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少年
田义生
1960年,正是国家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作家浩然率领中国俄文报社、新华出版社的一批知识分子下放农村锻炼，来到我的故乡昌乐城南的东村插队。我那时年仅14岁，出于孩子的天真好奇本性，看到村里来了一帮陌生人，就主动过去观望，并与他们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耐人寻味。但因工作繁忙，一直未能动笔写出。今日浩然老师已经驾鹤西去，再难谋面，但其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眼前。谨借此成书付梓之际写出来，以志缅怀。在此之前，我们昌乐县已有大批的文人、名士在报刊及其著作中，对浩然老师在东村之事早已做过大量的报道和阐述。但今天我所记之事，与诸君所写有所不同。这是我这个当时的少年，与这位著名作家亲密接触，而发生的真情事实，而故事中所涉及的某些人物，有的还依然健在。
名字的故事
“浩然来了”，人们奔走相告。谁是浩然？他是干什么的？14岁的我带着好奇心，与几个年龄相仿大的孩子，一起跑到工作组的驻地——俺村东南角贫农主任田守业的东屋里。只见屋子里站着七八个人，好像是开会似的。我自小胆大，就问；“浩然是谁？”只见其中一个穿着蓝制服、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干部从炕沿上站起来，扬起脸，和蔼地看我说：“我就是。谁找我？”“不……不找你……俺们听说你来了，就过来看看。”“好呀，欢迎欢迎！”浩然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俺这些孩子都害羞地你推我搡，一股脑儿挤到一起，背靠炕沿站着，谁也没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指着年纪最大约有40岁的大个子说：“这位是老夏——夏均同志，他是编辑。”，又指着一位三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的人说：“他是高莽，俄文翻译，还会画画哩！”“这两位年轻的女同志，这个叫陈凤鸣，那个叫杨秀琴，都是新华出版社的……那一位是……”当时我年龄小，他介绍了好几位，我都没记住。我就问他：“你姓浩吗？”“哈哈”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不姓浩，姓梁。浩然是我的笔名。”我想起大文学家鲁迅先生
本姓周，“鲁”字是他外公家的姓。于是又无知地说了句：“那你姥姥家是姓浩。”这一下把满屋子的人逗得大笑不止。我有些不解，但也猜出是自己又说错了，但仍不甘心，又说：“我们中学课本里有个文人叫孟浩然，还有个诗人叫王浩然，你这梁浩然是谁给起的名？”“你这小家伙真有意思，是查户口的吧?先说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再告诉你。”浩然笑着说。我红着脸说：“我叫田义生，”“你是医生？”这时大家又笑起来。这下弄得我非常尴尬，急忙分辩道：“我是社会主义的义，生产的生。你们听错了。”“是你爸爸给你取的吧？”“嗯。”“你不是本地人吧？”“你怎么知道的？”“哈哈，我猜对了吧？你说话口音与他们不太一样，这回我没听错吧？”“我爸爸在济南铁路局工作。我出生在济南市三大马路小纬六路一条叫‘义生里’的胡同里，俺爸爸就给我起名叫义生。”我实话实说，大家都不笑了。这时我就反问道：“梁叔叔，你的名字是怎么起的？”“我这名字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呢！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还不到二十岁。原来名字叫梁金广，是父亲起的。当时上级安排我和一个外号大老张的同志负责油印战地小报。那时敌人经常清剿，报社就经常转移更换地点。这一天转移到一条山沟里，有一座古庙，庙堂上悬着一块绿底金字的匾额，上书四个鎏金大字‘浩然正气’。我灵机一动，就对大老张说：‘张大哥，咱们到处转移奔波，敌人也到处抓我们，不如咱俩也改个名字吧。’老张说咋改啊？我就说，这匾上的字就挺雅，我用前两个字，你用后两个字行不？老张欣然同意。于是我就改名梁浩然，笔名浩然；大老张改名张正气，后被大伙开玩笑地叫成张生气，结果把他叫得真生了气，也不让人家叫了，那名字就没叫成。”啊！原来是这样。一个名字还有这么曲折复杂的故事。是啊，名字是人的代表符号，但这千千万万名字符号的背后，说不定会有千千万万的故事。在这么多的故事当中，也一定还有像浩然同志这样精彩的故事吧！
麦耩黄泉谷露糠
麦收过后，田地里仅留下一垄垄枯黄的麦茬。昨晚天公作美，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透地喜雨。生产队抓住有利墒情，紧急安排了三四套耧具，在麦垄间套种大豆，一个上午就耩了一大片。
我们小学生也为支农放了麦假，跟随社员一起下地参加劳动。大多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快活。上午队长安排我跟妇女们到春天栽种的地瓜地里掐瓜蔓，再剪成长约25厘米的秧段，做扦插秧苗用，名叫“剪秧子”。它长大结成的地瓜叫“麦茬瓜”。而且这“剪秧子”别看没根，若载到雨后湿地里却很容易成活。它结成的“麦茬瓜”虽然个头瘦小些，但其优点很多。本身不带霉菌，冬天在瓜井中耐储藏，次年当做种瓜育秧苗，发秧多长势旺。
下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浩然同志和当时年轻的妇女主任田敬兰带领大伙
去栽“麦茬瓜”。因为是午后，太阳烤得厉害，我们都戴着苇笠。浩然没有苇笠，只是将一条白毛巾遮在头上。我紧紧地跟在他俩身后，看着浩然头包头巾，装扮与当地农民大不一样，觉得挺有意思，就赶上一步问他：“梁叔叔，我见画报上的农民都是头上戴着白毛巾像你这种打扮，这是为什么？俺这里怎么没有包头的？”浩然回头笑了笑说：“你这小家伙很有脑子。我告诉你，你可记好了，头上戴毛巾是河北、陕西等地的农民的风俗习惯，原因是河北是大平原，陕西是黄土高原，那里没有山岭，土地有的沙化、碱化，树木很少，而平原、高原经常刮风，风沙特别大，一旦挂起风来无遮无挡，土面面又干又细，落人一头一身。身上的土掸掉就行了，可这头发上有头油，黄土面粘上去很难洗净。所以当地老百姓就包上毛巾来防尘土呀！“噢，我明白了，原以为扎毛巾是为了好看，是为了代表农民形象呢。”我这个人就是好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于是又问：“可这毛巾为什么有的往后扎，有的向前系呢？”“这就是地区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了，并没有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说，河北平原的老乡喜欢把毛巾向后扎，而陕西黄土高原的农民习惯向前系，在前额上系一个扣，好像很英俊的样子。还有就是男人、老人大都扎白毛巾，年轻的姑娘、小媳妇喜欢扎花毛巾。我老家就是河北，我扎的样式就是平原式！”说完笑了起来。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正走着，浩然忽然发现地头路边洒了一些黄豆种粒，连忙招呼我们一起来捡。这时他又向地里面走了十几步，回头对妇女主任田敬兰说：“你看看这豆子种的太浅了，出苗怕受影响吧？”田敬兰也走过去看了看说：“这样深浅正合适。老梁呀，俗话说‘麦耩黄泉谷露糠，豆子耩在地皮上’。这话你知道不？”“什？什么？你再说一遍，让我记下来！”浩然迅速掏出一个随身带着的小本本，一字字地认真记下来。又问：“大姐，这句话意思怎么讲？”妇女主任说：“意思就是说小麦应该种得深深的，谷子、大豆应该种得浅浅的，否则它们出苗不齐。”这时，我也想起在农业知识课里，老师讲过的知识，抢着说：“我知道为什么。小麦是单子叶植物，发芽出苗势强，根系也发达，植株吸收土壤深层水分，所以要深种。谷子种子粒小，虽是单子叶，但出苗势太弱，植株根系也不发达，适宜浅种。至于大豆，它是双子叶豆苗出势就更弱了，种子覆土厚了，苗就拱不出来。是不是这个道理？”“好，说得太好了。你这孩子真行，在学校里准是个成绩不错的好学生吧？”受到浩然同志的夸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浩然的眼光真不差，我在班级里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呢！此后多年，这件小事时时浮现眼前。我也有幸从事文字工作，从而对浩然那种以作家睿敏眼光观察生活，在劳动间隙见缝插针，搜集素材的治学精神所深深感动着。
赛跑
六十年代，我国农村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社员们口粮十分紧张。这天，天还不大亮，
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扛着镢头，提着书包相约来到村边的一块刚刚刨完了地瓜的摆茬子地上“倒地瓜”。
人小力气小，镢头又大又重，不到一小时，个个头上都冒了汗。看看书包里仅仅刨到的两三斤较小的地瓜蛋，比一比倒还是我的地瓜最多。这块地的西边就是贫农主任田守业家的东屋。浩然下放后，就住在这房子里，而屋子里的后吊窗正好冲着那片地瓜地。正巧浩然早起刷牙洗脸，开窗透透气。窗子一开，就发现我们几个孩子挥舞着镢头刨地正欢。他连忙大喝一声“嗨！快把镢头放下！谁让你们在集体的地里倒地瓜！”这一下子可把我们这几个孩子惊住了，见大势不妙，我们拔腿就跑；浩然也顾不上刷牙洗脸了，从窗子纵身一跃出来，也是拔腿就追。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我个子高一些，倒的地瓜也多，他就认准了先来追我。我见浩然像一支箭一样追过来，当然也不肯示弱，拿出在学校里赛跑的架势向前飞奔。浩然见状，大喝一声道：“好小子！你是真心想跟我赛跑，咱们就比比看，我非抓住你不可！”我仓皇奔逃，拼了命地跑(但是不敢向自家门口跑，怕给家里人惹麻烦)，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又转了个弯，从村南头逃到村北。终于，趁着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浩然一把就把我逮住了。“还是你呀”。就提起我盛地瓜的书包，一手拿起我的镢头向场院走去。没办法，我只好跟在后面。来到场院一看，那几个孩子早已回来了。浩然问我：“你看看还缺谁？”“一个也不少！”他让我们站成一排，和气地对我们说：“同学们，都不要害怕。你们都是好孩子。一定也懂得爱护集体财产这个道理的。这块地的地瓜虽然刨完了，可是生产队还没来得及搞复收，等复收过后你们再来刨就可以了。目前咱们的口粮确实有些紧张，但是集体财产归集体所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私占。这个道理同学们懂不懂？”“懂。”“懂就好。现在大家把书包里的地瓜放到场院大瓜堆上去吧！”我们尽管不太乐意，但还是照着做了。这时浩然又说，同学们也干了一大早上了，都挺累了，成果归了集体，从客观上讲是给队里增加了收入，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大家伙付出了劳动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样吧，我给队长讲一下，给每个人记上两个工分吧。同学们说好不好？”“好！”我们几个孩子都笑了起来。刚才的紧张害怕和不愉快早已跑到脑后去了。
抓小偷
大集体时，每当庄稼将要成熟时，就由社员轮流看场护坡。那时农村条件落后，还用不上电。漫漫长夜，闷坏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晚饭后，就相跟着来到场院里“凑热闹”。只见浩然把一只大粪篓子反扣在场院屋当中，上面垫几本报刊，他就伏在上面就着屋梁上吊着的保险灯（马灯）往本子上记些什么。而我们这些孩子在场院里跑来跑去，打闹嬉戏。快半夜了，大概是把他吵得不耐烦了，就合上本子站起身对我们
说：“同学们别闹了，大伙不想回家睡觉，就跟我去坡里转转。”“好！”孩子们异口同声，非常高兴。不一会就来到了南坡里。当走到一块地瓜地北头时，浩然忽然很警觉地停住了步子，悄声说：“都蹲下，别出声。”我们几个非常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心里还一个劲突突地跳。这时浩然轻轻地对我们说：“都在原地不准动，看我到那头去抓贼！”抓贼？贼在哪里？这种事只在电影里看过，现在事到临头却把我们吓坏了，身子不由得打起哆嗦来。这时，只见他把身子伏得很低，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匍匐前进。大伙似乎也朦胧地看到地瓜地的南头像是有两个黑影在移动。浩然弯腰悄悄前行，动作也越来越快。不知为何那头站着的黑影却又蹲下来了。就在这惊恐中大约又过了五六分钟，只听得从地那头远远地传来浩然的声音，他大喊道：“快来人呀，小偷抓住了！”同学们立即跑了过去。一看，黑暗中有一个陌生人，被浩然反扭住双手，按在地上。而另一个却逃之夭夭。“这是个偷地瓜的，咱们把他送到公社去！”大家这时早已不害怕了，就簇拥着，将小偷押送到公社，交给值班人员后，高兴地往回走。路上我问他：“梁叔叔，那俩小偷一开始就好像发现了咱们，为什么傻得还不逃走？”浩然笑着说：“我让大家蹲下别动，就是故意放个烟幕弹，让他们暗以为咱们也是偷地瓜的，思想上就麻痹了。我再伏身匍匐前行，迅速接近，出其不意抓住他，就成功了。”“可是还是去的人少了，你又不让俺们去，让他们跑了一个，真可惜！”“放心吧，俩小偷定然是一伙的，抓住一个那个还审不出来吗？你们还小，抓小偷总是有危险的，怎么能让你们去呢？”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啊，这么浅显的道理，我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后来，正如浩然同志所料，经公社公安审问，那个小偷很快就供出了他的同伙。这俩小偷都是邻公社的，好在他们只是初次偷了一点庄稼，无犯罪前科，经过协调，邻公社来人领走。回村后，村子对他俩开了个批判会，教育了一下也就放了。这件事，使我对浩然的机智和勇敢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我长大参加了工作，每每回首作家浩然在我村的件件往事，一种崇敬的情怀油然而生。只是作家已与世长辞，但他那与农民同甘共苦的朴实精神长存，与日月同辉。
（原载《子非鱼文集》，文学纵横出版社，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