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孙辽浮图铭》录考
作者张颖昌 刘 艳
山东博物馆藏北魏《孙辽浮图铭》刻石，横长方形，铭高34厘米、宽61.5厘米，铭文30行，行16字，正书。因石面有磕缺及铭文格式所需，去除空字之处，计有铭文471字。铭身除个别处有坑洼磕缺，保存基本完好。据铭文记载，其书刻时间为“大魏正光五年岁次甲辰（524）七月己酉朔廿五日”。
《孙辽浮图铭》刻石为国家二级文物。关于《孙辽浮图铭》的流传经历，相关文献记载如下∶“《孙辽浮图铭》，对研究浮图沿革、宗教历史及书法艺术均有重要价值。初为章丘颜氏所存，后归黄县丁氏，再归山东省金石保存所，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金石保存所旧址位于济南大明湖南岸原山东省图书馆内，自宣统元年（1909）创建山东省图书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山东省金石保存所一直附设于山东省图书馆。据省图馆史资料“山东省社教机关工作概况（图书馆部分）”所记∶“综自复馆以来，购得石刻，计为刻人凤汉画，大周马举墓志，黄县丁氏所藏魏《孙辽浮图铭》，及安刻唐孙过庭《书谱》，与夫陈弈禧《书谱》释文。就中《孙辽浮图铭》及安刻《书谱》两石，尤为驰名，堪称珍品。”“黄县丁氏”，即丁鲁臣（字彦臣），清末民初古籍收藏家，系黄县“丁百万”家族中的一支，今龙口市博物馆即其旧居。其家所藏古籍、金石后多归山东省博物馆。关于购进《孙辽浮图铭》，伪山东省立图书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0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省公署会议室）记云“《孙辽浮图碑》也已购妥，用款三百五十元。”综上所述可知∶《孙辽浮图铭》初为章丘颜氏所存；后归黄县丁鲁臣；1940年初，伪山东省立图书馆由丁鲁臣家族购得并置于金石保存所；1953年9月，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购买而来；1954年入藏山东博物馆。
《孙辽浮图铭》拓片和铭文释读已多有著录，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然书迹字径不到2厘米，受制于捶拓技艺的局限（捶拓在传达细劲小字的笔意时有诸多局限，主要体现在极细的笔画捶拓不清楚，而粗重的笔画在拓片重裱后比原石更为粗重，无法很好地传达出细劲峻拔的笔意特征），拓片笔意已显痴钝，无法传达出原石书迹的精微处，故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历来对铭文的释读也多有谬误，争议尚存。今将原石书迹进行微距拍摄，书迹震撼人心的风神得以毫发毕现地呈现出来，弥补了拓片的诸多不足。笔者对铭文予以释读，并对原石书迹予以录考，以求教于学界。
一、铭文释读
《孙辽浮图铭》原石书迹微有残泐，为北魏正书，间有异体字、俗字。凡铭文中残泐、改易、空白处，本文均录出，并在行文中注明；转行处以“/”标明，铭文中繁体、异体字写法也尽量依原样录出如下：
大魏正光五年，嵗次甲辰，七月己酉，朔廿/五日癸酉，故蘭倉令孫府君浮啚之銘記。/
君姓孫名遼，定州人也。綿緖太原，分流樂/安，爵圡有因，遂居鉅鹿焉。君稟業沖明，惠/性天聡，少懐浄行，長而弥潔，悟三有之无/常，體四趣之沈溺，洞逹苦空，超鍳十相，是/以童丱之年，信心三寶，厥齡十八，禁酒斷/宍，脩齋持戒，心無染縛。善能開化，方便導/物。聞其善者，欣若己身；見其悪者，引出火/宅。又不以支莭之痛，示其無我之念。遂燒/兩指，盡身供養。至於經行業道之處，必捨/離親愛，敦崇在内，託心禪定，永樂道場。至/延昌年中，屬皇上宣帝褒蕳舊臣，即拜/前縣，辭不獲免，俯仰從任。善於治方，敷揚/恩澤，化均魯恭，德侔西門，名振關左。限過/將代，百姓愛仰，卛圡戀慕，若失慈父。還亰/數年，仍懃道業，將登顯位，以□（此處當為衍文，又挖去）彰庸績。春/秋六十七，前件年日，寢疾三朝，卒于亰師，/權殯此處。有子顯就、靈鳳、子沖等，追述亡/考精誠之功，敬造浮啚一塸，置於□墓所。/願令：事与湏弥等壽，理与日月齊明，永流/懿迹，式傳不朽。迺作銘曰：/
二儀無像，四天傳則。靈刹開神，梵堂啟或。/伊我君公，秉心淵默。深覩正真，妙達通塞。/淹逥聖迹，寢息神光。裁辯權實，離析舊章。/十塵外遣，五陰内忘。蒸斯沈溺，作彼舟舤。/出宿一?，遄臨百里。秋蝗遠飛，春翬近止。/清淨未儔，蕳卛誰擬。方覲弥陁，遽淪濛汜。/咨余小子，末命將淪。構茲寶塔，綴此遺塵。/崇功去劫，樹善來因。舟壑雖改，永憣天人。
按：“浮图”，梵语音译，此处意为佛塔。浮图又作浮头、浮屠、佛图，旧译家以为佛陀之转音。故称佛教徒为浮屠、佛教为浮屠道，后亦称佛塔为浮屠。
兰仓：北魏时甘肃礼县名，墓主孙辽曾为官于此。
爵土：（1）官爵和封地。如《东观汉记·阴兴传》：“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新唐书·封常清传赞》：“常清乃驱市人数万以婴贼锋，一战不胜，即夺爵土。”（2）指接受官爵和封地。《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夫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文中“爵土”应为接受官爵和封地意。
“君姓孙名辽，定州人也。绵绪太原，分流乐安，爵土有因，遂居钜鹿焉。”北魏定州辖五郡二十四县，钜鹿郡则为其一。孙辽的祖籍为太原，作为家族谱系的一支分流居住乐安，因祖上接受官爵或封地，他们的这一支系便定居在钜鹿了。
孙辽死于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五年（524），享年67岁，可知其生年当为458年，即北魏文成帝拓跋睿在位期间。孙辽的一生共经历了北魏文成帝拓跋睿、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和孝明帝元诩五位皇帝。在这一段时期，社会文化的特点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北魏鲜卑统治者实行了“分土定居”的行政体系，汉化之势已不可逆。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制，而更为彻底的汉化政策是在他迁都洛阳以后推行的，其中包括改鲜卑的复姓为汉人的单姓，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孙辽的青壮年及晚年所经历的三位皇帝都已改姓元氏。二是佛教的兴盛。北魏在经历太武帝灭佛之后，文成帝开始恢复佛教并始建云冈石窟。此后的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都崇信佛教，修福建寺之风盛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记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此时的北魏社会可谓是“人间佛国”，孙辽自幼笃信佛教，在他去世后，其子建浮图并镌刻铭文来纪念他的功德，这也是时风的体现。
二、关于《孙辽浮图铭》的出土地
关于《孙辽浮图铭》的出土地，文物资料中缺乏详尽的记载。据传，该碑1923年于洛阳北岭头村东南五里出土。据铭文中“春秋六十七年，前件年日，寝疾三朝，卒于京师，权殡此处”所记，仅可知孙辽浮图的所在地或许就在京师附近，但缺乏更为有力的证据。
另有一件《孙辽墓志铭》，于20世纪初现身世间。据《孙辽墓志铭》拓片释读其文字：“魏故兰仓令孙府君墓志铭/君讳辽，字宗，父定州人也，后随游宦居钜鹿。……忽值佛国接引，寝疾三朝而卒，春秋六十有七，时/正光五年甲辰岁七月己酉廿五癸酉日也……其子显就、灵凤、子冲等卜葬/于畿甸平乐乡，寔以表生前心在王室忠魂依恋之忱……”“墓志铭”中提到“其子显就、灵凤、子冲等卜葬于畿甸平乐乡，实以表生前心在王室忠魂依恋之忱”，貌似为《孙辽浮图铭》的出土地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但是，详审《孙辽墓志铭》拓片上的书迹，则发现其用笔肥厚，笔意痴钝，结体时见松散懈怠处，与《孙辽浮图铭》书迹的细劲峻拔之风殊非同调，书丹和镌刻水平已有霄壤之别。从书迹对比上而言，“墓志铭”与“浮图铭”书迹绝非一人所书。既然属于同一墓主，书、刻于同一时期，二者的差异竟如此之大，实在令人疑窦丛生。再者，浮图塔用于珍藏佛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经，孙辽是虔诚的佛教徒，由铭文中“（孙辽）卒于京师，权殡此处”可知，孙辽的骨灰正葬于塔中，不应另置墓所，“墓志铭”的出现正属画蛇添足。民国十一年（1922）华璋书局版《校碑随笔》卷六列举伪刻数种，“孙辽墓志，正书，正光五年七月”赫然在目，后记云：“以上伪刻诸种，乃捏造非摹刻也。”可知《孙辽墓志铭》为凭空捏造。另，山东省桓台县博物馆原藏也有一件《孙辽浮图铭》刻石，笔意肥厚笨拙，是据拓片所做的翻刻。《孙辽浮图铭》刻石出土后，围绕其所做的伪刻、翻刻当不止一二种，此为一例。
清代后期以来，随着碑学书风的崛起，北魏刻石造假之风也弥漫开来。《孙辽墓志铭》即是据浮图铭所造的赝品，铭文内容也为作伪者据浮图铭内容所造，不足为凭。那么，关于《孙辽浮图铭》的出土地，目前也只能停留在“据传该碑1923年于洛阳北岭头村东南五里出土”，然1922年版《校碑随笔》已有“《孙辽浮图铭》归黄县丁氏”的记载，所谓1923年出土云云也是让人怀疑了。
三、“洛阳新体”与《孙辽浮图铭》书迹
中国学术界在清末开始注重北朝墓志的出土与研究。自康有为鼓吹书法要学习北碑以来，这种对北朝石刻的喜爱更加普及，流风甚至影响到海外，造成洛阳等地大肆盗掘北朝墓葬，从而出土了一些重要的北朝墓志。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首都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首都陕西长安附近。而其中当以洛阳时期的品目为最多。这一时期，以楷书蔚为大宗，见于碑刻、造像题记、墓志、塔铭、写经等，形态各异，异彩纷呈。
洛阳时期处于北魏后期，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这种风气也体现在书写文化上，楷书书法出现了秀颖峻拔的风格样式，近似南朝书风。北魏吸取南方书法，平城后期已现端倪，南迁洛阳之后的四十年间，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汉化”的深入而炽盛起来。洛阳时期的“正体字”是楷书，也是碑版书写的常用书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太和之后，诸家角出……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康氏所提到的北魏名迹，大多数即是洛阳时期的楷书，其品类之多、造诣之高，令人兴叹。
北魏皇族宗室的墓志都是郑重之作，所用石质优良，书丹者也必是当时的胜手。刻工的刀法也极精湛，转笔的柔和婉转，折笔的峻峭挺拔，都能极精微地刻画出来。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已经非常接近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的风神。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或“洛阳新风”。
北魏后期，传习洛阳体楷法已经蔚然成风，各地的碑志、造像记上的楷书，都与元氏墓志的楷书同调。如山东出土的《羊祉墓志》（516）、《张猛龙碑》（522），河北出土的《刁遵墓志》（517）、《崔敬邕墓志》（517），山西大同出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记》（502）、《元淑墓志》（508），辽宁出土的《元景造像记》（499），陕西出土的《刘玉墓志》（527）等。洛阳体在北魏境内广为流行，表明这种体势必是洛阳时期铭石书的主流形态。更值得注意的是，洛阳体也见于当时的写经，我们在敦煌遗书中看到的北魏后期的经卷，书写精良者，几乎都是采用洛阳体书写。洛阳体不仅是洛阳时期铭石书的主流形态，也是应用于写经抄书的“正体字”，即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样字”。
《孙辽浮图铭》书写、镌刻于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五年（524），书风清奇峻拔、飘逸飞举，是“洛阳新风”盛行时期的典型代表，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四、《孙辽浮图铭》书迹的艺术价值及意义
《孙辽浮图铭》书迹字径2厘米见方，用笔洗练飘逸、温润劲拔。观其书迹，笔意外露、姿态飞扬，点画细劲挺拔，用笔跳宕不拘，节奏轻灵率意，气息温雅清和，显示出书写者极高的书写能力。其结体宽绰开张，隶意犹存，更使得其气息能于温文尔雅中平添古质天然之意。
在中国传统书写文化当中，能代表一个时代高度的一定是少数书写胜手，我们姑且称之为“精英书写”。这些时代精英们对书写法则的理解和对毛笔的驾驭能力都超乎时流，而流便精妙则是他们的共性。北魏时期真正当道的是士族书家，朝廷命制的碑刻、谥册、宫殿题属之迹，都出自士族书家的手笔。北魏后期，一些专以工书而无儒学背景的书手也被引入宫禁。《孙辽浮图铭》书迹虽未见书丹人姓名，但观其高妙精严，非当时胜手莫能为之。
考察北魏书法，我们显然要关注到写手与刻工两个关键因素，真正能代表这一时期书写高度的一定是书、刻俱佳的作品。《孙辽浮图铭》书写既俊美，刻工又极精良，准确传达出了书写者的精微笔意，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刀痕的存在，显然是难得的精品力作。反观北魏刻石中书迹稚拙、刻工粗劣，甚至径直以刀代笔者也比比皆是，与《孙辽浮图铭》这类书刻俱佳的书迹相较，真有霄壤之别。北魏刻石之风的兴盛使大量普通书手和工匠的书迹得以留存下来，清代碑学运动放大了穷乡儿女造像中的稚拙之美，大肆宣扬以刀掩笔的粗拙之作，也只是千载之下的隔世追认而已，与历史的真实隔膜甚远。
如果说《孙辽浮图铭》书迹是北魏洛阳体“官样字”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同时期书写文化的高度，是毫不为过的。面对铭文书迹，总会让人联想到其身后的褚遂良，联想到百余年后才现身于世的《兰亭序》，联想到仪态万方、如花乱飞的初唐风度。可惜其字迹细小，拓片无法传达其精微、细劲之美，令美玉久埋于尘土之中。
《孙辽浮图铭》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实物坐标，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洛阳体”和北魏书法。相较于南朝士人的尺牍风流，北魏初年的书写文化则显得朴质与保守。《魏书》言“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从北魏一朝来看，领袖书坛的人物，是崔玄伯、崔浩父子和卢玄、卢渊祖孙。崔、卢二门的书迹早已不传，他们擅长的书法体势，只能根据文献记载来了解。我们知道卫派擅长的书体是古文、篆书和草书，传习卫派的崔氏应当也以这些书体见长。崔浩又是北魏的高官，所以“人多托写《急就章》”。他的书法在北魏广为流传的重要方式，也是书写《急就章》。范阳卢氏家传的体势，我们可以根据《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的卢氏书家取法钟书，推测他们擅长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卢氏也传承属于张芝系统的索靖草书，而《魏书·卢渊传》中明确说卢氏“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那么可知，卢氏自入魏的卢玄一辈之后就已经不善草书了。
北魏太和（477—499）以来，一批批南朝士人书家投奔北魏，北魏书家的构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世居北方的书家和投北的南方书家两个群体。随着北魏“汉化改制”的完成，南方的流美便利、更适合日常书写的新书风大受欢迎，迅速传播开来。北魏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变化，不再以旧体古法为主流，而是洛阳体楷书成为正体。这是北魏书风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表明新书风已形成气候。
北魏灭亡后，炽盛的南朝书风渐渐降温。北齐时代，北方涌起了一股复古潮流，篆隶书法又时兴起来。554年，西魏攻陷梁朝都城江陵，梁朝著名书家王褒与一大批江南文士入关，正宗的南朝书法再次传入北方，北方也随之出现了第二次仿效南朝书法的高潮。随着北周统一北方，南朝书法再次成为主流。
洛阳体的出现，表明北魏楷书受到南朝新书风的影响，走上了弃旧图新之路。过去书论家把“王褒入关”事件作为“南风北渐”的开端，但实际上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洛阳体就是证据。作为“洛阳体”书风的典型代表，《孙辽浮图铭》书迹的飘逸温雅是显得那么的光彩夺目。“王褒入关”事件发生在其身后三十年，南朝书风的再次袭来显然没有影响到《孙辽浮图铭》的书写者。北魏末年，南朝书风对北地的影响之大远超出了此前人们对北魏书法的认识。《孙辽浮图铭》书迹的斜画紧结、飘逸峻拔与南朝书风已无二致，这为我们树立了绝佳的实物参照，为重新审视北魏书法打开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