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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2-08-10 22:36
鄌郚史志总编

刘锡诚丨《浩然与昌乐》序言

  《浩然与昌乐》序言
  刘锡诚
  在建国 50 周年、也是政协成立 5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故乡昌乐县的政协编了一本《浩然与昌乐》的文集,收录了作家浩然同志与昌乐有关的一些作品、文章、讲话和史料。浩然来电话,嘱我为其写一篇短序。无论是看在家乡父老的份儿上,还是看在多年来与浩然的文学交往的份儿上,我都是义不容辞的。只好勉力而为了。
  大凡稍稍研究过浩然的作品和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他所以能写出享誉一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及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所以能塑造出一大批各色各样的 60 年代的农民形象,与三年困难时期他在昌乐县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有着莫大
  的关系。没有 1960 年在前东村劳动锻炼、当支部书记的那段经历,没有与东村农民兄弟的那种情深似海的交往和生死与共的生活,就不会有取得后来那样的文学成就的浩然。我从文集中看到的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浩然把昌乐当成他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他不忘昌乐这块贫瘠而富饶的土地所给予他的恩惠。他不忘那些在饥饿的夜晚把一碗地瓜面粥省给他的农民兄弟。正如他说的,一口饭就能救一个生命。没有这种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的人,就难说他了解了农民。当然,除了昌乐外,浩然还有其他距京更近的生活基地,如河北的三河县。我相信,在作家队伍里,浩然是为数不多的知根知底地了解农民的作家之一。我从这里悟出了,为什么昌乐人总是记着浩然,惦着浩然,想着浩然,敬着浩然。
  浩然是个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个容易被人误解的作家。正如世界上没有完人一样, 浩然也是从坎坷中走过来的。他有个时候甚至遍体鳞伤。是改革开放及其成就,使他“那么快地挣扎起来”了。这也许成了他的人生财富。新时期初期,我在《文艺报》工作的时候,曾于 1980 年 3 月 15 日召开过一次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邀请他与会参加讨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对农民和农村怀着很深的感情。那次座谈会是我策划的,并为那次会想出了一个“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的口号。那次会由已故的老主编冯牧主持。刘绍棠、管桦、林斤澜来了,浩然也来了,并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很动情,很有新意。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把他当时的发言引在下面:
  这 30 年来,农村变化很大。历史上哪一次农民运动也不像这 30 年的农民运动——
  如果把农业合作化当作一次农民运动的话——翻天覆地,触动每一个人,广泛、激烈而深刻,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十分复杂。对 30 年的各个阶段要作具体分析。作家要站在
  高高的山巅上。要重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这 30 年的农民运动,从整体上讲,从根
  本上讲,给中国 9 亿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不受剥削了,不受兵慌马乱的严重骚扰了。这是过去任何朝代、任何政党所不能给予他们的。这是主流。逃荒要饭,只是暂时和局部的现象。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是这样反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更多的益处,不会有那些灾难和痛苦。这是我近两三年经过痛苦的反省过程之后,准备再写东西时考虑出的基调。
  我过去一直是紧跟政策的。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还没有去写那种浮夸的、胡说八道的东西,作品也有点生活气息。虽然我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受着一种思想的束缚,我看农民的欢乐多了,看他们的痛苦少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生活的, 所以我没能像有的同志那样写出好的作品来。今后怎么办 ? 要重新认识生活,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
  农民受到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灾害是不小的。文学可以起到影响农民的灵魂、医治农民精神创伤的作用,从而指导他们的生活。文学特别需要替农民说说话,起点舆论作用;应该狠狠揭露和鞭鞑那些不心痛农民的人!这种人很不少,官僚主义、霸道作风,相当严重。
  《文艺报》召开这个会,要推动一下农村题材的创作,很符合我的心愿。我是受了内伤的。我再不想去图解任何概念了,我要到生活中去,用我的信仰——只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用我的良心——忠实于养育我的农民,去了解农民,替农民说话。好的,我歌颂;坏的,就揭露。身体条件差了,我不能“大面积垦荒”了, 只能勤恳地去经营我的“两亩地”。
  我听了浩然的发言,感到了他心灵深处的激荡,了解了由“内伤”带来的痛楚。也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抱有认同感。我希望他甩掉包袱,再为农民兄弟写出优秀作品来。90 年代,他终于又写出了《苍生》。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值得祝贺。
  不同的作家评论家,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是必然的,过去如此, 现在仍然如此。现在要分析农村的社会人际关系,也许比以往更为复杂。但没有对今日农村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正确分析和把握,就很难进入创作,即使进入了创作过程, 也很难写出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来。这是常识。现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仍然是作家们应该关注的大问题,毕竟我们还是个农业大国,还是个农业人口大国!可是, 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作家太少了!抱着热情和同情来关心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就更少得可怜了!因此,在这里我还要再次捡起 20 年前我所说过的那句话:“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当然现在农民已不再是九亿这个数字了。
  愿作家浩然的“昌乐情结”永驻。愿昌乐有新的作家起。是为序。
  1999 年 7 月 5 日于北京寓所
  (原载《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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