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的另一面
张洪伦
情系农家小院的田园诗人冯恩昌，从临朐县文联主席位子上退休十多年来，如鱼得水，大作纷呈，先后出版了十多本文集，且在全国和地方报刊发表了成百上千篇散文和诗歌，无不以清新、淡雅富有自然的乡野气息饮誉全国文坛。鉴于他晚年文学创作的丰收，有人惊异于他大器晚成，岂不知，冯恩昌的大器之举，除了文学创作外，他的另一面，更具器质不凡。
倾情园丁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临朐县的草根文人一直层出不穷地破土而出，成为临朐文化县一大亮丽的风景。为此而居头功者，当属冯恩昌。
五十多年前，冯恩昌尚在临朐南部山区当小学教师时，即在豆大的煤油灯下，走向了诗歌创作之路。后来他被提干从政。笔者认识他时的1970年，他已就职于县委宣传部，主管通讯报道工作。然而，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冯恩昌，并没有只顾自己展示才华。而是对全县基层尤其对农村热爱写稿的人，多了份关爱。他注重从农村来稿中，择优选拔值得培养的庄户孩子，（又称回乡知识青年）。分批分期地调到县里，举办起农民通讯员学习班。为便于手把手的亲授，确保培养成效，不流于形式。每期学习班，仅招收五人左右。冯老师为第一“掌门人”，同宣传部的马奎、顾升、王凯成等领导同志一道，对学养上“嗷嗷待哺”的庄户孩子，首先教会他们尽快吸取“营养’，引导他们加强看书读报学习。同时，经常分头带领一、二名学员一同下乡采访。对学员写出的初稿，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修改，直到连标点符号都力求完善为止。如此倾尽心血的师者深情，如此务实的办班之举，在当时形式主义盛行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甭说，凡是得到这种栽培的庄户孩子，真比上了大学还幸运。其中出类拔萃者，经县里推荐，公社批准，更幸运地调出农村，到所在公社担任起专职通讯员。
在冯恩昌等倾情园丁的培育下，全县通讯报道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时，上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下至省级和地方报刊、电台。临朐的来稿发表率，连年居高不下。甚至一个公社发表的稿件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县。原本文化水平不高，地地道道农民的孩子，居然写出了不少令专业记者都赞赏不已的好稿。外界甚至有人惊叹：临朐何以出现了这么多璞玉、浑金式的人物？！直到今天外界仍然有人称：临朐出文人、出记者。然而，对此倾尽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冯恩昌等老师，从没收取分文，只知付出，不求回报。原本及早成名的诗人冯恩昌，为了工作，为了他人，却搁浅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默默无闻直到退休。
大智若愚
大凡了解冯恩昌的人，无不知道他为人低调，坦荡豁达，平易近人。众多弟子与他相处时间一长，除了与他具有师生情，更多了份友情。在大家奉他为师长的同时，还可视他为兄长，跟他无话不啦。甚至有的学员还可跟他开玩笑，当面说他“喝茶一憋气，讲话拍大腿”，每次召开全县通讯员会，他没有正襟危坐，故作领导姿态，更没有打着官腔作报告。而是让大家围坐在会议室，畅所欲言，交流写作经验，说些推心置腹的话语。有时他讲话不乏幽默、调侃，却颇有见地。让人在捧腹中醒悟一些道理。例如，他形容急于求成而不得要领的写稿人说：“拤着笔杆子，瞪着眼蛋子，滴着汗珠子，时而摇扇子，守着药罐子，拼命爬格子，岂料，越是这么硬写，越是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惹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笑声之余，大家无不明白：写稿贵在有灵感，不能光靠苦思冥想。
写文章，抓通讯报道工作堪称一流的冯恩昌，在官场，在某些应时的大会上，讲起话来却往往显得木讷，不够顺溜。更不会巧言花语说些人们司空见惯的套话、大话。人们常见他忙的不修边幅，着装随便。都企盼着他至少在形象上有所改变，有个官模官样的。哪知，除了 醉心工作，个人的事他永远漠视着。一次他到辛寨公社出差，我出门接待，有人悄声问我来人是谁，我如实回答后，这人惊异地说：“啊！冯部长？我还以为哪村里一位放羊的呢！”也难怪此人的误解，这天冯部长是斜披着一件旧棉袄走进公社大院的。早春的天气，他路上一定走热了，即很随便地扒了棉袄，披在了一只胳膀上。加上他胡子拉茬的，俨然一位老农打扮。
自古贤哲往往大智若愚，不谙人情世故。然而，这种“愚”非是错的，丑的。有时，有所不为才有所为。这种为才会专，才会精，才会出彩，出奇。这样的人貌似“愚”，反而更显其真，其纯，其美。
德艺双馨
每当想起冯老师当年细致入微地给予我面授的日子，有一件事总萦绕在我的脑海激荡不息。有一年我为一位农村干部，代笔写了一篇学哲学重实践第一观点的文章。不久得以在《农村大众》头版头条发表。冯老师即在一次会议上似乎喜不自禁地说：“近日去济南，贺献彬编辑老夸张洪伦写得这篇文章好，他们最喜欢这样口语化的群众语言”。我听了唰地一下脸红了。因为这篇文章中最为出彩的那句话“隔墙听到脚步声，就能叫出社员名”基本上是冯老师曾经看了我写的草稿时提示过我的那句原话。然而，当这篇文章让我大出“风头”时，一旁里，冯老师除了对我一味赞赏和表扬外，对他曾经对这篇文章起到的至关作用，却守口如瓶，只字不提。
笔者不才，而冯老师却每每给予了爱才爱得恨糠不成米的情怀。一旦你有所“成米”，写出了像样的文章，他的欣喜之情，总会溢于言表。更会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关怀和照顾。1972年春，当他了解到我兄弟四人分了家，我另起炉灶的小家庭困于买不到一口铝锅。他便借去北京开会之际，特地为我代买回一口34公分大的铝锅。路上坐着硬座火车，带着诺大个累赘，期间的辛苦，可想而知。但他却为一位小民的小事，如此乐此不疲。
上世纪70年代，在我担任辛寨公社专职通讯员的10年间，我理所当然地认真聆听冯恩昌等老师的教诲，从而取得了写作方面的长足进步。后来，我离开了辛寨，甚至离开了临朐，远离了冯老师的施教范围。但我不仅对写稿一往深情，更学着冯老师的样子，热爱上了文学创作。愈是上了年纪，愈是有了一定文笔上的突破。这主要是冯老师的大师品格感昭着我拒绝浮躁和消沉；冯老师不无淡泊的田园情怀启迪我安于我行我素的写意生活。
2003年，我在担任《中国经济瞭望》执行主编时，偶遇《老干部之家》一位姓朱的编辑。当他得知我是临朐人即问认识冯恩昌否？我回答不仅认识，他还是我的恩师。他脸上立时露出了不无艳羡地神色。那一刻，我分明感到自己拥有着这份难得的人生骄傲。老朱要我写一写冯老师，我何尝不想早有此举。可是，当我真正面对冯老师的高深和厚重时，我胆怯了。一方面自感位卑言轻，没有资格对冯老师说三道四。一方面自己才疏学浅，难承写大家之重。经过了一番较长时间的心灵挣扎之后，上述不无理由的理智，最终还是难抵感恩之情，不写更难得安生。当这篇拙文草成后，感到自己的真情实感终于得以一吐为快的宣泄，遂了多年的心愿，身心不禁异常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