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星空
昌乐 王宏伟
阿爸阿妈
我心中的菩萨
月亮一样
一样的爱啊
伴我走天涯……
世上最大的恩情，莫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父亲是在1987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因心梗猝然撒手人寰，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我的遗产是一辆五成新的大金鹿自行车和一块上海手表，还有三十五年梦萦神牵的思念、满满的人生回忆。
我记得，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早上，乔官镇贾陶村一个近60岁的老农民，知道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带着自己养的一只大鹅，徒步走了18公里，清早就敲我家大门，他泪流满面地说：“那个时候老王就在我家驻村啊，小时候你爸常带着你去我家，你最喜欢的就是大鹅……，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啊！”说着，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泣不成声。
父亲是1945年前参加工作的，属于抗日战争干部，干过公社副书记、县招待所所长、县建设银行副行长，也算是个芝麻官。我小时候搬家是寻常事，父亲工作调动到哪里，全家就迁徙到哪里，通常一个马车便装载了全部家当。我出生的地方是马宋公社，小学先后在乔官、五图、平原公社就读，跟随我们屡次搬家的还有一只小狗，我称呼它“老黑”。这个狗东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不少人生的法宝，譬如我父亲经常开会到10点多，老黑每到晚上10点，准时到公社大院门口接散会的父亲，然后作十八般欢喜呆萌之状，对着父亲前腿弓后腿蹬一阵撕咬猛扑，尾巴摇得像货郎鼓，这套戏码老黑玩得极其娴熟。父亲到家后赏它点残羹剩饭，老黑便心满意足回到自己的小窝。怕就怕认真二字，老黑迎着风、迎着雨天天如此。它看不懂我家那台老式烟台座钟，却把时间拿捏得那么准，到现在也是未解之谜。
上学时，最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填表，填家庭成分一栏最难堪，看到别的同学填贫农就羡慕，因为我家是富农。
我老家是沂蒙山腹地，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丘，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一脚能踩好几块石头蛋子。前些年我回家的时候，当地人还穿着花花绿绿的原始服装用瓦罐到村头挑水，就是这样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父亲家庭成分竟然是富农。后来父亲告诉我，老爷爷是方圆百里很有名的中医，来就诊的很多，还雇上了抓药的小伙计。那个时候为了到外地进药材方便，买了辆德国造的自行车，那阵势，不亚于现在买辆奥迪，所以经济条件相比来说有些优越，划成富农也就情理之中了。
为家庭成分，我每次填档案都能在同学不屑的目光中汪出两眼泪来。父亲受的苦更多，但是父亲坦然，一切一切，都深深埋在心里。文革时期，父亲刚穿上新做的棉袄，就被造反派糊上了大字报，然后被别人架着胳膊上了批斗台，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只记得小朋友一脸惊诧地告诉我：“快看、快看，那个批斗的人是你爸爸。”
父亲工资六十四元五角，在猪肉柒角一斤的时代，属于高工资，但是父亲很节俭，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那个时候当公社书记不容易，建大寨田、兴修水利、贯彻八字宪法、防修反修，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斗天斗地压力大，能排遣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吸烟。二毛钱的丰收烟父亲也舍不得抽，自己买来卷烟纸、烟丝，自己卷烟抽，如果我有时间，父亲也会抓壮丁让我帮他卷烟。
空闲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和姐姐在我家三间土房前面开垦了一块荒地，自己捡来树枝围上栅栏，种上了甜椒、黄瓜、西红柿、土豆、扁豆、韭菜等蔬菜，还种上了经济作物蓖麻。每天放学，我都要和父亲莳弄着这三分地：栽培、除草、上肥、抹叉；晚上还要和父亲搓蓖麻籽，搓完到收购站卖了，挣个三元五角。父亲无言的行动，却是我人生最直观的再教育。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我体味着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劳动让我除掉了身上的燥气和惰气，让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让我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每到收获的季节，一圈栅栏结满了串串芸豆，西红柿、黄瓜压弯了枝头，小菜园赤橙黄绿青蓝紫、硕果累累，周围的邻居也纷纷来分享我们的劳动果实。
父亲也常赶集，但是每次赶集都要带上一个大口罩，儿时的我想不明白，父亲到底是怕什么？我现在想明白了，父亲用脚和自行车走遍了平原公社的角角落落，他熟悉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很多卖菜的都是老熟人，父亲知道种地的艰辛和生活和困苦，他不想白拿熟人的菜。
平原公社第一书记秦玉生调任胶县县委书记，他给老搭档父亲来信，要把平原公社种植黄烟、西瓜、花生等农作物的成熟经验带到胶县。父亲千挑万选，从当地选派了经验丰富的老农去了胶县，再后来，秦玉生给我父亲亲笔回信：“平原的经验已经在胶县落地开花了。”信中一再对我父亲表示感谢。父亲读信的时候沉默不语，但是眼角却有异样的泪光。我知道父亲动情了，尽管父亲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但是父亲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
父亲是公社干部，驻村指导农业生产是第一要务，父亲曾对我自诩他是当地的农业专家。当年驻的村是埠南头和平原村，生活上父亲不搞特殊，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一样的饭食。一个村干部告诉我，有一次父亲吃了住户手擀的面条后上吐下泻，幸亏抢救得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调查得知，那次是错把拌了农药的麦种磨成了面。
在父亲悉心指导下，埠南头村的黄烟种植成了全县的模范。日本和阿尔巴尼亚友人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参观，为了迎宾，父亲从箱底找出那身新衣服，洗干净了穿在身上。这些书信以及外宾合影照片至今还藏在我的箱底，每次看到，我都泪眼婆娑。
有次我到平原村访友，有个当地的企业家自豪地说起了当年建渡槽、建大寨田的壮举，多次说起了总指挥我父亲的名字。当他知道我们是父子关系后，竟然当着我们许多银行同事的面，失声痛哭起来，那场面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记得，当年万人上阵修建平原肥猪岭大寨田，父亲是总指挥，一连多日吃住在肥猪岭不回家。适逢连日暴雨，家里土坯房被暴雨淋得山墙塌陷了一大块，摇摇欲坠，我吓得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后来学校组织到肥猪岭参加大寨田劳动时，我才见到混到劳动队伍中的父亲。即便如此，父亲也没能赶回来，只是电话托人在山墙上顶上了一根木头，直到肥猪岭大寨田工程结束，父亲才回家修缮了危房。
父亲不会打扑克，也不会下棋，普通人的娱乐项目他都不会，或者说他也没有时间学。母亲从年轻时候身体就不好，我和姐姐年幼，所以炒菜做饭家务活都让父亲包揽了。在昌乐七中读书时，经常有同学去我家吃饭，父亲每每扎起了围裙，当起了大厨和服务员。
我待业在家，父亲没有动用关系帮忙，是我通过朋友打听到银行即将招干考试，自己去报了名，通过正式考试进入了农业银行。此后我仅有的一次工作调动，也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不混账，账不混人”。
父亲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给我留下了一座精神丰碑。
父亲的廉洁自律、父亲的谆谆教诲，是我一生的至宝。
在恒河沙数、滚滚红尘中，父亲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干部，但是在我心中，父亲是我人生的一座丰碑，是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座闪亮的灯塔，是我人生的标杆。这些精神法宝，给了我勇往直前的信心和直面生活的勇气，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人生征途没有迷航。无论人生的道路多么艰难困苦，无论面对灯红酒绿抑或纸醉金迷，儿子都守住了人生的底线，成了一名合格的党员和银行员工。
而今我已经到了父亲的年龄，岁月的脚步没有停歇，只有这首歌，永远在我心里吟唱：
我的阿爸
孩儿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就像满天的星星啊
闪耀着我对您爱的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