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重阳访浩然
重阳节这天上午，我在被誉为“蓝宝石之乡”的昌乐县城，拜访了当代著名作家浩然。浩然以善写农村题材小说而闻名国内外，特别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
等小说深受亿万读者的喜爱。要说浩然与昌乐，那可是情比沂山，意如汶河。1960年春，刚刚步人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浩然，从北京来到昌乐县劳动锻炼，担任了城关公社东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期间，他和乡亲们一起抗旱排涝、抢收小麦、护场看坡……难能可贵的是，他还随着民工到百里之遥的高崖修水库，在那如火如荼的工地上，他与3万民工一样，忍着饥饿，挺起胸膛，驾着小推车，战斗在大坝合龙处。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仍不忘一个人民作家所肩负的重任，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趴在工棚的煤油灯下，记录着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串串红果。1962年后出版的《蜜月》、《珍珠》等4个短篇小说集，都是浩然当时在昌乐积蓄的题材。同时，为后来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是书中的“马老四”等人物形象，就是他亲身经历的。就在1987年创作长篇小说《苍生》塑造主人公田成业时，也是不自觉地把老房东田守业“化”了进去。以后，不管工作多忙，他总忘不了昌乐，隔三差五地来信来电，询问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老朋友的近况。一有机会，便到昌乐看看。1983年至今，他已先后5次回昌乐，每次来都同东村的乡亲们亲如一家地坐在一起，追昔抚今，无呱不拉。他常说：“我每次来昌乐，都感到有一股子灵气。”灵气哪儿来，就是昌乐人那种纯朴、勤奋、向上的精神感染了他。
上午10点10分，我来到昌乐宾馆2号楼，轻轻敲了两下浩然的房间门。没人！到哪儿去了呢？正当我纳闷时，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说：“你找梁老师吗？早饭后他跟老伴到东村去过重阳节没回来。”10点30分，身穿青呢子中山服的浩然搀扶着腿脚不便的老伴杨朴桥走了进来。我急忙小跑过去，同他握手问好。“你来了，彬占！快请屋里坐。”我们一块儿搀着老杨向房间走去。我边走边端详浩然那可亲的脸庞，面部比三年前瘦了点，短发似乎又白了些，但精力还是那样充沛，一双慈祥的眼睛总是那么有神。坐下后，他亲切地询问我这几年的情况，指着自己的头说：“去年闹了一场病，差点被‘拴住’，可说是大难不死……”我忙接过话头说：“必有后福！”说笑声使微凉的房间一下子变暖和了。
当我问他这次昌乐之行时，浩然激动地说：“我这次回昌乐，主要有四件事。首先是来会友。35年前，我来昌乐县，特别是在东村，结识了田敬芳、田敬元、李福德、吴国瑞等一大批同甘共苦的老伙计，尽管有的已经故去，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一心为公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他指了指坐在东边的一个青年人说：“这就是我的老房东田守业的儿子田敬富，退伍后在村里干支部委员，今天专程来看我。”我忙站起来同那个腼腆的庄稼汉子握手，并寒喧了几句。浩然接着说：“这次来，还高兴地认识了近两年来昌乐工作的董泉才书记、刘明珂县长、王玉璋副书记等一批新朋友。凡我接触的人都夸这届县委团结、实干、开拓。从昌乐城乡的变化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用手摸了摸下巴，抬起头说：“第二件事，就是来安家。”“安家？”我不解地问。“是啊，安家。”浩然郑重地说，“共同的不解之缘，就好象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昌乐人民不仅仅给我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如何正直地走路。因此，我何时何地都称昌乐县是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今年，昌乐县委、县政府及昌乐镇、东村等一大批朋友，想在昌乐盖几间房子，正儿八经地给我安个家，好让我与朋友们聚会时有个固定的地方。我看到昌乐人民这样厚爱自己，也就同意了。为了不忘昌乐这块热土，我将此房取名‘泥土书屋’，地址就选在东村。因此，我这回特意把老伴也一块带来了，让她也走趟‘娘家’，先来拜见公婆和妯娌们。”未等说完，他自己先笑了，我们也跟着笑起来。一会儿，他接着说：“我祖籍宝坻，生在开滦，长在蓟县，进入中老年大部分时间在冀东。最后一站，我想到把这把老骨头扔在山东昌乐。”浩然的肺腑之言，感动得在座的同志都热泪盈眶。
“梁老师，您的自传体小说第三部完稿了没有？”我问道。他笑着答：“我这回就是来‘圆梦’的。”提到这件事，可能有人不知其详。自1989年以来，浩然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乐土》和《活泉》，都是在昌乐改完定稿的。“我今回将《圆梦》原稿带来了，计划再在昌乐封笔。”他激动地说，“自打参加革命，特别是1949年写出第一篇文艺节目，我心里想的，嘴里念叨的，梦里盼的，就是想当一名人民作家。《圆梦》
这部书30来万字，主要叙述自己是如何圆了作家梦的。要说我在‘写农民，给农民写’方面有点成绩的话，那也是昌乐人民给我的乳汁。”
感谢你，浩然同志！感谢你把自己与昌乐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昌乐人民不会忘记你。
“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前来‘绿化’的。”他微笑着说。“绿化”，指的是他1986年提出的“文学绿化工程”，旨在培养农民业余作者。这几年在三河市，他亲自
担任文联主席并主编《苍生文学》，已培养了100多名业余文学作者，其中有4名农民作者出了集子。他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今后在昌乐要继续实施这一“绿化工程”。明天参加“浩然研究会”成立大会后，再着重研究在昌乐发展一批大众文学学会会员。明年来昌乐“定居”后，集中精力帮助中青年文学爱好者提高写作水平，真正把“根”扎在昌乐，尽快开花结果。
谈到今后的写作打算，他捋了捋那花白的短发，深情地说：“我已63岁了，身体又不算太好，社会活动又那么多，不想再在写小说上下功夫了。主要是写回忆录，将1960年以来的酸甜苦辣写出来，让后人评说，让历史见证。”我衷心祝愿浩然老师的大作不久面世。
快12点了，我将父亲在1966年购买的，现在纸已发黄的《艳阳天》（农村版）从书包里拿出来，双手送给浩然，请他签名。他将书接过来，掂了掂，翻了几页，连声说：“好、好！”掏出了笔，在第一页上题写了“朱文高老同志留念”几个大字，并盖上了自己的朱红印章。这时，随同浩然同志来昌的三河市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刘树滋按下了快门。(此文同照片刊登在1995年12月16日《联合日报》)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浩然，心里像喝了蜜汁那样甜，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又是九月九，重阳节会朋友……”的小调。
1995年12月
（原载《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