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浩然
时兴亭
当代著名作家浩然，1960年春天从中央机关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生活了八个多月。我当时在昌乐县委宣传部任干事，因工作关系，经常与浩然同志接触。
当时从北京下放到昌乐来的，主要是铁道部和中苏友协的机关干部。浩然当时是中苏友协的机关干部、《友好报》的编辑、作家。还有画家高莽等十几个同志。队长是中苏友协的秘书长李霑吾同志，来昌乐后兼县委副书记。李霑吾同志系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曾在昌乐书院师范讲习所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他积极组织和发动师生开展抗日救亡爱国活动，组织学生罢课，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后因环境变化，他已成为敌人“八路嫌疑”的目标。在上级党的指示下，他便带领部分进步学生秘密离开昌乐。后来有的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如昌乐籍的毕秀英（又名赵建平）同志（原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就是其中一位。全国解放后。李霑吾同志时刻怀念当年他在昌乐地下工作的这块土地，适逢中央机关干部下放之机，他毅然要求带领中苏友协的干部回到久别的昌乐县。浩然就是随着这支队伍下放来昌乐县东村大队插队落户的。
他们来到昌乐后，只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第二天浩然他们就各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下到离县城较近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当时任昌潍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同志听说青年作家浩然来昌乐下放劳动锻炼十分关心，亲自来昌乐到东村看望。陪同去的有县委书记王杰三和宣传部长赵新民等同志。因东村自解放以来只有两名党员，一直建不成一个支部，浩然来后正好三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组织决定浩然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当时生活正处在困难时期，浩然亲眼目睹村民们正在受着这场灾难的煎熬。因而，从一进村担任支书后，他就深感到自己不是一般的下放来受锻炼的干部，也不是来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而是一个有职有权、肩负重担、对问题负有责任的党支部书记。浩然又是一个党性和责任心都极强的人，所以他一进村，一头扎到了群众中去，真心实意地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当时，因工作关系我常去东村找他。但每次去很少在村里碰到他，多数是在田间地头见到他。他不是在村东地里和社员一起
锄棒子，就是在村南地里挑水栽地瓜。有一次晚上我去下通知让他明天到县里开会，他正在大队饲养室屋里开村干部会，商量如何把食堂生活搞好的问题。当时全村400
口人吃一个食堂，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
每月27斤。每天两顿粥，早上一顿，晚上一顿，不但吃不上菜和肉类，有时连咸菜也吃不上。一旦队里安排不好，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全队就可能出现饿死人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浩然同志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重担，认真履行了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职责。他在会上安排会计、保管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之物全部储存起来。安排食堂精打细算，安排到老坝河打捞一种能吃的苲菜，到坡里挖野菜，做到粮菜掺和，粗细搭配。排查那些已得了水肿病、老弱病残的贫困户，组织干部逐门走访，逐户安排。会议一直开到很晚。散会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你看到了吧，当前的灾情很严重，我要确保全村400口人不出问题，这副担子太重了。但再重我也得挑起来。东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我这个党支书很信赖，他们相信的是党啊！我不能辜负他们。当前，我最担心的是那些老弱病残的孤寡老人，如果有一个出了问题，我怎么对得起他们，怎么向党组织交待啊！”我头一次接触浩然，就被他那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深深地打动，也把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我对浩然有了了解后，一有空暇就去东村找他。那是麦前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一见到他大吃一惊：他面黄肌瘦，脸盘子比来时小了一圈，又黑又瘦。原来他和社员们一样饿肚子，长期缺少营养，也得上了水肿病。我看到他的腿上一摁也是一个大窝子，心疼地责备他说：“你怎么不说一声，这样下去怎么了得？”他悄悄地说：“好多社员不也是得了这种病，我得也很正常，没什么了不起，慢慢会好的。”我回到县委后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宣传部长赵新民同志作了汇报，他又向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永成同志作了汇报。王永成同志一听着了急，立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浩然的身体情况。他在屋里边走边考虑地说：“浩然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他是国家的财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呀。我们可得保证他在我们昌乐不出问题。可又不能在东村单独照顾他的生活，怎么办好呢？”他边走边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告诉我说：“从我们县委食堂里挤出部分粮食来，单独给浩然开个小灶，先把他的水肿病治下去。每逢星期六下午，你就去下通知叫他来县委开会，以开会为名，留他吃顿晚饭。”于是到了星期六我就去东村通知他来开会。晚上我让食堂给他准备了一盘馒头、一碟咸菜、几碗稀饭。到第二个星期六我又去通知来开会，又留他在食堂吃了一顿饭。可是当我第三次去通知他时，他揣摩出了内情，知道这是以开会为名照顾他啊。他怎么也不来了，他很动情地对我说：“你回去和王书记说，我非常感谢县领导对我的关心照顾，但我不能这样做。当前每人一份定粮，一家人都在忍饥挨饿，我怎么好闹这个特殊！”从此，他再也没到县委食堂吃过饭。我把此情此话如实向王书记作了汇报。
他听后，被浩然感动得很长时间没说话，最后他说了一句：“就凭这一点，将来浩然一定会成为全国了不起的作家。”
我和浩然同志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他也经常到宣传部找我，有时家里给他寄来包裹和粮票等，都托我到邮局给他办理。有时来县里开会，中午就到我宿舍床上午休，我们两人边躺着边拉呱。那时我发现他一有空闲就学习，一想到什么就记笔记。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都编着号。有一次午休后，他发现身上带的那个小本子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到处寻找，凡是他这天去的地方都找遍了，最后还是在我的床缝里找到了。他喜出望外地高声大叫：“我可找到你了！这是我几个月的素材本，别的丢了我不在乎，可丢了你我非急出病来不可。”这件事使我感到，作家的创作，除个人的天赋外，最根本的还是靠深入生活，靠积累，靠勤奋，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记得那年农历5月28日，我约他赶昌乐山会。他走在昌乐大街上，对什么都感兴趣，细心观察各种人物的言行表情。他弄不明白的事，都虚心向老农请教。如他发现有个农民在集上用纸包着小鸟出售，他就亲自向这个农民学一下怎么包。
那年夏天，他随着东村的民工一起，上了高崖修水库去了。因县里决定要编一部《高崖水库志》，请浩然同志帮忙编辑组稿，于是，我去高崖水库找他。他正在工地上和民工一样，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往大坝上挑土。看到他满脸是汗水满腿是黄泥巴的辛苦样子，我心里酸酸的，劝他别累坏了身体。他说：“每天在工地上看到好几万民工战天斗地，这个场面很受鼓舞。我跟大伙儿一块流汗，累点心里也高兴。”他对县里安排他组写《高崖水库志》这项工作很认真，在工地上组织了一个小写作班子，带领他们首先采访在建设水库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然后又顺着汶河崖到善庄、包庄、东水码头等村庄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采访。在采访中，许多先进人物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感动着他那颗年轻作家的心。于是在编写《高崖水库志》的同时，他还创作出了不少美文佳作。如他看到工地上除了肩挑人抬外，唯一的先进工具就是胶轮推车，一旦车子坏了，一家人都急得不得了。在鄌郚民工团就出现了专门修车组，发挥了很大作用。为此，他写了《车轮飞转》。在度荒的日子里，菜籽是农民最盼望的，他到包庄水码头去写了《送菜籽》。他的作品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他写的人物大都有生活原型，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很真实，农民愿意看，喜欢读。
浩然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又十分善解人意的人。他比我大两岁，他虽然是个作家，但没有半点架子，我就和他称兄道弟，心窝子里的话，也愿意向他掏。在我人生道路最困难的时候，是浩然同志帮助我坚定了为党工作的信念，我终生难忘。
那年麦后的一天，我回家一趟。我家所在的青州郑母公社，是当时有名的重灾区。麦后每人分了6斤麦子，家里没有半点粮食粒子，母亲病饿而死，父亲得了水肿病，躺在炕上起不来，妻子准备带着两个孩子去要饭。我那时工资34．5元。当时社会上正刮着“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的退职回家务农风。我回到自己宿舍，思想
斗争很激烈，愁得不知该如何办好。最后还是决定不干了，回家种地去。就在我暗暗流泪，准备写辞职报告的时候，浩然来到我的宿舍。他看我流泪不高兴，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原原本本地把心里话全向他讲了。他非常严肃而认真地听着我的倾诉，对我的家庭遭遇十分同情，我说的时候，他的眼里也含着泪花，但是他对我要写辞职报告回家不干革命的想法和举动，表示坚决不同意。他为了打通我的思想，详细地向我讲了他的身世和家史，讲他如何生在大粪场里，后来父母双亡，十几岁成了孤儿，和姐姐相依为命，后来怎么生活不下去了，是共产党救了他，把他一步步培养成一名国家干部。他说：“当前的困难确实不小，但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党会领导我们把灾荒度过去的。当前的困难再大，你也要咬着牙熬过去，千万别打退堂鼓，更不能写辞职报告。”他担心我再动摇变卦，晚上也没回东村，就睡在我床上，又和我拉了大半夜呱，一直把我的思想工作做过来为止。
后来我从昌乐县委宣传部调到青州市博物馆工作，担任该馆书记，负责建馆工作。我在工作中牢记浩然同志对我苦口婆心的教诲，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对党的信念再也没有动摇过，并学习他那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现在我工作的馆所被评为全省一流馆所。我现在已退休，享受着国家干部的一切待遇，过着幸福的晚年。但是每当想起当年浩然对我的教诲，我全家人打心眼里感谢浩然同志。在我人生的十字路上，是他使我坚定了为党工作的信念；是他帮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为我后来漫长的岁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我受益终生，也使我有了今天的一切。1991年他来昌乐时我去看望他。他欣然提笔，赠送了我一幅“不忘当年山水情”的条幅。我回来把它装裱挂在墙壁上。每次看到他那珍贵的题字，就想到当年他对我的情意和恩惠，真是比山高比水长，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啊！
（原载《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