毯等，上面安装竹片，外盖芦席的轿车型式的篷顶，高1。5米，可供2－3人坐卧，装载少量行李，民间小康人家嫁娶时经常使用。到了清末山东地界青岛、烟台、威海等地被帝国主义侵占后，相继引进了些新型的运输工具，主要有大型客运马车、黄包车、机器车。大型客运马车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驻青岛当局引入的，分单马和双驾辕两种。车体下有双轴双轮，前轮小后轮大。车厢、车幅、车轮均为木制，四轮外沿包铁槽瓦，槽内嵌胶皮，有敞篷的，也有带木制顶篷的。车身和顶篷涂着不同颜色的油漆。开始引入时，只供德国人乘坐，后来逐渐增多，成为市区一种主要交通工具。但运费昂贵，乘坐者多为社会“上流”人物和富裕商旅，一般市民很少乘坐。黄包车来自日本，故又称东洋车。车由两轮一斗、两把组成。车轮为橡胶充气轮胎，上置厢式车斗，用以乘客载物。车把细长，人在前拉。清末传入山东，盛行于济南、青岛、烟台、济宁等城市，是当时大城市短途客运工具。机器车（汽车）在德国侵占青岛时输入。这种车的外形，大致与当时德制客运马车相似，装有四个钢圈、木轮、嵌有橡皮轮子，以及链条式传动系统和方向盘、变速操纵部分。
自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辟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之后，中国门户大开，火车、轮船、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输入，交通运输事业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广大城乡地区，牛马车、人力手推车和畜驮仍是陆路主要运输工具。
中华民国时期，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落后，国力虚弱，军阀混战，长期割据，以致外邦觊觎，国势濒危。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号召修筑道路，发展汽车运输。有识之士也呼吁实业救国，改造交通落后状况。民国二年，东北黑河地区对俄贸易频繁，齐齐哈尔至黑河之间是当时商贸往来的要道，营业汽车就逐渐增加。华北地区，张家口是沟通关内外商贸往来的交通枢纽，由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一线，民国七年之前，已有中外商人自由经营长途汽车运输。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津地区，公路长途汽车运输发展也较早。但民国早期，省自为政，公路运输事业进展缓慢。担负全国城乡道路客货运输的主要力量仍是以人畜为动力的传统运输工具。至民国二十五年底，全国省市公路运输有营运汽车约3000辆。至民国二十六年，商营汽车迅速发展，商车增至2。3万辆。进入抗战前的最盛期，华侨积极投资筑路经营长途汽车运输，投资兴办城市公共汽车运输。商营汽车是中华民国时期公路运输发展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因战火摧残、破坏严重，汽车日益减少，战时后方汽车运力严重不足，而各地城乡以人畜为动力的交通运输工具十分普遍。鉴于人畜力资源充足，车具制作维修容易，又可就地取材，1938年10月，行政院提出利用全国人力、畜力运输，复兴驿运，来缓解抗战时期运输的燃眉之急。在日本侵略军进攻和封锁的条件下，1948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降为34035辆，比1937年减少了一半。1948，全国用汽车保有量为73263辆，已恢复并稍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保有量，成为民国时期最高纪录。中国民用客货汽车运输多灾多难，发展缓慢坎坷，但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传统的人畜力运输工具仍然是城乡运输重要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传统的运输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1948年9月16－24日的济南战役中，组织民工50万人，支前小车1800辆，担架14000副，投入支前战斗；华东运输公司先后集中直属队及胶东、渤海运输公司的汽车132辆投入支前运输。在此期间，鲁中南一、七两区抢修好公路1695公里，桥梁129座，保证了战役的运输畅通。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在战役中，华东运输公司组织济南、渤海、胶东、潍坊、鲁中南等运输公司和直属队的汽车290辆、马车447辆、雇用汽车315辆、马车714辆以及地方组织的成千上万辆小车、小挑和畜力投入运输。整个战役期间仅原山东解放区即运送支前物资945万公斤，粮食1。15亿公斤。
寿光的运输工具，跟全国全省基本相同，承载着几千年的进化历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亦是发挥了巨大作用。1947年3月上旬，寿光县组织支前指挥部，并组织全县10000名民夫、民兵，500辆大车，参加支前工作，三天内运送给养50万斤。1947年6月，寿光后方支前总指挥部组织民夫7000人，大小车辆2500辆、牲口6000头，20余天共运粮食213万斤。同年12月，寿光县共投入战用大车3394辆，小车3029辆，牲口13982匹，船82只参加支前工作。原始的运输工具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