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乐情愫
梁春水
山东省的昌乐县，是个令我神往的地方。
昌乐地处胶东半岛，翻开地图，它是胶济铁路线上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车站，它不偏不倚地立在济南与青岛之间。在昌乐县的城关，有个同样不起眼的村子叫东村。
那是一方怎样的土地？1960年春节过后的8个月，240多个下放劳动的日夜，就回报给父亲浩然几十个短篇小说，以及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的意境、场景和许多生动人物的原型。
1990年9月末，我和父亲同行，去探访那块宝地。踏上昌乐的土地，才知道它与父亲间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我第一次看到了东村乡亲们眼里的父亲和父亲心目中的乡亲乡土和乡情。
到达昌乐的第二天，父亲就急迫地赶到东村，急切地去看望乡亲。
我们先去探望父亲当年的房东，这便是引得父亲无限怜爱的、孕育了《艳阳天》中萧长春“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家境的房东。当年，房东一家三代人老少四条光棍，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动用一墙之隔的集体的粮食。实在挨不过了，请父亲托人卖几丈布票换点粮食。父亲给了老人卖布票的钱，又悄悄将布票放回老人的屋里。听说在老人去世后才发现这些过期的布票。如今，正直、善良的两代老房东都去了，当年光着屁股满街跑的房东的儿子田敬富已长成堂堂的山东汉子。他领我们走进他新盖起的雪白的屋里，话语不多，只用充满敬意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我的父亲，倾听他的询问，如同一个乖顺的孩子。
在另一座农家小院门前，一位50多岁的农家妇女一脸惊喜地奔了出来，两双手立刻紧紧地握在一块儿。小院里回响着她亲切的乡音，欢声笑语在空气中弥散开，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当她转过身拉住我的手，我见到一双泪光闪烁的眼睛，于是那些似懂非懂的方言，连同我的心都在这清澈的潭水中溶化了。她就是田敬兰，1960年，父亲下放昌乐时，建立起东村第一个党支部，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田敬兰便是当时两个支委中的一个。
那天，我就这样跟随父亲从这个院落，走到那户人家，一一看望了30年前的房东，
曾一起工作过的村干部，一同劳动的乡亲，从那些叽哩呱啦止不住的话语中，从那默默无语的注视里，从一双双厚实有力的手掌中，我感受着东村乡亲的纯朴和热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同一份情义。他们没有忘记父亲，他们视他为久别归来的亲人。30年风雨岁月，该有多少不能忘却的事情充塞在这些饱经艰辛的东村乡亲的记忆里，
偏偏就有了一块空间，留给了父亲，留给了30年前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劳动了8个月的普通的下放干部。我很想知道更多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于是又接连两次来到东村，走进那些曾和父亲一同劳动生活过的老人们中间，听他们讲述当年的事情。
那是1960年春节刚过，俄文《友好报》社7名下放干部，从北京来到山东省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饥饿席卷中国大地的年代，正值初春，青黄不接，村里还在吃集体食堂，下放干部与社员一样每人每日定量9两地瓜面，以我的经历难以想象出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景况。在艰难的环境里，农民以农民的眼光、农民的方式来观察、感受着他们周围的人和事。
老队长田敬芳告诉我，老梁不象北京来的大干部，白天跟大家一起干活，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晚上不是开会就是看场护坡，从没听他嫌吃不饱、干活累而发牢骚。他担任着东村党支部书记、下放干部组长，总是鼓励着大家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老人们回忆着，那时常常是一棵葱、一顿饭，老梁吃得津津有味儿。
老乡们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年中秋节之前，老梁住在高崖水库写水库史，副队长李福德带着东村几十人出工修水库。八月十五的前一天，老梁冒着雨，从水库指挥部到东村民工的住处看望大家，带来两盒香烟、一瓶白酒。李福德反复地念叨，那是金奖牌的烟，别小看它们，这东西都是定量供应，不是随便可以买到的，这是中秋节发给下放干部每人一份，老梁总是想着我们。于是两盒香烟、一瓶白酒，连同那份情义，留在李福德们的记忆里长达30年，甚至还记得它的牌子。分发给下放干部的节日食品还有一斤月饼，老梁也没舍得吃，一直放在床铺下，是留给房东的两个孩子的。一个月后，要回东村时才拿出来，真可惜，月饼已经长了毛。这让我想起，我们兄妹小时，常在某个清晨，醒来一睁开眼，发现各自的枕边有个小小的纸包，里边或是几颗糖果，或是一两块精巧的小点心。这必是前一天晚归的父亲参加了什么活动后自己没舍得吃的那一份儿。就是这小小的纸包，曾带给我们多少惊喜和满足。这份细心里饱含了浓浓的父爱，父亲将它延伸到了房东孩子的身上。
李福德讲起另一件事。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月，好人都要被拖垮。李福德的妻子赵墨兰年仅40，就中下了心口疼的毛病。没钱治病，疼痛难忍时，就把子弹里的火药倒出来吃下止疼。下放干部要离开东村回北京，临走，老梁到家中看望。她凄惨地说，看我这样子，以后怕是不能再见面了，走后常来信。炕沿下正立着四个没成年的孩子。悲伤中老梁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元五角钱，为这个将要破碎的家留下一线希望。下放干部们走了，李家用这三元五角钱抓了药，病人竟大有好转。
这件事和老房东换布票的事情都曾听父亲讲过，他为此感叹：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得到的很少，没有怨言，容易满足，灾难和不幸却常降临给他们，有时因为很少的一点钱，就酿成一个个不幸的家庭，从此不得翻身。
如今，李福德说起这些往事，那双不大的眼里，始终汪着两汪泪水。年已七旬、身体依然硬朗的赵墨兰更是逢人便念叨：“浩然好人啊！”“我忘不了老梁，老梁救了我一命。”
农民有农民的性格，滴水之恩，一辈子记着。
留在他们记忆里的尽是些琐碎的小事。老梁与社员们在地里种黄豆，耩地耩到地头，扶耧的社员便抬起耧来，跨过畦埂调个头，于是几粒黄豆就落在畦埂上了。每次老梁都弯下腰，将散落的豆粒一一拾起。就是这么个细小的动作，东村的乡亲记着它，30年没忘。
当年的女支委田敬兰，总是那样热情爽快。让我吃惊的是，30年前的事儿，到了她嘴里，像在述说昨天的情景：那时老梁穿着一件黑褂子，后背常有一片汗碱……割豆时节，那天清晨天还没大亮，村子还睡着，突然一阵“啊……嗬……啊……嗬”的喊声从村外传进村里。田敬兰的母亲被喊声惊醒，说：“好象是老梁。”第二天见面一问，果然是老梁护秋时听到豆地里“唰、唰”的响声，雾大看不到人就喊起来。田敬兰边讲述边“啊……嗬……啊……嗬”模拟得唯妙唯肖。就是这么个喊声，东村人也记着它，30年没忘。
当年，在这些质朴的庄稼人的头脑里，是没有作家这个概念的，他们只把父亲当作一个北京来的干部，用庄稼人的标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在东村村委会的墙壁上，贴着一幅醒目且书写工整的图表“历届党支部工作展现”，第一栏赫然写着：任职时间——1960年，支部书记——浩然，主要工作情况——组建前东村第一届党支部；领导农业生产抗灾自救。
东村的乡亲把父亲看作东村人，是从东村走出的。那么父亲呢？他心目中的乡亲乡土给予了他什么？
“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第二故乡……”这是父亲1983年重返昌乐，留在高崖水库的墨迹。．
“我爱东村，东村爱我，永世不忘这块土地对我艺术生命的哺育之恩。”这是1987年再次回到昌乐，他给东村乡亲留下的一句心窝里的话。
那日，我们驱车沿公路在昌乐的土地上作了一次走马观花的游览。公路两侧是我所熟悉的北方农村景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刚刚播种下冬麦的麦田，是这般的平展和松软，田埂笔直地伸向远方，远远望去，麦地连着麦地，一望无际，如同一页巨幅稿纸。父亲说，这是最肥沃的土地。喜悦与自豪溢于言表。车窗外时远时近地闪现出一座座村镇。在我眼里并没有太大区别的村落、乡镇，父亲竟能说出许多当年他去过、
采访过的乡村。他指点着告诉我，《太阳当空照》的素材来自这个乡，《送菜籽》由那块菜地引发写成。他扳起手指列举出《车轮飞转》《婚礼》《写信》《队长的女儿》《冬暖》《婆媳两代》《县长下乡》《铺满阳光的路》……长长一串，几十篇由昌乐这片土地孕育的作品。
在昌乐的几天，夜夜难以入睡。从昌乐、从东村，从乡亲们的心里，我对父亲作了一次远距离的观察和深入的认识。
他是从黄土地里走出的作家，无论是30年前的那个下放干部，还是如今冠以“著名”的作家，都未摆脱身上的土气，有着农民的习惯，农民的性格，甚至农民的局限。不是吗？如今，他仍像当年从田里拾豆子那样在饭桌上捡拾米粒；他为农民作者字斟句酌地修改稿子，为他们找寻工作、介绍对象，为他们出书筹集资金而奔走。诸如此类，琐琐碎碎的可以数出一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永远“洋”不起来。或许正因为他与农民，与农村，与黄土地割舍不断的情结，所以他做起事情时常不由自主地全身心地投入，也就有了种种的切肤之感。他的作品因此被众多的农民和农民出身的读者所喜爱。
父亲在昌乐这块土地上，全身心地、真实地生活劳动过，正如他自己说的是“动了嘴，动了手，动了心”。善良朴实的农民心间有杆秤，称的是分量，也称得出真假。父亲撒下了真情，收获到双倍的情分，并由此得到大量的文学素材。
昌乐是一方沃土，播下种子，能不收获！
（原载《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