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旗帜
——读浩然《寄语清风文学社》
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 文坛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创作思想的多元化，文学样式的多样花，以及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繁荣的另一面，则表现为创作主体的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有把文学玩到“过把瘾就死”的大玩家； 也有正襟危坐，专写让老百姓看不懂但据说可以“传世”的“严肃作品”的大手笔； 以性展览和刀光剑影为基调的“地摊文学”也登堂入室，抢占一席之地。各家有各家的旗帜，各家有各家的人马：有妙笔生花的写家，有呼风唤雨的评论家，有各为其主的刊物、出版社。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各打各的天下。
透过号鼓喧天、旌旗林立的热闹和喧嚣，有识之士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纵观当今中国文坛，从八十年代的火爆与辉煌，到了九十年代就好似遇到寒风霜冻的袭击， 眼看着衰败，尤其是农村的文学田园里，几乎见不到绿模样。”( 浩然：《寄语清风文学社》) 是啊，广大的农村业余作者，再也见不到编辑老师亲笔写的亲切中肯的退稿信， 他们看到的是各种“稿约”上生硬冰冷的铅字：“来稿一律不退”。文学期刊“培养文学新人”的办刊宗旨，成为一种装饰。囊中羞涩的文学期刊，为了门面，为了生存， 只有用有限的资金，高价收购名家的稿子；对文学新人进行面对面辅导的各种“雪中送炭”的学习班、创作会不见了，代之以邀请名家游山玩水，以便为刊物“锦上添花” 的各种“笔会”。嗷嗷待哺的文学新人只好自生自灭，基层创作队伍溃不成军。面对此情此景，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劝慰文学新人：文学这条小路太拥挤了，何必都来过这一座独木桥呢 ? 文学本来就是少数人干的事情嘛。浩然却痛心疾首。他说：“究竟是追求文学的人多点好，还是少点儿好呢 ? 我说越多越好。唐朝诗人多，才出了诗圣杜李；宋代词家多，才出了词仙苏辛……搞文学的人多了，可以彼此在来往中相互启迪，相互比赛，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壮胆和互相帮助……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五十年代如果没有工、农、兵掀起来的写作热潮，没有工人李学鳌、胡万春，农民王老九、苗得雨，士兵高玉宝、徐光耀这些同代人的成功，我那文学的理想可能早就破灭， 很难好梦成真……我从心里感谢那场投身‘工农兵’搞文学创作的积极分子。感谢由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掀起的‘热潮’。”（浩然《寄语清风文学社》）
浩然得益于五十年代由工农兵掀起的写作热潮。他由衷地感谢那个热潮，深深地怀念那个热潮，他梦想在当代中国文坛再现那个热潮。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浩然坚信， 再现那个热潮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是多么重要，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艰辛。他喊出了“文艺绿化”的口号。这是一面旗帜。在旌旗林立的当代文坛，这面旗帜别具一格。这是一面沉重的旗帜。举起她， 需要勇气、胆识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自然生态中的“绿化”， 是与“荒漠化”相对而言的。“文艺绿化”的对象，同样是日趋严重的“文艺荒漠化”。对付自然的“荒漠化”尚需几代人不屈的努力，“文艺绿化”更谈何容易！这一切， 浩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文艺绿化”当作一项系统工程，精心地策划，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
1986 年秋天，浩然携老伴离开热闹的京城，一头扎进京东三河市，一住就是十余个年头。这期间，浩然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深入生活，潜心创作，捧出了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力作《苍生》，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另一件就是扎扎实实地实施“文艺绿化”工程。他倡导成立了三河文联，亲自出任主席。文联成立大会隆重热烈，从国家文化部长，到全国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新闻出版界的权威人士，纷纷到会祝贺。作为一个县级文联，成立大会开到这种规模，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作为成立大会主要策划者的浩然，其用意绝不是为热闹而热闹，而是请这些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权威人士都来为“文艺绿化”工程呐喊，为文艺幼苗翻一锨土、浇一桶水。可以说，三河文联的成立，是浩然“文艺绿化”工程的奠基。随即他又创办了文学季刊《苍生文学》，并担任主编。《苍生文学》的办刊宗旨，赫然印在她的扉页上：“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浩然为《苍生文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筹措资金、申办刊号，到组织编辑班子，甚至版式设计，他都亲自奔走，把关过问。《苍生文学》作为浩然“文艺绿化”的大本营，立足三河，面向冀东，辐射全国，吸引作者，联系作者，从中发现文学新人，培养文学新人。经过六、七年的辛勤耕耘，一批文学新秀在《苍生文学》这块沃土上崭露头角，茁壮成长。浩然不仅亲自审读业余作者的来稿，并且经常带着作者的稿件，登门辅导。这位年逾花甲、具有世界声誉的著名作家，不辞劳苦，登门造访，对于业余作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鼓舞， 一种力量。但浩然在业余作者面前，却永远只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推心置腹的朋友。
浩然走到哪里，就把“文艺绿化”的种子撒到哪里。在他任职的北京市，他主编了《北京泥土文学丛书》，使一批具备了出书资格而无力出书的文学新人如愿以偿，帮他们在文学的殿堂上迈上一个台阶。在他的成名作《艳阳天》孕育的地方，被他称作自己“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的山东省潍坊市，他奔走于当地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之间， 取得支持，主编了《潍坊泥土文学丛书》。而《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更是填补了三河文学史上小说集和诗集的空白。
在《寄语清风文学社》中，浩然语重心长，殷切希望清风文学社的文学新人，“能够有胆量、有眼光、有雄心、有气魄地看待和对待平谷作家群的兴起之势，”“自觉地培育群体观念，同心协力为大家也为自己开创一个适宜生长的环境，借助共同营造的气候和形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其实，这也是浩然对广大业余作者，特别是农村业余作者的一个号召，一个希望。透过《寄语清风文学社》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浩然对广大农村文学新人的爱护、关切、希望和勉励；同时也看到了浩然对“文艺绿化”工程充满信心，满怀豪情。“文艺绿化”已成为浩然毕生追求的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已经打牢了基础，初见成效。放眼未来，任重而道远。“文艺绿化”这个浩繁的工程，绝非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完成的。应该有更多的有识之士集合到“文艺绿化”这面旗帜下，同心同德，向“文艺荒漠化”宣战。对于这个问题， 可能有人不以为然，有人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但历史将会证明，“文艺绿化” 这面旗帜，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载《苍生文学》1997 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