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先生侧记
陇菲
我与赵俪生先生，本来并不搭界。赵先生是史学前辈，而我却是乐学后进。和先生相识，是1982年底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之后。现在都叫“历史文化学院”了，我记得的，还是那个“系”。
第一次对先生产生兴趣，是因为一位“知名教授”对他的非议。
那是1983年夏天，全国第一届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举行。我于敦煌学的切入点，是敦煌壁画描绘的古代乐器和敦煌卷子兼说兼唱的变文。会议之前，阅读了一系列有关变文的历史文献，神往于半个世纪之前讨论变文的热烈。当听说不少经典论着的作者都要亲自出席是会，作为即将入道的年轻学子，自然有一种历史幸会的预期。
当时与会代表之中，有一位知名教授，这位教授早年相关变文的文章，曾经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会议前夕，兰大中文系一位先生打算前去拜访这位知名教授，身兼大会工作人员和正式代表的我赶紧带路并趁机随从前往。二位先生谈话之间，我抽空呈上提交是会论文《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恭恭敬敬地期盼前辈指点。未曾料到，我听到的，不是相关变文，不是相关学术，而是做人策略。我心目中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作者本人似乎已无兴趣。
因为国家领导重视，因为全球学界重视，那次学会非常隆重，非常盛大，用当时的话说“规格很高”。听说我刚刚调入兰大就参加筹备工作并出席是会，教授感叹说“机会难得。”“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参加这样高规格的学会。”“尤其是年轻人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不是都能有这种幸运。”他特别嘱咐我“抓住这个机会，注意与这些大学者搞好关系”。为了提供反例，这位教授说起了当时我还并不熟悉的赵俪生先生：“你们兰大的赵俪生，就是因为和某些知名学者人事关系紧张，至今没有更大的社会名气和更高的学术地位。”和教授预期相反，赵俪生何许人也？反而引起天性叛逆之我的强烈兴趣。
兰州会议之后，得知先生文革之后首次公开示范教学，遂前往旁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先生，也是我唯一一次旁听他的课。记忆中，是关于文化史。已经记不清那堂课究竟讲了些什么？能够记得的，是先生口音浓重的德语、英语发音；是高个子的先生俯身板书的样子。
赵俪生先生板书
能够记得的，还有先生上课时所依据的那些“小本本” —— 先生自制的读书笔记，纸薄,字小。
据说，先生有许多这样的“小本本”，就是这些“小本本”，成为先生后来一系列论着基础。当初我还不解：先生为何不做卡片？以我之见，卡片更适合分类、组合、排列、连缀。现在才明白，在那个特殊年代，这种纸薄、字小的“小本本”，更适合暗地里坚持治学，它的信息含量要比通常卡片多得多，也更容易秘藏。
1985年，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届年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依然非常隆重，依然盛况空前，依然“规格很高”。此次，我有幸和先生一起同为兰大历史系与会代表。是会，我提交论文《经说·经传·经变——再谈“变文”之“变”》。已经同事两年有半，此次又同时出席是会。出发之前，前往先生家中拜访，想听听先生意见。先生持重，看完文章，只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打下的先秦底子？”精通先秦子学的先生此问，想来是因我文中先秦诸子引文较多而起。初中毕业之后，即进入音乐专业预科，连高中都没有上过，哪里有什么“先秦底子”？面对先生质询，只好喏喏：“平时好翻书而已。”
这篇论文，在乌鲁木齐学会上引发代表“强烈兴趣”。经周一良先生向季羡林先生推荐，学会临时决定召开一个扩大的、与会海内外知名学者悉数出席的专题讨论会，会上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尖锐辩难。季羡林说：“今天年轻人辩论很激烈，四十年前的那点劲头又给点燃起来了。”然而，也许因为我的个性太过张扬，也许因为我对美国学者梅伟恒质疑毫不客气的反驳，违背了“预备会”上与外国人交往“要注意”的“原则”，讨论会之后，风云突变。不像是刚刚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倒像是刚刚参加了一个“鸣放会”、“批判会”，好像我在会上发表了什么“反动言论”，好像我因此已经被打成“右派”，甚至致使这篇论文最终未能收入是会论文集。过后，知道这个情况，先生出我意料地主动推荐这篇论文给某学术期刊。尽管先生没有明说什么缘由，尽管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却一直心领神会、心存感激。
一九八五年秋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届年会中与赵俪生先生在乌鲁木齐天池合影
我与先生，没有师生关系，又都和兰大、历史系比较疏离，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同事。与先生的有限交往，大多都是谈学术、谈读书。主要见面机缘，是先生出版新着之后。先生亲笔题赠的有《顾亭林与王山史》、《赵俪生文集》（六卷本）、《学海暮骋》。先生客气，与我称兄道弟，要我“指谬”、“雅教”、“指正”。我哪里配。
逐渐拜读了先生一些论着。先生之文，见人见性。就是不看署名，我也能很快认出。后来与先生熟悉之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历史系大概只有你我文字，可以不看署名也不会认错。”先生听了，仰头大笑。
先生之文，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历史脉络在他那里总是清晰显现。先生之文，既没有汉学的琐屑，也没有宋学的空疏，往往是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发人之未发，道人之未道。所有这些，对我的研究，无形中起了示范作用。
有一次晤谈，赵先生突然说起：不管研究方向多么宽广，总要留心“扎几个大的营盘”。现在回想，“扎几个大的营盘”，不仅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对我当时学术研究漫无目的的婉转批评。
先生学术研究，经常转换方向。外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方略可言。其实不然。他的“亚细亚方式”、“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明清学术史(尤其是顾炎武研究)”、“思想文化史”，以及“西北史地”、“先秦子学”等等，都是先生已经扎就或者计划经营的“几个大营盘”。
我对学术，完全出于兴趣。兴之所至，一头扎进去，忘乎所以。过后，便兴味索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并没有什么明确计划。起初还自以为与先生同道，听了这话，开始反省。受先生启发，后来也开始收缩研究领域，逐渐集中于“文化哲学”、“音乐哲学”、“中国乐史”、“考古训诂”四个方面。如此，扎就了自己研究的几个不大不小的营盘。
我和先生关系，总在不即不离之中。和先生晤面不多，很少谈到兰大，也很少谈起历史系。记得有一次，先生讲学归来，说起外地某高校有意要高规格聘请他去任教，但兰大领导却说：“你愿意去哪里讲学，就去哪里讲学，随你便。不过，最后的追悼会要在兰大开。”先生于兰大，无非一块招牌。先生在兰大，一直不能舒展。说起这些，先生多少有点不快。
先生是长辈、智者、才子、奇人，我尤其敬重先生不屑蝇营狗苟的个性。一段时间不见，总会想念，总会惦记。
本来以为，像先生如此个性，应当不拘小节。接触渐多，也有一些不能适应的地方。
先生虽然是五四后新式学者，却有一些旧式文人派头。先生居所，外屋是客厅，里屋是卧室兼书房。第一次见先生，是在外屋。起初我以为先生待客，都在这里。渐渐熟悉之后，才知其不然。有一次拜访，先生兴致好，高声朗朗：“咱们屋里坐、屋里坐。”牵手引我进入他兼做书房的卧室。这才觉悟，这就是所谓的“登堂入室”。此后，有时屋里坐，有时客厅坐。全看先生兴致、心绪。对此，我曾暗自窃笑。转念一想，先生毕竟是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小子自当存一份理解宽容之心。话是这样说，登门拜访毕竟因此减少。加之先生年事渐高，家人越来越不愿意他多受打扰，我也索性无事不登三宝殿。
先生执教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见面，他奇怪地问我：“近来忙些什么？很少见你。”我也趁机揶揄一句：“夫人常挡驾，侯门深似海。”先生谔然、喃喃：“你来你的。”
赵夫人先走，对先生身心都有影响。老人家辞世之前，已然疾病缠身，多次手术。
今年夏天，七月四日那天，电话问候，先生说今天感觉不错，遂前往探望，顺便送去《胡适晚年谈话录》一册。
书一到手，老人家立即手执放大镜专心阅读，完全忘记自己身上插着的导流管（毛衣右襟下面露出的便是）。我趁机拍了几张照片。
那天，先生长女也为我和先生拍了几张合影。先生耳背，我坐先生一侧，对其左耳大声嚷嚷。
毕竟年迈，毕竟病重，不久，先生便觉体乏，起身捧书进里屋卧读。我与其长女、长孙聊几句家常之后，遂告辞别。
这竟是和先生最后的晤面。这张照片，竟成为我最后一次与先生的合影。
因为某种缘故，错过了先生追悼会，未能和先生诀别，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主编的《国学论衡》第三辑承蒙先生过目，他给朋友信里，写了一段相关的话，朋友转给我看，我很感激他的知音，也很在乎他的意见：
龙菲是个怪人。他一接办，《国学论衡》就顿然变了个样子，…… 提高了一大截。但书太厚、太重，叫我这老人一手擎书，一手执放大镜，看不到几分钟就累了。
如今，第四辑即出，书已经薄了一些，也轻了一些，但先生却看不到了。
先生赠我《赵俪生文集》之时，曾经要我也写一点评论文字。自觉不是合适人选，便婉言推辞说“我不具备资格”,“还是等有资格的人评论之后，看看我还有没有必要再说几句。”先生听后仰头大笑：“你滑头。”
也许，先生真是想听我说点什么。现在先生走了，我又说给谁听？
陇菲2007年12月24日至2008年1月17日
于兰州独弹斋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刊《国学论衡》第四辑
2007年12月第1版第453-4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