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顽主张景月
第一回 老百姓笑谈十五旅 仰六叔更名张景月
在20世纪40年代的寿光县以及潍县北部，“十五旅”这个词是听的、说的最多的。普通老百姓好像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太知道，也不太关心，最关心的是十五旅。派款、派捐、催税、要粮、出夫、拔兵都是十五旅，三天两头来人折腾老百姓的也是十五旅。十五旅又有十来个团级单位，加上它所管辖的县、区、乡镇的官员，他们各自为政，分别到老百姓这里要东西，最多的时候一天竟达到十二次。因此，老百姓说：“共产党的会多，不如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一天开三次，国民党的税一天要十二次。”
当时，寿光人知道县长慈乐尧的人不多，但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张景月的。饭后茶前、田间地头大家议论的也是张景月。
日本鬼子没来以前，寿光的老百姓只知道张景月是留吕人，在张宗昌部下当过兵,靠他的叔叔起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抗日的名义，组成“鲁东抗日第一支队”，自已当司令。鬼子一来，寿光县长宋某把县府大印交给了他，他就掌握了寿光的军政大权。后来张景月被国民党收编，任命他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旅长；1939年又任命他为国民党山东省第十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景月的手下有十来个团，老百姓根据团长的姓氏称呼，如孟祝三团叫孟团，马成龙团叫马团，……还有刘协唐团、康岱五团、苗思九团等等，总兵力达1万余人，而且寿光、广饶、临淄、蒲台、博兴几个县都归他管。
当时人们体会最深的是，平时耀武扬威地十五旅，日本鬼子一来，却不见了踪影。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打鬼子的消息，都是赵寄洲领导的县独立团和杨国夫领导的渤海区三支队。张景月的主力却在牛头镇一带围剿这些抗日部队。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深受人们所痛恶。
再后来，张景月被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三师师长、鲁中军区司令，配合日军频繁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并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残害群众，无恶不作。
1944年12月7日的《渤海日报》，刊登了张景月的八大罪状。随后八路军渤海军区、渤海行署联合署名在各地张贴布告，颁布张景月的罪行，并决定全力讨伐之。
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是渤海军区十四团三连唱的，歌名叫《张景月吹大牛》，是以对唱的形式，一个人唱，全连的战士对答。歌词的第一段是：
独唱：叫一声众乡亲细听我来言，
表一表俺张景月光荣的从前，
前几年那日本人没把中国进呀，
俺也曾当过兵，攻打土匪保民众，
哎……俺不是为自己，是为的咱老百姓。
群唱：你说的这些话，真叫人家笑，
提起你张景月，哪个不知道？
前几年日本人没把中国进呀，
你也曾绑过票，拦路抢劫断过道，
哎……谁不说你张景月良心丧尽了。
下面就说一说张景月此人的一生。这是历史，不是戏说。
张家庄，是寿光县东部与潍县毗邻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当时属于寿光二区。1904年的一天，这个村里张姓乡村郎中家里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寿光县的“霸主”张景月。
“张景月”并不是他的原名，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张环峰，字景滁。张环峰的祖上都是贫农，其家庭并不富裕，其父走街串巷的给人看病也挣不了多少钱，因此，张环峰小的时候虽然好学，但只上过一、二年学堂便辍学了。由于家里的地很少，青年时代的张环峰曾卖过火烧，借以度日。长成之后，他并不安于在家务农或者做小生意，就自行外出，到军阀张宗昌部下163旅（旅长刘荆山）当兵去了。张环峰的运气不是很好，在一次军阀混战中，他面部受伤，留下了一个伤疤。张环峰毕竟多少有点文化，他琢磨来琢磨去，想到自己独自在外当个大兵，一没有后台，二没有关系，注定没有什么出息，就脱下军装，回到了家乡。
这时，张环峰那当过土匪、有一手好枪法的六叔张观桂（字月亭），正好被县里招安，当了寿光县二区的区队长。张环峰就找到他六叔，在其手下当了一名勤务员。
勤务员也没有多少事情，不过是为其叔叔搞点后勤、送送信件什么的。张环峰一有时间就趴在书桌上学习，他经常拿着一支毛笔练习写小楷，还时常向文化底蕴较深的区文书夏伯翔求教。此举很受其叔赏识，但同伙都笑他是“官迷”。张环峰想，“官迷”就“官迷”，谁不想成为人上人？有朝一日，我要让你们瞧瞧我景滁的本事！
张环峰平时不光是学文，他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区队里逢迎巴结，先后与许多土匪出身的、比较有本事的区中队骨干拜了把子，成为“兄弟”，为他以后的“事业”积蓄力量。
那个时候，到处都有土匪。张月亭原来是土匪，现在是区队长了，就要掉转枪口打土匪。结果在一次与土匪作战中不幸阵亡。寿光二区区队长空缺，张环峰失去了靠山，但也遇到了机会。
当时，区队的队员多数是土匪出身，不好驾驭，新的队长一时难产。在这种情况下，张环峰平时的功夫没有白下，再加上他毛遂自荐，队员拥护，就“侄承叔业”，一跃当上了新的区队长。
张环峰继承了他六叔的职务，便改名“景月”，表示对其叔叔的敬仰。从此以后，知道“张环峰”这个人名的就很少了。
张景月比他六叔有志气，有本事，他当了区队长后，并不安于当好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武官”，而是“志存高远”，他要利用这个平台，往大里发展。
要发展就要有人，就要有好帮手，就要有骨干，就要有外援。于是，张景月首先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拉关系、聚人才。他与原二区区长、现何家小学校长慈乐尧，二区大地主、大绅士邱香亭搞好关系，然后对其他地方部队的首领也极力拉拢，互相勾结。因而不但他的队长地位越来越巩固，而且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力资源”。抗日战争前夕，张景月担任了二区乡农学校军事主任。乡农学校是为抗战训练民众的场所，都是区长担任校长，有一部分枪枝弹药，更重要的是，它所训练出来的青年农民，一旦遇到战事，就能往战场上拉。张景月看到时局动乱，早就怀有野心。让他担任乡农学校的军事主任，正好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捞取军事资本、飞黄腾达的好机会。
多年的军阀、兵痞生涯，使张景月知道要成大事，必须拉帮结伙，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借职务之便，施展各种手段，上下串联，八方拉拢。除巴结当时的国民党寿光县长宋宪章之外，又与慈乐尧和潍县的齐杞南（潍县齐家埠人，前潍县县立中学校长、国民党CC派人物）秘密策划，以抗日为名组织武装。在组军过程中，先后与杂牌军余孽徐云程、某报记者韩化清、大学生王炳辰等所谓上层人物秘密联系；并通过他们和东面昌邑北部的姜家泊、马家围子一带的大资本家姜宗濂以及由东北军回家的连长马成龙等拉扯关系；西面与益都县的国民党人侯跃庭、地方部队头目康岱五进行拉拢；西北面他亲自出马，到驻沾化县下洼一带的鲁北民团指挥赵明远部，对孟庆华（字祝三）等秘密拉拢。对寿光县城的部队、羊角沟的水上警察、寿光东南部各区的乡农学校，他或拉拢兼并，或分化瓦解其一部分。另外，他还利用拜把兄弟、攀亲戚等封建关系笼络了一些地主子弟、兵痞、惯匪，到处起枪压款，扩充势力，准备大举。
踌躇满志的张景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牢狱之灾在等待着他。这天，他的一个部下以奸情致死人命，被人告发到省政府。张景月作为直接领导，自然脱不了干系，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下令，将张景月镣解济南，打入大牢，羁押数月。在寄押历城监狱期间，多亏了寿光老乡刘东坡对其加意照顾，使他衣食无缺，少受了许多折磨。
刘东坡，字筱苏，寿光东部前东刘人。在旧寿光县府中当过“房师”。1933年县长张贺元由寿光调任历城时，他跟去当了“录事”，因懒惰晚起被韩复榘在朝会上除了名，后改字筱苏，托关系被提升为二科科员。此人相救之恩，张景月自然不能忘怀，组军后视其为头等心腹，与慈乐尧地位相等。后因其掌握张部财权，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专横跋扈，人们称他为“九千岁”或“刘瑾”（明朝太监）。益、寿、昌、潍一带的人民无不对他恨之入骨。这是后话。
张景月认为“名分”很重要，“名正则言顺”。有了名分，才能号令天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都在高喊“抗日”。为了实现其野心，扩大其势力，张景月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帜，整天高喊“驱逐日寇”和“武装保卫家乡”的口号。要说张景月一点也没有爱国心、没有抗日情结，那也说不过去。但他这样做，主要的还是为自己“做广告”，一方面用以号召群众，另一方面还可以吸引反日爱国的知识分子前来入伙，以便扩大其政治资本。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如朱景圉（留俄学生）、刘和亭（北大学生）、任伯起、李少文等,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又为错误的正统观念所束缚，遂急不择路，先后投入张部。
到了1937年底，张景月部终于成为寿光县比较大的一股军事势力。虽然当时张景月还没有什么正式的番号。他在等待着更大的发展时机，这个时机就是日寇的入侵，他要“乱世为王”。
第二回 马保三竖抗日大旗 张景月成寿光霸主
抗战开始后，驻寿光县的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力量计有：县卫队（又叫车子队）约50人；公安局有150多人；每区有一个乡农学校，是轮训性质，每期80人，人员大部是富有之家雇佣顶替的。此外，还有驻羊角沟的水上警察大队约200人，算是比较有力的部队。还有国民党海军部的一艘测量艇，被迫停在羊角沟，艇上配备有4.5厘米远射程炮一门，英制马克沁重机枪两挺，也是当时寿光的军事力量。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寇由津浦线分兵东进，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委任潍县县长厉文礼为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游击司令，厉文礼又委任寿光县长宋宪章为第一支队司令，宋宪章即仓促拼凑武装，把县里所有军队（包括乡农学校学生）调集起来，特别把张景月部编为特务大队，调到寿光县城作为主力，并口头委任张景月为第一支队副司令。这样，张景月的声势就高人一头了。
就在日寇即将入寿光侵之际，1937年12月29日，共产党人在寿光发动牛头镇起义，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任支队司令。
早在1924年，寿光就有共产党党员张玉山、王云生等人在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这里成立了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寿光党组织有较快的发展。国共分裂后，寿光党组织虽然受了损失，但仍在活动。1932年还积极配合了博兴的农民暴动。直到1933年，由于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的叛变，寿光党组织才被迫一度消失。1934年，王文轩受中共济南市委的委托，到寿光同几位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建立了联系，逐渐恢复了党的组织。1936年秋，正式成立县委，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恢复了一批老党员的关系。到1937年底，寿光约有党员100人。这些党员就是组织牛头镇武装起义的核心，也是保证起义胜利和顺利发展的骨干。
1937年10月，中共鲁东工委成立后，工委组织委员张文通受命赴寿光开展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在张文通与寿光县委书记陈少卿组织下，寿光县委于11月上旬，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牛头镇的马保三家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如何发动武装起义。会议决定，各地要以党组织为依托，以党员为骨干，大力发动爱国青年参加抗日，秘密组建抗日队伍，并将起义地点确定为群众基础较好的牛头镇。根据上级指示，将全县起义部队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各区乡起义军定为中队。会议一致推选马保三为全县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各中队相继建立后，张文通在牛头镇召集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宣告成立八支队军政委员会，由张文通任主席，马保三、王云生、李文、王培汉、王文轩为委员。12月29日，八支队正式在牛头镇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八支队进行编队，全支队共700人，编为一、三、五、七和特务队5个中队。
1938年1月9日（旧历1937年腊月初八），日寇坂桥师团一部沿潍博公路迫近寿光城郊，宋宪章、张景月临时布置的防线一触即溃。
此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往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八支队的红军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正赶到寿光城，被宋宪章的部下疑为日军奸细抓捕，交宋宪章审问。韩明柱、杨涤生一再声明是为投奔抗日队伍而来。宋宪章仍狐疑不决，将其扣押。
傍晚，宋宪章、张景月等人率队伍弃城向东撤退，当撤退到邵家庄子时，队伍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这时，早在国民党县警备队做抗日发动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登坦、李廷奎发现韩明柱、杨涤生二同志还被宋部士兵羁押着，俩人灵机一动，以帮助看押为名，将韩明柱、杨涤生解救。接着，他们又联络散兵16名，携枪18支和骡马9匹，于翌日投奔牛头镇，加入八支队。
宋宪章、张景月等已经再顾不上审问韩明柱和杨涤生了，他们在日寇炮火追击下逃到弥河以东。当夜，日寇在寿光县城宿营，捕鸡杀牛，放火烧房，折腾了一夜。次日拂晓，宋宪章和张景月就向寿光东北的西方吕方向仓皇撤退了。其实，日寇并没有在寿光县城驻扎，而是继续沿潍博公路东去，县城成为空城。
宋宪章到达西方吕后，日夜坐立不安，要求南下，打算去投靠国民党山东省第一区专员张里元。他在张景月的护送下，越过胶济铁路，到达昌乐县境。不料，已经离开昌乐县城逃往南部山区的昌乐县县长王金岳和公安局长张天佐，见宋宪章随身带有大量财物，遂生歹心，以“弃城逃跑”为罪名扣留了宋宪章。经过宋宪章再三哀求，张天佐扣下其财物而放人，宋宪章只身逃到张里元部。后来王金岳在逃跑时又被张里元逮捕枪决。宋宪章则去了大后方，死在重庆。
宋宪章一走，张景月成为寿光全部武装力量的首领，也成为寿光最大的“地头蛇”。这些武装力量就是以后张景月发展其队伍的资本。
那时，张景月之流在抓紧时间组织队伍，八路军游击队更像草原上的一簇野火，在布满干草的原野上迅速蔓延。八支队在寿光建立后，七支队也在潍县北部组建起来。1938年1月27日拂晓，潍县、昌邑一带的共产党人，在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的组织策划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认真发动，在潍北蔡家栏子举行起义。部队名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王培汉任支队长，鹿省三任政委。起义战士共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七支队在昌邑瓦城、潍北南阳村、潍县肖家营等地活动，打过胜仗，也遭受过重大挫折。鹿省三等分析了几经挫折的原因和教训后，决定去寿光调八支队前来昌、潍，帮助七支队打开局面。同时，七支队在昌邑县西部永安村进行整编，张鸿礼任代理支队长，鹿省三任政委，王一之任政治部主任，刘光汉任参谋长。部队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整编之后，七支队转移到瓦城一带，准备迎接八支队的到来。
1938年春节后，张景月接受国民党鲁东行辕主任卢斌的委任，在丁家楼、西方吕一带竖起“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的大旗，并开始大肆招兵买马，起枪压款，扩大其武装力量。他招降纳叛，网络军阀余孽，笼络地痞、惯匪，堂而皇之的组成了“第一支队”，并自任司令，委徐向午为副司令，徐云程为参谋长，慈乐尧为政训处主任，王奉宣（原名王麟阁，同盟会员，保定军校毕业）为参谋处长，丁岚生为秘书长，赵公路为军需处长，赵同祥为军医处长，李品三为交际处长，李班如为副官处长，杨伯芝为情报处长，刘东坡（刘莜苏）为中校机要参谋，吕梦熊（原寿光县政府一科科长）为军法处长，俎鸿飞为传达处长（后改交通处长）。
支队以下编为四个梯队（相当于团），十几个大队（相当于营），司令部还设有传令队、侦探队（每队大约一个排的兵力）等。第一梯队长王炳辰，驻潍北四区一带；第二梯队长韩化清，驻潍北五区一带；第三梯队长姜宗濂（姜仰之）驻昌邑北部姜家泊一带；第四梯队长巩志远，驻羊角沟以南地带（该部原系水上警察）。其所属大队长有白光华、高明德、刘世义、张如滨、刘振隆（外号“刘二虎”）、何冠千、李德符、林经三、王子真、李子余、李树桂等。此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大队长刘鼎臣，随司令部行动。
这个时期，张景月的兵力大约在8000人左右，人多枪少，枪械无可靠统计。在此期间，张景月的主要宗旨是扩大势力，抢占地盘，也有与日寇的零星战斗发生。如第五大队长刘振隆部在昌邑北部徐林庄，在张部尾随八路军八支队东下昌邑时，与日寇接触，夺得歪把子机枪一挺。另外，1938年2月中旬，八路军八支队在寿光城南三里庄伏击日本军车，大获全胜，汽车上的敌人大部被歼，撤出战斗后，有个漏网的鬼子逃到三里庄内，凭借房屋进行顽抗，张部的散兵游勇将该敌击毙，得到手枪一支、工兵少尉铜牌一面。这就是抗战初期张景月部的“赫赫战绩”，其余所吹嘘的“进攻昌乐城”、“会攻临淄城”以及“田马失守”等，都是与日寇未触即溃，闻风而逃，谈不上什么战斗。
张景月自以为系蒋记国民党“正统”部队，对当时共产党在寿光西北部组织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八支队极端仇视，千方百计地要把这支人民武装扼杀于摇篮之中，遇到机会便对八支队夺枪扣人，如张景月的部下刘世义部在蔡家营扣押八支队干部王传五等。因为摩擦逐渐扩大，影响了团结对外，经当时的地方士绅王梅生（王家庄人，曾任过军阀部队的旅长）等从中调处，八支队的马保三司令曾带警卫10余骑到张景月部防区沙埠屯与张会谈，张景月表面上不得不表示合作抗日。
1938年3月，八路军八支队奉命离开寿光县境，进军胶东。临行前，八支队派交际科长李文轩同张景月协商，说明是借道经过张景月的防区向昌、潍进发，请勿发生误会。其实，张景月对八支队离开寿光是谢天谢地。因为八路军一走，在寿光就没有和他抗衡的对手了。
3月23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分兵三路，离开寿光，开往潍县、昌邑北部，与七支队汇合去了。在马保三率部东进时，张景月在沿途布防，进行威协，并率部尾随八支队东去，企图分化、拉拢，策动叛变。孟祝三、孟兆舜即在此时叛投张部。
孟祝三，原名孟庆华，寿光南乡纪台村人。原在鲁北民团指挥赵明远部下当过连长、营附。“七七”事变后，张景月曾亲到沾化、下洼一带活动，与他订有密约。日寇进入山东后溃散回乡，在寿光南部纪台、胡营一带拉起百余人的队伍，与其同村人孟兆舜共同接受马保三司令的领导，由共产党员王传五任教导员，随马保三东下抗日。在东下以前，孟祝三已秘密地关照张景月说：“一定对得起你。”在东下途中，至昌邑北部之龙池、瓦城一带，通过他的旧同事齐少博，拉拢了一部分人枪，认为羽冀丰满，进至潍河西岸时，他让王传五率少数警卫人员随马保三司令东去，而他和孟兆舜先后率部叛变，拉回寿光，接受张景月编制为特务第二大队。
张景月这次尾随马保三到昌邑，还得了一员战将，他就是马成龙。回到寿光后，张景月曾对人说：“这次东去，扩充了些队伍我并不喜，得了马文灿(马成龙字文灿)这个人才，才是真正的喜事。”张景月对马成龙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
八支队走后，张景月的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趁机拉拢国民党系地方武装，扩展队伍，控制寿光大部县境，并想吃掉八支队东进后坚持本土抗战的共产党小部武装，以达到独霸全县的目的。
第三回 马保三西返过寿潍 日本鬼追击十五旅
令张景月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后，1938年的8月份，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又从胶东回来了。他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根据抗日的需要，经过昌邑、潍县和寿光向西开拔，挥师清河，然后转战鲁中南山区。张景月听说威名大振的七、八支队又要到寿光，十分害怕，他一面调集人马沿途布防，一面威逼老百姓在七、八支队所经过的路线附近，收高粱时只准收穗，不准砍秸秆，保留青纱帐，妄图制造事端。张景月并且把他的司令部暂时搬到了潍北的固堤镇，就近指挥他的部队与马保三对抗，想尽量阻止八路军鲁东游击队进入寿光境内。
为了团结抗日，避免摩擦，马保三亲赴张景月司令部所在地固堤，与张景月进行谈判。见面寒暄之后，为了打消张景月的顾虑，马保三首先说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七、八支队此次路过家乡西上的目的。张景月最怕的是七、八支队回到本土发展壮大，挤掉他的地盘。听此一说，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满脸蕞笑，说了一大蕞好话，表示愿意为七、八支队西上提供方便。谈判中，马保三谴责张景月部在七、八支队东进后，虐待八路军家属和多次扣押八路军联络人员的行径，并警告说：“此后不得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马保三追问张景月：“眼下高粱陆续成熟，为何不让老百姓在高粱成熟后砍掉秸秆，整理土地？”张景月狡辩说：“高粱秸秆是抗日军民的遮挡，砍倒了不利于抗战。”马保三驳斥说：“抗日战争是群众性的持久战争，秫秸不砍，老百姓不能耕地，来年怎么种庄稼？没有粮食，抗日如何持久？”一席话驳得张景月无言以对，只得答应在七、八支队经过的地方，允许群众灭茬整地。
谈判结束，当七、八支队经过寿城以南时，张景月部还是紧闭城门，如临大敌，并将重机枪架在城内十字街口。同时，还派人截扣了寿北人民抗日后援会去寿光城以南慰问八支队的代表。与此同时，张景月还通过他的机要参谋刘东坡策动八支队三大队队长郑德卿（刘的旧同事）阴谋叛变，幸亏马保三早有察觉，将郑的部队带走，把郑德卿及其警卫人员撇在寿光城。郑德卿为了弥盖叛迹，曾一次写信数封，伪造不同的发信地址，由张景月派通讯员数人接连送达八支队，进行欺骗。秋后，在八支队过铁路南下前，张景月又经孟兆舜策动八支队骑兵部队的温学义、刘文山等叛变投张，并以此为基础成立骑兵营，但不久刘文山等又将队伍拉回八支队。
张景月本来不是国民党员，抗战开始后，他看到加入国民党是向上爬的阶梯，于是入了属于“CC”派（齐鲁文化社）的国民党。但他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在国民党棍CC分子齐杞南的操纵下，张景月以行政命令强迫少尉以上官佐一律加入国民党的所谓“军队党”）。但他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国民党，其部却并无国民党的组织，他的思想意识也还是“占山为王”，并不以国民党的大局为重。在他的防区内，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异己力量”，只要妨碍他称王称霸，他就千方百计的进行排挤、打击。在慈乐尧任寿光县长之前，沈鸿烈曾派郭恩棠（寿光北徐村人，战前在青岛教学）为寿光县长，郭到任不久，经不起张景月的排挤和刁难，只得卷起行李来走人。1938年夏初，张景月的司令部移住寿光城，他派何子政携款到驻在安丘南部山区的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处活动，由厉文礼委任慈乐尧为寿光县县长。
慈乐尧字绍唐，寿光南慈人，此人没有什么文化素养，为人愚昧顽固，刚愎自用，当时有人给他赞曰：“二区绍唐，跋扈膺扬，帝制自为，东方（二区在寿光东部）之强。”可见其反动之一斑。他当县长之后，笑话百出，如审偷牛案时说：“我当县长都不敢偷牛，你怎么敢偷牛呢？”这种笑话在益、寿、昌、潍流传甚广。他为人蛮横、狠毒，是张景月嫡系中的嫡系。张景月做的一切坏事，都离不开他的策划。
张景月排挤走了沈鸿烈委任的县长，沈鸿烈还得给张景月升官，因为张景月手中有人有枪，沈鸿烈这个省主席还得靠这样的人给他支撑“抗日”门面。这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派省保安副处长王念根到寿光城检阅部队。
王念根是河南郾城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在宋哲元手下当过参谋主任，后任韩复榘74师参谋长，参加过“江西剿共”。抗战后，被任为国民党“山东第二区特派员（专员）。后调为“山东省保安处副处长”，与何思源同驻鲁北。这次到寿光，他表现出的“军事素养”令张景月折服。此后，张景月许以优厚条件，待为上宾，从此便成为张部的重要决策人物和“军事权威”。
王念根检阅完张景月的部队后，即传达沈鸿烈的命令，将张部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委任张景月为旅长。此后，不管张部番号如何变化，当地老百姓一般的都称其为“十五旅”，称张景月为“旅长”或“司令”。
张景月部改编后，其司政科处无大变动，只是慈乐尧当县长后，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由丁岚生继任主任。其部队改编为六个团、三个直属营和几个直属队，兵力约在1万人左右。第一团团长孟祝三，辖三个营，营长分别为王凯臣、邱赋生、刘振隆，分驻在寿光南部和西北部，有人枪1500左右；第二团团长巩志远(1939年1月日寇第二次进入寿光城后，携其在羊口贪污的私盐、日货走私税款潜逃，不久死于上海)，辖三个营，营长分别为刘寿隆、李班如、张景舜，分驻羊角沟和寿光南部，人枪1500左右，有捷克轻机枪两挺，为张部主力；第三团团长徐向午，辖三个营，营长分别为庞勇宣、韩化清、李树桂，分驻潍县、昌邑北部，人枪在1500以上；第四团团长于慈航，原驻昌邑北部，后溃散，具体情况不详；第五团团长侯耀庭，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徐振中，二、三营去胶济铁路南，情况不详；第六团团长康岱五，辖三个营，营长分别为李德符、康茂龄、XXX，该团驻益都东部。特务营营长刘鼎臣，辖四个连，有重机枪二挺，随司令部行动；手枪营长马成龙，辖四个连，随司令部行动；骑兵营长王清河，只有骑兵五六十名，不久溃散。另外，还有传令队、通讯队、侦探队等，大都是一个排的兵力。
王念根在完成张景月部的改编之后，立即以省府特派员的名义指挥了一场明为会攻临淄城，实则与八路军搞摩擦的会战。参加这次会战的有国民党军十五旅、十六旅、二十四旅以及周胜芳部共一万之众，他们的策略是四路进兵，围剿临淄境内的八路军第三支队十团。
八路军三支队十团是临淄县内的一支抗日武装，其团长李人凤等事前得到了这个情报，并即时报告三支队司令部。根据当时的形势，李人凤等分析：顽军最强的是东路张景月都，最弱的是西路二十四旅和周胜芳部。北路李寰秋部无斗志，不过虚张声势而己。而且顽军各部之间矛盾百出，互不相助，王念根虽有豺狼之心，但无力统一指挥。根据这个分析，八路军十团决定放弃淄东，集结兵力于苇子河、刘地官在一线，迎击西路二十四旅等敌，并请三支队东来支援，由杨国夫司令带特务团一部驻北高阳一带。
10月某日，顽军四路出动。东路张景月是先打临淄城，企图以此作为其政治资本，他们预料县城极易打下，然后挥戈北进围攻八路军十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打了鬼子，反而被鬼子打得七零八落，灰头土脸的各不相顾，乱轰轰地跑回寿光去了。王念根率十六旅进到姬王，周胜芳部进至大夫店，与住在苇子河的八路军十团对阵，二十四旅进至桓（台）、临（淄）边境，按兵未动。后来，顽军知道八路军杨国夫司令率兵临阵，十团又早有准备，他们也知其东路大军行止不明，周、李两部又是冤家对头，于是夜间各自撤去。
在此期间，张景月还在寿光城举办了一个训练班，轮流抽训班以上营以下军官。同时，还招收了300多人的军政大队，由益都人刘日新任教育长兼军政大队长，聘请唐锡嘏、马成龙、孙树芷、庞勇宣等兼教官。此外，该部还创办了一种小型报纸《民声日报》，日印五六百份，专登国民党中央社消息。
1938年秋天，日寇曾两次派飞机轰炸寿光城，张景月部无大损失。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于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此后，日寇基本停止了向国统区的大规模进攻，而以重兵扫荡其后方。1939年1月21日（旧历1938年腊月初二），日寇派兵第二次进入寿光城，张景月部一枪未放，弃城逃走。
2月11日（旧历1938年腊月二十三），日寇将张景月部手枪营马成龙所率三个连包围于侯镇，马成龙预先布防，对来犯日寇实行抵抗，巷战终日，夜间突围。马成龙此举为张部治疗“恐日病”注射了一针兴奋剂。
日寇扫荡寿光西部时，将张景月的二团一营刘寿隆部包围于北台头村，团附王子真、营长刘寿隆率部抵抗一昼夜后突围。双方各有伤亡，王子真被炸掉左臂。
对于日寇的残暴，张景月有些始料不及。这年2月18日（旧历除夕），驻侯镇日寇与汉奸包围了张家庄张景月的故居，烧毁了张景月的住宅，掳去张景月的妻子赵氏、儿子扬州（乳名）和弟媳妇何氏，并烧死张景月的外甥一人，意在迫降张景月。后赵氏吊死在狱中，弟媳妇何氏因生孩子被放回，张子扬州被偷出后旋即死去。
张景月得知其妻、子、弟妇被日寇虏去后，垂头丧气，终日不语。其部下慈乐尧、刘东坡等人见状，嘀嘀咕咕的，要用枪械、金钱赎回她们。张景月听说，立即制止他们道：“你们这些人，简直不明大义。”
1939年春，日寇分兵在侯镇、羊口等地陆续建立据点。为躲避日寇扫荡，张景月部的一部分在寿光、益都境内东窜西躲，他本人则率其手枪营马成龙部和特务营马士奇（代营长）部向驻在潍县北部的徐向午团靠拢，在蔡家栏子、大湾口、泊子一带休整。不久，张景月的行踪还是被侯镇之敌侦悉，日寇认为张景月已经不堪一击，只用不足一个中队的兵力向蔡家栏子奔袭。
当时张景月的旧参谋人员业已逃散，由唐锡嘏任主要参谋。唐锡嘏字福斋，寿光大斟灌人，与张景月是远服姨表兄弟。寿光县中毕业后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蒋宋财团的嫡系部队税警团，曾任过炮兵连长，参加过“江西剿共”。抗战后借病脱离部队，经广州辗转回乡。日寇第二次侵占寿光城后，张部的原有参谋人员均已逃散，唐锡嘏遂成为张景月的主要参谋。张部在退出县城以后，屡遭日寇打击，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不成军旅。唐锡嘏运用其军事常识和实践经验，整顿部队，改变了这群乌合之众盲止乱窜的局面。他饬令所属部队每到一处即构筑简单工事，准备作战，并对部队进行整训，举办狙击射手训练班，使张部有了一线生机。
第二天拂晓，日寇迫近蔡家栏子，向村内鸣炮进攻。唐锡嘏遂指挥部队正面迎敌，并令驻泊子、大湾口之马成龙和驻荆棵、柳棵一带的徐向午团左右包抄。日寇估计错误，陷于重围，发觉被围后狼狈逃窜，丢弃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尸体多具，两名日军被俘（其中一名被俘后仍奋力反抗被士兵击毙）。张部追击猛烈，故也伤亡多人。有一小部日军占据邵吕店村东头一独立房子，对追兵猛烈抵抗，追兵被阻，残寇得以逃去。是役唐锡嘏右肩负伤。
这一仗，对于张景月部来说，是其屡败后的一个不小的胜仗。战后，张景月上报战绩，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立即转达国民党中央命令，于1939年4月委张景月为“山东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特派员（后称专员）兼保安司令”。
第四回 独立团乘势而起 张景月过境借路
蔡家栏子战役后，日寇立即调集兵力，用汽车80多辆，对张景月部跟踪追击，前后10余天。张部慑于日寇淫威，采取了化整为零、插枪潜伏的办法。由于汉奸告密，日寇把张部插存在斟灌一带的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及一批步枪全部起去。在这一阶段，日寇在益都、寿光、昌邑、潍县一带横行无忌，群众受害极大。日寇常采取夜间围村、黎明进村搜查和夜间设伏的诡诈战术，来搜捕抗日分子和抗日武装。张部特务营代营长马士奇率部夜间通过马湾桥（留吕乡丹河岸边），遭敌伏击，马士奇负伤，排长王光照阵亡。张景月本人在此期间只率亲随数人到处潜伏，并有数次被敌包围，逃跑时爬破了膝盖，侥幸脱险。当别人安慰他时，他说：“不这样，将来不能坐卧车、住洋楼。”
此时，中共寿光县委书记张海邦（张文韬）正奉命建立和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在日寇分兵扫荡，十五旅张景月部溃散不支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当地抗日积极力量，组织进步群众建立了八路军寿光独立营，至1939年5月发展为寿光独立团，赵寄舟任团长，张海邦任政委。独立营（团）发动当地群众把“十五旅”插下的枪起出来用以抗击日寇，先后在牛头镇草场、半截河、口子村等地多次伏击日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有效地牵制了日军追击十五旅的兵力。这对共同御敌，团结抗日，巩固统一战线都是有益之举。可是十五旅却并不买账，他们以为寿光是十五旅的地盘，不容他人武装的存在，对抗日军民起枪这件事更是十分恼火。因此多次借故挑起事端，制造摩擦。
1939年“青纱帐”起，张景月陆续集合旧部，重整旗鼓。由于前段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整编。第一团孟祝三部只剩下两个营，一营王凯臣，三营刘振隆，分别在纪台附近和彭家道口一带活动；手枪营及原二团残余合编为二团（后改为27团），只有两个营，以马成龙为团长，随张景月之司令部活动；三团徐向午部，改为28团，仍在潍北一带活动；四团全部溃散；五团团长侯耀庭，率两个营去胶济路南，被其他游杂部队吞并，该团一营营长徐振中，始终追随张景月，后扩编为第二团，设两个营，活动在益都北部；原六团康岱五部，只剩六个连，活动于益都东部地区；特务营长李森庭（又名李惠东），辖四个连，随司令部活动。其余，还有传令队一个排，队长晋锡屏；侦探队一个排，队长俎鸿飞；特务队苗思九部五、六十人，后扩编为便衣大队。此时，张景月部兵力只剩7000人左右。
张部司政科处另有变动：唐锡嘏任司令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齐杞南，副主任解未明；参谋主任前唐锡嘏，后庞勇宣；副官长刘协唐，后调任寿光县警察局长及广饶县长；由李宾南任副官处主任；军需处长赵公路；军医处长王德庭（1943年“四五战役”中被俘，死于东北）。其“十四区专员公署”设秘书处，主任丁岚生；专署一科科长朱景圉（留俄学生，后转任28团一营营长），后李少文；二科（财政）科长刘东坡；三科科长赵镜海；视导室主任刘岐峰；统筹给养委员会主任李佑之。此外，张景月下令扩大修械所，所长李金照（河南人），修械所用织布大机轴，制造步枪，仿造捷克轻机枪，用水龙筒制造八二迫击炮，还造手雷、地雷，配备了整编后的部队。
山东省十四区共辖五个县，其寿光县长始终是慈乐尧；广饶县长原李寰秋后张子周、刘协唐；博兴县长前傅舜卿，后侯庆文；蒲台（1956年后撤销，并于今博兴县、滨州市滨城区等）县长前盖竹坡，后宋绍昱；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县长前于治堂，后徐振中。这些县政府大部是流亡政府，基本不能入境。
1939年，日寇兵力还相当雄厚，盘距寿光县城之敌，最初是步、骑、炮兵混合组成的机动性很高的加强联队，后来逐渐减少分散（敌人番号和敌酋名字不详），先后在羊口、侯镇、稻田、田马、西高湛、马湾桥、南楼堤、张建桥、张僧疃、王高、南河、益隆道口、丰城、辛家庄和广饶的大王桥、益都的朱良镇、高柳、张孟口、口埠，潍北的一孔桥、围堤等地安设据点，气馅十分嚣张。张景月部虽进行了整编，但为了保存势力，还是消极避战，经常被敌人追袭，被动挨打，几乎无战不败。如在稻田、南庄、上口、下口以及潍北的花园、王家庄子等地，均被击败，甚至在除夕之夜（1940年1月26日），还遭到潍县日寇的奔袭。
1939年9月，张景月奉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召唤，要到广饶北部去述职。张景月知道，他要到广北，必须经过八路军寿光独立团的防区张家庄（非张景月故乡之张家庄）、牛头镇一带。因此，他主动要求与独立团领导进行一次谈判。谈判的地点设在八路军寿光独立团驻地张家庄西门外。张景月、唐锡嘏和慈乐尧等亲自参加了谈判；八路军独立团方面，因为团长赵寄舟带特务连去了鲁中山区，谈判代表是独立团政委张海邦和副团长隋蔚塘、政治处主任李汉臣。互相介绍后，慈乐尧咧着嘴说：“汉臣，咱们老相识啦!”(1938年八支队东进后在寿光留有办事处，李汉臣负责，常与慈乐尧打交道)说完，双方相继席地而坐。
张景月首先以老资格自居，以挑衅的口吻说：“你是张政委吗？很年轻呀!你是晚辈了！”言外之意，十五旅是正统老派，共产党抗日武装是后来晚到的。
张海邦当时不到30岁，的确比张景月年轻七八岁。他毕业于济南师范学堂，既不乏才学，也极富睿智，他马上明白了对方话中的含意，当即回答说：“张旅长还是壮年吧？看来有些老了！”
张景月还是以老压人，说：“不能说壮年了，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张海邦看他专在老字上下功夫，马上调转矛头，反戈一击，说：“旅长称老年，我也称壮年了。古人有句话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嘛!”
张景月听了，有些气恼，但为了借路，又不好发作，就直奔谈判的主题，说：“我们这次来和张政委会面，主要是说明一事，我们要到西县去办点事，路过这里，对你们说一声，免得发生误会，都是抗战嘛!”
张海邦马上说：“对!都是为打鬼子，不会有误会，只要旅长手下的人不节外生枝，我们是坚持团结抗日的。”
这时，晃着肥大脑袋的慈乐尧忽而插话说：“我是唯一合法的寿光县政府的县长，寿光是我管的地盘，你们不准在这里拉队伍。从寿光筹粮筹款，要通过我，你们自己筹是不合法的。”
张海邦马上回击说：“寿光的抗战局面是八路军打开的，八支队首先起义抗日，在三里庄伏击日寇，八支队东去后我们重建抗日武装，坚持打击日伪，保卫人民利益，怎么不准?蒋委员长说‘战端既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组织抗日武装是合理合法的，我们打鬼子保卫人民，人民群众愿意供给我们军需伙食之费，也是合情合理，有什么不合法呢? 至于慈县长说什么县政府合法不合法，那就要看这个县政府是否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坚持进步。再者，日寇自入境以来，四处疯狂扫荡，你们到处奔走转移，自顾不暇，哪有力量给我们筹集军需?还是我们自筹自用，请不必代劳了吧!”
张景月有些气急败坏，霍地站起来，瞪着眼说：“什…么？”可是因为口吃，他一时吐不出词来，憋得脸都有些红。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别的不多说，你们起了我们多少枪，都……都还给我!捡到我们的机关枪也……还我们!”
张海邦也站了起来，不急不慢地说：“你们插下的几条枪，人民群众拿起来参加了我们独立团，用来打击扫荡的日寇。清水泊地区老百姓捡到了一挺机关枪送给我们，叫我们打鬼子用，也有这么一件事。但是，枪是用来打鬼子的，鬼子来了，反把它丢了，或是给藏起来，那枪还有什么用?我们拿起来连续三四次伏击扫荡的日寇，打击了他们的凶焰，减轻了你们的压力，这有什么可责备的，请张旅长想想，为了共同抗日，这枪你还一定要回去吗?”
李汉臣怕事情弄得太僵，也插话说：“张旅长、慈县长，日寇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们要赶尽杀绝我们，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不要鹬蚌相争，让渔翁得利，不要为几支枪就闹僵了!”
……
几天后，张景月率警卫30余人到广北某村与何思源会晤。八路军独立团按照约定，在他经过张家庄、牛头镇一带时，没有为难他。但张景月昼夜奔波，于天亮后赶到，岂知该村在拂晓前已被日寇占领。当他们接近村边时，即遭日寇从平房顶上迎头痛击，只得仓皇逃回。到达寿光东北李家南邵村时，准备稍事休息，但又被侯镇之敌侦知，赶来包围，幸而发现较早，从南面跳墙逃走。
张景月害怕日本人，但他却忘不了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搞摩擦，只是也赚不到便宜而已。当时有一个大家洼镇石桥村人朱剑秋任中共寿光九区区委书记兼区长。1939年秋，张景月派朱玉生以同宗关系前去劝降，反被朱剑秋将计就计，收缴了30多条枪。张景月大怒，命令中队长王杰三抓到朱剑秋就地正法。朱剑秋素知王杰三的为人，毅然决定与王秘密约见，使王杰三率领30多人起义向八路军投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海防营营长。张景月闻知暴跳如雷，将朱剑秋家的房屋全部烧毁。
1939年秋末，张景月率其全部主力（特务营及马成龙、孟祝三两团）到广饶、博兴边界之龙居店、碑寺口一带，终于与何思源接上了头，由此在寿光掀起反共高潮。
第五回 八路军反击十五旅 何思源寿光当食客
1939年10月18日，张景月不记八路军曾借路给他的好处，不顾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义，竟然冒充鬼子汉奸，出动2000多人偷袭八路军根据地牛头镇和小码头，包围八路军寿光独立团，想一举歼灭寿光的抗日武装，实现其独霸寿光的阴谋。当时，张景月过高地估计了自已的实力，没把抗日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张部部署这次军事行动的会议散后，参加会议的一个军官朱郁生竟拍着刘振隆、马士奇的后背说：“只要你们一喊出你们的名字，他们（指八路军）还不乖乖地放下武器！”但事实与他们的预言恰恰相反，此处的独立团四个连队早有警惕，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将来犯之敌击溃，张景月部被歼300多名，独立团只轻伤6人。这就是寿光人常说的“牛马事件”。也就是十五旅在寿光蓄意制造的第一次重大摩擦事件。这次事件，直接招致了八路军对张景月部的有力反击。
共产党领导的清河区成立于1938年5月。它的前身是鲁东工委所辖地区，包括小清河两岸及胶济路张店至昌潍段两侧各县。同年10月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苏鲁豫边区省委决定，以胶济路为界，北至黄河，西起济南，东到寿光、益都为清河区。路南各县另外成立淄博特区。这样，清河区遂成为东至昌邑，西靠章邱、历城，南枕胶济铁路，北至垦区的一个广泛区域。1938年6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成立，马耀南、杨国夫先后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委。
共产党的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进驻清水泊地区后，张景月既怕又恨。经常派出特务队进行袭扰和破坏，企图把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从清水泊地区挤走。他还暗中派人与日军勾结，多次配合日军袭击根据地内的抗日武装和村庄，并在袁家桥建立了一处据点，作为向根据地进攻的桥头堡。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部的肆意侵扰和进攻，八路军清河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于1939年11月下旬发出东征反顽命令。至1940年春，第三支队先后拔除了张景月部设在朗家营、王高等地的据点，并攻占了张景月的常驻地垒村，迫使张部退守到寿光县南部。
为了再次打击张景月部的嚣张气焰，1940年2月16日夜，八路军清河军区基干二营奉命从博兴前往寿光六区，一举包围张部“刘二虎”（刘振隆）营所在地连城庄子和汪家营，突然发起猛攻。“刘二虎”指挥其部众节节抵抗，最后，八路军攻进村内，放火烧房，将“刘二虎”击毙在大火中。此次战斗，打死打伤刘营官兵90多人，俘虏150多人，缴获歪把子机枪5挺，长短枪300多支，“刘二虎”营全部被消灭。“刘二虎”之兄和出谋划策着“刘大虎”（刘荣卿）因带一个班去了广饶水磨据点，侥幸逃命。
1940年清明节前，何思源召张景月到益、寿边境之张高村会晤，商谈限制共产党、八路军发展问题。张景月在从寿光东部出发时，业已提高了警惕。除率其特务营（原营长马士奇撤职，由马成龙团连长李森庭继任营长）的四个连外，并令孟祝三团进驻傅、马茅坨，马成龙团进驻乘马疃一线布防掩护。当日暮前张率部进驻邢家茅坨以西时，即闻后方傅、马茅坨方向枪声大作，原来孟祝三团到达该地带，立足未稳即遭八路军突然袭击，并一触即溃，逃之夭夭了。在张景月与何思源晤谈后的东归途中，夜宿邢家茅坨，因为他们冒充八路军三支队，该村共产党方面的村干部宫明等均出面招待，结果多人被捕。次日暮前张景月准备向东开拔，在村东集合时，遭到八路军清河部队的突然围攻，当即由准备经寿光去鲁南的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处副处长王念根指挥，由张部及准备随王念根去鲁南的国民党省府卫队（原海军陆战队关国启部）的两个连，还有保安处特务连，匆匆布防，进行抵抗。激战至第三天晚，由北面突围逃走。在战争紧急时，张景月命令刘东坡（机要参谋）提审被扣的八路军地方干部，认为围村的八路军是他们勾引来的。刘东坡在审讯后即代张景月下手令给特务营长李森庭，立即将他们处死。李森庭即率部对邢家茅坨的无辜村民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死者50多人。
惨案发生之后，八路军驻于学忠部办事处及人民团体，据理向国民党省府及苏鲁战区司令部提出控告。国民党省府不得不来电追问，但不过是行云流水，敷衍塞责。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及寿光人在51军113师任副师长的王连堂（字仲升）也以个人名义，义正词严地来电质问。在复电时，唐锡嘏再次询问刘东坡，要求他说明情况，刘东坡推说是传错了命令，再往下追问，刘东坡竟拍着唐锡嘏的肩膀说：“就那……就那……”意思是说就那么回事了，还追问什么？
在张景月部，如果要选残害共产党人及抗日军民最多的人，那要数杀人魔王苗思九。苗思九系寿光城北张僧疃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抗战前在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抗战后回乡。因家有护院枪支，遂与其养兄苗思礼及同学毛冠军、董永吉、国好礼等共同组织特务队。这帮富豪子弟，反共意识极为强烈，他的特务队一成立，即以反共为唯一目标。寿光七区及六、八区八路军军人、干部及其家属遭惨杀者数不胜数。1940年，其父在临泽被八路军武工队镇压。因此，他对革命人民更加痛恨。他一面扩充实力，一面对解放区边缘地带以“拉鸡”动作乱捕乱杀，极力制造白色恐怖，破坏解放区的基层组织。他与撤了差的特务营营长马士奇狼狈为奸，以屠杀革命人民为能事。最初他被张景月委任为特务连连长兼七区区长，后又扩编为十五旅便衣大队，他任大队长仍兼七区区长。他与27团五连连长兼八区区长朱连启合作，在寿光北部大肆活动，无故杀人的事时有所闻。当时，群众编的歌谣说：“不怕一团和二团，就怕朱连和苗连，白天对你笑一笑，晚上叫你下地窖（活埋）。”据说当时寿北一些村子，大人在小孩哭闹时只要说一句：“苗连来了！”或“朱连来了！”小孩便立刻吓得不哭不闹了，可见朱、苗二人是何等凶狠。
八路军清河区第三支队渡过小清河后，连战连捷，发展很快，使这一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愈感不安。1940年5月，国民党山东省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国民党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集属下周胜芳、成建吉、薛儒华、朱仲山、杜孝先等部4000余人，组成“剿共联军”，兵分6路，向博兴、广北地区进犯，妄图趁第三支队立足未稳，围而歼之。在小清河南配合这次“剿共”行动的张景月部，集结2000余人向第三支队基干二营及寿光独立团驻地王高、邢姚、尚家庄一带进犯。第三支队先后在王高、青冢子等战斗中消灭顽军400人，击退顽军进犯。其他各路顽军不战自退。第三支队进一步控制了小清河北平原地区，并与小清河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
1940年上半年，八路军清东区的部队和地方组织已发展到寿城以西、以北及东北部的弥河沿岸一带，与张景月部形成了拉锯式的战斗。至麦收期间，在尚家庄、垒村、临泽一线的决斗中，双方均已达到精疲力竭、弹药罄尽的程度。在互相攻守的战斗中，往往只闻呐喊而很少听到枪声和手榴弹声，有时竟手持空枪互相追逐。八路军对张部形成了包围形势，并以一部迂回到弥河以东之贤村一带，威胁了张部的补给路线，张景月和王念根也在孤注一掷，预备队用完后把亲随人员也投入了战斗。后由于八路军的指挥员鲍建涵对战斗前途估计错误，八路军撤出了战斗，遂使张景月部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中获得了喘息机会。从此以后，张景月由消极抗战转变为勾结日寇，积极反共。张景月不仅派遣特务队、便衣队，用“黄鼠狼拉鸡”的办法，到抗日根据地偷袭、屠杀共产党的抗日干部及其家属，而且还利用共产党的叛变分子吴吉亭、郭介（郭文德）、郑德卿、郑春温、王光大、马恩才等先后组成“战工团”、“政工队”，破坏共产党组织，逼迫引诱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变节自首。同时，还到处推行其所谓“新县制”，编保甲，登户口，实行“连坐”法，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为其反共之目的服务的。
就在八路军清河主力部队分批北渡小清河之后，徐振中率部350人乘机进驻了益都县北部的制高点、从寿光城到临淄城的公路必经之地藏台，并在藏台上构筑工事，打算以此为据点，与八路军对峙。
徐振中（1912—1949），原名徐成安，生于益都县朱良村。1928年高校毕业，1929年入军阀孙殿英部军官学校，一年后逃回，1935年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38年春随其弟徐琳组织国民党益都县第一大队并任一中队长，同年秋自立山头。不久，徐振中投靠国民党保安五团，任一营营长，年底脱离五团到藏台一带活动，兵力发展到300余人。1939年春，徐振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该部编为三支队十团一营。1940年9月叛变，投靠张景月。
1940年10月初，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决定拔掉藏台这个据点。10月7日（旧历九月初七），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主持召开营、连干部会议，进行了详细部署。8日，各参战部队于午夜完成了对葬台村的包围。清东独立团五连埋伏在藏台以东的河沟里，准备阻击张景月的增援部队。半夜时分，战斗打响。八路军突如其来的进攻，搞得徐振中不知所措，村四周的防线很快就被攻破，迅即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徐振中等撤到院子里，凭借民房死守。战斗进行到拂晓，徐振中部撤至藏台台顶，准备固守待援。八路军暂停进攻，搜索村内的零散守军。8时许，张景月的援军200余人从东面赶到，与阻击部队发生激烈战斗。不久，援军败退。八路军立即对困守台顶的徐振中部紧缩包围圈，在劝其投降无效的情况下，杨国夫司令员亲临现场指挥，于12时向藏台发起猛攻。一时间炮声震耳欲聋，密集的子弹暴雨般的倾泻到台上。徐振中部还没有反应过来，八路军两个连队分别从西南角、东南角冲上台去。徐振中部支持不住，从东北方向冲下台来，双方发生肉搏战。狡猾的徐振中让一个与他模样相仿的排长带着短枪队冲在前面，他自己混在在队伍中间，冲出了包围。这次战斗，除徐振中等48人漏网外，其他守军全部被毙伤或被俘，其政治部主任被击毙。此后，徐振中继续流窜在益都北部，收容各种散兵游勇，抓丁拉夫，造枪造炮，又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部队，与八路军为敌，制造了许多惨案。
1940年秋，何思源从鲁北到鲁南，晋见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述职。初冬时节，他从鲁南返回途中，因交通困难，在寿光住了半年，到1941年春末才西去。张景月安排他住在孙云子村。
何思源(1896—1982) ，字仙槎，乳名金鼎，今菏泽市牡丹区城内当典街人。何思源虽然出身贫苦，但他好学不倦，曾就读北京大学，并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天文学”，而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到法国研究社会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参加国民党。1928年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1942年改任省民政厅长。自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春，他兼任鲁北行署主任，驻垦区义和庄一带。鲁北行署辖第五、第十、第十四三个专区27个县又一个垦区，寿光属于第十四专区，自然是何思源的辖区。作为省教育厅长，何思源重视教育责无旁贷，作为鲁北行署主任，是十四区寿光县的上司，因此，何思源对寿光的教育工作支持很大。
寿光地处滨海，过去交通不便，但自古以来出过不少文化名人：公孙弘、徐干、贾思勰、李封等等。寿光人受此影响，办学积极性比较高。1912年民国建立后即兴办学堂，到1927年相继办起初等小学416处，高等小学23处，初中一处，师范一处，实业学校一处。1928年军阀混战，兵匪骚扰，所有学校遭受破坏，均都停办。可自1929年后，国民党统治山东，何思源当了省教育厅长，寿光教育有了空前发展。何思源利用学者名流的身份，运用各种机略，应付着蒋介石、韩复渠和CC派特务的拉拢和排挤，居间自重，专办教育，发展中小学，重视教师生活，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扩大招生人数。寿光自1929年到1937年抗战伊始，初级小学发展到800多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50%，比1929年前增加了一倍。高级小学学生人数由1253名增加到1981名，初中学生由3个班增至6个班，专业学校人数也成倍增加。
何思源重视学生的学习课程，三令五申，派人督查，将寿光保存的37处私塾全部废除，变为学校。并在1935年倡办短期义务小学（寿光办了50处），进行扫盲教育。
何思源这次来到寿光，还经常到学校视察。那时寿光大部为张景月控制。日军只占领县城和几个据点及潍博、益羊两条公路线。八路军占据北部少量地方。环境比较安定，中小学教育得以恢复和发展。何思源在此居住期间，有时在学生集会上讲话，讲抗战必胜，将苦学成才。有时到各个学校看看、问问，了解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问学校的课程设置，看看学生的学习情绪。所到之处，学校的气氛都生气勃勃，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一次，何思源到二区何家高级小学视察，这所学校有正规的校舍，教职员工15人，高初级学生350人，课程设置完备，上课时间正规。当何思源踏进校门时，看到校园宽敞整洁，听到书声琅琅、歌声悠扬，一派升平气象。他高兴地说：“我自1938年返回山东，第一次见到这样正规的小学。我在鲁北与日寇周旋，终日马不停蹄，走过不少村镇，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校呢！”校长何子政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说抗战以来学校从未停课，由初小扩展为高、初兼有的完小，并改为县立。何思源听了非常高兴，并把何家小学亲口定为山东省立何家高级小学，鼓励学校发展壮大。
在此期间，何思源每与张景月谈话，常赞扬他倡办学校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赞扬寿光人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其志可嘉”。何思源在寿光的活动，给张景月的脸上增了不少光。
1941年9月，沈鸿烈离开山东，到重庆后辞去山东省政府主席之职，遗缺由51军军长牟中珩继任，51军军长缺则由其四师师长周毓英递补，仍驻鲁南山区。当时由于张景月防区比较稳定，一些国民党的省属机构人员多到张部防区避居。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于宝仑（仲昆）及其全班人马、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兼青岛市市长李先良、沈鸿烈时代的无线电台总台长葛启昌（北洋海军人物）等，都住在张景月防区腹地南徐、北徐、贤村、崔家岭、水南吴、陶官庄一带。张景月为了让这些人为他搭梯往上爬，竭立为他们开办“庇护所”，尽量供奉，加意保护。
1942年春末，驻山东日寇集中兵力向国民党鲁北行署何思源部活动地带（恳利县附近区域）大举进攻，何思源的行署部队和职员伤亡极重，其行署参谋长赵丹坡等负伤，何思源化装逃脱。战后经其国民党上级批准，该行署撤回鲁南。何思源再次路经寿光，在张景月防区尚家庄留住多日。张景月毕恭毕敬，极力巴结，为何思源及其全体随员设宴洗尘。何思源这次虽然在寿光的时间很短，仍然到寒桥十五联中视察，他看到校舍竣宇伟墙，规模宏敞，有容数百人的礼堂，巍峨的校门，鳞次栉比的青砖蓝瓦教室，甬路整洁，一群群的男女学生，作息有序，不禁赞叹道：“这真是奇迹，可比美于天津的南开大学！敌骑纵横而弦歌不息，烽火遍地而有此净土，真是寿光人创造的奇迹！”他的赞誉，无形中给十五联中加足了马力，所以经过日寇几次扫荡，仍散而复聚，壮大发展。
何思源很注意拉同学关系，抗战期间他三次到寿光，每次都与寿光北大毕业生丁岚生为友；也很尊重北大毕业、在寿光教育界名声响亮的刘和亭先生。
何思源与寿光结缘，也与张景月结缘，后来，张景月宁愿得罪李延年，也要领衔拥护何思源主鲁。
第六回 日本鬼诱降迫降 张景月半推半就
1941至1942年间，张景月部的主要战事，还是与共产党、八路军搞摩擦。
1941年5月中旬，八路军昌邑县大队二、三连在大队长林瑞五、教导员刘香之的带领下，进驻潍北大湾口村，帮助潍县县大队开展工作。5月18日，八路军胶东军区五旅青年营的一个连护送干部从渤海回来，也到了这里。吃完午饭，天上开始下起了小雨。张景月亲率27团、28团及旅直属部队2000余人，突然从南面、东面、西面向大湾口村冲来，很快就包围了该村。在来不及撤退的情况下，昌邑县大队和青年营的队伍立即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张景月部的气焰十分嚣张，在离村子100米处，就直着嗓子喊：“活捉林瑞五！”“林瑞五投降吧！”并不断向村里打炮。不久，第一轮冲锋开始了。令张景月没有想到的是，八路军昌邑县大队有好几个神枪手，他们专打张部的指挥官，几乎枪枪不落空，几个指挥官应声倒下，其余的指挥官再不敢向前指挥了。士兵们见指挥官不敢向前，自然也就不敢向前冲。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张部扔下三四十具尸体，退了下来。
下午3时许，雨还在下着，道路泥泞难走。利用战斗间隙，林瑞五召开了各连干部会议，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进一步组织神枪手，专打张部的指挥官。张景月的第二轮进攻开始了。当他们接近壕沟时，林瑞五一声令下，几百枚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神枪手跟着一阵射击，围墙下的敌人全被报销，其它的狼狈鼠窜。
黄昏时分，张景月又组织了第三次冲锋，1000多名士兵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再次向村子里冲去。但士兵们都怕挨打，再加上路不好走，冲锋的速度几乎是爬行，等他们再次来到围子墙下时，等待他们的还是手榴弹的轰炸和子弹的扫射。
三次冲击都没有奏效，老天又不帮忙，张景月无奈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在张景月部，马成龙团与八路军的战斗最少。1940年张部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以后，马成龙常对人说：“俺是出来抗日的，俺二团决不和八路军打仗。”1941年，张部已在寿光北部立定脚跟，张景月命令二团到田柳庄安设据点，马成龙却推病在北孙云子村按兵不动（当时张的司令部已设在尚家庄），因当时田柳一带是八路军活动区。后经张景月多次动员，他才派中校团附马立勋率一部去田柳，而其本人却仍留在孙云子养病。只有1941年9月28日，马团一部在宋家庄、中疃附近与八路军有过接触，战斗规模不大。
这年，张景月的叔祖张子周（原名张化东，土匪出身。招安后曾在寿光县保安队当过司务长，在广饶县杂牌队伍里当过营长、大队长）因与广饶县之国民党保安十六旅李寰秋部特别是李青山团有历史渊源，当了国民党广饶县县长，因为张子周手下没有武装，张景月便派当时任寿光县警察局长兼大队长的刘协唐率所部及特务营之张读礼部，随其叔祖去广饶东乡之东杜村协助张子周统治广饶县。不料，张子周当县长未过周年，就在隆冬季节被八路军狙击毙命于寿光小码头村。刘协唐遂以代理县长身份留驻东杜。一年后因李青山部彻底伪化而撤回寿光。
刘协唐原名刘乐舜，寿光东乡洛城人，“七七”事变前任寿光二区洛城乡乡长。事变后，成了张景月的得力助手，任副官长。他多少有点文化，好看《三国演义》和《黄氏女游阴》（说唱鼓词）一类的书。他迷信色彩很重。1938年日寇大举“扫荡”中曾在益都东乡夏家庄（当时叫“神仙府”）依附道会门头子夏光斗保护。对扶乱占卜等他都很相信；对《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人物十分崇拜，经常把自己比作鲁子敬，把唐锡嘏比作周瑜，把丁岚生比作张昭，把日寇比作曹操。1941年冬，八路军叛徒郑春温投张，刘协唐用《黄氏女游阴》的笔调代郑写了一份反动的《告民众书》。他虽是张的得力助手，但其凶狠、蛮横较之慈乐尧、刘东坡尚有逊色，杀人不多。他虽非正规军人出身，但颇有胆识。后来他任张部四团团长时，因迷信色彩浓厚，寿光、广饶的一些人们都戏称他为“佛爷团长”。
1942年1月29日，张景月派他的传令队长、杀人魔王晋锡屏部突然包围了西浊北村，抓了13名共产党干部和20名群众，当场用铡刀铡死、活埋的就有7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浊北惨案”。
说起这个晋锡屏，寿光人用“万恶滔天”来形容。晋锡屏就是浊北村人。自幼跟张景月在二区区队当勤务兵，人很机灵，善于察颜观色，皮相亦俏妍，故深得张景月欢心。张景月当司令后，晋升他为传令目。在蔡家栏子战斗后的潜伏时期，晋锡屏和他的亲兵数人日夜随张景月活动。据说张景月还和他结成了把兄弟。1941年张景月在南吕何家和他的继妻孙氏结婚时，还曾给晋锡屏的母亲行过礼，看来拜把兄弟的说法是属实的。在驻尚家庄初期，晋锡屏当上了张景月的传令队长，每天和张景月吃同桌、睡同床。当时，这种行为被传为笑谈。特别是王念根，对此更为讥诮。后来张景月成立教导营，晋任营长，并掌握传令队、便衣队（专司暗杀）、侦探队、通讯队的大权。在此之前，他又和孟祝三的政治室主任周伯唐、特务营长李森庭、政治部宣传科长邓公略、便衣大队长苗思九结成了“五虎兄弟”，真是权倾内外，炙手可热。除张景月授意暗杀的人外，晋锡屏还私设监狱，随意暗杀，真是睚眦之怨必报，暴戾恣睢至极！晋锡屏之荒淫无耻，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姑姑、嫂子、侄女、妹子以及浊北一带随其流亡人员的妻女，几乎全部被他奸污。真是罪大恶极。
1942年1月30日，张景月又指使共产党的叛徒吴吉亭带人突然包围北河村村公所，捕去正在开会的所有共产党干部，村长程震被杀后，在村西大门上悬首示众20天。
这年夏秋两季，日军先后两次对寿光北部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张景月都竭力进行配合。在第一次大扫荡中，张景月部配合日军屠杀抗日军民200多人，抓走青壮年100多人。在第二次大扫荡中，张景月妄图配合日军一举消灭寿光北部的八路军抗日武装，秘密派苗思九和刘协堂部进入抗日根据地，截击八路军突围人员，捕杀共产党地方干部。
这年，前临淄县长于治堂去职，张景月保徐振中继任县长。从此徐振中除从益都北部的几个区尽力搜刮民财外，又“名正言顺”地向临淄县一部分地区要粮要钱，征兵拉夫。随着他的兵工厂的逐渐扩大（生产能力仅次于张景月本部的兵工厂），徐部实力逐渐膨胀，除原来的二团外，又成立了临淄县大队和临淄保安团。在这种形势下，徐振中升官称霸的欲望也愈来愈高。在国民党党棍刘日新怂勇下，逐渐打算独树一帜，不再仰人鼻息。张景月发觉徐渐萌异志，即派人将刘日新暗杀，以儆徐振中，使徐未改贸然脱离。
到1943年，山东境内的国民党新4师吴化文部，新36师刘桂棠部以及前国民党全省保安处长宁春霖和中统分子王道部，还有土顽部队如厉文礼、赵保元、李青山、王砚田等纷纷投敌，分开伪化。使得在鲁南山区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不能立足，遂率其51、57两军，与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及其所属机构撤出山东，驻扎安徽阜阳一带遥控指挥。
其实，早在1942年底之前，盘据张店之日寇第五混成旅团长奥村就开始派出高级特务人员向张景月部劝降、诱降。张景月起初只派象交际副官朱国栋、李品三一样的小官员与敌人勾勾搭搭，还想同敌人这样明来暗去的应付应付，以保存实力。但贪欲无穷的日寇是最讲现实主义的，在张景月部半推半就，尚不肯公开接受汉奸番号时，便又拿出武力迫降的一手。1943年1月7日，日寇对张部发动所谓“一期讨伐”，张部称为“一七战役”。在此之前，1942年10月间敌人大举向寿光北部解放区进攻（即“九六大扫荡”），曾于夜间以大队人马穿过张部防区腹地尚家庄、临泽之间，但并未向其进攻，因为敌人的进攻目标是清水泊。可是张景月部有些警觉，曾在尚家庄周围和田柳一带加固工事，以防被袭。在“一七战役”中，日寇投入的兵力包括伪军不过2000人，又分散包围了若干个设防的村庄，因此攻势较弱。虽曾一度攻入尚家庄、西庄子和北孙云子，并使用了毒气，但未得逞。那时国民党中央由重庆派来慰问检阅的中将参军吴锡九也住在尚家庄，当夜全部突围撤出。在张景月部避难的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兼青岛市长李先良，差点被日寇捕去。那天他刚从住处出来，鬼子就进了庄，并且紧跟在他的身后。他慌忙跑进一户人家，正赶上这户人家刚死了老人，一家男女都围尸哭泣，在主人的示意下，他也趴倒在地号哭。鬼子到这家转了一圈之后就走了，他侥幸脱难。1月9日由田柳庄撤出的马成龙团被敌包围在李家南邵村，激战一昼夜，突围逃跑。由此，“一七战役”宣告结束。
敌酋奥村见其对张景月部一次迫降不成，老羞成怒，遂请求驻济南的敌酋12军团长喜多，抽调兵力，用步、骑、炮、空及坦克部队6000余人，连同伪军8000以上，由旅团长奥村亲自指挥，于同年4月5日向张景月部设防地带大举进攻。敌称为“二期讨伐”，张部称为“四五战役”。张部在优势敌人的攻击下仍用“筑城困守”被动挨打的错误战术（当时张部下层士兵及民众称之为“狗熊战术” ）。战前部署是：唐锡嘏率孟祝三团及特务营一个连守尚家庄，作为中心阵地；徐振中团的两个营由团附殷有章率领守南孙云子；康岱五团两个营，由团附王××率领守北孙云子；刘协唐团守垒村；苗思九部守临泽；张景月、王念根率特务营三个连及马成龙团守田柳庄。开战前一天，敌酋奥村为了进一步侦察虚实，曾将以前俘获的张部少校团附王兴华（中央军校学生）从张店纵回，并派遣寿光县伪县长游恩波到尚家庄求见张景月，张景月由田柳庄去尚家庄接见，有意识地误导日寇认为张景月在尚家庄。所以日寇第一天只用少数兵力远围佯攻其他村庄，而以主要兵力向尚家庄重点进攻，并在弥河两岸及各村周围纵深设伏。当日在飞机轰炸和重炮轰击之后，由坦克掩护步兵由西面大举进攻尚家庄，由于守备西面临泽阵地的苗思九部未经接战即先跑掉，使日寇一举攻入庄内。唐锡嘏张皇失措，指挥紊乱，孟祝三首先由南面突围，遭到围歼。除垒村外，其他各村守备部队见主阵地业已失守，遂无斗志，纷纷放弃阵地外逃，在尚家庄四周及孙云予以西的平川地带，由于敌人陆空配合轰击，形成一片火海。下午4时许，唐锡嘏率一部由尚家庄撤至垒村，准备向弥河东突围，刘协唐劝阻无效，唐锡嘏即率其残部并牵动刘协唐之一营张读礼部由垒村向东突围，恰好中了敌人的埋伏，人员死伤过半，余部由唐锡嘏率领缴械投降，作了俘虏。刘协唐部据村死守，至夜间安全撤出。只此一天，在尚家庄、垒村一带，张景月部的一团三营营长孟昭舜，二团二营营长王近性，三团附王××以下500余人被打死；一团政治部主任朱溥泉等800余人及无辜群众200多人被俘虏，解往东北罚做苦力（生还者寥寥无几）；受伤官兵除少数由伪军李青山部掩护得生外，多数被日寇杀害。孟祝三脱掉军衣，只穿裤头和单褂侥幸逃脱。
4月6日，日寇转移兵力向田柳庄猛烈进攻，敌机四架轮番轰炸扫射，火炮30余门集中轰击，其步兵由三辆坦克掩护一度从南门突入，但旋被击退，其步兵一部被隔断村内，逐屋争夺，双方损失均极惨重，王念根在指挥反击中面部负伤。激战至晚，张部由北面突围向弥河以东转移。
4月8日，张景月在寿光东部收容部队，是晚在南吕赵家宿营，日寇跟踪追击。9日拂晓，敌飞机、火炮集中攻击，张部向潍北圩河以东撤退，而由昌邑、潍县出动之敌与追击之敌配合，以分进合击之势，将张部分别包围在三官庙、西王庄、典史庄子（又名赵家庄子）一带，三处均发生巷战，张部死伤惨重，敌人也付出相当代价。当地群众死伤更惨，房屋几无一间完整。至午夜后，张景月部分别突围撤出，分散潜伏。张景月、王念根也率少数亲随潜伏活动。是日张部秘书主任丁岚生、军医处长王德庭、政治部主任邓公略均被俘。当时日寇伤亡数字亦不小，据汉奸透出的消息，在寿光城、侯镇、张店三处火化了不少尸体。
战事告一段落后，张景月上报战绩，自然是夸大战果，掩饰败绩，又加国民党派来鲁北视察的中央参军院参军吴锡九帮腔吹嘘，还有敌伪《新民日报》连续10余天以显著地位登载的“鲁北前线消息”等所散布的反面材料，这就把张景月部吹得神乎其神，一时轰动了国民党山东省府所在地鲁南山区和大后方及敌占区。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就秉国民党中央之命，晋升张景月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师师长”和“鲁中军区司令”。但因当时日寇还在继续扫荡，张部未正式扩编。
日寇俘获唐锡嘏、丁岚生等张部高级部属后，大施其怀柔伎俩，利用他们向张景月之余部诱降。迫降战役结束后，喜多给奥村电话指示：“奥村君，迫降不是消灭。我们消灭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这是大日本皇军的一贯战略。而对付张景月要软硬兼施，迫其降我，为我所用。现在，你可以请你的客人来谈谈了。”于是，两个月后，正忙于重新集结残部、招兵买马的张景月，收到了一封日寇奥村中将的亲笔信。信中对前段的进攻杀伐只字不谈，只谈对张司令人品学问如何敬仰，对日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如何向往，诚邀其赴张店一晤，把酒谈文，云云。
张景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捧读奥村来信三遍，沉吟良久，传令：“请司令部有关人员，各团长来书房议事。”
不大工夫，人员聚齐。张景月漫不经心地拿出奥村来信，随便往王念根手里一放，说：“念根啊，你们先看看这封信。”说完就耷拉下眼皮，一心一意地品起茶来。信从王念根手里依次下传，孟祝三、慈乐尧、苗思九、刘协唐、齐杞南、解未明几人看过后一言不发。只有27团团长马成龙看了一页，就把信朝司令部参谋夏绥万手里一塞，说：“屁话，你们看吧！” 等众人看完信很长时间了，张景月才慢条斯理地说：“前一段，仗打得……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管咋说，日本人也没占到多少便宜，也知道咱十五旅弟兄们不是熊包。可是打仗总要死人，想想战死的500多弟兄，这两个月我是吃不香、睡不着。咱从民国二十六年拉队伍，一只手抗日，一只手对付共产党，多么不易。好歹弄得有模有样了，又让日本人给坏了元气。虽然战后重庆委我为师长，可在日本人的挤兑下，咱根本无法扩编。你们也知道，就连咱们的老对头八路独立团长赵寄舟，战后也派人慰问，送来500块银元，说是今后要不计前嫌，共同抗日。老蒋远在天边，日本人、共产党却近在眼前，都是些不好惹的主儿啊！下一步是干是散，我听大家伙儿的！如果在座的哪一位有高明办法，我张景月绝不占着茅坑不拉屎。只要你领着老少爷们儿占大了地盘，弄多了人枪，有吃有喝，我给你洗脚都中！”“司令，此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日本人这回下手也太狠了！咱倒不如和赵寄舟联手，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团长刘协唐冷不丁放了一炮。听到这段话，张景月盯住刘协唐瞅了一会儿，冷冷地说：“协唐，你真没记性啊！忘了自己手上有多少八路、抗属的人命了？你投过去，八路能饶了你！何况，人家奥村也没说让咱非投降不可，只是吃顿饭嘛，去还是不去，谁去，挨个儿说！”王念根滑头的很，他先说道：“要说去，我认为也该去。奥村准备好了酒菜，请咱去扯个闲篇儿，吃了也白吃，不去倒让他觉得咱怕了他似的。要说不去，我认为双方交战，互为仇家，有啥好说的，有啥好吃的？不去也应该。”王念根说话模棱两可，说了等于没说，马成龙却听不下去了，抢过话把儿：“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酒不该喝，话不该说，到时候战场上枪杆子说了算！”一时间，书房里热闹起来，有的说去就去，有啥可怕的。有的说让他来，看他敢不敢。有的说干脆不理他，他爱咋就咋。也有的说别乱吵，听司令的。听到这里，张景月深叹一口气，沉痛地说：“大家别忘了，咱们的唐参谋长、丁主任还在奥村手里，还有被俘的几百个弟兄哇！”说罢，揉着眼睛沉默了好久。此言一出，众人也不好说什么了，一齐呆呆地看着张景月。张景月明白，亮出底牌的时候到了，就低沉着嗓音，很不情愿地说：“大伙儿说得都很对，我都赞成。可是咱总不能就这么散伙吧？去一趟，探明奥村的虚实，应付他一下，先把咱的人要回来，争取些休养整军的时间，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实在谈崩了，谅他也不敢胡来，咱手里不是也有他几十个人质吗？我看，我去是不方便，有些事你们下边的可以说说，我去不好表态。因此，就请参谋主任庞勇宣，刘协唐、苗思九团长，李瑞玉营长你们几个辛苦一趟，大家看这样中不中？”见没人发表意见，又说：“就这样吧，刚才点到名的留一下，我还有几句话要交代，其余诸位先回吧。”话音未落，马成龙猛然站起来，抄起茶几上的匣枪，扬长而去。
第七回 张景月新鞋踩臭泥 十五旅晋级保安师
五天后，西去张店赴宴的人马回来了。张景月率团、营长，司、政、后，县政府各级官员举行隆重的接风宴会。张景月与西行人员或抱拳、或握手，亲切寒暄，慰勉有加。整饰一新的大堂里一片欢乐气氛。
没容张景月致欢迎词，西装革履的参谋主任庞勇宣，抢先开始汇报张店之行：“司令啊，想不到奥村中将那么儒雅、那么亲切呀！我们的人睡觉有欧洲的席梦思，菜是正宗的东洋寿司，酒是甘醇的日本清酒，宴会厅里金碧辉煌，侍女宛若天仙。奥村中将率旅团少佐以上军官全部陪餐，他亲自给我夹菜倒酒，一口一个勇宣君，在酒席上对司令大加赞誉，感觉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那种礼貌谦和，是卑职见所未见啊！还有，在宴会上奥村中将为给我们助兴，亲自和东洋艺妓唱歌、跳舞……哎呀，人家日本人真够朋友，真是诚心诚意！”营长李瑞玉也迫不及待地凑上来说：“还有啊，司令！不单是奥村中将自己表演，他还热情邀请我们表演节目呢，说是两军联欢，日中亲善。我没给司令丢脸，我上去就唱了咱中华民国的国歌。还没唱完，日本人就鼓掌叫好……”张景月边听边说好、好、好！一直没说话的七团团长苗思九，在一旁插话道：“司令，依我看，敌人确有想用灯红酒绿、美妓艳妇来拉拢我们的企图，不过综合起来推断，奥村先生还是有较多的合作诚意。”张景月点了点头。刘协唐团长十分不满，暗中用手势向李瑞玉的头上比划，意为这些人可杀或打耳光。
看到刚被日军释放回来的参谋长唐锡嘏，秘书主任丁岚生等一直不尴不尬地被挤在人群外，张景月连忙走过去，与二人一一拥抱：“哎呀，两位老兄，可想煞我了！你们不知道哇，这两个月我快愁煞了，你俩看我的白头发多了多少。”二人忙应道：“我们也想司令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今后咱们还一起干，非干一番大事业不可！来、来，锡嘏兄，你来前面，给大伙儿说几句。”张景月把唐锡嘏推到前台。
因为在尚家庄战斗中，身为参谋长的他第一个被日军攻陷阵地，又弃张景月独自逃跑被俘，唐锡嘏底气严重不足，一开口就结结巴巴，说着说着还痛哭流涕起来。当讲到被俘后如何受日军优待，奥村如何多次探望，日本军人如何有民族性时，早已按捺不住的马成龙团长终于爆发，他拨开人群，冲到前面，指着唐锡嘏的鼻子怒斥道：“你还有脸说日本军人有民族性，难道我们中国军人就没有民族性？也就是你，大敌当前只顾保命，要不是你，鬼子也不会一天就攻破尚家庄！还有你们。”他逐个点着庞勇宣、李瑞玉、刘协唐等人吼道：“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日本鬼子是和我们有血海深仇的敌人吗？”
顿时，热闹的场面一下子僵住了。唐锡嘏脸羞得通红，好多人都低下了头，张景月脸色铁青，大口喘着粗气。县长慈乐尧一看不好，赶紧出来打圆场。他忙拉住马成龙往边上拽，赔着笑脸说：“马团长，马团长，有话好好说。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激怒中的马成龙一甩手，道：“你少掺和！”
看着手足无措的慈乐尧，张景月说：“慈县长，你甭管，我来说两句。”他走到马成龙跟前，替他整了整军装，转过身对大家说：“刚才，马团长说日本人是我们的仇人，这话一点不错。从日本鬼子进中原，谁也没得着好吧？就说俺老张家，民国二十八年大年除夕，侯镇据点的鬼子包围了俺张家庄，俺老婆赵氏，俺儿子扬州和俺兄弟媳妇何氏被抓，俺外甥被烧死，十间四合院烧得寸草不剩。后来，俺老婆在鬼子院上吊自杀，俺儿被救出来也是惊吓而死，这不是血海深仇是啥？仇归仇，恨归恨。现在咱们不是抗不住了吗？抗不住咋办，可以换个办法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八路军自己都朝不保夕，咱跟日本人合作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年韩信都受过胯下之辱，现在蒋委员长不也提倡‘曲线救国’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先糊弄住日本人，等自己有本钱了，蒋委员长再从南边打过来，我们不照样还是中国人吗？”张景月话音刚落，马成龙“咕咚”一声就冲着他跪下了，紧接着一声撕心裂肺地呐喊：“司令，你可要想好啊！……”
接风宴会结束以后，张景月想到对待投降日寇这件事，部队内部意见不统一，踌躇再三，他既怕不投降让日寇吃掉，又怕当汉奸后留下骂名。他看着自己的脚说：“我这双新鞋踩了狗屎，可就永远也洗刷不清了。”
这时，王念根为他打了个比喻说：“一个人穿上新鞋非常怕沾，但在踹了泥以后再踩屎也不心痛了。”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走出了第一步，就不愁走第二步了。这话正说明他投敌当汉奸已经不以为耻了。
经寿光县伪县长游恩波从中调说，张景月最后下定决心：张部总体上不投降，让一部分人接受敌人的番号。他指使孟祝三率一个营，外加刘协唐的一个营和苗恩九的便衣大队，以孟祝三为首，受编为伪保安总队，孟祝三当了伪总队长，唐锡嘏当了伪参谋长，丁岚生当了日伪新民会的参事（因治病去济南未就职）。伪总队仍驻尚家庄一带，由日寇寿光城的伪警察所派一部驻尚家庄进行监视。
1943年7、8月份，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吃紧，并要抽调兵力进攻中原战区，因而对寿光的压力减轻。又值青纱帐起，张景月即令唐锡嘏、孟祝三等用“和平方式”逐走了驻尚家庄的伪警察所。这时敌酋奥村部队已远调河南战场，分驻寿光各地据点的日寇也因兵力减弱，逐渐撤防。不久，张景月又回到了尚家庄。
张景月重回尚家庄后，认为大难已过，于是重整“家园”，着手按省政府命令扩编“保安第三师”。其部队除27、28两团不动外，第一团扩编为两个团，一团由孟祝三兼团长，六团由原一团一营营长王凯臣任团长；原二团也扩编为两个团，一个是二团，一个是临淄县保安团，徐振中身兼两个团长；第三团团长康岱五；第四团团长刘协唐；第五团团长李树桂，李树桂后被四纵王豫民骗去活埋了，其二营营长李香圃将部队拉回寿光，与特务营合编为新五团，由李森庭（李惠东）任团长；便衣大队苗思九部扩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团长谭佩东，驻临朐，其部队始终未向张景月靠拢，情况不详；第九团团长刘寿隆（原27团二营营长）；教导营长晋锡屏（该营由传令队扩编）；司令部的直属部队除原有的侦察队、通讯队和情报站外，还有一个10余人的便衣队，由张好德（泊子头人）任队长，专门负责对内对外的暗杀工作。这几个直属队全归晋锡屏操纵。除“十四区专员公署”各科室人员仍旧外，其政治部由解未明任主任；各处都加上处长：参谋处长高秀岩，河北人，第三路军旧军官；军医处长刘泽民，昌乐人，原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医务人员；军需处长赵公路。唯副官处李宾南仍称主任。此外，还在益都、昌邑、潍县各地组织了数不清的战工队、特务队、区中队、乡分队等，专门反共、反抗日人民，暗杀、勒索。
由于编制扩大，人员需要充实，张景月便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征兵制”（实即抓兵），凡兄弟二人以上的青壮年均抓去一人或二人当兵，后来连独子也抓。人员增多，军费军粮相应增加，就向辖区内的人民催粮逼款。
由于编制扩大，需要武器装备，修械所也不断扩大。能够大量地自制枪炮，又加占有地盘的各团也各自搜刮民财设立工厂，土造武器源源补充，虽然弊端丛生，但其部队却迅速扩大。由于张部虚名在外，远在淄博一带的伪军孟永德、王克礼等部，也通过张景月的把兄弟牛魁五（牛系旧京剧演员，班名小朱，后加入杂牌军，解放前任张的教导营二连连长）的介绍，暗中接受了张景月的委任，都称××团，把张部当作靠山。此时，该部组织的庞大，达到了顶锋，仅其直接指挥的建制就有11个团和若干直属营、队，在战力统计表上达到23000多人，孟祝三、唐锡嘏也因投敌“有功”，分别担任了副师长和参谋长。
至于所谓“鲁中军区司令”一职，只不过是一个空头名衔，虽然在国民党省府划分的指挥序列上包括张天佐、王豫民、周胜芳、隽宇澄、程学通等数十个游杂部队，但当时却是各自为政，谁也不听张景月的招呼。
这一时期，既是张景月部队的暴发时期，也是该部在政治上更加反动、腐化的时期。尽管该部没有直接、全面地接受日寇或汪逆的番号，全部拉起来打出汉奸旗号，但实际上却起了正式伪军所起不到的坏作用。当时由于韩复榘时代的寿光县长张贺元（济南陷落前任历城县长，后即潜居济南）的牵线，张景月部与日寇的各个特务机关发生了联系。经其专署二科科长刘东坡、金库主任吴子丰之手，用从益、寿、昌、潍各县（主要是寿光县）搜刮来的铜元、牛皮等重要战略物资，与敌人交换了一部分弹药、医药和汽车等。同时，并派其特务秘书何德卿常住寿光城与日寇互通情报，策划反共，并多次与日寇配合，窜犯八路军解放区，抢粮、烧村、屠杀抗日人民。这个时期的张景月已由过去的消极应付日寇，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转为勾结日寇全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了。可以说，张部的伪化程度更加深了。
1943年冬天，日军“芳信”部队和驻寿光城的“畹桥”部队，纠合广饶、博兴、临淄等地的日寇，对八路军清河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张景月用书信和“芳信”部队联系，并命令苗思九部配合行动，苗思九将其部分部队扮成日军，侵入八路军根据地烧杀抢掠。
还有一次，慈乐尧属下的区中队在寿光北部的海滨公路上截获解放军的汽车一辆，上有解放军学生数人，慈乐尧下令将他们全部杀害。事后，慈乐尧对解未明说：“这些东西（指学生）真糊涂，竟说是富人剥削了穷人，太可恶了。你说怎么着？”解未明说：“他们说的对。”慈乐尧才悻悻地闭上了嘴。
1944年9月13日，张景月一部投降日寇后，日寇仍不甘心，要求张景月部受编为山东第六方面军，并委任张景月为军长。张景月迫于抗日军民对此事的揭露，感到压力太大，不敢接受委任，但他在日本兵力大批调走后，按照日军的指令，派兵接防，占据了羊口、侯镇、丰城、王高、袁桥、邢姚等军事要地，千方百计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蚕食。
这年冬，日军一架飞机在寿光东方村附近因故障坠毁，驾驶员未伤，孟祝三部想得飞机上的机枪，蜂拥而上，驾驶员出手枪射击，被孟部士兵击毙。事出后，日寇飞机低飞盘旋寻找坠机，又令寿光城日军出动寻找，但急切皆未找到。日翻译赵某秘见张景月，始知坠机地点。张景月先去作了布置（掩盖驾驶员被杀），后引日军去运走。
此后，日寇浅见旅团的联队长藤田住在寿光城，通过张景月部特务秘书何德卿约张景月会面，并要求张部派部队配合其向八路军解放区进攻。张景月派其参谋长唐锡嘏去县城与藤田会见。因为唐锡嘏磨磨蹭蹭的去晚了，藤田已经睡下，两人未曾见面。（日寇投降后张景月部驻张店时期，这个日寇藤田大佐曾多次去见张景月，在遣返以后还从日本给张景月来信问候，自称“草民藤田××”。）
通过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张景月部与日寇的勾搭始终未断。
随着伪化程度加深，张景月的部队也更加腐化。其上层人物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上层军官多数“喝兵血”；其乡保人员无不“刮地皮”。一个连的司务长或一个营的军需官就可以从士兵口粮中克扣上万斤粮食，用来放高利贷剥削穷人；其营连长大部分和投机商人用克扣的军饷、军粮合伙经营商业，大发横财；其区、乡长无不花天酒地，任意挥霍着从地方上聚敛来的人民血汗。造成了民怨沸腾、士无斗志的局面。
第八回 八路军讨伐顽敌 何思源三到寿光
1945年春，因张景月部从敌人手里换来几部破旧汽车，想在东起潍北西至益、临边界一带修筑简易公路，准备在八路军进攻时，用机动部队互相救援。此举使日寇误认为张景月部在尚家庄以南修筑飞机跑道，准备迎接盟军登陆。4月的一天，驻济南日寇特务机关之特务人员“毛麟”来到尚家庄实地侦察。此人由吴子丰带领来到张景月部。“毛麟”为掩盖其到尚家庄的真实目的，向张部提供情报说：“八路军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决定，要集中兵力消灭张景月部队……。”
日寇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1945年4月15日，八路军渤海军区直属团等部队共22个连，在军区司令杨国夫、政委景晓村的指挥下，开始向张景月部连续进攻，发起讨张战役。他们先将驻寿光北部王高之王凯臣团的一个营全部歼灭，营长孙延文被击毙，彻底拔除了张景月经营多年的王高据点。次日，张景月令马成龙团2000余人向八路军攻占王高据点的部队反攻，经过4小时激战，马成龙团损失500余人，不得不撤退。与此同时，八路军昌潍独立营于15日夜插入张景月部腹地，攻克上口据点，将守敌全部歼灭。王高战斗后，八路军立即向袁家桥据点实施包围，该敌不战自溃。18日黄昏，八路军又包围邢家茅坨据点，将张部第四团刘协堂部团团围住，激战一夜，碉堡大部被炸毁，次日拂晓，刘协堂见大势已去，遂率兵从南门狼狈逃窜，八路军即以火力、兵力猛烈追击，俘虏副团长刘荣卿（刘二虎之兄）以下120多人，打伤团长刘协堂。在八路军追歼逃敌过程中，丰城、韩家庄、蔡王营以及东部的场里、仉庄各据点的驻军惧怕消灭，望风而逃。20日，八路军集中兵力向北部行动，沿侯（镇）羊（口）公路横扫过去，宋家庄、道口、黑冢子、陈家营据点之敌不战而逃，蔡家央子据点一个连被八路军骑兵消灭大部。22日，八路军逼近羊口，一团团长孟祝三、盐警大队队长唐承玺怕被歼灭，于夜间逃出羊角沟，在逃跑中被八路军伏击，歼其一部，活捉200多名，被日伪占据7年之久的羊角沟港口获得解放。29日，八路军直属团正准备向口子据点实施包围，驻军望风而逃。至此，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张景月部17个据点被拔掉，损失兵力1700余人，损失机枪6挺，小钢炮4门，步枪700余支。
张景月在遭到八路军讨张战役第一阶段惨重打击之后，即令马成龙团固守田柳庄据点，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张景月亲率五团、教导营驻守大本营尚家庄。其他几个团分别住在尚家庄周围的邢姚、侯镇、稻田等据点，为保护其侧后，令摆一个加强连在南邵据点。
为了实现讨张战役预定的作战计划，八路军于5月7日又发起第二阶段作战。在此次作战中，八路军兵分三路，右路军从牛头镇出发，沿茅坨、丰城插到寿光城西南，牵制袭扰张景月部的侧后；左路由东面插入寿光城东，牵制阻击敌人；中路为主力部队，正面攻击，歼灭张部的有生力量。
5月7日，战役首先在南邵据点打响，立刻拔掉该据点，消灭其驻军一个连。接着，八路军将驻邢姚的苗思九团消灭一部，其一营营长毛冠军被击伤后毙命。在攻下邢姚之后，解放军炮兵逼近王里，向张景月的司令部所在地尚家庄突然集中轰击，当时张景月、王念根正在视察工事，一发炮弹正落在他们身后，晋锡屏头部受伤，传令目李建章被炸死，张景月极为震惊。炮击尚家庄后，八路军五分区部队在司令员赵寄舟的指挥下，配合军区直属团，向寿光东部张景月部驻侯镇之九团刘寿隆部队进行围攻，张景月曾集中兵力多次援救，均遭阻击，最后刘寿隆团全部被歼，刘寿隆以下被俘1500多人，团附王业恒被击毙。受尽日伪摧残8年之久的侯镇重见天日。随之，寿光东北部获得解放。
5月15日，讨张战役全部结束。连同第一阶段作战，八路军共计攻克张部据点34处，歼灭其有生力量4200人，解放村庄400个，人口18万以上，缴获长短枪1600余支，子弹4万发，手榴弹16000余枚。
战役结束后，八路军为了给张景月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教育释放刘寿隆回尚家庄，并带有渤海军区杨国夫司令员和景晓村政委、袁也烈参谋长致张景月、王念根的信，还有于勋臣致解未明的信件，劝他们翻然省悟，向人民靠拢。但张景月等虽有复信，却毫无诚意。刘寿隆在初回张部时还粗略介绍了八路军的宗旨和政策，似乎多少有些觉悟，但时间一久，在晋锡屏等“烟灯”薰染下，在顽固派的教唆下，思想和立场又趋反动。不久便接受了张部“警保大队长”的任命。
再说何思源1942年春末从寿光去鲁南后，山东形势日益恶化，日军大规模扫荡，国民党地方上的武装大部投降日寇，他也没有再回到鲁北，1943年辗转去了重庆。1944年12月，眼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日本已是四面楚歌，步步惨败，行将灭亡。蒋介石处心积虑抢夺胜利果实。他想选一个可靠的人，在日本投降前进入山东，利用其执政的有利地位，接管山东的一切。他选择了何思源。他认为何思源在抗战前线当了10年的教育厅长，抗战后又在山东打了5年游击，熟悉鲁北地区国民党游击队的头头，派他到山东有较多的有利条件。于是，何思源被国民党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还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和青岛市市长。但是，何思源接受任命后，有半年的时间躲在重庆，不敢踏进山东一步。直到1945年6月，何思源才在日本人新荣幸雄的掩护下，化装从重庆到安徽阜阳，再乘火车经徐州到济南（日本当局不知此事），住一宿后到昌乐。7月25日，张景月派一个团的兵力将他接到寿光。
在何思源看来，在山东境内，只有到寿光比较安全，也只有寿光的张景月部是他从日寇手中接收山东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因此，他只身由济南秘密来到寿光，在张景月派兵保护下，在同学丁岚生的陪伴下，等待日军投降，抢占济南。期间，何思源还邀请张景月、张天佐等一起到寿光十五联中讲话，讲抗战即将胜利，我们即将重见天日等等。
何思源到寿光之时，也就是7月末及8月上旬，八路军又向张景月的主力驻田柳庄的27团马成龙部展开强大攻势。在此之前，马成龙大量征集民工加固了工事，并扬言：“俺不依靠他们（指张的其他团队）也要守到盟军登陆来解俺的围。”战争爆发后，张景月认为尚家庄不安全，又把何思源安置在益都北部徐振中防区以内。
八路军在开始围攻田柳庄的同时，又在王里至古河线（尚家庄与田柳之间），设置重兵，构筑工事，阻击增援部队。八路军在包围田柳庄后，以神奇的速度于一夜之间在田柳庄周围筑碉堡挖沟，所筑碉堡，比田柳庄围墙上的碉堡还高，居高临下，猛烈攻击；并在近距离内挖掘炮兵掩体，利用迫击炮的出速平射，摧毁了田柳庄的防御工事。这时马成龙才打破了狂妄的迷梦，惊慌失措地向张景月哀求增援，但在八路军强大的打援部队的阻击下，张部多次增援均以失败告终。虽然何思源迫令张天佐派了他的精锐部队保10团孙玉田部及其他国民党和汉奸部队远路增援，张景月还利用了所谓神兵（红枪会），以及何德卿请来日寇一个小队经寿光城前来增援，也统归无效。最后，张部副师长孟祝三自告奋勇率两个营携带粮、弹想在夜间绕道冲入田柳庄，而在八路军的坚强阻击下，只有少数部队进入田柳村内。当时正值日寇根据“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张景月、王念根曾函致杨国夫司令员请求和解，但八路军业已收到朱总司令的“扫除障碍，彻底消灭敢于拒降之敌”的果断命令，当然更加倍地向田柳庄孟、马二部奋力猛攻。8月13日，张景月的主力部队遂全部被歼，马成龙、孟祝三一块做了俘虏。当日下午，张景月见大势已去，即率所部放弃尚家庄设防地带，退至弥河以东的屯田一带。
田柳庄一战，张景月部不仅失去了主要支柱，大伤了元气，而且导致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人人自危。上层也互相埋怨，急吵不休。王念根早对张部“供奉不周”心怀不满。常埋怨刘东坡光买坏大烟给他抽，还限制数量；埋怨张景月不补足他的警卫部队（他曾从鲁北带来30余人，称“保安处特务连”）。至战争开始，王念根经常躺在床上吸大烟，声言自己是“战略指挥官”而不是“战术指挥官”，从不迈出家屋一步。在田柳庄危急时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与张景月语言不合，张景月竞提起凳子打了他。但打了之后，两人很快就和好了。因为张景月离不开王念根。毕竟这些年来张部的军事计划、作战命令以及重要文件，全部出自王念根之手或经他批改。张景月之所以能一步步蹿升，王念根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8月18日，八路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盘踞在寿光城之日寇余部及伪警备队，当时张景月曾派其第四团团长刘协唐率部进据县城东关，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但八路军业已捷足先登，并争取了伪警备队一部起义，迅速彻底消灭了拒降之敌。张景月不得不率其残部，窜至昌乐附近，依附敌伪力量，苟延残喘。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何思源受国民党中央指使，在苑上村接见盘踞山东之敌寇代表藤田大佐，对藤田表示：战争已经结束，我是山东省军政首脑，要马上进驻济南。此后，何思源即令张景月部护送他西去。
张景月与王念根率其主力第五团及教导营和部分随员同徐振中率第二团及临淄县保安团共计五千余人，由益都登车，保护何思源向济南进发。在益都，何思源即发表张景月为山东省保安副司令，王念根为参谋长。
张景月留唐锡嘏率一、六两团残部，以及三团康岱五、四团刘协唐、七团苗思九和二十八团徐向午等残余部队，麇集昌乐附近收拾残局。
第九回 张景月盛极而衰 保三师盘踞昌乐
何思源到达张店以后，驻济敌酋细川中康派其参谋长等为代表乘飞机至张店与何谈判。因日寇态度强硬，条件苛刻，谈判破裂。因当时日本刚宣布投降，一切具体办法当地日军还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又加伪省长杨毓洵和军统有关系，散布空气拒绝何思源率部队入济，说何带的部队都是土匪，一旦入济，必秩序大乱。因此，何思源所乘火车开至龙山（现平陵站）遂下车北去向国民党十二区专员翟毓蔚靠拢，相机进入济南。当夜在石珩村（章邱西部）宿营。夜间八路军九师钱钧部队由铁路以南开至章邱、历城边境向伪军岳伯芬部发起进攻。起初，张景月还认为岳（伯芬）隽（宇澄）两部互相火并，但在明白了真象后，随即渡过绣江河向章邱东北部及邹平、长山镜内转移躲避。因八路军渤海部队已经向该地区发动攻势，而且刚消灭了张景儒部主力团张兴周部，所以何思源与张景月部到达该地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在长白山区附近之刘家井、盐窝、黄山前、贺家一带时，正值八路军围攻邹平县城，相距不过五、七华里，双方警戒部队随时可以接触，形势最为紧张。何思源等在行军中屡次给养困难，官兵常终日不得一餐。何思源身患感冒，呼吸困难，情绪极为沮丧，曾坐在担架上当众对张景月说：“我是山东主席，停止呼吸以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带到济南去，把灵柩停放在省政府。”
8月31日，何思源和张景月部又迂回到龙山附近的小董家庄。何在益都时即发表张金铭为济南市市长，并着他和祝廷琳先到济南活动，为何入济预作布置。但张金铭到济后受汉奸威吓藏起来不敢动。何到龙山后又派丁岚生到济南找张金铭联系。丁到济南后见到张景月部电台上的两个报务员，便令架设电台与何思源、张景月联系。日寇已投降，须接受中国政府指挥。当时驻济日寇奉其主子岗村宁茨的严令：必须把何思源找到，接入济南。济南日寇不得不派兵一部，由其少佐参谋铃木及特务头子新荣、田部井等率领，乘火车两列（前面是工事车），一面修复铁路（历城至龙山一段铁路已被八路军破坏），一面在铁路两侧挖掘工事，加强掩护，试探前进。到达龙山车站之后，火车连续长鸣汽笛，并派出小股日军向北搜索，中途与张景月部取得联系，乃由龙山乘火车西上。当时因车辆过少，除何思源、张景月、王念根、徐振中及少数随员和教导营乘车外，其余部队均步行跟进。在火车通过龙山迤西王舍人庄以东地带时，铁路以南山脚下，八路军布防动作历历可见。何思源、张景月等9月2日正式进入济南，其后继部队则在中途遇到截击，伤亡惨重，勉强夺路前进，占据历城伪县府所在地王舍人庄，凭借围墙进行抵抗，激战终夜。至9月3日拂晓后，八路军才撤出战斗。张、徐残部经日寇允许，进至济南近郊红家楼一带休整。
张景月到达济南，在接收敌伪的保安司令部以后不久，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的前进指挥所主任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杨业孔已乘飞机到达济南。张景月自己不能做主，一切都得听从杨业孔的指挥。当时留在昌乐附近收容残部的唐锡嘏，因与杨业孔系东北讲武堂同期同班同学，闻讯后，立即放弃部队赶来济南进行钻营，并赠给何思源的儿子将校呢军服一套，为个人升官发财铺平道路。
张景月到达济南以后，早已忘乎所以，他象国民党从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一样，争先抢汽车、抢房子、抢物资，只顾自肥，而置其官兵和旧日僚属于不顾。这些人一日三餐都无着落，因而下级官兵纷纷逃亡，旧日僚属也各投门路。象他的政治部主任解未明，经党棍齐杞南介绍，才在当时国民党山东省统一指挥部谋得一个上尉级小职员（后晋升为少、中校秘书），大部分人员是在当时的教育界谋求生路。但张景月的秘书主任丁岚生却是例外，因为他与何思源在寿光时有旧交情，所以说“荣任”了何的秘书，后随何去北京。
1945年10月10日，李延年到达济南，不久就宣布由杨业孔担任了“山东省保安副司令”，令张景月仍任保安第三师师长，唐锡嘏升任副师长。李延年又派其亲信刘雪门任该部参谋长，刘天民任副官长。张景月的亲信李佑之任军需主任，张寿年任参谋主任。并令其第五团李森庭部、教导营晋锡屏部、张景月在济南收编的原日伪驻济南的绥靖公署杨毓洵的卫队旅朱友声部、章丘县伪军李作舟部一块开赴张店，由张景月担任“张、博地区指挥官”（淄博解放后又改称“张、周地区指挥官”），指挥当地的游杂部队和汉奸部队，以接替日寇“浅见旅团”的防务（该旅团准备调济南缴械）。同时，把张景月部徐振中之两个团编入“国军”第32师，徐振中任副师长。当时他在长官部的履历表上所填学历是“陆大”毕业，但无论怎样弄虚作假，也不会被国民党的正统将军们放在眼里。因而不久徐振中就到济南东关青龙街何思源的公馆里藏了起来，他的旧部也相继逃亡。至此，张景月“黄袍加身”的迷梦业已清醒，并大发牢骚，引用当时游杂部队中流传的歌谣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要投八路。”
张景月之所以被赶出济南，并开始走下坡路，是李延年对张景月没有好感。1943年期间，张景月曾派其代表张景文（寿光河疃村人，与李延年、李玉堂等颇熟）去重庆活动，回来后，衔李延年之命，要张景月领衔向国民党中央要求李延年主鲁，但张景月并未重视，反而领衔欢迎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因此得罪李延年。李延年到济南后，对张景文极为不满，说他“不会办事”，并说：“张景月是个庄户人，会做什么官？”
张景月受命之后，先由其新任副师长唐锡嘏率所属部队由济南开赴张店，而他本人仍迟迟延延留在济南，直到1946年元旦前后才在日寇特务头子田部井率日军一部的保护下，率其教导营的一个连开赴张店。当时盘踞在张店的部队，除日寇浅见旅团及张部以外，还有李青山的残部及国民党第十区专员王椿元所部。在张景月到达张店不久，李延年即调“浅见旅团”去济南缴械。张景月、王椿元见到命令后恐慌万状，曾联名电请李延年对日寇延期缴械，以保全张店，但未生效。因为李延年已知王耀武行将组成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进驻济南，急于完成他的受降任务另转新职（第二兵团司令），所以不顾一切地尽早收缴日械。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先陪同何应钦视察济南。然后，司令部人员和警卫团官兵北上进驻济南。王耀武一进济南，李延年匆匆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飞往北平去了。2月1日，古历的大年初一，“第二绥靖司令部”的大牌子突然挂在了济南经二路的邮政大楼上。这标志着王耀武经营山东事业的正式开张，何思源离开山东只是时间问题了。
日寇缴械以后，正进入国共军事调处时期，盘踞张店的张景月、王椿元两部，虽日夜担惊，但1946年春季还能平安度过。在此期间，张景月和八路军赵寄舟旅长，在三人小组的主持下在张店会面，当时气氛还相当融洽。
这年3月间，王耀武命令张景月将驻张店之部队交由该部参谋长刘雪门指挥，令张景月、唐锡嘏回昌乐一带整理旧部。张景月当即决定先由唐锡嘏率教导营（后改特务营）在三人小组的护送下经益都回昌乐，他本人随后乘飞机也到了昌乐。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军坚决自卫、回击，6月9日左右解放张店。驻张店之国民党残余部队全部被歼。张景月部参谋长刘雪门等被俘，后经教育释放。团长李森庭负伤逃回济南，李青山逃至寿光广饶边境被解放军活捉正法，张景月的主力第五团又告覆灭。
1946年夏天，张景月、唐锡嘏先后回到昌乐以后，正值山东军政局面多变之际，“三李不知一王”，这是当时“国统区”的一种流行语（“三李”指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一王”指王耀武，他们都是山东人），王耀武升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调任“北平”市长。当时张景月的残余部队，除徐振中部由国民党省府拨给枪支组成了保13团外，并把原三团康岱五等部合编为保12团，李森庭任团长，一起拨给徐振中所属。此时徐振中独树一帜，编成山东保安第六旅，由徐任旅长仍兼临淄县长；其余残部以七团苗思九部、28团徐向午部合编为保11团，由苗思九任团长；一团及六团残部合编为另一个保12团，由孟祝三（孟在田柳庄被俘后，于1946年秋由阳信县越狱逃回）任团长，以上两团各辖三个营：11团一营营长郑春温，二营营长张波之，三营营长国好礼；12团一营营长桑殿英，二营营长孟繁礼，三营营长张子清；原教导营改为特务营，仍由晋锡屏任营长，下属四个连。此外，还有第9团、第27团残余人员编成的寿光县警保大队，辖九个连，由刘寿隆任大队长。由四团残部编成广饶县大队，由张昌五任大队长。在全部被歼以前，该部总兵力还在5000人左右（不包括保六旅及临淄县大队）。
当时保三师番号时而撤销，时而恢复，部队时而编为保安团、县警察队，时而恢复原师编制，杂乱纷纭，即使当时的当事人也理不出一个清楚的头绪。不过其兵力却大致如上所述。其十四区所属各县县长是：寿光慈乐尧，广饶刘协唐、临淄徐振中，博兴侯庆文（何思源的秘书）、薄台宋绍昱（王耀武部秘书）。各县部队在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中，均曾一度进入县境，但不久即在解放军的反攻中纷纷逃回寿光南部及昌乐城附近。
张景月的司令部组织，在保留保三师番号时期仍由唐锡嘏任副师长（未设参谋长），参谋主任马立勋（原27团团附），副官主任张效哲（原28团营长），军需主任王殿三，军医主任王汉民，另有一个额外军医主任“山川”是日籍留用人员，政治部主任郭文德（又名郭介，共产党叛徒）。其专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向午（原28团团长），秘书崔汉生，中校参谋夏绥万，一科科长邵金亭，二科科长刘东坡，三科科长赵镜海，视导员张次乾，军法助理员韩甲第。
在保三师番号撤销后，唐锡嘏转任保安副司令，徐向午转任秘书，另设额外副司令二人，一是王耀武派来的贺凤池，二是原三团团长康岱五。中校参谋夏绥万，少校副官马立勋，政治部改称政治室，军需、军医等仍旧。
1946年夏季唐锡嘏回昌乐时，正值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由青岛登陆，进至昌潍一带，胶济路一度恢复通车，国民党的军政形势当时自称“好转”。张景月部经过补充、整顿后又开始向寿光境内进犯。并在寿光田马等地安设据点，时常到寿光城南、东、西三面活动。这年秋末冬初，张部在国民党211旅的配合下，一度占领寿光县城，但很快就在解放军的攻击和威慑下退回田马、昌乐一带。
退回昌乐之后，张景月在昌乐一带组织“还乡团”、区分队，到处杀害共产党的干部、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还经常派特务队到寿光境内屠杀革命群众。
第十回 寿光城得而复失 张景月懊悔终生
1946年10月下旬，何思源调任北平市市长，10月23日，王耀武正式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1月1日，王耀武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主鲁历程。
就客观而论，何思源与中共抢占山东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但是，除了为国民党抢占了济南之外，再无其他政绩可言。其一，控制的区域狭小而且不稳，秩序混乱，政令不畅；其二，经济凋零，财政困难，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其三，对日伪的接收工作十分混乱，内部矛盾重重，你争我抢，大失人心；其四，吏治不整，用人迁就，引生内争，官吏贪脏枉法，腐败丛生；其五，为争地盘，不惜与日伪合流，收拢武装，制造事端，遍燃战火。这种局面遭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斥责。因此，在国共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国民党势必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纳入战时轨道。很显然，何思源作为一个文官控制山东省政府是不能适应军政高度统一的战时需要的。而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的王耀武，是国民党军中名将，又是蒋介石的嫡系。此时，用王耀武代替何思源，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必然选择。
何思源走后，张景月在省府方面就彻底失去了保护伞。
在胶济路因解放军破路而中断后，保六旅徐振中部及临淄、益都等地的地方部队也纷纷撤至昌乐附近。1947年1月底，徐部团长沈思德突然被徐振中砸镣扣押，罪名是“通匪（指解放军）有据。”其实是沈思德受张景月拉拢，有靠拢张部的迹象。张景月听说后表情非常尴尬，曾派他的参谋夏绥万去看望过沈思德。（后来在临朐大战结束，解放军战略退却时，徐振中又率十三团回到了临淄城。1947年冬季，经王耀武批准，在临淄城枪毙了沈思德。）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力部队突然将田马包围猛攻，守军刘协唐、刘寿隆一再告急，张景月派其副师长唐锡嘏于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天拂晓前率徐振中主力13团之两个营及苗、孟两团各一部，由昌乐出发向田马增援，行至寿光昌乐交界处之大北庄、石桥（昌乐境）以北，南韩（寿光境）以南之低洼地带，麋集一处，噪杂休息。当时被预伏的解放军主力发觉，遂以迅猛之势突然掩袭，该部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其迫击炮、重机枪还驮在马背上就被解放军缴获了，唐锡嘏率部狼狈逃回昌乐。徐振中之保13团损失最为惨重，其余各部均有损失。当夜，据田马之刘协唐部也因救援无望，率部突围，也有相当损失。
战后，徐振中极端痛心，张景月虽然想竭力粉饰也无能为力，战况报告电传济南，旋即接到王耀武复电：“唐锡嘏指挥无方，着记大过一次，并责令戴罪图功……。”
1947年7月临朐大战后，向山东重点进攻之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开始向胶济路北进攻。国民党整编第11师王凌云部赠给张景月损坏了的重机枪九挺，经修复后分给各团营，都设置了机炮连，所以战力又有所增强。乘解放军战略转移之机，张景月又奉命率所部北进至羊角沟破坏码头设施。返回途中，在孙云子一带与第八军巡逻队遭遇，始知李弥部之荣一师已携带张部之寿光县长慈乐尧侵占了寿光县城，张部遂奔向县城。此时其所属各县之县长、县大队也分别随“国军”进入各该县境，一度“复员”。但是，好梦不长，随后，除寿光、临淄两县外，在解放军的反攻中纷纷撤回寿光、昌乐，仍成“流亡政府”。张部在盘踞寿光城之后，一面四出“扫荡”、抢掠，一面征集民夫在县城修筑半永久性工事，准备长期盘踞。他们也象其“国军”一样，到处割树、摘门，抢夺砖石。寿光周围十华里以内惨遭浩劫，怨声载道。当时国民党占领区群众曾编有歌谣说，“国军”有四大“德政”：“割树、摘门，捕鸡，‘日’人。”最使人痛恨的是伪县长慈乐尧、警察局长崔汉生、民政科长杨星海，他们在入城以后，即以“感训”为名，办了个所谓训练班（实为集中营），诓骗未撤走的解放区地方干部入城受训，在地主、恶霸、还乡团等被斗户的指控下，大批地惨遭活埋。
当时，晋锡屏、苗思九以及他们区中队、乡分队，都私设监狱，杀害了不少无辜人民。如：寿光西关的孙继善，北魏的魏永生、魏永祥等都是他们一伙杀害的。在他们这伙刽子手的残酷屠杀下，寿光各地到处血腥遍地，怨气冲天。
据统计，张景月部此次占据寿光城103天，杀害城乡共产党干部和群众1000多人，平均每天杀人10人以上，城关区10040户，被烧房屋的就有507户。苗思九在小东关纵火烧掉全部民房，使这里的群众生活陷于绝境。
这年秋天，张景月部配合国民党“西风部队”，向寿光北部解放区进行围剿，并企图渡过小清河，追击八路军清河以北主力部队。
1947年10月，八路军渤海纵队粉碎国民党对黄河的封锁后，张景月的部队除在青城借小清河与解放军对峙以外，大部分收缩到胶济铁路沿线，其主力驻扎在寿光城、田马一带。11月，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兵团发起的胶（县）高（密）战役，拖住潍县、昌乐之敌使之不得东调，解放军渤海纵队准备发起寿光战役，牵制敌军主力，相机夺取寿光城。
寿光县城的防御工事，本来是国民党第56师修筑的，该年8月张景月部占据后又进行了整修加固。此次守城城防部署是：苗思九部守大、小东关及城东北两面，孟祝三团守西关及城西面，刘协唐部守南关及城南面，晋锡屏为总预备队。
在解放军实施攻击之前，张景月去济南未回，守城部队由唐锡嘏、贺凤池、康岱五三个副司令加前副司令徐向午共同指挥顽抗。守城兵力有11团苗思九部，12团孟祝三部，特务营晋锡屏部，广饶县大队刘协唐部六个中队，寿光县大队一小部分，共计约3000人以上。
解放军渤海纵队首长决定，以11师为攻击寿光县城的主力部队，军区炮兵营、骑兵营、第三军分区14团、16团和三个独立营，再加上第二军分区11团配合作战，合计15000余人。前线指挥部由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副司令员廖容标、政治部主任欧阳平组成。11月12日早晨，袁也烈司令员在广饶城东南杨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制定攻打寿光城的作战方案。决定：11师17团攻打南关，18团攻打西关，19团攻打北关，第三军分区的部队攻打东关，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
11月13日夜，解放军各部队隐蔽集结于广饶县境内的大王桥、许王庄一带。14日夜晚8时，各部队按照指挥部命令，向寿光城奔袭。午夜，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并向县城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战前及战斗中唐锡嘏以“扫清射界”为借口，命令所部将城垣附近民房大批拆除。最可恶的是苗思九团在撤出小东关时竟将民房大部放火，住房、粮食、衣物等焚毁殆尽。城关群众哭声震天。
战斗打响后，11师18团迅速占领西关；与此同时，第三军分区16团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经过三次冲锋，反复拼杀，终于占领了城东关，直逼东城门下；11师19团在团长的带领下，直捣敌北关指挥所，占领了北关。
南关是张景月的“铁疙瘩”，11师17团经过激烈战斗，占领大部阵地，张部守敌全部退到玉皇阁，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顽强抵抗。此时，天已经大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解放军部队停止进攻。
至此，经过8小时的激烈战斗，张景月部寿光城外据点除南关东堤外，已全部被解放军攻占，守军大部退守城垣。
寿光城工事比较坚固，内城方圆15华里，城墙宽10米，高5米，有上中下三层射击孔。城外有5米宽、3米深的壕沟，壕沟外设有鹿柴。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决定，由渤海纵队第18团为攻打寿光县城的主攻团，突破口选在城西门北侧100米左右处。
15日下午3时，解放军开始攻城。在隆隆的炮声中，18团一营突击队接近西门，在事先选择好的爆破地点实施爆破，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与此同时，以十五厘米重迫击炮及山炮向城内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冲锋，四关发生巷战。战至16日中午，解放军由西门发动强攻，一度攻上城垣。守军孟祝三团仓皇后撤，准备向城东突围，特务营长晋锡屏也跑至小东门附近，准备越城逃跑。这时，敌机飞临寿光城上空，狂轰滥炸，苗思九、刘寿隆率11团及教导营之机枪连向西面迅速增援，并督促孟团反攻，与解放军突击部队发生肉搏战。他们合力反扑，才将突入城垣的解放军少数部队逐退，临时稳住了战局。解放军此次攻击，打死打伤张部官兵200多名，解放军也有数十人伤亡。
与此同时，解放军17团攻克南关的玉皇阁，刘协堂部官兵向西南方向溃逃，遭到第三军分区14团截击，歼其一部。
11月15日，国民党陈金城部213旅由潍县出发，至寿光弥河以东张建桥河口虚张声势，准备搭桥，而实际上不敢渡河，仅派其搜索部队一小部向寿光城接近。张天佐等土顽也急忙调兵遣将援救寿光城。其保六旅12团李森庭全部及13团一部和益都县长关有声部则逗留在胡营以北、寿光城以南地带向寿光城试探前进，当行进至胡营村附近时，遭到解放军渤海第二军分区11团的阻截。
16日下午，解放军停止攻城，开始围点打援。他们在西关留少量部队佯攻牵制，城东、北、南面围城部队主力全部撤除，全力向城南来援之徐、关两部发动猛攻。徐、关两部一触即溃，舍命向弥河东溃退，在解放军骑兵追击下，损失惨重。团长李森庭几乎被活捉，脱掉大衣始得逃脱。据报，仅新领到的狮牌重机枪即丢掉十几挺，其他损失可知。逗留在弥河以东之213旅也始终未改渡河。解放军大获全胜后，撤出战斗，掩护部队18日始撤清。国民党的增援部队遂以寿光城解围纷纷向其上级报功。
在解放军攻打寿光县城的战斗发起3天后，张景月部守军在解放军的强力封锁下，已经弹尽粮绝，国民党空军曾多次派飞机助战，空投战略物资，但其在空投中因地域狭小，飞机又不敢低飞，弹药、粮秣、药品多数投入解放军阵地。张部士兵士气低落，叫苦不迭，整个县城被绝望的气氛笼罩着。
战斗刚刚结束，张部内部矛盾就开始激化。因解放军冲上城垣时，孟祝三、晋锡屏等发生动摇，准备逃跑；苗思九部则极力顽抗，稳住了阵脚。为此，双方互相攻讦，矛盾重重。苗团三营营长国好礼对晋锡屏攻击最烈，晋有恃无恐，放刁耍赖，酗酒骂街。张景月由济南回来后也未能压服。
11月24日，解放军调整部署，决定再次对寿光城发起强大攻势，傍晚，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
是夜，寿光城里的张部官兵惊恐万状，谣传四起，纷纷传言有大批解放军特工人员已经化装潜伏进城内，将张部11团一营营长郑予新（郑春温）刺杀，也有的说郑予新是在城上被解放军击毙的，还有说是被自己人搞内讧打死的，引起张部的惶恐不安。城里并且盛传解放军大批主力已进至城东三里之朴里一线，天明就要重新攻城。谣言传进张景月的耳朵里，张半信半疑。其部下就将战事结束后清扫战场时发现的炮弹箱拿给张景月看，这个解放军遗留的炮弹箱上有“南昌”字样，说“南昌”系解放军快速纵队代号。张景月狐疑不决，连忙打电话垂询上司，国民党20集团军司令部答复：“很有可能。”于是，张景月六神无主，连忙下令弃城撤退。午夜，张部在风声鹤唳中仓皇冒雪从东门突围。
第二天下午，解放军地方部队开始入城活动。
后来，张景月曾说在这次冒雪撤退中多次滑倒，又因不明不白的撤退，心中十分懊丧，他说：“寿城撤退是我一生的耻辱，死后也不能合眼。”
第十一回 昌乐城景月突围 李家庄张部覆灭
此后，张景月部退至田马、纪台、李家庄一带安设据点，其11团驻李家庄，12团在纪台、东方吕及弥河两岸活动。其特务营及寿、广两县县大队驻田马，其专员公署仍在昌乐城。1948年3月下旬，解放军渤海区14团突然向李家庄附近之屯田、官桥、马家庄一带逼进，并开展政治攻势。张景月部曾集中兵力在屯田至稻田一线向解放军猛攻，除驻屯田之渤海14团三营兵力较弱曾被苗思九团攻破外，其余各处虽经终日猛攻，均屹立未动。张部在撤出战斗时，遭到解放军追击，秩序相当混乱。
当时，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三个纵队，由许世友司令员指挥，通过寿光北部向西挺进，一举攻下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全歼国民党整编32师周庆祥部及交警总队。然后撤至潍县以东进行休整，准备进攻潍县。在此之前，国民党第20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以“荒淫无度，贪污有据”罪名，调至青岛，被蒋介石当场逮捕，押解南京受军法审判。昌潍一带指挥权由96军军长陈金城接替。陈在3月底确认解放军将进攻潍县后，令张景月紧缩部队，固守昌乐。并将徐振中所属之保12团李森庭部调往潍县，其13团及临淄县大队和垦区保安团成建吉部、益都县大队关有声部、昌乐县大队程钰庆部统统集中在昌乐车站，归张景月及保六旅旅长徐振中指挥。当时的兵力部署：除刘协唐、刘寿隆两部15个连约2000人固守田马外，其保11团苗思九部守昌乐北关及城垣西、北两面，12团孟祝三部守昌乐东关及城垣东面，保13团守昌乐南关及城垣南面，垦区保安团成建吉部五个连守昌乐车站，其余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各部战斗人员在8000人左右，完全龟缩在这个小范围以内。他们除拆除民房构筑工事外，并坝住丹河，在昌乐城西面造成泛滥地带，并将河水引入护城河。又从潍县飞机场运来大批日式空投炸弹当地雷，埋在周围地区。此外，还在城周围挖陷井，布鹿寨，作固守准备。
当时，虽然张景月与徐振中有矛盾，但二人均已预感到最后覆灭的命运将要来临，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又相处得非常融洽，一切电讯均由二人共同签署。
4月初，解放军对昌乐、潍县、田马进行包围。被围后三天，有国民党空军战斗机四架，到昌乐上空盘旋数周后投下锦旗一面，旗上字样为“鲁中堡垒”，上款为“赠给昌乐守军”，下款为“王耀武空中题赠”。锦旗是红缎子作底，黑色平绒作字，由缝纫机制成。说“空中题赠”是假话，事先制好，用飞机送来给张景月部打气倒是真的。事后，王耀武又来电说：“在昌乐上空视察，对防守非常满意。”进一步鼓动张部固守顽抗。
战斗开始后，解放军仅用地方部队渤海14团、15团、临淄独立营、寿光县大队等分别包围了昌乐、田马，并在周围构筑工事，围而不攻，每日仅有零星接触和炮战，而以全部主力向潍县轮番猛攻。张景月和徐振中在解放军雷霆万钧的震慑下，自相惊扰，惶恐不安。在守城军官们的一次谈话中，徐振中曾概略地谈到解放军俘虏政策的威力说：“共军对所俘之一般官佐，一概不杀，都随却释放，所以国军都兵无斗志，这一手非常厉害。”参谋夏绥万问他：“象我这样的杀不杀？”徐振中说：“不杀。”夏绥万又问：“象你们这样的呢？”徐振中说：“那就不行了。”由此可见他们这些人在走投无路时的恐慌。在此情况下，张景月和徐振中日夜向上峰求援，并故意夸大“敌情”，要求空军日夜助战和空投械弹。在一次夜航助战中，炸弹投入昌乐城里小学，炸死教员魏子厚等数人。当时王耀武率“国军”七八万人向潍县增援，因屡次被歼，迟迟不敢冒进。正如当时解放区《渤海日报》描写的那样：“龟步蛇行，每日爬行10余里。”
在潍县战役进行中的4月18日，解放军渤海纵队7师副师长钟贤文带领第三分区的部队和渤海七纵一团以及警备七旅16团，向田马发起攻击。张景月如坐针毡，急忙求救潍城空军支援。连日来，国民党军飞机飞临田马上空空投给养弹药，对解放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20日，张景月派苗思九率11团1000余人增援田马，当其走到南韩村附近时，遭到解放军警备七旅15团的迎头痛击，丢下100多具尸体，狼狈南窜。21日下午5时，解放军对田马发起总攻，刘协堂孤注一掷，组织部属拼命抵抗。午夜，解放军突入村内，并在村内扩大战果。刘协堂见势不妙，率残部200余人多路逃命。22日，解放军攻克田马，刘协唐率少数部队突围逃散，刘寿隆逃回昌乐城，其余全部被歼。解放军共俘敌990名，毙敌3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21挺，小炮4门，长短枪794支。
4月27日，潍县城全部解放，陈金城被俘，张天佐及其副司令张髯农被击毙，徐振中之保12团在潍县北关全军覆灭，团长李森庭再次逃脱，去向不明。
潍县解放后，王耀武惧怕被歼，在淄河两岸徘徊不前，仅派小部队游弋至益都以西地区，并一再电令张景月、徐振中突围向济南方向撤退，但张、徐两部认为突围后危险甚大，虽明知无效，还一再要求王耀武向东推进，并自告奋勇，愿作收复潍县的前锋部队，想诱王部东来以掩护其突围。同时令《民声日报》假造消息说：“增援业已到达洱河沿岸，正在搭桥。”并严密封锁潍县解放的消息，以欺骗部下，安定军心。4月29日，王耀武又电催张、徐突围，其电报之部分原文说：“贵军必须出城作战，此系国防部命令。现共军主力均集中西线，阻击我援潍部队。贵军附近无共军主力，出城后有空军掩护，绝对安全。如能绕至长白山以西则更为安全，切勿贻误。”张景月、徐振中不得不听从命令，准备突围。
4月30日夜，风雨交加，枪声阵阵，困守昌乐孤城的张景月决定铤而走险，凌晨两点分散突围，讲好逃出去的人马到寿光金马寨集合，然后沿广饶、临淄边界向济南逃跑。为了掩护司令部的突围方向，张景月命令部队同时从南、北、东三面行动。
解放军围城部队早已识破张景月部的逃跑企图，遂在城北冉边、三里庄子一线部署阻击力量。
5月1日凌晨两点，张景月带领徐振中及其嫡系部队3000余人，从北门开始突围，从其他方向突围的部队也同时开始行动。因为城门均已堵死，周围又挖有深沟，沟水深度在2米以上，仓促中障碍难于排除，而突围人员众多，互相拥挤，秩序大乱，官兵纷纷夺路逃命。其中有一小股误入城西泛滥区，泥泞难行。有的趟响地雷，惊动了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张景月部刚刚逃出城垣，寿光独立团就从城西北角尾追过来，与阻击部队形成夹击之势。突围中张部大部溃散，业已营不成营，连不成连，垦区保安团团长成建吉被击毙，晋锡屏负伤。在解放军的尾追截击下，张景月、徐振中慌不择路，互相搀扶着，带着2000余人于拂晓时到达李家庄一带。李家庄位于弥合东岸、寿光城东南10公里处。由于人困马乏，便暂在李家庄稍事休息，待探明洱河以西情况后再行转移。上午8时，张景月部立足未稳，解放军渤海三分区的部队就已跟踪追来，将其四面包围。当时除11团苗思九部尚比较完整外，还有孟祝三团的团附姜国兴、营长张子清率一个营，其余全部是些无组织的散兵，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仓皇应战。当时解放军并没有立即攻击，只是围而不打，想再给张景月一个投降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近午，给张景月的最后通牒送到他的手中。但张景月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拒绝了解放军的善意争取，还当着他的部下色厉内荏的辱骂共产党和解放军，叫嚣誓死报效党国，借以给他的部下打气。
张景月拒绝投降后，解放军立即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歼敌措施。渤海13师一部在张部的逃跑方向堵截，其大部主力埋伏在李家庄东南广阔的尧河洼里，准备围歼突围之敌。下午两点，张景月组织200人的敢死队，由苗思九督战，从村西北角突围未成。下午4点，由孟祝三团的一营营长张子清打头阵，开始第二次突围，当他们前进了二三百米，自认为将要突围成功时，被解放军的炮兵部队一阵炮轰，又缩了回去。最后，张景月决定从东南方向突围。晚8时，张景月要求村西北角的刘寿隆不惜一切代价立即突围。刘寿隆受张景月多年的栽培，决心在这次护卫张景月突围中再立汗马功劳，报答张景月的提携之恩。可是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带领顽匪与解放军拼杀时，张景月却偷偷来到村东南角，并亲自指挥部队“顺利”的跑出李家庄。此时的刘寿隆才恍然大悟，他已无心恋战，掉头鼠窜，尾随部众逃出走了。
张景月在其部众的簇拥下，向尧河洼蜂拥而来，结果正中了解放军的埋伏。慌乱中，张景月边走边化装，在卫兵的护卫下一气跑到天明，总算脱险。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一二百人。
李家庄一战，张部除张景月、徐振中、苗思九、慈乐尧等少数人侥幸突围逃出，其余均被歼或被俘。
至此，张景月苦心经营了10多年的反动武装，遭到彻底覆灭。张景月、徐振中化装逃至周村后，由王耀武部接去，张景月到济南后任省府委员，其零星残部突到济南后，编归保六旅徐振中部，同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全部覆灭，徐振中被俘，1949年8月，益寿县人民政府在阳河村阁老坟召开万人大会，将其处决。张景月本人在济南解放时逃往徐州，又转逃青岛，后去台湾。在台湾期间，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78年病逝于台湾，享年74岁。
最后，将张景月部主要官员之下场（除上述有结局者）略述如下。
慈乐尧是个“狼心兔胆”的人，杀人无算，并曾讥笑刘协堂杀人太少。寿光、昌乐被围困时他都在城内，每日都吓得汤水不进，如“老母猪筛糠”一般。李家庄突围前，他与张景月告别时，丧魂失魄地说：“司令呀，就是这么回事了。”然后就只身逃走了。潍县解放后，周围各县开始大张旗鼓的清查散兵游勇、敌特分子的活动。慈乐尧被寿光武装人员在耿家庄的麦田里将其抓获。嗣后，在邢姚村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将当了寿光10余年县长的慈乐尧执行枪决。
号称“九千岁”的刘东坡，总算活到全国解放以后，但最终也没有逃脱应有的惩罚，被捕正法。
张景月的上宾王念根，1946年10何思源调任北京市长时，随何去北京，担任中南海公园管理处处长。解放后被抓到寿光伏法。
齐杞南，抗战胜利后，在济南经营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店”，解放后不知所终。
唐锡嘏，1948年潍县解放前夕，以医治腿疾为名，离开张景月部，东去青岛转赴台湾，投他的老上级孙立人（原税警团团长，后任国民党陆军副司令）去了。
孟祝三，即孟庆华，寿光南乡纪台村人。1948年昌潍解放后突围远逃，后据说落入法网，在济南正法。
刘协唐，1948年田马解放后，经济南外逃，下落不明。
刘寿隆，在李家庄突围中逃散，不知所终，也许是在李家庄就被打死了。
晋锡屏，昌乐解放后外逃，不知下落，传闻解放后在上海演戏，被公安人员传去，后无消息。
杀人魔王苗思九，李家庄一战，苗部全部被歼，苗思九本人及其营、连长多数漏网外逃，下落不明。
徐云程，潍县纸坊人，1930年黄风岐占寿光城时，曾在土匪司令张来友部当过参谋长。此人既无胆略，又无指挥才能。1938年张景月部进攻昌乐遭敌反击时，他远在10华里外，已吓得屁滚尿流跌下马来。解放后在潍县畏罪自杀。
徐向午，潍县北乡人，中小知识分子。共产党的叛徒，捕共专员。解放前去济南，担任张景月部驻济办事处主任。济南解放时逃往西安，解放后从西安捕回，在潍县伏法。
解未明，原名解家宝，寿光东乡毕家庄人。与马成龙、唐锡嘏并称为张景月部“军中三杰”。1946年春，在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当上尉职员，少、中校秘书。济南解放后被捕，在寿光监狱监禁多年，死于狱中。
丁岚生，原名丁云隆，后改为丁云岫，北大肄业，抗战爆发，因其家乡贾家庄子距张景月部发源地丁家楼很近，所以张景月首先邀请他入伙，充其幕僚。他是最先投入张部的知识分子，为人谦虚不张扬，文笔流畅，张景月对其十分重视。日寇投降后，随张部去济南。因与何思源原先有老交情，被何思源调去任私人秘书，后随何去北京。北京和平解放后，未参加工作，“文革”期间被遣回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仍回北京，后定为起义人员。
第十二回 张景月深谙登龙术 狠杀伐异己皆遭殃
总结张景月的前半生，可以看出，他出身兵痞，之所以能在抗战期间拉起一支比较庞大的地方武装，且能屡蹶屡振，持续11年之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善于投机，利用外敌入侵的动乱局势和人民争于抗日救亡的心理，打起“抗日”的旗子，从而捞到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二是因为他会耍政治手腕，擅长伪装、拉拢和打击异己；三是他也能给地方上带来一些“善政”，让老百姓多少尝到一点甜头。
首先，张景月很会装模作样，也就是伪装自己。抗战初期，他喊着“抗日”的口号，扛着“救国”的大旗，招摇过市，一些人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因而上当受骗。当时地方上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如朱景圉（留俄学生）、刘和亭（北大学生）、任伯起、李少文等，都是在上述情况下加入该部的。后来虽知上了贼船，但已骑虎难下。这些人为出身和社会影响所决定，缺乏择善而从的勇气和决心，所以只好为虎作伥，从一而终，为张景月扩大了反动的政治影响。又如：1939年春节期间，张景月妻、子、弟妇被日寇虏去，慈乐尧、刘东坡等想用枪械、金钱赎回她们，张景月却装出一付“置身家于不顾”的“英雄”姿态，坚决制止他们。此事一经传开，使天真的人们对他多了几分“敬仰”。再就是1943年他投降日寇时，既让他的部下挂牌投降，他自己又不公开接受汉奸官衔，可谓老奸巨猾。
其次，张景月很善于拉拢。不管是土匪、兵痞、流氓、奸商、土豪、劣绅、旧官佐、政客（包括军阀余孽、满清遗老）、国民党党棍、共产党叛徒，只要肯听他的，他就封官许愿，拉在身边，为其了力效劳。对下级官兵他也善于用小恩小惠加以笼络。他很注意从日常接触中留心下属的情况。如某人父母有残疾，某人婚姻不得意等等，在相遇时总以同情的口吻加以询问，或给以支持帮助。对排、连级的官佐个别谈话时，除说些关心和鼓励的话外，临行总要赠送些零用钱并亲自送到门外，用手拍拍他们的肩背，连连嘱咐：“好好干，好好干！”这使他们的下属人员受宠若惊，感激莫名，从而为其死力效劳。他对乡亲们也还客气，使其家乡的父老对他尚没有恶感。
三是张景月比较重视寿光的教育事业，这是他在统治寿光期间的主要“善政”，也是他骗取寿光人民群众信任票的最大资本。早在 1924年，寿光县知事邹允中、教育局长刘子久在县城的城隍庙前办起了寿光县第一所初级中学，命名为寿光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寿光中学）。“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学校解散。1939年春，张景月与慈乐尧计划恢复寿光县立中学，遂在李家南邵借民房招收初中一个班，学生四、五十人，委任国忆山(即国佩之，今侯镇西河南人)为校长，历时半年，因日寇骚扰而停办。1940年春，又在今古城街道贾庄、留吕镇东斟灌借用民房组织第二次复学。l941年6月，在校长刘和亭的多方争取下，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正式命名为山东省立第十五联合中学（简称十五联中），实现了由县立到省立的办学规格的提升。随后，国民党寿光县政府调集学校、军政代表，县内士绅等组成建校委员会，在县境南部中心地——寒桥村西，以旧寺院基为基础，划地筹建校舍70余间。1942年春，贾庄、李家南邵和留吕(1941年由斟灌迁至此)各校合并于寒桥新校，成立十五联中校本部（今寿光中学院内），实现了办学规模的扩大。此后相继设立李家南邵、王望、岳寺李、王里、二黄庄、留吕、潍县(校址在留吕)等7处分校。1943年，校本部在续招初中班的基础上，始招高中、师范(时称后师)班。即使他后来盘踞昌乐时，仍然没有放弃他所办的中学。当时虽然由于战事紧张，办学环境时好时坏，学生上课时断时续，但总的来说，在张景月的辖区内，各级学校都办得不错。客观上为国家培养了人才，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受到了国民党当局（如前所述的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表扬，这也为张景月装潢了门面。
四是张景月很注重自身的学习和提高。他有军阀队伍中当大兵的经历，深知杠枪打仗的“大老粗”是升不了大官的。所以在给他族叔当勤务兵时就练字、学文，有人说他是“官迷”，正揭出了他的隐衷。他在驻尚家庄期间，每天都练习书法，临摹《经石峪》，并请了老知识分子李秀三（满清秀才，第一任寿光中学校长）、崔叔庭（满清秀才，当过道尹的秘书长）为他讲《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学上一套统治人民的本领。
张景月不但自己善于学习，而且比较注重“人才”的使用，对于象王念根、唐锡嘏这样的“人才”，他千方百计的留在身边，为己所用。他还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到他的阵营中，为他的“事业”服务，这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土顽。
五是张景月在排除异己方面手毒敢打。他不管是直属部下或什么有名气的头头，也不管是他的亲戚或拜把兄弟，只要他认为不好驾驭或萌有异志，总要设法把他们置于死地。有的明杀，有的暗杀，真可谓“无毒不丈夫”。其行为从以下事件中可见一斑。
枪决刘世义：刘世义是前国民党寿光县民团中的一个排长，与张景月是拜把兄弟。抗战初起，他在寿光西部纠合旧部寇希才、马佃荣及其干儿袁南等，强夺了乡农学校学生的枪支，又收缴了不少地主家的护院枪支，成立了第三大队。当时算是人强马壮，较为有力的武装。后来他的队伍由寿城以西之蔡家营移驻寿光东北重镇——侯镇。刘世义和他的胞弟刘世忠及一部分亲信，依恃自己的势力，看不起张景月这个司令，心怀异志，被张景月发觉后，即将刘世义、刘世忠及其干儿等亲信五人，骗至丁家楼同时枪决，并将其部队缴械。
捕杀赵洪道：赵洪道也是张景月的换帖兄弟，随张多年。组军初期，派他去潍北高里一带拉拢部队。后来他在潍北羽翼丰满，逐渐不听张景月调令。张即派人将赵捕获，立即枪决。
杀害宋伯虎和王俊升：宋伯虎系张景月叔祖张子周的内弟，也是在二区的旧部，王俊升系张的第一梯队长王炳辰的胞弟，与宋伯虎是表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梯队的主要台柱，因王炳辰左倾不稳，张景月用计收缴了该部枪械，扣押了王炳辰，将宋伯虎、王俊升逮捕，后在寿城枪决。两人均系英俊少年，怀有爱国思想，被杀时，见者无不痛惜。王炳辰不得已投奔了八路军（也有人说王炳辰原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枪毙姜冠五：张景月的第三梯队原由昌邑姜家泊的大资本家姜宗濂所组织，其第三大队长杨森源是一个“李逵”式的人物，杨的参谋姜冠五为其出谋划策，不听姜宗濂调遣，反而给姜以很大威胁。张景月设计将杨森源、姜冠五调至寿城，缴械后扣押了杨森源，枪毙了姜冠五。
暗杀韩化清：第二梯队长韩化清，事变前曾任报社记者，后任十五旅三团二营营长。其人动摇不定，1940年春，张景月以通敌罪名令徐向午将其暗杀。
解决李树桂：李树桂原系昌邑马埠地主家的护院打手，抗战后拉起一支队伍，编为张景月部第十八大队，后又任徐向午团三营营长，驻昌邑北部。李树桂不甚听调，张景月把他骗至尚家庄，扣押缴械。后来，李树桂被国民党四纵王豫民骗去活埋了。
降罪吴秀阁：吴秀阁是原寿光公安局的一个巡官，旧公安部队编为第二大队后任中队长。当时吴风头十足，目空一切，并常与白光华部（惯匪）往来甚密，张景月对其很不放心。于1938年加以“失守田马”的罪名扣押，内定处死。不久，吴越狱逃跑。
兼并何德卿：何德卿，据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过寿光中学校长，因吸毒被撤职。后到各处募捐，创私立北海中学，不久垮台。遂在寿城当“代书”（代人写呈状，俗称“讼棍”）。抗战开始，在三区田马一带与国民党杂牌军司令王子修之弟王子真（号称“小诸葛”）等拉起百余人的队伍，在寿光南部搜枪、压款，独树一帜。张景月当然不能容忍，在买通王子真后，于1938年春节突然袭击，强迫改编为张部第十一大队，以王子真任大队长。给何德卿以“寿光县政府秘书”的名义加以监视。何德卿旋投日寇当了汉奸，1940年又回张部任特务秘书，专司与日伪勾结之职。
刺杀刘荆山：刘荆山字镇襄，寿光南乡赵家庄子人，曾在张宗昌时代任过163旅旅长，张宗昌失败后跑回寿光，组织鲁东民军响应北伐军，后被黄风岐打败去南京，曾任国民党参军院少将参军。事变后回乡，企图重新组军。张景月认为刘荆山底子硬，恐其先声夺人，端掉他的饭碗，所以在1938年前后派马士奇等将其刺杀。
杀李金照：李金照是河南人，原在韩复榘部下当修械兵，抗战前投靠寿光县长宋宪章，遂流落在张景月部主办的修械所（兵工厂），参与制造枪、炮、手雷等，为张部的发展出了大力，但他自恃有功，与张景月的亲信刘东坡有严重矛盾，在刘东坡的谗陷下，张景月下令将其逮捕抢决。
剔除刘日新：刘日新，益都人，国民党党棍。自称曾追随国民党投降派陈公博奔走十余年。抗战前在潍县中学当教员。因共产党嫌疑被厉文礼逮捕。抗战后投入张景月部，任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兼军政大队长，日寇侵占寿城后脱离。1943年后，又投入徐振中部当“食客”，住在寿光南乡。刘日新为徐振中献策，发展实力，并唆使徐振中独树一帜。张景月恨之入骨，派人将其刺杀。
暗刺桑鲁泉，又杀刺客灭口：桑鲁泉是韩复榘时代的省府秘书，抗战后回寿光原籍文家庄。曾一度投入十六旅李寰秋部，后又回家住闲。此人社会影响较大，不加入张部，想坐观成败。那时文家庄是八路军、十五旅和寿光城日伪三方面走马灯似的拉锯地区，张景月唯恐桑鲁泉为他人所用，便派其随从副官郑守业将其暗杀，并造出谣言说是被八路军所杀，对其家属经常照顾。郑守业暗杀了桑鲁泉，又抢掠了他的贵重财物，后来他把抢来的犀角大烟缸卖给了王念根，因而泄漏暗杀的秘密，张景月立即把郑守业及其姘妇马兰芬一并枪决。
暗杀朱龙岩：朱龙岩原名朱治镐，寿光东七村人，与张景月部特务营长李森庭同村，又是盟兄弟。学历不高，但笔下颇为流利，1940年后，在张部《民声日报》社担任编辑。1944年左右去济南活动，在当时日伪广饶县公团当上了一名科长。后回寿光在尚家庄李森庭处住了几天，返回广饶途中，在尧沟车站附近被暗杀。
张景月本人思想的主要支柱是乘国难之机，拉军事实力，捞政治资本，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张景月能装、善拉、好学、嗜杀，正是他蹿升的本钱。
张景月在官场失意时，似乎也产生过另投门路的想法，如在李延年把他从济南降调张店时，他曾大发牢骚，引用当时游杂部队中流传的歌谣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要投八路。”到了张店，还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又不敞开他的大门……”1946年国共和谈时期，在国、共、美方三人小组主持下，与解放军代表赵寄舟旅长见面时，他表现得特别亲热，并善意地向美方代表雷克上校作了介绍。但毕竟他本性难移，再加上他已经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只能在反共反人民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取得政权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张景月倒行逆施，自然就摆脱不了最终失败的下场。
后记：
本文参考资料：潍坊市政协文史委编《潍坊文史资料选辑（1—10）》、潍坊市史志办编《潍坊市志》、寿光党史委编《寿光风云》、寿光史志办编《寿光县志》、杨国夫遗著《战斗在清河平原》、孙乐洵著《抗战三年在寿潍》、昌乐史志办编《昌乐县志》、青州史志办编《青州市志》、山东人民出版社《潍原战火》、《潍武沧桑》以及许多与此有关的网络文章等。尤其是曾任张景月部中校参谋的夏绥万先生所著《我所知道的张景月》一文（发表在《潍坊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实。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必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