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宅街路南风貌（下）
郭宅街路南,坐落着裴昌会、郭稼生、郭渔山、刘鸿翱等知名人物的宅院。裴昌会为著名潍县籍起义将领,个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十分丰富；郭稼生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队伍,解放后为文化工作者；郭渔山为清末以及清亡后本地兴办新式学校方面的知名人物；刘鸿翱是清代后期有建树的能臣,其宅院被民众称为“大中丞宅院”；刘忠干是刘鸿翱的后裔,拥有中将军衔,曾受命保护十万余斤粮食；刘逊聪为刘忠干堂弟,曾组织完成《潍县志稿》书稿的整理并推动其面世……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宅院都已不复存在,仅可以从相关记载和回忆中寻找踪迹。
本期撰稿:王瑞甫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校对:曾 艳(01、08)
刘 辉(02-03)
封 敏(04-05)
王明才(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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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一至周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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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将领裴昌会回潍探访老宅院
郭宅街路南,王振方、王麟书宅院以西,坐落着潍县籍起义将领裴昌会的老宅院。裴昌会个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十分丰富。他在青年时期就离开了潍县。全面抗战爆发、潍县沦陷时,该处宅院遭日寇查没,他的母亲和夫人、孩子也离开潍县逃难。宅院的相关情况,则仅见裴昌会到潍坊视察时有零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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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青年时住郭宅街 投身军旅生涯几十年
裴昌会,字同野。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在郭宅街路南,王振方、王麟书宅院以西的一处宅院内居住和生活。少年时期,他在潍县私立继志小学就读。青年时期,他就读于高密县胶莱中学、潍县县立中学。
1918年,裴昌会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离开了位于郭宅街路南的家、离开了潍县。1922年毕业后,他的军旅生涯开始,历任见习排长、排长、连长、上尉参谋、少校团副、上校教官、五省联军教育处长、团长、少将旅长、副师长、副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第九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司令兼第五兵团司令、第七兵团司令等军职,最高军衔为中将。
1949年12月川北起义加入革命队伍后,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是第一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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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八路军抗日 七位亲属惨遭日寇杀害
七七事变后,裴昌会率国民党四十七师北上,参加了抵抗日寇进攻的多个战役,包括著名的忻口之战。稍后,他的部队在横岭关(位于现山西省绛县境内)一带布防,与八路军防区为邻,友军之间相互配合,多有往来。
裴昌会与八路军真诚联合抗日。与之联系较多的八路军将领有陈赓、陈锡联等人。
1938年5月,日寇进犯横岭关。裴昌会以两个团设伏于横岭关以北,以一部分兵力诱敌入围。八路军配合行动,前后夹击日寇。随后,陈锡联亲率一个团精锐部队,连夜急行军,奇袭阳明堡机场(位于现山西省代县境内),歼敌一百多人,炸毀敌机24架,机场瘫痪。日寇部署围追。八路军迅速撤退,突出重围后进入裴昌会的防区。裴昌会以友军相待,清理仓库,提供补给,并为部队休整提供了便利。陈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锡联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
1939年1月,太原日寇三千余人企图沿同浦铁路增防风陵渡(位于现山西省芮城县境内)。裴昌会立即率四十七师赶赴洪洞县、古县一带,与八路军陈赓部的一个纵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一个旅及国民党刘戡部,前后夹击,激战两天半,日寇大部被歼,只有几百残兵败将夺路而逃。国共军队均有大量缴获。随即,裴昌会奉命率部转入王屋山、太行山区河南北部及济源一带,仍与八路军相互配合,抗击日军,直至1942年春。日寇企图越过中条山、经风陵渡南渡黄河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刘戡时任九十三军军长。
潍县沦陷时,裴昌会的家业包括郭宅街路南的该处宅院在内都遭到日寇查抄,他的母亲、夫人以及全家数十人背井离乡,随军辗转。1944年年底,他们在自洛阳至西安的转移途中,在宜阳、嵩县交界处的木柴关遭到日寇追截,他的夫人、三儿子等七位亲属惨遭日寇杀害。当时,他的夫人姚琳卿在一处水塘内藏身。日寇发现后将其强行拖上岸。为保持气节和名节,姚琳卿不停地斥责怒骂敌寇,当场遭到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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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规劝弃暗投明 胸怀热血带头起义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胡宗南部进犯陕西延安,指挥所设在洛川,裴昌会兼任主任。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指挥所迁入,裴昌会仍兼任主任,成为国民党军盘踞延安的最高职务的将领。胡宗南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后,裴昌会先后参加了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多个战役,因屡战屡败,退至宝鸡。他早年加入我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胸怀振兴中华的一腔热血。此时的他,感觉仗越打越糊涂,由糊涂而生厌战,诱发疑问:内战到底还能坚持多久?这样浑浑噩噩地走下去,是否还有出路?
解放军及时安排裴昌会以前的部下李希三(做过裴昌会部的军需处处长,是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登门晓以大义,说服裴昌会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弃暗投明。胡宗南对裴昌会产生了怀疑,1949年9月将裴昌会的后继夫人及四个子女转移到台湾,又安排“走马换将”,让裴昌会赴四川广元接手第七兵团。同年12月,裴昌会在德阳成功起义,先后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有第七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其下属的十七军、七十六军、九十八军。1950年1月,裴昌会电令、三十八军遵令在茂县放下武器、解除武装。本次起义史称川北起义,涉及人员共有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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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成立川北大学,筹建川北区民革地方组织
裴昌会撰文回忆说,他是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领第七兵团起义的。起义后,部队集中到中江、三台、盐亭等县整训。1950年8月,起义部队经过民主改革整训完毕,开往甘肃天水,与解放军第七军并编。部队整训结束后,按照他个人意愿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等职务。川北行署驻南充。
当时,东北大学的部分教职员工由陕西咸阳集中到南充,行署以这些师资为主筹备成立川北大学。裴昌会1947年在陕西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东北大学的一部分教职工由四川三台转移到咸阳,准备迁回东北。因内战已经开始,他们无法继续前行,滞留在咸阳。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裴昌会曾批准发放粮食和经费接济他们,彼此有过交往。
川北大学筹备成立时期,川北行署安排裴昌会多同原东北大学教职员工联系。在其后的院校合并、创办川北大学过程中,裴昌会对这些教职员工的安排,作过一些工作。川北大学是现在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的前身。
1951年筹建民革川北区地方组织,开始由原在南充的地下民革成员龙杰三、尹子勤负责。他们同帮会等封建组织和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筹建民革组织中很难摆脱这些制约,打不开工作局面。川北区党委、统战部请裴昌会担任筹建民革川北组织的工作。他与龙杰三、尹子勤、李树骅、肖端重等人担负起民革川北区组织的筹建工作,以他为主。他们向民革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组成了民革川北区分部筹备委员会,开展对川北区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在机关学校中发展了一批民革成员。1952年1月,民革川北区分部正式成立。
1952年11月,包括川北行署在内的四个行署合并组建为四川省。裴昌会去了重庆,先任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长,继任分管轻纺工业的重庆市副市长。当时他已年近花甲,却顽强地从头学起,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大西南不少大中型纺织企业自破土建设直至顺利投产,都凝结着他的期望和心血。
1978年以后,裴昌会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他先后对重庆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中小学教育等多项工作进行视察,对发现的问题,分别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反映并提出建议。他提出的中小学急需改善教学条件、部分老纺织厂退休职工包袱过重、某些地区环境污染等问题及建议,都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逐步解决。
1986年,已届90岁高龄的裴昌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赴故里山东的青岛、烟台、潍坊、淄博四个城市进行视察,历时月余,历程万余里,视察了40余个事业和企业单位。通过听取主管部门的汇报和实地调査,深入了解了当地在贯彻《义务教育法》中存在的问题后,他及时向中央有关方面提出:要尽快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实施细则,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建立一支符合质量要求、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要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拨出专款支援贫困地区,以保证《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同时,他还对开放城市外引内联的制度安排、资金使用、具体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及青岛、烟台的经济开发区建设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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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跟党走早是“自己人”,9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裴昌会1949年起义时,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起义部队经过民主改革整训完毕,裴昌会按照个人意愿转业到川北行署工作时,胡耀邦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撰文回忆说,在胡耀邦的眼中,裴昌会一旦认清光明的前途,就愿向正义之师输诚,承诺起义,便绝不失信,自从起义那天开始,就一直同心同德跟党走。裴昌会川北起义后,胡耀邦与他见面最早。当时,胡耀邦向裴昌会表示:“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我作为中共代表一定对你关心、负责,并要关心负责一生。我作为共产党员说话算话,包揽到底。”裴昌会转业到川北行署工作,胡耀邦是他的直接领导。从此,两人便结下终身友谊,成为真正的同志。
裴昌会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他作为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去胡耀邦家探望时,吐露了申请入党的愿望,以表达自己真诚跟党走的决心。胡耀邦表示愿望很好,可以向所在的重庆市委统战部递交申请,由他们转交中央审批。裴昌会当即决定回重庆后就写申请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李振专门写信要求入党。他把信件交给裴昌会,要求转交给胡耀邦。裴老郑重地将信件面交后,迫切地询问道:“耀邦同志,怎么党组织到现在也不考虑我入党的问题,是我不够条件,还是死后追认我?”胡耀邦认真回答说:“怎么不够条件?你早已是自己人了。作为你来讲,有国内外的影响。都是党内的人对事业不利,你在党外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我会想到这事。”
党内不少老同志关心裴昌会,包括他的入党问题。胡德平知道的就有杨得志、余秋里、廖汉生等人。1989年裴昌会93岁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主持,批准了裴昌会的入党要求,并报中央组织部备案。国内外报纸对此都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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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潍探亲了解故乡巨变,郭宅街老宅院里忆旧
1976年5月,裴昌会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潍坊,期间专门撰写了三篇探亲日记,字里行间充满对家乡的深情眷恋。
这次探亲,裴昌会见到了同胞弟妹裴昌年、裴昌范。他在铁路部门工作的长子裴大超专门从京沪铁路复线工程的施工工地赶回潍坊。次子裴大民解放前去了台湾,他留在内地的妻子、女儿也赶来团聚。
潍坊市的几位领导陪同裴昌会参观了市容市貌以及柴油机厂(现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棉纺织厂、工艺美术研究所、东郊人民公社李家大队(现属奎文区广文街道辖区)等。他记忆中的潍县原是一个小手工业城市,生产土布、烤烟、铁锅、草帽编等产品,而眼前的潍坊已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重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电子仪表工业等样样都有。他还了解到,嵌银、地毯、刺绣、石雕、仿古铜器、编织、贝壳画、羽毛画以及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桃核雕刻等上千种地方传统艺术品,已行销国外,在国际市场上深得好评。
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裴昌会1977年来潍坊视察工作时,他让侄子裴大正陪同,抽时间专门去了郭宅街老宅院。进入宅院,他与侄子叙述着自己几十年前的左邻右舍,站在自己当年住房的窗沿外回忆以往的点点滴滴,对自家后院的那棵海棠树记忆犹新。
郭宅街裴昌会的老宅院,除此之外,未见其他记载,原址大致位于现潍城区松园子小区北沿偏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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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将领裴昌会回潍探访老宅院
郭宅街路南,王振方、王麟书宅院以西,坐落着潍县籍起义将领裴昌会的老宅院。裴昌会个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十分丰富。他在青年时期就离开了潍县。全面抗战爆发、潍县沦陷时,该处宅院遭日寇查没,他的母亲和夫人、孩子也离开潍县逃难。宅院的相关情况,则仅见裴昌会到潍坊视察时有零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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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青年时住郭宅街 投身军旅生涯几十年
裴昌会,字同野。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在郭宅街路南,王振方、王麟书宅院以西的一处宅院内居住和生活。少年时期,他在潍县私立继志小学就读。青年时期,他就读于高密县胶莱中学、潍县县立中学。
1918年,裴昌会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离开了位于郭宅街路南的家、离开了潍县。1922年毕业后,他的军旅生涯开始,历任见习排长、排长、连长、上尉参谋、少校团副、上校教官、五省联军教育处长、团长、少将旅长、副师长、副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第九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司令兼第五兵团司令、第七兵团司令等军职,最高军衔为中将。
1949年12月川北起义加入革命队伍后,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是第一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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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八路军抗日 七位亲属惨遭日寇杀害
七七事变后,裴昌会率国民党四十七师北上,参加了抵抗日寇进攻的多个战役,包括著名的忻口之战。稍后,他的部队在横岭关(位于现山西省绛县境内)一带布防,与八路军防区为邻,友军之间相互配合,多有往来。
裴昌会与八路军真诚联合抗日。与之联系较多的八路军将领有陈赓、陈锡联等人。
1938年5月,日寇进犯横岭关。裴昌会以两个团设伏于横岭关以北,以一部分兵力诱敌入围。八路军配合行动,前后夹击日寇。随后,陈锡联亲率一个团精锐部队,连夜急行军,奇袭阳明堡机场(位于现山西省代县境内),歼敌一百多人,炸毀敌机24架,机场瘫痪。日寇部署围追。八路军迅速撤退,突出重围后进入裴昌会的防区。裴昌会以友军相待,清理仓库,提供补给,并为部队休整提供了便利。陈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锡联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
1939年1月,太原日寇三千余人企图沿同浦铁路增防风陵渡(位于现山西省芮城县境内)。裴昌会立即率四十七师赶赴洪洞县、古县一带,与八路军陈赓部的一个纵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一个旅及国民党刘戡部,前后夹击,激战两天半,日寇大部被歼,只有几百残兵败将夺路而逃。国共军队均有大量缴获。随即,裴昌会奉命率部转入王屋山、太行山区河南北部及济源一带,仍与八路军相互配合,抗击日军,直至1942年春。日寇企图越过中条山、经风陵渡南渡黄河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刘戡时任九十三军军长。
潍县沦陷时,裴昌会的家业包括郭宅街路南的该处宅院在内都遭到日寇查抄,他的母亲、夫人以及全家数十人背井离乡,随军辗转。1944年年底,他们在自洛阳至西安的转移途中,在宜阳、嵩县交界处的木柴关遭到日寇追截,他的夫人、三儿子等七位亲属惨遭日寇杀害。当时,他的夫人姚琳卿在一处水塘内藏身。日寇发现后将其强行拖上岸。为保持气节和名节,姚琳卿不停地斥责怒骂敌寇,当场遭到射杀。
听从规劝弃暗投明 胸怀热血带头起义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胡宗南部进犯陕西延安,指挥所设在洛川,裴昌会兼任主任。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指挥所迁入,裴昌会仍兼任主任,成为国民党军盘踞延安的最高职务的将领。胡宗南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后,裴昌会先后参加了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多个战役,因屡战屡败,退至宝鸡。他早年加入我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胸怀振兴中华的一腔热血。此时的他,感觉仗越打越糊涂,由糊涂而生厌战,诱发疑问:内战到底还能坚持多久?这样浑浑噩噩地走下去,是否还有出路?
解放军及时安排裴昌会以前的部下李希三(做过裴昌会部的军需处处长,是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登门晓以大义,说服裴昌会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弃暗投明。胡宗南对裴昌会产生了怀疑,1949年9月将裴昌会的后继夫人及四个子女转移到台湾,又安排“走马换将”,让裴昌会赴四川广元接手第七兵团。同年12月,裴昌会在德阳成功起义,先后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有第七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其下属的十七军、七十六军、九十八军。1950年1月,裴昌会电令、三十八军遵令在茂县放下武器、解除武装。本次起义史称川北起义,涉及人员共有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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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成立川北大学,筹建川北区民革地方组织
裴昌会撰文回忆说,他是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领第七兵团起义的。起义后,部队集中到中江、三台、盐亭等县整训。1950年8月,起义部队经过民主改革整训完毕,开往甘肃天水,与解放军第七军并编。部队整训结束后,按照他个人意愿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等职务。川北行署驻南充。
当时,东北大学的部分教职员工由陕西咸阳集中到南充,行署以这些师资为主筹备成立川北大学。裴昌会1947年在陕西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东北大学的一部分教职工由四川三台转移到咸阳,准备迁回东北。因内战已经开始,他们无法继续前行,滞留在咸阳。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裴昌会曾批准发放粮食和经费接济他们,彼此有过交往。
川北大学筹备成立时期,川北行署安排裴昌会多同原东北大学教职员工联系。在其后的院校合并、创办川北大学过程中,裴昌会对这些教职员工的安排,作过一些工作。川北大学是现在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的前身。
1951年筹建民革川北区地方组织,开始由原在南充的地下民革成员龙杰三、尹子勤负责。他们同帮会等封建组织和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筹建民革组织中很难摆脱这些制约,打不开工作局面。川北区党委、统战部请裴昌会担任筹建民革川北组织的工作。他与龙杰三、尹子勤、李树骅、肖端重等人担负起民革川北区组织的筹建工作,以他为主。他们向民革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组成了民革川北区分部筹备委员会,开展对川北区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在机关学校中发展了一批民革成员。1952年1月,民革川北区分部正式成立。
1952年11月,包括川北行署在内的四个行署合并组建为四川省。裴昌会去了重庆,先任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长,继任分管轻纺工业的重庆市副市长。当时他已年近花甲,却顽强地从头学起,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大西南不少大中型纺织企业自破土建设直至顺利投产,都凝结着他的期望和心血。
1978年以后,裴昌会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他先后对重庆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中小学教育等多项工作进行视察,对发现的问题,分别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反映并提出建议。他提出的中小学急需改善教学条件、部分老纺织厂退休职工包袱过重、某些地区环境污染等问题及建议,都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逐步解决。
1986年,已届90岁高龄的裴昌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赴故里山东的青岛、烟台、潍坊、淄博四个城市进行视察,历时月余,历程万余里,视察了40余个事业和企业单位。通过听取主管部门的汇报和实地调査,深入了解了当地在贯彻《义务教育法》中存在的问题后,他及时向中央有关方面提出:要尽快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实施细则,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建立一支符合质量要求、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要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拨出专款支援贫困地区,以保证《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同时,他还对开放城市外引内联的制度安排、资金使用、具体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及青岛、烟台的经济开发区建设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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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跟党走早是“自己人”,9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裴昌会1949年起义时,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起义部队经过民主改革整训完毕,裴昌会按照个人意愿转业到川北行署工作时,胡耀邦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撰文回忆说,在胡耀邦的眼中,裴昌会一旦认清光明的前途,就愿向正义之师输诚,承诺起义,便绝不失信,自从起义那天开始,就一直同心同德跟党走。裴昌会川北起义后,胡耀邦与他见面最早。当时,胡耀邦向裴昌会表示:“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我作为中共代表一定对你关心、负责,并要关心负责一生。我作为共产党员说话算话,包揽到底。”裴昌会转业到川北行署工作,胡耀邦是他的直接领导。从此,两人便结下终身友谊,成为真正的同志。
裴昌会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他作为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去胡耀邦家探望时,吐露了申请入党的愿望,以表达自己真诚跟党走的决心。胡耀邦表示愿望很好,可以向所在的重庆市委统战部递交申请,由他们转交中央审批。裴昌会当即决定回重庆后就写申请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李振专门写信要求入党。他把信件交给裴昌会,要求转交给胡耀邦。裴老郑重地将信件面交后,迫切地询问道:“耀邦同志,怎么党组织到现在也不考虑我入党的问题,是我不够条件,还是死后追认我?”胡耀邦认真回答说:“怎么不够条件?你早已是自己人了。作为你来讲,有国内外的影响。都是党内的人对事业不利,你在党外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我会想到这事。”
党内不少老同志关心裴昌会,包括他的入党问题。胡德平知道的就有杨得志、余秋里、廖汉生等人。1989年裴昌会93岁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主持,批准了裴昌会的入党要求,并报中央组织部备案。国内外报纸对此都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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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潍探亲了解故乡巨变,郭宅街老宅院里忆旧
1976年5月,裴昌会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潍坊,期间专门撰写了三篇探亲日记,字里行间充满对家乡的深情眷恋。
这次探亲,裴昌会见到了同胞弟妹裴昌年、裴昌范。他在铁路部门工作的长子裴大超专门从京沪铁路复线工程的施工工地赶回潍坊。次子裴大民解放前去了台湾,他留在内地的妻子、女儿也赶来团聚。
潍坊市的几位领导陪同裴昌会参观了市容市貌以及柴油机厂(现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棉纺织厂、工艺美术研究所、东郊人民公社李家大队(现属奎文区广文街道辖区)等。他记忆中的潍县原是一个小手工业城市,生产土布、烤烟、铁锅、草帽编等产品,而眼前的潍坊已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重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电子仪表工业等样样都有。他还了解到,嵌银、地毯、刺绣、石雕、仿古铜器、编织、贝壳画、羽毛画以及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桃核雕刻等上千种地方传统艺术品,已行销国外,在国际市场上深得好评。
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裴昌会1977年来潍坊视察工作时,他让侄子裴大正陪同,抽时间专门去了郭宅街老宅院。进入宅院,他与侄子叙述着自己几十年前的左邻右舍,站在自己当年住房的窗沿外回忆以往的点点滴滴,对自家后院的那棵海棠树记忆犹新。
郭宅街裴昌会的老宅院,除此之外,未见其他记载,原址大致位于现潍城区松园子小区北沿偏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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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处知名宅院及人物,记载有详略
裴昌会宅院以西、郭宅街路南,自东而西依次坐落着六处知名宅院,分别是郭稼生、郭雁宾、郎次闻、陈馥园、郭渔山、于奉三宅院。郭雁宾宅院的记载具体一些,按记载推断,该处宅院可上溯到其高祖父郭梦惠那里。郭渔山的个人事迹记载系统一些,其他人物则仅见简略记载。其他宅院除了大致位置,未见更具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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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稼生宅院未见记载 擅长书法有作品存世
郭稼生宅院位于裴昌会宅院的西面。宅院的具体情况未见记载。郭稼生,名禾年,字稼生,东门里郭氏族人。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参加革命队伍,历任胶东军区文书、宣传干事、文工团长、华东局俱乐部主任、潍坊市文化馆馆长等职务。
1953年,国家提倡象棋活动。郭稼生闻风而动,倡导并动手制作了专用器具,潍坊市文化馆举办了全市象棋比赛,二三十人参赛,选手陈天才夺得了最佳成绩。
1956年,郭稼生建议核雕艺人考功卿刻制马拉轿车、寿星、松鹤延年和嫦娥奔月四件艺术品,在毛泽东诞辰前送到北京,收到了国务院的表扬信和奖金。
1963年冬天,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搜寻《新修城隍庙碑记》碑,郭稼生提供了重要知情人物线索。石碑得以重见天日。
郭稼生擅长书法,有作品存世。1997年,郭稼生书法展在潍坊市博物馆举办,展出作品一百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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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雁宾宅院有房屋五六十间 位于郭稼生家西面样式传统
郭雁宾,名迺来,字雁宾,东门里郭氏族人。郭宅街路南、郭稼生宅院西面,坐落着郭雁宾宅院。
有记载说,郭雁宾宅院内有房屋五六十间的样子,都是传统的四合院式院落格局。但该处宅院具体格局、结构为几进院落等情况都未见记载。
记载还说,郭雁宾宅院与南面松园子街路北、目前原址尚存的知名画家郭兰村的宅院原先是相连的。这两家的祖上本是一家人。后来,人们见到的这两处宅院的分界院墙位于郭兰村宅院的西后院。郭兰村家西后院内只有东面和西面各三间厢房,东、西厢房北沿之间建有一道院墙。紧邻院墙北面则为郭雁宾宅院最南端的一处传统的坐北面南、拔台式平房建筑。显然,院墙南北原先为一处院落。郭雁宾宅院内的那座拔台式平房,原来为该处院落内的正房。
两家祖上本是一家人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族谱记载,郭雁宾与郭兰村是五服上的嗣亲族兄弟,二人的嗣亲高祖父都是郭梦惠。
郭梦惠,字秀塘、小连,号蕉农,为清代嘉庆至同治年间人,道光十七年(1837)考中举人,历任户部候补主事、浙江司兼陕西司行走等官职。咸丰三年(1853),他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顺天府乡试同考官等官职。
郭梦惠的长子名郭穆之,字熙堂,拥有太学生(国子监学生)功名及议叙国子监典籍衔的官方身份。次子郭秉之,又名振之,字彝民,拥有太学生功名以及直隶州州判的官方身份。
郭穆之、郭秉之兄弟都是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人,都没有亲生儿子。郭穆之过继堂兄郭襄之的五儿子郭恩泰为嗣子。自郭恩泰起,经郭焴光到郭雁宾,三代都是单传。郭秉之过继了堂兄郭简之的三儿子郭恩培为嗣子。郭恩培生有独子郭迪光。郭迪光则生有郭兰村等四个儿子。
由以上情况分析,郭雁宾宅院、郭兰村宅院至少可以上溯到共同的嗣亲高祖父郭梦惠那里。按常理推断,这两处宅院早先应该为一处宅院,且为郭梦惠所有。
后来,其长子郭穆之、次子郭秉之分家析产,郭梦惠宅院北部为郭穆之及其嗣亲后人所拥有,即郭雁宾宅院,位于郭宅街路南。郭梦惠宅院南部为郭秉之及其嗣亲后人所拥有,即郭兰村宅院,位于松园子街路北。现在的松园子北二号院古民居即为郭兰村宅院原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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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次闻经营金店,陈馥园以贩麻为业
有记载说,郭雁宾宅院的西面,坐落着郎次闻宅院,为一处传统风格的宅院。宅院内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小楼。郎次闻曾任潍县商会执行委员,经营着一家郎家金店。后来,郎次闻家由郭宅街搬迁到同在城里的北门大街同春过道。他兄长则继续在该处宅院内居住。但其兄长姓甚名谁则未见记载。解放后,该处宅院成为昌潍军分区的宿舍。
另有记载说,1931年秋天,潍县商会改选,胡镜心当选商会会长。同时新选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有胡镜心、毛采臣、康子周、李星五、陈德吾、张干臣、杜汇川、王紫庭、陈燕五、康圣符、郎次闻等人。
又有记载说,郎次闻是瑞兴祥百货店经理人。瑞兴祥百货店位于北坝崖街。北坝崖街,解放后也称坝崖北街、光辉路,当时是潍县知名的商业街之一,1997年整建制拆除,原址位于现潍城区和平路以东、白浪河以西、福寿西街以南、亚星桥以北的地域内。
在潍县商会的相关记载中还可以发现,1917年,潘同科担任了会长,为商会历史上首位商人身份的商会会长。他就任后,去掉了虎头牌、红黑棍,清除了商会的衙门气派,在影壁墙上挂出了“潍县商务公所”牌子。
商会同时设有10名董事,瑞兴泰金店经理郎辑五为董事之一。郎辑五与李崇德、郭蛟、李希仲、武焕之以及张善堂等人发起,倡议将潍县城东门外向北的一段护城河填平,供商户使用。经商会同意,呈请县公署批准,由发起人组成董事会,负责雇工、运土,填平护城河。
到1921年,南北长约600米可使用的平地完成施工,先在中间留出宽约10米的街,命名为保安街。保安街街西靠着潍县城东城墙,面积较大；街东较小,大都规划为坝崖街商号作后院。新开地皮按施工费用均价出售,购主则陆续建成商业用房,较大的商号有聚祥永、同济药庄、义德栈等,其他商业有客栈、货栈、炭庄等,零售商很少。保安街原址位于现在潍城区和平路的东风西街至东大街段一带。
综合上述记载,郎辑五经理的瑞兴泰金店与郎次闻担任经理的瑞兴祥百货店,在字号名称和意义相近。解放前潍县有亲属关系的商业字号中,常见此类现象,但两人是否有亲属关系则未见记载。郎次闻经营的郎家金店与郎辑五的瑞兴泰金店是否有关联也未见记载。
陈馥园宅院位于郎次闻宅院西面,具体情况未见记载。陈馥园的人物记载很简单,他早年以贩麻为业,后来开设一家麻行,在本地有些名气。但麻业不是本地工商业体系中的重要行业,未见对该行业的具体记载。陈馥园还是一名中医大夫,他的儿子陈叔通曾任油坊沟小学(现奎文区潍州路小学)校长。
综合相关记载以及相关知情人士的回忆,郎次闻宅院旧址的门牌号码为郭宅街48号(后来调整为34号)。中共昌潍地委机关报《昌潍大众报》1960年3月26日迁到该处宅院内办报,至1963年2月28日《昌潍大众报》停刊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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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渔山兴新学,学校成典范
郭宅街路南、陈馥园宅院的西面,坐落着郭渔山宅院。郭渔山宅院的具体情况未见记载。郭渔山为清末以及清亡后本地兴办新式学校方面的知名人物。
郭渔山,名恩元,字恺朋、渔山,东门里郭氏族人,拥有诸生(秀才)的功名。
郭杭之是郭渔山的父亲。郭杭之,原名舟之,字次方(也作子方),号湘帆,同治九年(1870)考取举人,拥有诰授朝议大夫、议叙同知等官方身份,热心地方事务,擅长诗文,作品收入《青桐轩集》传世,去世后本地追赠乡谥“敏端”。郭渔山秉承家学,行文、赋诗基础深厚,但他考取秀才后不几年,科举制度被废止了,于是他转而专心钻研历史文献,并探讨中、西数学,以求学以致用。
废科举后,潍县士绅倡办新式学校形成风气。宣统二年(1910),族人郭韵琴倡导办学,郭渔山等人积极响应。族人们组成校董会,多方筹措办学经费,责成郭渔山主办,并任校长,校址在西门里大街(官方公布地名为西门大街,现潍城区东风西街一带),校名郭氏两等学堂。
学堂是将郭氏家族各处原有家塾合并后成立的。开办伊始,郭渔山悉心筹划,不遗余力,学堂初具规模。清亡后,学制更新,他主持添聘理科教员,购置各种教学仪器,学校设备逐渐完善。他提倡废除以往的注入式教学,采用启发式教学,教育质量日益提高。
郭渔山主持校务,前后共有七八年,因教学有方,入校学习者很多,学校在地方上拥有较高的知名度。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派人来潍县调查办学情况,认为该校办学成绩突出。不久后,教育部授予二等嘉祥章予以表彰奖励。
1916年,郭渔山将学校工作委托给郭蓉汀主持,但仍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一如既往地支持办学。他因病于1933年去世后,学生们敬送牌匾,上书“春风化雨”。
另有记载,1916年,该校自西门里大街迁至郭宅街东端路南,改称私立郭氏小学,办学规模为五个教学班,在校学生共有200人左右,校长是陆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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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奉三两兄弟从事洋广生意
于奉三宅院位于郭渔山宅院的西面,具体情况未见记载。于奉三个人情况的记载十分简略,除了他们兄弟二人做洋广生意,未见其他记载,于奉三的兄或弟姓甚名谁也未知。
洋广,全称是洋广杂货或洋广百货,后来称百货业。百货业作为商业行业,在历史上的潍县城厢一带大致诞生于清亡前后。百货业主要经销日用百货,都是民众生活必需品。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前,以百货商场或大、小百货商店为主要业态的百货业,是柜台封闭式经营,经销范围一般也不包括柴、米、油、盐,与现在开放式经营的大、小综合超市是不一样的。
历史上的潍县城厢一带,较早涉足百货业的从业者是从事洋广生意的货郎,当地称之为“京挑子”。“京挑子”的家当就是一副杂货担子:担子两端各有一个四面及顶端镶有玻璃的小立柜,里面层次分明地放有胭脂、香粉、花露水、梳子、簪子、发网、针线、袜子、毛巾、腰带等日用小百货商品。
“京挑子”手摇货郎鼓,走街串巷。货郎鼓一响,市民家庭的妇女便闻声而出,选购小百货商品。有的货郎家当比“京挑子”还简陋,手持一副分成数层的简易货架,上面挂着不多的日用小百货、小饰物,照样不乏光顾者。由于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日常生活需要的小百货商品,走街串巷的货郎一直受到普通市民家庭的欢迎,行动不便的家庭妇女尤其老年妇女是基本的消费群体。这类货郎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在潍坊城一带逐渐消失。
潍县大集南沙滩一至四街(1949年拆除,原址位于现奎文区奎文门到东风东街之间的白浪河河床上)很早就有专门经营日用百货的固定摊贩或简易百货店。赶集人员习惯在这里购买日用百货和其他生活用品。买卖平时清淡、集日红火。特别是春节前,化妆品、鞋帽、袜子、毛巾、手套之类的日用品十分畅销。有的百货摊春节期间照常营业,主要销售皮球、小汽车、西洋景(带照片的放大镜)、滴滴金(杆状小型烟花)等儿童玩具。
七七事变前,潍县城厢一带出现多家百货商店,有记载的带字号百货商店就达15家,并出现泰东商行、山东商店等跻身当地“八祥五东”著名工商业实体的大型综合性百货商店。抗战胜利后,有记载的带字号百货商店增至39家,多为零售商,仅有一两家批发商或批、零兼作。这类百货商店都分布在城厢中心地带的几条商业街上。
郭宅街路南住户于奉三兄弟二人从事洋广生意的具体情况也未见记载。另有记载说,抗战胜利后,沙岭子(现亚星桥东、奎文区东风东街一带)开张一家瑞祥泰百货店,经理是于谊臣。奉三取自“奉三无私”之意,三无私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三无私,意即奉行象天、地、日月那样无私的理念,用于比喻帝王以天下为公,不谋一己私利。谊臣也是一个固定词语,即“坚守节义之臣”之意。以前给新生儿取名字,兄、弟的名字中分别含有君、臣之意较为常见。但于奉三与于谊臣是否为兄弟关系则未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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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臣刘鸿翱大中丞宅院有名气
于奉三宅院以西、郭宅街西端路南、预备仓街北端路东,坐落着刘鸿翱宅院,民众称之为大中丞宅院。刘鸿翱是清代后期有建树的能臣。他几乎每任职一处,都有可圈可点的政务作为。他为官的同时也喜欢做学问。他的个人生平轨迹以及大中丞宅院,都有一定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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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弟同年考取进士,家学渊源是必然因素
刘鸿翱,字蜚英,号次白,清嘉庆十二年(1807)与兄长刘鸿翥(zhù)同时中举,两年后两人又同年考取进士。刘鸿翱踏入仕途后,历任内阁中书、江苏太湖司马、徐州守、广东南韶连道、台湾道兼提督台澎学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等官职。
上述刘鸿翱的仕途简历,在潍县解放前的官方记载中清晰可见。简历中的司马、州守等官职,都是清代相关地方官职的别称。同知别称司马,为我国明、清时期知府的副职。太湖司马即太湖同知。刘鸿翱所任江苏太湖同知实为当时隶属于江苏苏州府的太湖厅同知。当时的太湖厅,治所位于太湖东山,管辖太湖东山一带的钱粮征收以及太湖东山和西山一带民众的婚姻、田土、命案、盗案等方面的司法事宜。太湖东山、西山,现在都位于江苏省苏州市辖区内。徐州守是徐州太守的简称,也是徐州知府的别称。
刘济川是刘鸿翱的父亲,字剑青,号说岩,嘉庆五年(1800)考中举人,历任寿光、淄川、巨野县教谕等官职,诰赠奉政大夫。
刘济川有五个儿子,分别由他的元配张太宜人、继配郭太宜人、庶配吴孺人等三位夫人所生(太宜人、孺人都是皇帝赐予一定品级官员的母亲的封号。刘济川三位夫人的封号,得益于他的儿子刘鸿翱)。虽然分别是三位母亲所生,刘鸿翥、刘鸿翱等兄弟五人却兄友弟恭非常和睦。故刘济川潍县城里北门大街刘家过道宅院的内堂,自豪地悬挂着书有“既翖(xī)堂”“同怀堂”字样的匾额。刘鸿翱还有《同怀堂记》等文章存世。有记载说,刘鸿翱五岁那年母亲去世时,天赋的至孝品性就已经显露。
刘鸿翥、刘鸿翱这两个亲兄弟先是同年考中举人,两年后又同年考取进士,偶然的背后,家学渊源则是必然因素。他们考取进士发榜时,京都人看到榜上三甲七十一名的刘鸿翱和三甲七十七名的刘鸿翥,亲兄弟同榜得中进士,榜上排名中间只相隔五人,不由得啧啧称奇,称赞山东出了同登贤书、同捷南宫的亲兄弟,真是艺林盛事。士子们则竞相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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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做学问闻名大江南北,任职太湖没有积案
刘鸿翱读书做学问,并不致力于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古人的说法,而是在书中寻求和感悟古人合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所在。他喜爱古文辞,嗜好《左传》成癖。他在京都初为官内阁中书时,当值之余有空闲每每室内静坐,以读书、做学问、撰文字自娱自乐。嘉庆四年(1799)的科举状元、知名官员、学者姚文田,对刘鸿翱当时撰写的论、辨、序、记、传、志等体裁的文章评价都很高,认为文章得平地真气,感觉像是宋代文豪欧阳修、苏轼复出了。
后来,刘鸿翱主持将湖北乡试符合程式的试卷编刻成书。他选编的《山左文钞》《古文钞》,镌刻的《绿野斋制艺》也刻印成书。他选任太湖厅同知那年,《绿野斋古文前集》镌刻成书。从此后,他读书做学问在大江南北有了一定的名声。
太湖厅同知罗琦创建了仰云书屋,供学子们读书做学问。刘鸿翱与仰云书屋董事倡议劝捐,地方绅士徐学巽首倡义捐,求学的费用得到保障。
太湖是鱼米之乡。在太湖任职期间,刘鸿翱还劝导大家捐出万金,借给商人作为经营资本,所得利息用于度荒年。他主持疏通雕鹗河,让河流遭遇干旱时可以有一定的蓄水能力,遭遇洪涝时可以顺畅地泄水。
他主持相关司法事宜,秉持外严内宽的原则,认为调处事务的理想状态莫过于无事。因而他在太湖上任之初,案件繁多。后来,不但无积存案件,官署平时几乎门可罗雀。
他得以不时在湖、山之间啸吟自如,还利用公事闲暇,刻印成书《太湖诗草》。本地士绅和民众想给他建生祠,他以法律制度不允许而劝止。他升任徐州知府离开太湖以后,太湖人仍然给他建亭、立碑,以感怀他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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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英舰越境而过 尊重事实公正为官
刘鸿翱调任台湾道兼提督台澎学政时,当地对科举考试获取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十分重视。
有记载说,台湾民众聚族而居的地方,各家族往往立有祖庙,属于祖庙的家族公共财产价值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由族内的秀才们轮流执掌。每逢科举考试,以行贿、拉关系进取秀才成风。刘鸿翱前面的两任官员几经努力,行贿之风得以收敛,请人顶替代考仍然屡禁不止。
刘鸿翱到任后,指海为誓,杜绝此风。录取秀才,他用县、府复试的方法,即县试时按学额加倍录取,然后经过府级复试,再要求考生将互相证明身份真实性的保证书提交给官署。这样,顶替代考的弊端便得以克服,台湾学风得以大变。
刘鸿翱在台湾任职期间,三年发生两次规模不大的民变骚乱都得以平定。
他清理屯田、以屯饷养兵,建炮台以防范海盗,设关隘楼台以抵御外邦入侵,在嘉义贮存义谷、在道库储金十万以防不测事变发生,整理限定军船、明晰官方以杜绝亏空。
在云南任职期间,刘鸿翱积劳成疾,染上瘴气,痊愈后难行跪拜之礼。他正准备上书陈情请求辞官归里时,接到了补授福建巡抚的皇命。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多事之秋。他放弃陈情辞官归里的打算,赴福州上任。他上任后,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告警。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英国侵略军攻陷闽浙总督颜伯焘驻节的厦门,扬言择期进攻福州。刘鸿翱部署军民坚守。他认为英军船坚炮利,有利于海战,不一定利于陆战。他发动福建军民用石头填塞屿隅海港,使敌舰难以进港。他奏请清廷谢绝调用外地兵力,训练乡勇,准备以一方之力与英军陆战。因防守森严,英方舰船无隙可乘,只好越境而过,使福州一带避免了战祸。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船只进犯我国台湾鸡笼口,与我国守军互相炮击。海涌骤起,英军船只桅杆折断后自行冲礁被击碎。第二年正月,英军船只进犯我国台湾大安港,被渔船诱导到土地公港搁浅,遭到沿海义勇围攻,英军一艘三桅大船、两艘舢板船,24名英国人、156名印度人被擒获。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奏明清廷,擒获的印度人按律斩决。后来,英军屡次赴台湾报复,都遭到了失败。
这年夏天,英国逼迫清廷签订《江宁条约》(俗称《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双方议和后,英国侵华全权代表璞鼎查诬称英军进犯台湾被擒获和斩决是中国台湾地方妄杀遭遇风暴的英国难民。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也弹劾台湾道、台湾总兵冒功。皇帝敕命闽浙总督怡良到台湾查办。怡良强令台湾道、台湾总兵以引诬向英国侵略者谢罪。
刘鸿翱接任署理闽浙总督职务后,用台湾禀报的最初案卷为依据向清廷军机处询问,让姚莹、达洪阿二人得到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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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郭宅街宅院为蜗居 大门上悬挂大中丞匾额
道光二十五年(1845),刘鸿翱获准辞官归里,在郭宅街西端路南、预备仓街北端路东自家的宅院里颐养天年。
有记载说,郭宅街刘鸿翱宅院是他踏入仕途以后置办的。其宅院原址此前的情况未见记载。关于这处宅院的基本情况,刘鸿翱专门撰文《蜗居记》进行了介绍。
按照《蜗居记》文中描述,刘鸿翱宅院占地约半亩,却为何称“蜗居”呢?刘鸿翱在文中解释,“蜗”是个象形字,形状缠绕而弯曲,看上去安定不动,从外到内距离却不短,“牛”居住在里面,足以容身。这处宅院,大门坐南面北。进入大门,沿着通道折向西,又折向南,再折向东,才到达内院,不就像“蜗”的缠绕而弯曲吗?内院不与街市相邻,不闻喧闹嘈杂,不就像“蜗”的安定不动吗?内院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院刘鸿翱夫妇、儿子夫妇、长孙夫妇、次孙夫妇各居一室；西院则是会客室、养静室和读书室所在；男女仆役也各有住处。宅院不算宽阔,也不觉得狭小,不就像足以容身的蜗牛居所吗?
刘鸿翱谦虚地将这处宅院命名为蜗居,而且把“蜗居”作为匾额。但附近民众看到的这处宅院位于郭宅街西端路南的大门上方悬挂的匾额却书有“大中丞”字样。这是因为刘鸿翱曾担任福建巡抚。清代担任巡抚一职的官员习惯上被尊称为中丞,他的宅院又挂有那样的匾额,因而本地民众称这处宅院为大中丞宅院。大中丞宅院在郭宅街的知名宅院中拥有一定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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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翱辞官归里奏折
奏为微臣腿疾未愈,龥(yù)恳开缺,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二十年十二月蒙恩补授福建巡抚,二十一年四月抵闽任事,二十四年四月届期陛见,因两腿疲软,奏恳展缓,旋奉到朱批:“俟明春二三月间再行奏请陸见可也。”
臣跪读之下,感激难名,日延医调治,药饵频投,经数月之久,总为见痊,可举动虽能力持,拜跪必须人扶。缘臣素有火症,自受事闽中,适值办理军务,因防御之焦灼,致湿热之下坠。当海疆多事之秋,断非臣子乞假养疴之日。每念宵肝忧勤,臣复何敢自爱惜?
今抚议大定,溟渤澄清。督臣刘韵珂,到任已经年余,闽省情形无不洞悉,事事期于整顿。藩司徐继畲,办理通商事务,甚属得宜,臣乃敢沥情以陈。
臣现年六十七岁,气血已衰,筋骨弗灵,俯地失仪,瞻天无缘,从容就医,或可苟延。夫余生勉强恋栈,必之有误于公事,此闽省文武之共见,非臣甘自暴弃,以耽安逸,惟求皇上格外天恩,准臣开缺,回籍调理,则此后余年,皆圣主高厚之赐。并求即为简员补授以重职。至简放之员未到任以前,所有福建巡抚豪务,或交督臣兼署,或交藩司护理,泰候钦定只遵。
抑臣更有陈者。臣在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夷,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掳掠,英夷志在通商,彼断不于八万里之外或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此天之相。且与咪夷(美国)、咈夷(法国)称西洋三大国。咪夷立国凡六十年,该国制度不准多事占人土地；咈夷最富强而爱体面,咈夷入我之范国,则英夷抚愈,故钦差大臣耆英,遵奉廷谟,殚心筹画,立法至为美善。沿海遵守,可永期静谧。至备预不虞之道,则前奉圣谕,御之于陆,不御之于水,更留后路尽之。
臣虽病废,不胜犬马恋主之忱,敬陈管见。仰慰慈怀,伏乞皇上圣见训示。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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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丞宅院兴衰变迁
与刘鸿翱以及郭宅街路南大中丞宅院有关的刘家知名人物还有刘曦、刘忠干、刘逊聪。大中丞宅院的变迁与刘鸿翱的身前、身后事密切相关,带有一些传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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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曦随同辗转照料父亲,擅长书法喜欢诗词
刘曦,字寅士,号宾谷,刘鸿翱的儿子。他擅长书法,喜欢诗词。刘鸿翱在广东、陕西、云南、福建诸地任职时,他一直随同照料。刘鸿翱喜爱古文辞章,随感撰写了很多文章,但因公务繁忙,往往随手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刘曦总是默默地为之收集整理妥当。
刘曦长期随同刘鸿翱辗转各地,顾不上自己考取科举功名。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考中举人,具有了踏入仕途的资格。但当时因为刘鸿翱年高多病已在潍县郭宅街大中丞宅院居家养老。刘曦不忍心远离,故直到去世也没有出任任何官职。
刘忠干参加革命,秘密受命保护十万余斤粮
刘忠干,字孝同,刘鸿翱的后裔,出生于大中丞宅院,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开始军旅生涯,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北平卫戌司令部参谋长、五十一军参谋长、副军长、第一战区长官公署参议等军职,最高军衔为中将,退役后任河北省田粮处仓库主任。参加革命队伍后,历任民革第五支部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参事室参议等职务。
七七事变后,刘忠干与五十一军在抗日正面战场先后参加了淮河、六安、韩庄、郯城之战等战斗,之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战斗中他摔伤腿部,去重庆疗养。1947年退役。解放前夕,他秘密接受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妥善保护了仓库所存十万多斤粮食。解放后他将存粮移交,自己也经人介绍,在北京参加了革命队伍。在京任职期间,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家乡父老见到的、知道的刘忠干,任职职业军人期间,即使军衔高至中将,探亲回潍县郭宅街大中丞老宅时,也不见警卫人员随从,不乘汽车,不着军装,不通知地方官员,展现的是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待人温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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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逊聪受命整理书稿,推动《潍县志稿》面世
刘逊聪,名祖干,字逊聪,刘鸿翱的后裔,刘忠干的堂弟,先后在潍县县立中学、山东农业专门学校就读,毕业后历任即墨、胶县教育局局长、日伪莱潍道公署督学等职务和伪职,解放后曾为潍坊市政协委员。
潍县县长王华安于1931年主持设立县志局,聘请陈蜚声、刘金第、杜佐宸、丁叔言等地方知名学者、志学方家、社会活动家及士绅名流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陈蜚声任总纂,刘金第任副总纂,丁锡田为采访部主任、主笔,陈达善、孙仙坡为编辑,郭鲁泉为缮写,丁次萱任总务。以丁锡田为代表的修撰人员,殚精竭力,对自己承担的内容,无不广征博采,搜集资料,严格审核,以尽可能地确保翔实、无误。正是由于精心和投入,所以修撰《潍县志》进展缓慢。自1931年至1938年1月潍县沦陷,用了七年的时间也没能完成。好在绝大部分内容已经成稿,而且部分内容已经定稿并印刷成册。潍县沦陷后,《潍县志》修撰活动被迫中止,书稿由丁锡田收藏于丁氏群化小学。
1940年,日伪莱潍道尹常之英了解到《潍县志》未能完成编纂,便委命刘逊聪找寻遗存的书稿并进行整理。常之英、刘逊聪等人组织完成书稿整理后定名为《潍县志稿》,常之英题写书名和序,刘逊聪题写跋,详尽介绍了《潍县志稿》编纂过程。1941年夏,《潍县志稿》由潍县和记印刷局印成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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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殡耗费巨资 大中丞宅院衰落
在郭宅街的知名宅院中,大中丞宅院的变迁随着与刘鸿翱身前、身后事相关的变化,也带有一些传奇性。
刘鸿翱在云南任职时,委托自己的五弟购置了一处距潍县城三里多远、名为黄叶楼的私人花园,打算退出官场归里后把那里作为安心养老的处所之一。
但人算不如天算。云南为官时所染瘴气的后遗症让刘鸿翱不仅难行跪拜之礼,腿脚行动也不便了。因而辞官回到潍县后,因为腿脚不方便,不能常去郊外的黄叶楼,他便在郭宅街宅院旁边买到一处废园地,并费时两年建成与宅院相连的居家花园,沿用多地为官时官署居所花园的老名号取名绿野斋。为了来去方便,他居住的葆盛堂就在北面紧挨着绿野斋。当时的大中丞宅院北起郭宅街,南到松园子街,西到预备仓街,规模为十进院落,一百多间房屋,在郭宅街和松园子街上都设有大门。
另一件人算不如天算的事情是,大中丞宅院的绿野斋花园建成仅两年后,儿子刘曦与刘鸿翱就在相隔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去世。刘鸿翱的长孙刘钟庆,为刘鸿翱父子二人同时出大殡,耗费了巨资,不得不变卖了两千亩土地。因为办丧事致贫,为了维持生计,大致在清亡后不久,刘家又陆续将大门设在松园子街上的绿野斋花园及附近共六处房产,转卖给了本地清代末年辞官归里的士绅、学者陈恒庆。此后,大中丞宅院又只有郭宅街路南那一处挂有“大中丞”牌匾的大门了。另有记载说,大中丞宅院郭宅街路南是并列的两座大门,但大门里面是相通的。
大中丞宅院西沿,为一列青砖青瓦的临街房屋,这些房屋在临预备仓街的屋檐下开有用竖立的大板砖做棂子的一处处小檐窗,是大中丞宅院里储存粮食的房屋。但起初,大中丞宅院在预备仓街上并没有门。后来,刘家在预备仓街北端路东又开了个便门以方便出入。
附近知情民众回忆说,大中丞宅院原址一带解放后成为潍坊市医药公司等单位的职工宿舍。大中丞宅院原址位于现在潍城区松园子小区北部偏西一带。
本期图片为王瑞甫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资料来源:《潍县志稿》《郭氏族谱》《潍城文史资料》《潍城区志》《潍城区地名志》《潍坊市志》《潍坊文化三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