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书屋话浩然
“昌乐这块土地，是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六十年代初，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摸索前进的幼稚时刻，昌乐的乡亲父老、文化艺术工作者和领导同志，给了我永生不能忘怀的哺育和培养，使我在文学的园林里扎下根子，开了几朵小花，结了几颗果实。当我进入老年行列，又不甘心老化，而决心在艺术道路上再奔一程的时候，昌乐县的党政领导，文化艺术界同仁和父老乡亲，一直惦记着我、关心着我，一直是我坚强可靠的后盾，是我的精神支柱！”——这是著名作家浩然，在1990年9月29日召开的昌乐县文化活动中心大楼落成剪彩仪式上说的一番话。
1960年的春天，在那个半是天灾半是人祸的苦难日子里，已经在当时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浩然，同俄文《友好报》的一批知识分子一起，来到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锻炼。当时，浩然被任命为下放劳动干部组的组长，带着3个女同志和3个男同志，到城关公社东村大队落户。过了不久，浩然又担任了东村大队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那会儿，国家供应他们每人每天9两地瓜干面，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上午一顿粥，下午一顿粥，不但吃不着肉和蔬菜，连腌咸菜也吃不到，只好用筷子蘸酱油吃。在繁重的劳动的日子里，连久经饥饿考验的社员们尚且喊叫支撑不住，或躲在家里不出工，或出了工躺在地头上不动弹。浩然他们那般柔弱书生，又哪里经受得住揪肠扯肚的袭击？同志们全都给饿得面黄肌瘦，走路两腿发软，苦不堪言。秋收到来，偷盗成风，队里决定派可靠的人轮流看场护坡。社员会上，许多人说，下放干部在村里没有家，不会偷粮食，让他们来担当这差事。同时，推选出他们认为可以信赖
的几位社员和队干部，跟浩然他们混合编成几个小组。每晚4个人执勤，两个下放干部，两个社员或队干部，四下巡逻，按时到场院小屋集合。并规定，参加看场护坡的人，晚上有一顿夜餐：每人2两地瓜干面煮粥喝。浩然与另一位男下放干部，跟大队老保管员田敬元编在一个组里。每逢轮到他们值班，都由老保管点火煮粥。等粥煮得住火的时候，老保管便站起身来说：“我那份儿，你们两位分着喝了吧。我老伴给我做了干粮，我回家去吃呀。”或者说：“我闺女来看我，给我送来细面的馅饼……”一连数日如是。有一回，老保管丢下烧火棍走后，浩然他们刚把他留下的粥喝完，接到公社派人送来的通知，让浩然立即进城开会。浩然跑到老保管家里打招呼时，看见他正双手捧着一碗只有野菜的汤在喝，根本不象他刚才在场院里笑眯眯地说的那样。浩然恍然大悟，随即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涌向心头。他几乎是怒冲冲地怪他不该这样照顾别人而自己挨饿。老保管手捧着野菜汤碗，语气平和地对浩然说：“这没啥。你们除了干活计，还得用脑筋、想事儿，应该多吃点，不然要损坏身子。你们在这儿又没个家，怪可怜的。”听了这极平常的话，浩然忍不住掉下了泪……
后来，浩然在回忆那段生活感受时这样说，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在当时，一口饭就是生命，是生死攸关的事。老保管却不顾自己，同时不露声色地保护我们这些于他来说，既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的人。这是多么可敬可爱的农民！两年半以后，当我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的时候，写到普通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表现出美好的精神境界之际，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位给过我爱，也使我对他产生了爱的东村大队的老保管员。我依据他给我的生活和我对生活的感受，写了“马老四为了不给社会主义抹黑，支持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带头搞社会主义建设而偷偷地吞吃野菜”的情节。写时，我又掉泪了。以后修改、看校样，每接触到这一章节，我的心就为之一热。小说出版以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包括日本读者的信，都肯定“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
是的，那一段时间的浩然，由于直接参与县里和村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重要和次要的事情，动了手、动了嘴，也动了心，使他跟本来陌生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几篇作品，就是他和干部们轮流带领社员看场护坡时写的。谈起那时的情景，浩然说：“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示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上，急不可待地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篓翻扣在场板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扒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的东西是当时写成的，有的则是在这情形下打出初稿，回到北京以后才修改定稿的。”
……一位正在念初中的男孩子，饿急了眼时，悄悄地溜到地瓜地里去扒了一个地瓜生啃，因不会隐藏，被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浩然给“拿”住了。极知要脸面的中学生，吓得脸色蜡黄、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浩然轻声问他：“你怎么出来偷地瓜吃？”中学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家里好几天就没有粮食吃了，我在学
校里饿得头晕……”浩然摆了摆手：“快走吧，以后别再让我碰见。”年底，浩然要离开东村回北京，乡亲们都来送行，那个中学生怀着羞愧的心情躲在街边的墙头后边，偷偷地目送着就要离去的“大好人”。挤在人群里的浩然，也看到了那双不安的依依不舍的眼睛……
……东村大队的副大队长李福德，是浩然当时的好搭档、好助手。他老伴赵墨兰，常年有胃病，经常疼得在炕上打滚，饭做不了，孩子也照看不过来。可李福德手中无钱给她治病，眼看着她活受罪。为了李福德这个家，为了赵墨兰能活下来，为了把那几个不大不小的孩子拉扯大，浩然毅然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掏出钱来，安排人把赵墨兰送到县医院治疗……1983年8月，当阔别23年后的浩然又回到东村时，赵墨兰大娘三步两步奔到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拽着他的胳膊，眼里噙着泪花，说：“老梁呵，多亏你救了俺这条命呀！”(注：浩然，姓梁名金广，当时东村的乡亲们都习惯地称呼他“老梁”)几天以后，赵墨兰大娘听说浩然要走，特意煮上了一包红皮鸡蛋，让儿子用小推车推着她到县政府招待所为浩然送行。赶到那里以后，服务员告诉她浩然已去火车站了。大娘又急急火火地让儿子往火车站赶，在站台上，她亲手把鸡蛋搁到浩然手里：“这是我的心意，你无论如何得收下！”
1960年7月，位于昌乐县西南端、库容l亿5千万方的高崖水库，进入了大坝合
龙的突击阶段。全县14处公社的3万多名民工，忍受着饥饿的威胁，勒紧裤腰带，以“人定胜天”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夜以继日，轮番作战。这项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不但引起了全县人民的关注，而且也牵动了青年作家浩然的心。他把东村的工作安排妥当以后，兴冲冲地来到了高崖水库大坝工地。嘹亮的口号，沸腾的人群，壮观的场面，深深感动了血气方刚的青年作家！他不顾疲劳和饥饿，架起推土车，参加到突击筑坝的队伍中去。在那火热的劳动大军中，他结识了架着装有三五个土篓子、光着膀子飞跑的小伙子；结识了打破世俗观念、甩着辫子和男爷们挑战比赛的大姑娘；结识了与民同甘共苦、日夜坚守在水库工地上进行指挥作战的“县太爷”……也就是在这火一样热的生活里，在生龙活虎、可歌可泣的人群中，浩然胸中的艺术闸门又一次启动了：
《车轮飞转》《太阳当空照》《队长的女儿》《送菜籽》等名篇佳作，象一股股清澈甘冽的活水泉涌了出来……
后来，浩然还在百忙之中，专门挤出时间，于1983年8月、1987年8月、1990年9月，
3次回到昌乐县重游故地、探亲访友。尤其是1990年9月这一次，特意带着他的女儿梁春水，来到他生活过、劳动过的东村，让孩子看一看曾给过他爱、给过他情的乡亲们！同时，只身“蜇居”到高崖水库的“营陵山庄”，用20多天的时间，创作出他的
第二部自传体小说《活泉》的第二、三卷。期间，还赶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纪实文学《东村的乡亲们》（发表于《人民文学》1991年第二期）。人们清楚地看到：现在身为中国大众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河北省三河县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苍生文学》主编的浩然，尽管职多位显、日程繁忙，但他始终记挂着昌乐这块土地，昌乐县的乡亲。
1983年8月，当处在“创作低潮”的浩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第二次回到昌乐以后，昌乐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东村的乡亲们，一如既往地给了他盛情的款待……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浩然是中外闻名的大作家而去“攀缘附会”“强拉硬靠”，而是从心里认为浩然人格可贵、感情可交！他们看到：浩然总是凭着他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大众的无限热爱、一片忠诚，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去进行构思、进行创作，去展示他的爱与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向全国人民隆重推出他的又一部力作——长篇小说《苍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与60年代的长篇小说《艳阳天》、70年代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一起，形成了浩然创作道路上的三座里程碑。实践了他“一辈子写农民，给农民写”“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颂苍生，吐真情”的创作誓言。
1990年3月12日——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植树节。为了充分表达昌乐人民对浩然的肯定、支持和心愿，中共昌乐县委、昌乐县人民政府，派出专人，带上一棵龙爪槐，两棵花槐、两棵水蜜桃、5棵名贵苹果、两棵巨峰葡萄、两棵大石榴以及4棵良种月季、3棵蔷薇、一棵八宝、一棵佛手瓜，专程赶到河北省三河县浩然的临时住所，与他一起亲手栽植到他的“家”中。刚刚从“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发奖大会上归来的浩然，带着“名列榜首”的兴奋心情，手捧着从“第二故乡”昌乐捎来的黄土，一边小心翼翼地向树根、花根上抛洒，一边意味深长地说：“感谢昌乐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我一定不辜负昌乐人民对我的厚望，争取在以后的岁月里，多写几部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推动作用、对人民精神文明建设有益处的好作品！”
浩然不仅自己辛勤地写出了迄今为止七八百万字的优秀作品，而且随时随地的真心实意的去帮助、爱护、支持、培养业余作者和文学青年。仅对昌乐来说，无论是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是进入九十年代，浩然曾多次到昌乐一中、昌乐二中、昌乐特师、昌乐县文化馆等青年云集的地方，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讲怎样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提炼生活，讲怎样掌握写作技巧、怎样加工修改稿件、怎样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名誉与金钱。他不止一次地鼓励爱好文学的青年们：“文学是艰苦的劳动，也是高洁的事业。选择这条路走，就要不怕吃苦，不怕挫折，也不要怕恶势力的排斥、压制和打击。长期努力，百炼成钢，定会有所成就。真正的人才，真正的好作品，决不会被长期埋没；时间和人民，迟早要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同时，浩然也告诫他们：“一个文学作者成名了，尤其要正正经经地为文为人，不要沾染官场气、世俗气和商贾气。自己这种行为，即使不能净化文学界的空气，也要当一种活生生的标本！”
在浩然的影响下，昌乐县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很有作为的业余作者和优秀作品。
青年作家郭建华的《姜守本进城》、中年作家萧云龙的《穿小鞋的人》等短篇小说，分获《山东文学》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业余作者刘增山发表在《山东文学》的小说
《杀材》、任瑞成《淡雾中的少女》等作品，都较好地展示了这些文学青年的艺术功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1岁的年青作者张劲松创作的短篇小说《票房子》(发表于1990年第十一期《山东文学》)，1991年第三期《人民文学》在“新人佳作”专栏里予以转载，获得了“山东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大奖赛”的短篇小说一等奖，“潍坊市文艺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1990年9月29日，气势恢宏的昌乐县文化活动中心大楼落成。在三楼的北面，为浩然开设了一个书斋，建议将他的全部著作和部分书稿及生活照片，予以陈列和珍藏。浩然十分理解昌乐人民的盛情真意，欣然允诺，并挥毫题字，将书斋命名为“泥土书屋”。朴实无华的命名，酣畅遒劲的题字，与散发泥土芳香的50多部、七百多万字的著作，溶成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去处。从开馆那天起，闻讯赶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浩然激动地说：“昌乐县文化活动中心大楼里，特意为我挤出一个角落、留出一块地盘，给我安排了一个写作、劳动——即下蛋的‘窝’。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和鼓励，在以后的岁月里，争取在这个‘窝’里多生几个蛋，以此来报答昌乐县——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呵，浩然与昌乐，昌乐与浩然，一位钟情于农民、献身于农民的作家，和一块曾经使这位作家激动过、留恋过的热土，谱写出了一曲令人亢奋的歌！
（原载《东京文学》1992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