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笔下的潍坊抗战
时间:2022年12月10日 来源:潍坊晚报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著名作家姚雪垠于1938年撰写并出版了中篇纪实文学《战地书简》。该书采用书信体，以“我”或“我们”的叙述口吻，采用学生兵的视角，详实、生动地描绘了抗战初期今潍坊市所辖高密、诸城一带的风土人情，讲述了蔡晋康领导的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发动群众、撤出高密、转战诸城的曲折历程和内部不同力量的矛盾演变，反映了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下，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底层农民为代表的山东民众的斗争热情。本文结合相关资料，将这部80多年来罕为人知的《战地书简》予以再现。
撰 稿：邱昭山
主 编：马道远 主 编：李海滨
编 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校 对：曾 艳（01-02）代 进（03-04）
王明才（05-06）封 敏（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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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记录高密抗日
《战地书简》以真切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蔡司令”组织和领导的高密抗日游击支队的初期活动情况，其叙事与高密党史的记述大体吻合，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正确路线、坚定意志和日益扩大的影响。
《战地书简》共十一篇
记录五个月抗日情况
作家姚雪垠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名扬天下，并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年轻的姚雪垠曾写下了一部《战地书简》，后来成了反映中国抗战初期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名篇，也不知道这部作品与高密和诸城有关。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报告文学卷收录有姚雪垠的《民运篇》，其中提到“高密蔡司令”“高密民众”等语，篇末注明文章选自1938年6月上海杂志公司《战地书简》初版本。《战地书简》中，青年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和作家真切细腻的笔触令人折服。关于“蔡司令”组织和领导的高密抗日游击支队（也称“高密抗日游击队”）的初期活动情况，就笔者所接触的相关资料来说，这部纪实作品是最早出现和最为详实的，且罕有潍坊地方史专家或爱好者提及的。
《战地书简》分为十一篇，小标题分别是：我们的游击队、捉放汉奸、进诸城、教育篇、民运篇、民运续篇、诸城之战、百尺河战斗小记、矛盾在增涨着、破裂、长征。该书以“吴盾”为笔名，以“我”与友人“凌”通信的形式，采用学生兵的视角，讲述了“我”参加高密抗日游击支队五个月的始末，描写了旧军人出身的脑筋简单的曹县长、擅长挑拨拉拢的汉奸豪绅李仞千、刀笔吏出身腐朽顽固的政治部主任，尤其是刻画了有情有义、有胆有识、但又脱离不开封建束缚的蔡司令和一群充满抗日热情的学生兵、同日伪军英勇作战的三位农民兵的形象，回顾了抗日游击支队内进步力量与顽固势力日益紧张的斗争状况以及经验教训，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正确路线、坚定意志和日益扩大的影响。
姚雪垠（1910—1999），著名作家。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河南邓县人。因家贫，只读了三年小学，初中一学期未读完就被土匪抓走，在土匪队伍中生活约100天，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1931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此后刻苦自学，广泛阅读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到北平以投稿、教书为生，曾在《文学季刊》《晨报》《大公报》《申报》等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论文多篇，富于时代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沦陷的北平返豫，在开封主编《风雨》周刊。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夕，他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赴抗日前线徐州采访，接触并采访了曾在高密抗日游击支队战斗过的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4月在徐州写成书信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6月该书被上海杂志公司编为“战地报告丛刊之四”出版发行。
高密成立游击支队 民先队员纷纷加入
姚雪垠在《战地书简》开头部分，描绘了鲁东面临日军铁蹄蹂躏的惊惶情形：
“去年（指1937年）九月，敌人打到鲁北的时候，在鲁东，不管是平原或山谷，安静的日子突然变得一团糟。从青岛，从潍县，从黄河的北边，一些退过来的学生们、难民们、公务人员和士兵们，在城镇上，乡村里，到处传播着敌人的残暴消息。这些骇人的、乍然间令人不敢相信而又不能不信的消息，像三月的杨花满天飞。”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听说国民党中央的别动队要在山东组织游击队，便抢先下令，让每个县都成立一个游击支队，由县长兼任支队司令。高密游击支队（一说“高密游击队”）司令由县长曹梦九兼任，副司令由乡绅蔡××（指的是蔡晋康）担任。
包括“我”（《战地书简》的叙述者）在内的民先队员是如何加入高密抗日游击支队的呢？原来，有一位东北军中的廉姓团副参加了蔡晋康领导的高密抗日游击支队（亦简称“蔡部”），他又介绍大批的大、中学生进入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同学们从青岛、潍县、济南等地逐渐来了100多位，他们是民先队员，有男有女。
对此，《中共高密党史大事记（1921-1949）》则这样记述：抗战（指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密乡绅蔡晋康想拉一支队伍抗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东北军五十一军胶济铁路东段运输司令的王再天，请他设法给予帮助。王再天向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工委书记项乃光（项廼光）作了汇报，项与王研究后，决定支持蔡，并争取改造蔡部。王再天介绍东北军的廉耀东团副当了蔡的助手，还介绍了一些大学生到蔡部。
项乃光确定建立以伍志钢为书记、邹鲁风和李欣为委员的中共蔡部工委。他们带领山东大学几位民先队员来蔡部工作，其中王中（原名单勣）是高密城里人，人地两熟，他先被派回家乡发展民先队员，再发动青年学生进入蔡部。不久，蔡部正式定名为“高密游击队”，廉耀东的公开职务是副司令，邹鲁风是政治部副主任。
看来，《战地书简》的叙事与高密党史的记述是大体吻合的。当然，姚雪垠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加入蔡部的详情不甚了解，也可能他在书中不便透露秘密（姚雪垠于1937年下半年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后因故未能如期转正）。
可与上述情形相印证、对照、补充的是，1982年版《青岛革命史稿（征求意见稿）》载，1937年9月，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进驻青岛。通过中共五十一军工委的关系，山东大学（时驻青岛）共青团员李欣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李欣亦经省委张吉人介绍入党。接着，省委派李欣回青岛建立中共青岛特支，由李欣任书记，陈振麓、王艺分别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按照中共五十一军工委的安排，原中共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工委书记伍志纲（即伍志钢）和邹鲁风、李欣组成中共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工委，伍志纲任书记，带领山东大学的部分学生，如周璿、程恒诗、胡家珍、单勣、李凤、吴綪，东北大学的杨战韬、赵书杨，北京大学的张凌等人，还有五十一军的一个团副、中共地下党员廉岳东（即廉耀东）一起到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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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和县长明争暗斗
《战地书简》开始描写了两个重要人物：高密县长曹梦九、豪绅李仞千。曹梦九为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名义上的司令；李仞千是一个汉奸，老奸巨猾的他善于幕后操纵，企图倚仗蔡晋康的势力，让曹梦九威信扫地，自己则掌控公安局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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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县长曹梦九
风云一时留争议
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名义上的司令是高密县长，就是那位在小说《红高粱》和电视剧《红高粱》等文艺作品中大放光彩、至今还被津津乐道的曹梦九。《战地书简》这样描述：
“高密县的曹县长是一个军人出身的老头子，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脑筋简单的家伙。他同‘韩青天’一样地爱做点沽名钓誉的事情。时常他带一名便衣护兵到会场上看看，到街上溜达溜达。偶然遇着一件不顺眼的事情便挺身出来干涉，脱下鞋子打起来，因此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曹二鞋底’。”
“韩青天”，即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他与曹梦九均曾为北洋军阀冯玉祥的部下，传说两人结拜过兄弟。曹梦九曾有“曹青天”之说，绰号“曹二鞋底”更广为人知。
曹梦九（1886—1957），天津杨柳青韩家墅村人。15岁赴韩家墅讲武堂习武，后在冯玉祥部任警卫营长。1920年因下属犯事，辞职归田，后在家乡担任6年乡长。1930年应韩复榘之聘来山东，初任省府参政，后署理曲阜县县长。1932年10月至1934年9月，署理平原县县长，再到高密县署理县长，1937年10月离任。曹梦九与韩复榘一样热衷断案，常常以牛皮鞋底打嫌疑人的屁股，故有“曹二鞋底”之戏称。曹梦九身材魁梧，出门常常穿西装，戴土耳其帽（高筒，俗称“满头撸帽子”），拄文明棍，又得绰号“土耳其”。关于曹县长的治县风格，有一副对联说得好：“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现今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影视基地的仿古建筑高密老县衙里，尚悬挂着曹县长的画像和介绍其从军从政经历和治县业绩的展板等。
“‘曹二鞋底’名义上兼任了高密县游击支队司令，实权却交给了副司令蔡××先生。”这样的安排不难理解。因为曹梦九是天津人，他能在高密站住脚，并行使县长职权，一方面来自省政府的委任，来自他与韩复榘密切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需要他维持与当地士绅的良好关系，拉拢并重用当地一些有声望、有能力的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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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豪绅李仞千 巧舌如簧做汉奸
由蔡晋康实际领导的高密游击支队成立后，开始驻扎于高密城西北约15公里的蔡家庄及北侧蔡家庄火车站，包括学生兵在内，官兵们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色军服。
一天，暗地里积极筹备成立维持会、准备迎接日本鬼子进城的豪绅李仞千，跑到蔡家庄找蔡晋康做工作，请他带着队伍开进高密城里。
《战地书简》对此这样描写：
李仞千对蔡晋康说：“为着高密县三十万民众，我们要趁机会赶走县长、公安局长这一班贪官污吏！为着三十万民众的安全幸福，我们得马上把高密治安维持会成立起来！”他还轻轻一拍蔡司令的肩头，低声说：“老弟，高密县我只能拥护你一个人……”
关于李仞千，在高密一带广为人知，此人是个老奸巨猾的大绅士，最善于幕后操纵人，没有一个县长不被他玩弄得东倒西歪。他是一个小胖子，长着一双含着阴谋的圆眼睛，走路时两只膀子左右晃动，谈起话来热诚慷慨，一翻脸眨眼间就无情无义。《战地书简》里的“我”不禁为蔡晋康叹息：“这样的人物（竟然）也是我们蔡司令的亲密的老朋友！”
当听说李仞千提议蔡部进驻高密城，队伍里像开了锅，官兵们议论纷纷。政治工作人员们担心蔡司令会被李仞千拖下水当汉奸，一致坚决反对部队进城。但军官们都坚持进城。士兵们则没有什么坚定的主张，他们习惯了听长官的。反对进城和支持进城的意见争执了一个多钟头，双方还是各不相让。蔡司令发话了：“立刻开进高密城！”在政治工作人员们疑惑的目光的注视下，他接着强调：“不但我姓蔡的决不做汉奸，只要我断定谁是真汉奸，不管亲友不亲友，嘿！”他把手枪拍了拍，抬高了声音：“决不客气！”于是，第二天上午，部队开进了高密城。
蔡司令一进城，李仞千就天天请他吃酒，商议，把他包围起来。一方面造谣说蔡司令要解决公安局长，又说公安局长要解决蔡司令，弄得满城风雨。幸好，蔡晋康找公安局长张汉谈心，嘱咐他不要受人离间，要“义气为重”——他们曾是换帖的结拜弟兄。
此时，曹梦九已辞去县长，由公安局长张汉代理县长职务。李仞千想依仗蔡晋康的势力，把曹梦九的威信一扫到底，并把公安局掌握的枪支全部拿过来。他撺掇蔡晋康同意，召集曹梦九、张汉和各界重要人士，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施展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提出拥护蔡司令做高密县领袖，并把曹梦九和张汉痛骂了一番。“我”目睹了现场的对话和有关人物的神态——
“什么县长，局长，尽是贪官污吏！平素剥削民脂民膏，一到紧急关头就想逃跑……好，你们早早离开高密吧！”他（李仞千）指着曹二鞋底，嚷道：“县政府的存款全是高密民众的，一个你也不能带走！”回过头来看看张局长：“公安局的枪支是高密民众的，立刻请你交出来！不交出枪支，你休想离开高密！……”
曹二鞋底和张局长都给（李仞千）骂愣怔了。县长（曹梦九）脸色灰白，嘴唇微微地颤抖着，陪着笑脸叫道：“呃呃，仞千，呃，有话……慢慢说，咱弟兄们，呃呃……”
“你也别‘呃呃’，没有那么多的废话！”
张局长也陪着笑脸说道：“仞千兄，有什么高见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别太动感情……”
“狗屁！现在我代表高密县三十万民众，不承认你是公安局长，你没有资格同我讨论！”
李仞千，这个申公豹一样的人物，摆出了一副为民请命、大义凛然的模样。他的表演惹恼了张汉的一个巡官。巡官突然拔枪射向李仞千的胸口。蔡司令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枪头，“砰”的一声，枪打偏了，子弹从李仞千的头上飞过，把蔡司令的右手划出了一道伤痕。曹、张二人也拔出手枪，要枪毙挑拨离间的汉奸李仞千。对李仞千的举动，蔡司令同样非常生气，下令把他关进了公安局。
听说李仞千被抓，驻在城里的学生兵们兴奋得几乎疯狂，连夜排演戏剧，编写墙报，刷写传单，准备第二天举行一次反汉奸扩大宣传，要求把李仞千和他的党羽除掉。驻在蔡家庄的一部分学生兵听说了这个消息，也连夜赶来帮忙。大家多么希望在敌人迫近、队伍内部存在动摇现象的时候，通过杀掉几个大汉奸来提振士气啊。
可惜，到夜里三更，蔡司令突然下令部队离开高密城，向南边的诸城县境开拔。几天后，李仞千拿出来1万元家财充作游击支队的军费，赎回一条命。李仞千被蔡司令释放的第二天，日本鬼子进占高密城，维持会紧跟着成立了，维持会第一次向老百姓派征的款额就达5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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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晋康出自名门望族
蔡晋康曾在高密、诸城和胶东栖霞等地很有名。他在旧军队当过营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家乡拉起高密抗日游击支队，率部多次打击日伪军；他与八路军有过统战关系，也有过摩擦，但直至抗战结束也未投降日寇。“高密有个蔡家庄，蔡家庄有个蔡晋康”，当地这两句顺口溜可概括他自抗战以来在高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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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晋康是队伍灵魂 为“夏伯阳型”人物
蔡晋康是高密西乡蔡家庄人。蔡家庄西临官河，土肥水美，人杰地灵。村中蔡氏家族是高密清代后期和上世纪初的名门望族，清咸丰至光绪年间有8人为贡生，3人为监生，多人为太学生、廪生，清末即有学子出国留学。1935年版《高密县志》刊有“国外留学毕业者”11人的简历，该村就有5人上榜，人数在全县村庄中独占鳌头，该村大专和中学毕业者也不乏其人。贡生蔡大士于同治年间力救捻军遗下的一个幼童，使之免遭杀身之祸，而且将幼童养大成人后，又拿出盘缠送他回了湖北应山县老家，被乡邻传为佳话。蔡晋康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学尚义的村子里长大。
据1990年版《高密县志》载，1937年8月，高密县成立抗日游击大队，原第六区联庄会长蔡晋康任大队副（队长由县长兼）；9月，蔡向国民党领得别动纵队第四十四游击支队（又称“高密抗日游击支队”或“高密抗日游击队”）的番号。这支队伍实际是蔡晋康拉起并领导的，军官多为蔡的亲朋故旧，蔡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长官和灵魂。
《战地书简》第一篇“我们的游击队”对蔡晋康是这样介绍的：
“关于副司令蔡××……我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夏伯阳型’的（人物）。”“蔡司令有四十开外的年纪，高高的个儿，很热情，很直爽，很有胆量。他是一位地主，也是一位善会拉拢上层的绅士。他有一位族兄是同盟会会员，现在还在中央政府任职务。他本人曾经在东北上过讲武堂，可是多年来就一直在家乡当一当民团团长或××局局长之类的所谓地方上的阔差使。城里老爷们跟他拉得很亲密，土匪们跟他也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但一般老百姓对他都不具好感，因为他平时还差不多，一遇着荒乱年头就露出乱世英雄本色了。”
蔡晋康族兄蔡自声 曾是同盟会员
蔡晋康是《战地书简》的主人公。该书对蔡的经历的介绍，以及提到他有一个当过同盟会会员、时在民国政府任职的族兄。如许情形，是否基本属实，或者是否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呢？
2007年版《高密村庄大典·卷贰》在“蔡家庄”条目下，有蔡家庄籍名人的小传，其中的蔡自声（名允元，以字行），清末在济南入山东农林专科学校读书，并参加中国同盟会。1906年2月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留日6年，曾谒见孙中山先生，并资助中山先生革命。1930年前后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32年提议在故里蔡家庄创办明德小学，并献出部分房子为校舍，后学校新建，他捐出1500块大洋。1937年2月任民国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8年任民国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1990年版《高密县志》载：蔡晋康（1896—1970），高密县蔡家庄人，名赓元，号健祯。1912年考入山东高等农业专门学校蚕科学习，1916年毕业。1917至1918年任济南新军第二旅营长。1928年任高密县警察队教官。1920年到黑龙江省青冈县任高小教员，后任该县劝业所技术员。1930年到蓬莱县政府第四科任农林技术员。1938年任蔡家庄明德小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聘为县抗日游击大队大队副。同年9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纵队第四十四游击支队司令。
另据1935年版《高密县志》，蔡日光，毕业自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历充国民政府训练班主任，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省立第一师范校长。蔡赓元，毕业于山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曾任高密县警察队总队长。
对照以上史料可知，1935年版《高密县志》提到的“蔡日光”即蔡自声（蔡允元），“蔡赓元”即蔡晋康。蔡自声与蔡晋康同村同族同辈（“元”字辈），称其为蔡晋康的族兄并无不妥，且抗日战争初期此人确实在民国政府任职。
上述叙述中不一致的地方，主要在《战地书简》称蔡晋康“在东北上过讲武堂”，而1990年版《高密县志》仅说蔡到过黑龙江，并未提及蔡在东北上过军校。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地书简》源于姚雪垠1938年初到徐州前线后，对亲历高密抗日游击支队活动的一位或不止一位民先队员的采访。而此民先队员在蔡晋康为首的这支队伍的政治部里属于中下层，其对蔡经历的了解，不可能来自蔡的亲自讲述，当是来自高密籍官兵的口耳相传，有讹误之处，在所难免。
通过比较，可以说姚雪垠在抗战初期撰写的这部《战地书简》，大体上是真实可信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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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称蔡不够进步 实际上褒多于贬
《战地书简》里的“我”对长官蔡晋康的评价褒多于贬。虽然认为“在高密蔡司令还不是一个能称得上进步的人物”，因为“强提民间枪支和强派粮秣的事情他都做”，老百姓有些怨言；又称“司令为人重感情，少计划”，“其实他如果能让理智克服了封建意识和感情，我觉他是一个顶有干才的家伙”。
《战地书简》提到的夏伯阳（也译为“恰巴耶夫”），是十月革命后苏俄内战时期一位农民出身的有名的红军将领。他当过东线红军某师师长，勇敢顽强、身先士卒、足智多谋，在战争中率部屡建奇功，但政治上不怎么成熟，对布尔什维克党不够理解。在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夏伯阳被引导走上了符合布尔什维克党要求的道路。1934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根据富尔曼诺夫（曾任夏伯阳师师政委）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了《夏伯阳》。该影片不久被引进到中国，在上海、苏州等地上映，大为轰动，同名小说亦随之在中国被翻译出版。于是，“夏伯阳”一时间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了一个有着绿林豪杰风格的传奇式英雄。当年，作家沙汀在跟随八路军转战半年后，撰写并出版了《随军散记》一书。该书载有沙汀与贺龙师长的对话：“有人说你是中国的夏伯阳，你觉得怎样？”贺龙带着相当困惑的微笑答道：“恐怕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见，《战地书简》把蔡司令说成是一个“夏伯阳型”的人物，其实是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内众多学生兵，对司令蔡晋康充满感情色彩的一定程度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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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历经曲折见成效
高密抗日游击支队（蔡部）由学生兵负责民众运动，他们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农民的抗战觉悟；他们帮助穷人和部队向城里的地主借粮；取得反抗地主剥削的帮会组织的支持。学生们的工作密切、融洽了与诸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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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兵分组进驻村中 改变策略宣传抗日
蔡晋康的高密抗日游击支队设有政治部和指挥部（即司令部），其政治部又下设总务科、特务科、宣传科、组织科、训练科。由学生兵组成的是宣传科、组织科、训练科，他们从事政治工作，主要负责民众运动（简称“民运”），这也是学生兵最擅长的。
据《战地书简·民运篇》载，诸城是胶东与徐州之间的一个重要城市，南面几十里外就是大山。这儿的老百姓都非常古朴，佃户占农民的绝大部分。一次，“我”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交谈，问他知不知道最近打仗的事情。少年说：“听说在打哩，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问我们跟谁在打仗，他回答“跟外国”。再问跟哪一国，他红着脸，回答不上来。此时，日本侵略者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又侵占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济南、青岛等重要城市，正在华北、华东大举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诸城有的老百姓竟然还不知道中国军队正在同哪国侵略者进行作战。“我”既震撼又忧心，把这事跟同学们说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开展民众运动。
在宣传方面，学生兵广泛采用演出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歌咏、漫画、讲演等形式，启发民智，提高群众抗战觉悟。
除此之外，蔡部学生兵在高密、诸城时，还选定了八个中心村，分组住在村里，进行调查、联络和组织发动，帮助村里建立了农民歌咏队和自卫队。
就如何才能有效地推进民众运动，学生兵们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要特别注意生活的大众化。
《战地书简》记载了一个“我们”（一般指学生兵）遭遇农民冷遇的故事。当时，“我们”穿着学生制服或军装，大多留着所谓的“东洋头”，就贸然去拜访老百姓。有一次，五六位同学到一个村子去做宣传工作。那时，农人们都在从田地里挖萝卜。这些学生兵就走进萝卜地，一边帮着农人捡拾萝卜，一边讲述日本鬼子作恶多端的故事。长期受封建传统的影响，当地农民看到他们与众不同的穿着、男女混杂在一起，感到既有趣又可疑，有的看到男学生兵挨近村姑和小媳妇，不禁产生一种反感的憎恨的情绪。因为与农民隔膜太深，自然，宣传工作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失败了。
鉴于此，“我们”专门进行了一番严格的工作检讨。于是，男同学把头发剃光了，男女同学的工作也分开了，在宣传鼓动时注意少使用新名词、多讲当地土语。而且，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我们”第一次到一个村子进行宣传，有时拿着地主的一封介绍信，有时请一位当地有些名望的乡绅跟着去，有时请保长当面做介绍。如此一来，农民对学生兵热情招待，再也不害怕或怀疑他们了。
在乡下，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对读书人、对先生很是敬仰。“我们”就以教农民识字为手段进行抗日宣传。有人做“义务先生”，拿一块黑布钉在墙上，用粉笔在黑布上写写画画，先引起广大农民的兴趣。接着把识字教育与抗日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使农民在识字的过程中获得关于时局的粗浅认知，树立正确的抗战态度。当老师指着黑布上的几个字问学生们认不认识，学生们熟练地大声回答“打鬼子”，老师点点头，高兴地笑了。
说服各区游击队 成功向地主借粮
“我们”除了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帮助穷人和部队向城里的地主借粮，并将粮食及时运走了。“在诸城南乡十之七八是佃农。地里粮食差不多都给地主和区（公）所剥削去，到冬天几乎只有红薯吃。当敌人要来诸城的时候，城里住的地主们都要丢下了粮食往山里逃。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个大规模的运粮运动给我们发动起来了。”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努力争取诸城各区游击队负责人的支持。“我们”同他们商量：“日本鬼子快来了。鬼子一来，城里存的粮食全都得给他们抢了去。可是乡下老百姓是这么苦，饿着肚子能帮我们打仗吗？再说呢，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常言道‘兵没粮草自散’，不预先筹划一点粮食可不是玩的呐！”这样一讲道理，诸城各区游击队负责人就被说服了。
再由“我们”与诸城的游击队共同派出代表去跟城里的地主们商量：“你们的粮食既然已经来不及运到山里去，给鬼子没收了，你不借给我们吃了去打鬼子？况且老百姓日子没法过，不替他们想出办法能免他们造反吗？只要你们把粮食借出来，反过来（明）年我们如数还你们，现在心疼一点也算是为国为民啦。”地主们反复掂量了掂量，不免既叹息、又表现出慷慨的样子说：“这年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几担粮食算什么！”
为了让地主们相信借粮是出于公益，“我们”就请诸城的游击队开借条，自己只负责宣传借粮的意义和发动民众运送粮食。经过两天的扩大宣传，诸城的四五千农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组成大车队、小车队、担挑队，像潮水一样涌向城里。运粮的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走着，有的还唱起了茂腔。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天上会掉下如此好事，对来自高密的抗日游击支队不禁另眼相看，翘起了大拇指。
不到四天工夫，“我们”与诸城的游击队、农民群众就从城里运出了四千担以上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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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多个帮会支持 帮助农民建自卫队
鉴于诸城的乡村存在着大量的青旗会、红旗会、大刀会、铁板会等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又具有反抗地主剥削意识的帮会组织，“我们”深入其中，并同会首取得联络，进行谈话说服，争取他们的支持，提高他们的抗日觉悟。
为了不使会首有侮辱之感，“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一是“我们”的言语行动切忌违反他们的会规；二是谈话时尽量回避迷信问题；三是对方提出迷信问题时，不遽然表示意见，并设法将话题转移到别的方面。如此一来，赢得了青旗会等帮会组织的好感。后来，在诸城保卫战中，“我们”打了败仗，青旗会等组织主动替“我们”在山口站岗放哨。春节来临时，不管天气如何寒冷，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赶到部队驻地，送来了核桃、花生、木耳等各种山货。
在几个大村子里，“我们”还帮助农民建立了自卫队，让本村负有众望且有抗日意识的人物当了负责人。
由于民运工作开展得较好，“我们”密切、融洽了与诸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在后来的数次战斗中，经过发动，几千个农民跟随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出征，为部队运送给养，抬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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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遭袭各方现本色
蔡部转移到诸城后，在蔡晋康的领导下，面对日伪军的进攻，展开了一场诸城保卫战。由于游击支队大多数军官带头临阵脱逃，守城部队过少，诸城保卫战失败了。战斗勉强坚持了两三个小时，蔡晋康只好带领跟着他坚决打鬼子的部分农民兵和全体学生兵冲出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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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进攻诸城 两队临阵脱逃
蔡部转移到诸城后，在蔡晋康的领导下，面对日伪军的进攻，展开了一场诸城保卫战。虽然终究还是失败了，但蔡晋康临战不怯、镇静迎敌和三个农民兵誓死作战的风采还是值得历史铭记的。对这场保卫战的始末，《战地书简》是这样描述的：
由高密撤到诸城后，“我们”（指蔡部）大部分驻扎在城里，在城外只驻有一个中队和司令部。其中，第三中队驻扎在靠近东门的一个破庙，第二中队驻扎在北门以外的五里铺，第一中队一部分跟着司令部，一部分在乡下执行公务。蔡晋康得到敌人要袭占诸城的消息，吩咐谍报科派人出城进行侦察。但谍报科官兵平时寻欢作乐，擅长喝烧酒、打麻将、下象棋、唱京戏。这次，他们出城走了十几里就不敢向前走了，截住几个老百姓问知不知道日本鬼子的动静，老百姓说不知道，他们就急忙打道回府，向蔡司令汇报：“司令！探不出一点消息，什么两路袭击诸城？保准是汉奸们造的谣言。”蔡司令竟然相信了他们的话。于是，大家放松警惕，大着胆子睡起觉来。
但就在次日清晨，东方还没有发白，几十名鬼子和刘桂堂的二三百名伪军先偷偷占领了诸城东门外的一块高地。敌人的行动惊动了我方哨兵，接着响起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第三中队的官兵从被窝里跳起来，急忙穿上衣裳，抓起枪，冲出破庙应战。从东门到敌人占领的高地有一里多路，本来第三中队应该赶紧组织力量，夺回这个制高点，但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加上中队长指挥不力，弟兄们只好各自为战，乱七八糟地伏在附近的路沟里或坟头边，与敌人对射。好在敌人尚不知我方虚实，没敢贸然向城里冲锋。
驻城外的司令部长官们一听到枪声挨近东门就害怕了，丢弃了文件、给养、药品和私人物品，窜向没有动静的南门，再向南面的山里逃去。那个平时端着架子、耀武扬威的铁路职员出身的邵参谋长，以为蔡司令已经逃走了，吓得向南门跑去。
其实，蔡司令是决心死守诸城的。枪声响起后，他找不到邵参谋长，也找不到司令部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拔出手枪，带着警卫员，向枪声紧密的地方冲去。
驻扎在五里铺的第二中队突然听到了东门方向的枪声，胡乱放了几枪，害怕敌人把归路切断，就自动放弃阵地，绕了个弯子向南门撤退。
第二中队一撤，第三中队的侧翼就完全暴露出来，从北边过来了一股敌人随之向东门进攻，第三中队陷入了敌人两面夹攻之中。敌人的炮火愈来愈烈。随着中队长、分队长相继丢下队伍跑进城里，没人指挥的队伍终于崩溃了。
三个农民顽强战斗 孙四哥勇救俩同伴
这时候却有三个农民勇敢地在火线上战斗。他们被敌人三面包围，依然顽强地阻击敌人，坚持不肯退走。
敌人一阵猛烈的进攻，一个农民的腿部受了伤。他躺在地上，手里的大枪也摔了出去。他忍受着疼痛，让“孙四哥”别管他，快走。孙四哥说：“等一等，看那个穿黄制服的……”话没说完，他就一枪把那个穿黄制服的鬼子打倒了。敌人的机关枪疯狂地向孙四哥的方向扫射。另一个农民的腰部受了伤，倒在地上呻吟。那个腿部受伤的农民挣扎着从地上抓起大枪，一边瞄向机关枪咆哮的地方，一边催促道：“孙四哥，别管我们，你走吧！”孙四哥没有回答，他的大枪和那个腿部受伤的农民的大枪几乎同时响了，敌人的机关枪被打得突然哑巴了。
腿部受伤的农民又痛苦地把大枪抛到了地上。孙四哥向着敌人连着射出了四五颗复仇的子弹，随即把地上的两支大枪抓起来横挂在左边的肩膀上，又用双手分别拖起两个受伤的同伴，坚决地说：“走！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孙四哥既勇敢又机智。他看见后面的敌人朝前跑——敌人追赶时往往不放枪，就或背或拖地带着两个同伴也跑。敌人停止放枪，他也赶紧停下，伏到地上朝着敌人放枪，挑最近的敌人打，他枪法很准，不时有一个两个敌人倒下。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把孙四哥的帽子打落了，他弯下腰去捡帽子，敌人以为把他打死了，他却又站起来，把帽子戴在头上。
孙四哥带着两个受伤的同伴，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终于一步一步退到了东门。可东门紧闭，孙四哥叫不开。他回过头来，向后面的敌人放了几枪，一边骂着，一边连气愤带冤屈地哭着。孙四哥的行为终于感动了守卫东门的士兵，他和两个受伤的同伴被允许进了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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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令无力回天 诸城保卫战失败
再来说一说蔡司令。他久经沙场，战斗意志坚定，表现非常镇静，恰好和手下大多数贪生怕死的军官形成鲜明的对照。蔡司令吩咐士兵把诸城县政府仅存的一门迫击炮抬到城墙上，命令向城外的敌人开火。哪知这门炮因多年未用，弹壳生了锈，连一炮也打不响。蔡司令遂身先士卒，站在城墙上，靠住城垛，从身边的士兵手里拿过一支大枪，端起来瞄向敌人，几乎弹无虚发。他看见离城头300米远的一个坟头露出来一个鬼子脑袋，一边自言自语“这个太远了”，一边“砰”地射出一颗子弹，从那个坟头的后边随即滚出来一具尸首。周边的士兵为司令高超的枪法纷纷叫好。蔡司令战斗经验丰富，他在城墙上的一个地方打几枪就赶紧换到另一个地方，他知道敌人的大炮正在到处寻找并想瞄准他。
由于游击支队大多数军官带头临阵脱逃，使得守城部队过少，只有五六十人，也由于城里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守城部队得不到群众支援，加之警察队的长官早就溜走，几十个警察队员躲在城根的防空洞里，未协同守城部队作战，诸城保卫战失败了。战斗勉强坚持了两三个小时，蔡司令见再不突围将全军覆没，只好带领跟着他坚决打鬼子的部分农民兵和全体学生兵冲出城去。他看了看即将被鬼子占领的县城，落下了眼泪，恨恨地叹道：“游击支队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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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矛盾激化终决裂
蔡部不计前嫌加入到百尺河保卫战中，最终与百尺河镇游击队联合战胜前来袭扰的日伪军。这一仗，也是蔡部在抗战初期的高光时刻。其实，蔡部的内部矛盾在不断增长，新旧斗争日趋激烈，学生兵遭到集体缴械，被迫离开，大部分到徐州参军。这也被记录在相关史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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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百尺河之战 团结对敌终获胜
在百尺河西岸、诸城东北部，有一个名为百尺河的镇子。台儿庄战役期间，日军一部从青岛前往临沂解救峄县被围的同伙，所走公路即经过百尺河镇。这里四周有高高的土围子，驻有100多名由土匪和民团组成的乡镇级的游击队。在诸城保卫战失败后不久，这里又发生了百尺河之战。
日伪军袭击诸城是从百尺河镇绕道而过的。当蔡部进行诸城保卫战之时，百尺河镇这支游击队抱守“自扫门前雪”的狭隘观念，没有出兵救援蔡部。敌人打下诸城，认为百尺河镇地理位置重要，就回头来打百尺河镇，把镇子包围起来。
这时，就是否救援百尺河游击队，蔡部发生了争论，部分军官幸灾乐祸，有的摇头晃脑地说：“哈哈！上一次他们不来救咱们，现在可轮到他们头上了！”全体学生兵和大部分官兵要求救援，有的说：“和尚不亲帽儿亲，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唯一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应该在行动上争取友军，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敌人！”蔡司令当机立断，说道：“援助别的抗日部队是我们的义务！不准再讨论！”
于是，蔡司令率领的救援部队自诸城南部出发，绕过诸城，踏着残雪，向着百尺河镇急速前行。乡下的几千群众也跟着部队行动，他们大多数是青旗会的会员，会首直接听令于蔡司令。
救援部队到达百尺河镇即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害怕腹背受敌，闪开一条路。镇子里的游击队看到蔡部来援，立刻勇气倍增，准备杀个三进三出。他们一个个光着一只膀子，端着枪，高声呐喊着，从镇子里冲出来，占据了土围子外的房屋，同敌人激烈地对射。十几分钟后，又呐喊着杀回镇子里。就这样，来回冲杀了三次，才意犹未尽地和土围子外的救援部队会合到一起。
百尺河之战后，蔡部退回到诸城南乡，瞅准机会就向占据县城的日伪军发起袭击。一次，三个农民兵棉衣领子里插着斧头，手里攥着手枪，大胆地去夺守卫城门的卫兵的枪，虽然没能成功，可把敌人吓得够呛，以至于一段时间见了靠近城门的农民都胆战心惊。
学生兵受排挤 被迫离开蔡部
百尺河之战是蔡部在抗战初期的高光时刻。其实，蔡部的内部矛盾在不断增长着，新旧斗争日趋激烈，终于，学生兵遭到集体缴械，被迫离开蔡部。《战地书简》对这一纷争的过程及结局，记叙颇详。
蔡部的顽固派军官怀疑学生兵受××党（指共产党）幕后指挥，双方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行事方式等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
那位介绍民先队员们参加蔡部的廉团副，是一个被“我”认为部队里最懂军事的人物，在××失陷前担任城防司令，但他爱出风头，目空一切，有领袖欲。军官们普遍讨厌他，嫉妒他，排斥他，逼得他辞职，离开了部队。廉团副出走不久又回到部队，蔡司令仍然看重他，叫他协助自己指挥军队。但住了一些天，他忽然借口查夜，带着八九个弟兄跑了。顽固派军官遂捏造了学生兵和廉团副暗中勾结、准备拉走大批士兵的谣言。
一个深夜，参谋处假传了一道命令，说敌人要来袭击，叫学生兵们集合。参谋处怕学生兵持枪进行抵抗，就等到清晨五六点钟，派来几个士兵传一道新的命令，说蔡司令要来点名，叫学生兵立刻站队。学生兵站好队之后，被逼缴械，拘禁到一座阴暗潮湿、冷得怕人的庙宇里。顽固派军官向蔡司令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是把他们全部枪毙，第二是枪毙一部分、其余的赶走，第三是全部赶走。蔡司令对这三个要求都拒绝了。他也是学生出身，而且教过书，当过校长，他爱惜这些学生兵。他赶到那座庙宇，看到被拘禁的学生兵，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安慰了学生兵，命令把他们全部释放，继续原来的工作。但顽固派军官还在寻找新的借口。
不久，顽固派军官以抓到一个学生兵发展一个农民兵为民先队员为借口，咬定学生兵擅自发展小组织，企图煽动士兵哗变。他们在一个当过土匪的军官的带领下，向蔡司令摊牌，把枪支都缴出来，咋呼道：“叫那班××党干吧，我们不干了！”蔡司令无奈，只好哭着把学生兵礼送出境，并且送了三百元当路费。后来，这些学生兵步行到达徐州前线，大部分参加了第五十九军，一部分散布到鲁南游击区做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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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同志再出发
谱写歌曲表志向
关于蔡部内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及学生兵们的命运，《中共高密党史大事记（1921—1949）》载，蔡晋康率部转移到诸城后，中共高密游击支队地下工委与青岛方面以陈振麓为首的崂山游击支队以及赵志刚为首的中共诸城地下党组织相会合，组成了一支名义上属蔡晋康、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高密游击支队第四中队，分散到各民运点上开展抗日宣传。蔡部中反动势力大大超过进步力量，反动军官以学生兵在队伍中发展民先队员、图谋瓦解队伍为借口，把分布在各民运点上的第四中队分别突击包围，胁迫第四中队离开蔡部。中共地下工委组织打入蔡部的100多名同志离开诸城向徐州进发。到达徐州后，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由党组织安排部分同志到地方工作，大部分进入部队参战。这些人就是后来受到夸赞的“一百单八将”（上世纪80年代，经一些亲历蔡部抗日活动的老干部反复核对，实际为129人）。
另据1982年版《青岛革命史稿（征求意见稿）》载，1938年1月间，日寇在青岛登陆，并打通交通线，高密抗日游击支队（蔡部）转移到诸城。这时，青岛市委组建的崂山抗日游击队也于（1937年）腊月廿四从青岛撤出。他们分三批转移到诸城，和诸城地下党会合，加上高密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和诸城新参加的一部分学生，总共108人。他们在向鲁东南、连云港和徐州一带长途行军中，工委书记伍志钢谱写了一首进行曲，歌词是：
我们的队伍多么强壮，
它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
我们共有百零个同伴，
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
歌声惊醒了天上的星星。
我们心胸好像蓝天的彩云，
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
到达目的地后，中共中央长江局派人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任务，一部分参加了东北军五十七军（与《战地书简》所说不同），一部分去鲁西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关于那首进行曲，《战地书简》称之为《长征进行曲》，所记载的歌词与上述多有不同：
……
我们排成一座铁的行列，
永不疲倦，努力前进！
打从城市走到荒僻的深山，
打从××（高密）走遍鲁东南。
我们的心胸好像灿烂的太阳，
燃烧着保卫祖国的热情。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
欢笑惊醒天上的星星。
温暖甜蜜有如一个家庭，
亲爱如同患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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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众人命运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曾在高密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工作过、家住高密城里的王中撰写了《关于高密县民先组织的回忆》。该文可以与姚雪垠《战地书简》的部分情节相互印证和补充。书中的人物在现实中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作者姚雪垠1938年4月完成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后，又创作了若干优秀作品。
亲历者回眸当年 印证《战地书简》
王中在其撰写的《关于高密县民先组织的回忆》提到，约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驻青岛的山东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王艺（王良）找他谈话，共同发起成立了“民先”山大区队队部。到1937年七七事变，该区队发展到二三十人。七七事变后，他们排练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翻印了《游击战术》。组织派王中到青岛崂山华家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1937年10月间，组织通知王中另有任务，由中文系同学章茂桐接替他的工作。王中回到青岛，李欣（中共党员，山东大学机械系学生）对他说：“我们有一个关系在你的家乡和一支地方武装有了联系，组织上要你回家配合开展工作。”李欣介绍王中和伍志钢、邹鲁风等认识。回到高密不久，伍、邹就来找王中。晚上，东北军第五十一军驻高密部队的一个团副，名叫廉耀东，到王中家找伍、邹谈事情。原来，高密西乡的蔡晋康正在拉游击队，想找第五十一军支持，就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廉团副，廉是中共党员，地下党便想通过他打入蔡部，以便掌握这支抗日武装。李欣告诉王中，以后接受邹鲁风的领导，说邹是民先山东省总部的代表。
王中在那段时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联络工作。王中接到从青岛来高密的民先队员，就通过邹鲁风输送到蔡晋康的老家、蔡部驻地蔡家庄。邹鲁风此时已任蔡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二是发展工作。一个月左右，王中发展了十几名民先队员，陆续把他们送到了蔡部。三是组织宣传活动。文中提到：
当时有几位女同学，如吴倩、胡家珍（现名唐棣华，黄克诚的爱人）、王桂荣（现名王坚，吉林省革委会办公厅主任）到了高密城里，我们找到一个祠堂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胡家珍演香姐，章茂桐演老头，在集市上演出，观众感动得落泪。此剧有扮演观众的演员，从群众里面跳出来夺下老头打香姐的鞭子。许多观众不知是假的，出于爱国的激情，也愤怒地上去打卖艺的老头。章茂桐同志虽挨些冤枉打，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当香姐收钱时，观众都忘记了是演员，纷纷向剧场抛钱。高密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我们战斗，同时，也使我坚定相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
对蔡部的廉团副和政治部邹副主任，姚雪垠在《战地书简》里都有提及，尤其廉团副多次出现，但并没有写出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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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际遇不同 有成长有牺牲
蔡晋康，1938年奉命率部自诸城进驻胶东的栖霞，多次与日伪军交战。先后任山东省第九区（辖栖霞、招远、蓬莱、黄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山东保安第十九旅旅长、山东挺进军第十三纵队司令等职。1941年3月其主力被胶东八路军击溃，蔡率残部回到高密、昌邑边区。同年秋后，蔡率麾下精锐500余人进驻蓬莱。1942年春被八路军赶走。蔡部返回高密，辗转于高密、昌邑、安丘边区，坚持抗战。解放战争时期，蔡部被国民党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二旅，蔡任旅长，驻蓝村东站。1946年6月该旅遭胶东解放军歼灭，蔡逃到青岛，被青岛警备司令部委任为少将高参。1948年上半年，蔡在青岛以北的赵村一带网罗旧部，8月被改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旅第六团，蔡任团长，率部进驻青岛外围的薛家岛。1949年5月，蔡率部起义，协同解放军解放了薛家岛，其部被编入解放军三十二军，蔡仍任团长。新中国成立后，蔡被调至山东省政府农林厅担负蚕业技术工作。
王中，1938年1月后，任东北军五十七军宣传队长、新华社华东分社主任、沂北县委民运部长、《新民主报》编辑部长、上海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恢复党籍，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分校校长等职。1994年10月病逝。
胡家珍（后改名唐棣华），生于1918年，女，湖北武汉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辗转至苏皖抗日根据地。1941年，与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结婚。2000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伍志钢（1909—1939），原名伍世英，四川省仁寿县伍家坝人。1935年秋参加“左联”，在北平主编《榴花》《联合文学》等进步刊物，在《文学》和《大公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东北军学兵队第四联党支部书记和骑兵师、一一〇师、五十一军及高密抗日游击支队（蔡部）中共工委书记。1938年3月进入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工作，任该师中共工委书记。1939年9月16日，在山东费县寄宝山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为掩护战友牺牲。
邹鲁风（1910—1959），辽宁省辽阳人，原名邹宝骧，曾用名邹素寒。1926年东北大学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加平定夏斗寅的叛乱。1931年冬参加北满游击队。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为民先山东省总队的负责人之一。西安事变前后到东北军一〇五师做统战工作。1937年10月任高密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后任鲁西二专署专员、辽阳市长、辽宁省一专署专员、辽宁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1938年2月被迫离开蔡部的120多名民先队员，除了上述的王中、唐棣华、伍志钢、邹鲁风外，其他人，大多数成长为新中国的中高级干部，有的则像伍志钢那样，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献身。
对民先队员们打入蔡部和被迫离开蔡部都起过重要作用的廉团副（廉耀东，有的史料写为廉岳东），笔者没能查到他的下落。
姚雪垠，1938年4月完成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后，又创作了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后者成为其成名作。1938年秋至1943年春，创作了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等力作。抗战胜利后，完成了长篇小说《长夜》。上海解放后，任大夏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文学院代院长。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至1999年全书五卷出齐。姚雪垠1978年当选湖北省文联主席。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姚雪垠1996年当选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199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本期图片由邱昭山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战地书简》（姚雪垠著），《中共高密党史大事记（1921—1949）》，高密市政协文史委编《
文史资料选辑（上）》，1990年版《高密县志》，《青岛革命史稿（征求意见稿）》，《姚雪垠传》（许建辉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