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捐赠的一幅日军侵华地图及考补
原创 昭山青河
《潍坊晚报》12月8日在“社会新闻”版头条刊发了记者张振民撰写的一则消息，标题是《高密市文史作家邱昭山捐赠一份日军侵华地图 红高粱抗战馆再添日军侵华实证》。这则消息刊发后，引起了一些读者和文友的关注。大概因为笔者是捐赠方，有文友便通过电话或微信询问我捐赠这幅日军侵华地图的过程，并建议做一些考补，提供更多信息。故笔者不揣浅陋，撰成此文。
（《潍坊晚报》12月8日“社会新闻”版）
笔者捐赠日军侵华地图的情况
这幅日军侵华地图在我手上已有三年多时间。
2019年春，我开启了“探访红色高密”之旅。在采访老党员、老战士、老农民和有关知情人的同时，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了一些图书资料，结合采访和阅读，撰写成文，逐篇在“青河东流”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渐渐引起了一些反响。至是年8月份，我偶然发现孔夫子旧书网上挂有一幅标题为“河北省山东省及山西省”、售书者称“民国彩色老地图”的地图在售卖。我详细翻阅了售书者贴出的几幅相关图片，看到该地图标注详实、印制精良，地图上虽无绘制和印刷时间，但右上方有“满洲国”、右下角有“支那空军根据地”“日本の大使□（此字因磨损而漫漶不清，应为“馆”）所在地”等字样，使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幅日军侵华地图，绘制时间在伪满洲国存续期间（1932—1945年），并估计这幅地图很可能问世于伪满洲国成立初期，是日军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派出精通地图作业的特务潜入华北，由特务秘密实地调查，精心测绘而成（后来经过考证，我的这一估计仍然只是估计）。这幅地图是日军侵华的一项实物罪证！于是，我果断出资买下此图。地图到手后，我反复端详，细细辨识，确认是一幅原版的日军侵华地图，并视作个人藏书馆的重要藏品。后来，在撰写有关高密拒城河红色历史的文章中，我引用了此图的部分内容。
约摸一个半月前，我和文友西以兄慕名赶到高密东北乡，参观红高粱抗战馆，得到了馆长刘铁飞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引领我们观看藏品，并全程进行解说。
在一幅日军侵华地图前，我停住了脚步，看到这幅悬挂在镜框里的地图涵盖范围为东亚，标注地名较少，就对刘铁飞馆长说：“我那里也收藏了一幅日军侵华地图，涵盖范围包括山东、河北、山西三个省和周边地区，标注了大量地名，而且印刷得非常好，还有飞机场、灯塔、矿产地、无线电台、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等标识。”他听了很感兴趣，我就提出将这幅地图捐赠给红高粱抗战馆，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日军侵华的罪证。刘馆长当即双手作揖，说：“求之不得，太谢谢邱老师了！”
住了几天，我便履行承诺，和西以兄一道，又来到红高粱抗战馆，捐赠这幅日军侵华地图。刘馆长非常高兴，他拉着我站在纪念馆前，郑重地举行地图交接仪式，并让馆里的同事用手机将这一仪式拍摄下来。当刘馆长将地图从我手里取走，我的心情竟然有些像一位父亲把出嫁的女儿亲手交给了婆家。后来，刘馆长说潍坊日报社的一位记者到红高粱抗战馆，看到了这幅日军侵华地图，他讲说了我捐赠的过程，记者很感兴趣，想做个报道。于是，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潍坊晚报》12月8日“社会新闻”版刊发笔者向红高粱抗战馆捐赠日军侵华地图的那则消息。
笔者捐赠的日军侵华地图的概况
笔者捐赠给红高粱抗战馆的这幅日军侵华地图，其左上角印有黑体字“河北省山东省及山西省”。其长约40厘米，宽约24厘米，纸质较坚韧，标有经纬度和比例尺“1:2800000”，绘制和印刷均精良，虽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烟云，至今读来，其地理精确度和字迹清晰度仍不亚于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地图（折痕处个别字因磨损有缺漏或漫漶不清）；所绘范围，主要是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同时还包括邻近的察哈尔、陕西、河南、江苏等省的部分区域，以及伪满洲国的部分辖区和关东州（位于辽东半岛）；文字排列格式为横排，自右向左，繁体，有的文字为日文；国界、省界处除了标有黑色的分割线和红色的粗线条外，还附加较浓的黄绿色块进行标识，山脉轮廓用较浅的灰绿色加以标识，“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等省以及铁路的名字均用红色加以标识，加之纸质本身浅淡的黄褐色（文字用黑色印刷），使得该地图有了颜色上的层次感，可以避免单纯的黑白色在视觉上容易引起的疲老，阅读起来比较舒适。可惜，翻阅该地图的正面和背面，均找不到绘制或印刷的时间。
对日军侵华地图的罪证的考补
记者张振民称，从这幅日军侵华地图上面的“满洲国”字样判断，其应为1932年至1945年期间印制。对张记者的上述看法，笔者表示认同，并进一步判断，该地图为一份军用（或军民两用）地图，其测绘应该出自日本人之手，印刷时间当在1939年至1940年（测绘或更早）。其根据何在？且听笔者道来。
阅读该地图，最需要注意的是其标注的隐含着日军侵华密码的一些特定地名和对图例的有关文字说明。
该地图的右上角除标有“满洲国”外，还标有“关东州”；在河北省的西北部标有“察南政厅”，在山西省北部标有“晋北政厅”；右下角为图例及文字说明，印有“支那空军根据地”“日本の大使馆（“馆”字漫漶不清）所在地”等字样。
“关东州”“满洲国”和“察南政厅”“晋北政厅”等特定地名，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特有产物，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和不断扩大侵略范围、使中国日益殖民化的罪恶。
关于“关东州”的历史。《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未收入“关东州”词条，不过第346页收入了“关东军”词条，其中称：“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出兵霸占中国原被沙俄‘租借’的关东州（指辽东半岛普兰店至貔子窝一线以南地区）和南满铁路。1919年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对中国推行武力扩张政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全境。次年，扶植成立‘满洲国’，司令部迁至长春。”众所周知，关东军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由《辞海》的介绍可知，在我国东北，是先有被日本霸占的关东州，再有关东军（前身为满铁守备队）。
另据百度百科载，关东州（日语：关东州/かんとうしゅう，Kantōshū），为金州半岛南部存在于1898年至1945年间的租借地，包括军事和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旅顺口港（亚瑟港）和大连港（达里尼港）。此地曾先后被迫租借予俄国和日本。“关东”意为位于山海关以东，与日本本土的关东无关。关东州租借地初设于1899年8月16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大3200平方公里为租借地，由于当时山海关以东的地区称作关东，因此将旅大租借地称为“关东州”。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军于1905年1月战败投降。同年9月，俄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大连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将亚瑟港更名为旅顺港，达里尼更名为大连。日本还在1905年获得从长春到沈阳间长885km的南满铁路两侧地带的治外法权，即满铁附属地。为管理这一新占领地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和满铁守备队，即后来的关东军，成为满洲国建国的工具。1915年，日本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民四条约”中，将关东租借地租期延长至99年，即截止于1997年。1919年重组殖民机构后，满铁守备队改为关东军脱离地方民政，关东州改属关东厅。关东厅初期直属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后隶属拓务省。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又向伪满洲国租借关东州。1937年日本和伪满洲国达成新租借协议，将满铁附属地行政权交给伪满洲国，但仍保留关东州于名义上独立于伪满洲国之外，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
1945年8月，关东州被苏军接管，成为苏占满洲地区。1953年斯大林去世，翌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并承诺将旅顺军港归还中国。1955年，苏联将关东州移交中国。从此关东州租借地成为历史。
查看这幅侵华地图的右上角之“关东州”部分，可以看到，其与“满洲国”的边界标识为邦国界图例，说明其不属于“满洲国”，且大连、旅顺两个重要城市和港口，标注了飞行场（飞机场）、灯台（灯塔）、无电台（无线电台）、开港场（港口）等图例，但并无日本总领事馆、领事馆的图例，说明日本是把关东州等同于其国内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来管辖的。
关于“满洲国”的历史。《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1170页介绍，“满洲国”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清废帝溥仪被扶持为“执政”，年号“大同”，同年9月和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该地区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4年3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其实，对于伪满洲国，其成立后，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关于“察南政厅”的历史。察南，即察哈尔南部。而察哈尔，据《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1248页载，察哈尔在蒙古语中为“边”的意思；作为一个政区地名，察哈尔为旧省名，在中国北部。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省会张家口市。1952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察南正厅”源自“察南自治政府”，两者皆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原察哈尔南部组织的伪政权。1937年8月27日，日本关东军携伪蒙古军攻占中华民国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成立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在张家口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其施政纲领妄称“日察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 ”。1939年9月，“察南自治政府”并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改为“察南政厅”，辖张家口市和万全、宣化、蔚县、阳原、怀来、怀安、涿鹿、龙官、赤城、涞源等十县。1943年，“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公署”。
关于“晋北正厅”的历史。晋是山西省简称，晋北即山西北部。“晋北正厅” 源自“晋北自治政府”，亦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山西北部扶植的伪政权。“晋北自治政府”1937年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管辖以大同市为中心的晋北13个县，其施政纲领为“感谢皇军，铲除红匪，发扬道义，建筑乐土”，反映了赤裸裸的卖国反共性质。1939年9月，“晋北自治政府”并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1943年，“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公署”，仍隶属“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对内称“蒙古自治邦政府”，辖察南、晋北二政厅和巴彦塔拉、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伊克昭五盟）。
辖有“察南政厅”和“晋北政厅”等地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后来的命运怎样了？行文至此，就不能不提一提汪伪政府的成立和消亡。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举行了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亲日派首领、中国国民党原副总裁、国民参政会原议长、大汉奸汪精卫（兆铭）担任所谓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合并了日本扶植的原“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而成，驻张家口，内蒙古德王任“主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成立于北平，王克敏为“委员长”）、“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成立于南京，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三个傀儡政权的辖地（不包括伪满洲国），其实德王和王克敏只是名义上承认汪伪国民政府为中央正统，汪伪国民政府仅能直接管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或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汉口、厦门等特别市。随着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对日宣战，攻入内蒙古，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垮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国民政府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灰飞烟灭了。
在该地图右下角的图例及文字说明中，有“支那空军根据地”“日本の大使□所在地”“（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领事馆”“铁道及停车场”“峠及□（此处文字因磨损而缺漏）路”“矿产地”“主要飞行场”“主要灯台”“主要无电台”“开港场及开市场”“航空路”“海底电线”“都邑”等字样。这些文字多是日文或日文习惯用语，譬如“支那”，《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1605页载，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的着述中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后在佛教经籍和史书中译作支那、至那或脂那等，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其实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或贬语；“の”相当于汉语的“的”；“铁道”在中国称“铁路”；“停车场”在中国称“火车站”；“峠”是日本创造的和制汉字，意思是山口或山路将下坡的地方、山顶道；“飞行场”在中国称“飞机场”；“灯台”在中国多称“灯塔”；“无电台”在中国称“无线电台”；“开港场”在中国称“港口”；“航空路”在中国多称“航空线”或“航线”；“都邑”实际指中国的乡镇；而且相关图例广泛标注于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和北京、天津等地。上述事实，可以说明该地图当为日本人费尽心机测绘而成，后印发到日本军队手中。可以设想，日本军官在行军打仗时，除了会依照此图明了自己所在地区有哪些山川、道路、都市、县城、村镇外，还会考量军事设施及日本使领馆的存在——譬如，根据图例可知，青岛设有灯塔、机场、港口、无线电台、总领事馆，通过航空线可飞天津、北京、济南、海州、大连等地，有多条海上航线、海底电线。
再者，笔者之所以在前文中明确地称该地图印刷于1939年至1940年，是因为 “察南政厅”和“晋北政厅”存在的时期为1939年9月至1943年，加之该地图在“北京”（北平）这一地名处标注了“日本の大使馆所在地”而非 “日本总领事馆”或“日本领事馆”的图例，说明管辖华北地区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此时尚未合并入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当然，笔者也注意到，该地图在“北京”处并未标注“国都（即首都）”图例。我想，将时代背景拉回到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就不难理解——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声明，以诱降国民党政权，声明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此声明的核心意思是要蒋介石下台，引诱汪精卫降日。后来，近卫内阁把拟成立的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最高负责人的位子留给汪精卫，以增大招降力度。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个时期耍起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向王克敏任“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派驻了大使馆，以对汪精卫施加压力，另一面又不直接把北京（北平）确定为中国的首都，以持续诱降汪精卫，其鬼算盘可谓打得精准。
在这幅地图上，还有一些与日军侵华密切相关的印记，譬如，在有的地名处标注了“矿产地”（当指煤矿），如山东的坊子、枣庄、博山、张店以北的铁山、沂州（临沂）以南的傅家庄，河北的唐山、周口店，河南的林县、焦作镇、六河沟等；在陕西的延长则标注了“石油坑”（油矿）。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所以在地图上标注哪些地方出产煤炭、石油，应该出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侵华日军地图透露出的更多信息
这幅侵华日军地图的信息量非常丰富，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地名及图例所隐含或铭记的若干历史和地理信息外，还可以结合相关典籍或对照近些年出版印刷的地图解读出更多信息。兹举数例。
一、关于“北京（北平）”。《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406页载，北平，旧市名，在中国北部，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此地为首都，复称北京。在北京长大的着名老作家王蒙先生今年4月发表了中篇小说《从前的初恋》，其有关北京历史的记述与此基本相同。而令笔者惊诧的是，在这幅日军侵华地图中，赫然标注的地名是“北京”而非“北平”！我又查阅百度百科，看到“北京”词条称，北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日本占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此成立，将被国民党政府改称的北平复名北京；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21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接收北京，重新更名为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再更名为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
在我从网上搜索到的另一幅日军侵华地图上，我看到左上角标有“察南自治政府”字样，在这些字样右侧不远，标有“北京”字样，而“察南自治政府”存在于1937年9月至1939年9月，说明那时北平已经被改称北京。看来，笔者捐赠的那幅日军侵华地图与“百度百科”以及下面展示的这幅地图对北京名称演变的历史的有关记述是一致的，而《辞海》的解释则有明显的缺漏。
其实，国民党政府一再将北京改称北平，表面上是地名的更改，实际上是政治矮化北京的表示，老北京人对此难免有情绪上的不平和心理上的落差，而将北平复名北京则在一定意义上呼应了北京的人心——需要指出的是，在日军大肆侵华、荼毒千万生灵、扶持建立傀儡政府的背景下，日伪政权如此操作，当有收买人心之嫌。
二、自高密到诸城的公路俗称“高诸路”，现在出版的地图标示这条公路自高密城起，经律家村、张家墩、柴沟、土庄，再经诸城境内的岳沟、百尺河等地而达诸城县城，而日军侵华地图显示，当时的高诸路出高密城后，经挋（应为“拒”）城河走岳沟、百尺河。该地图与有关典籍的记载是一致的。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版《高密县志》载：“高诸汽车道，自县城起至西王柱西止，计长十五里。”又据清宣统元年（1909年）《高密县乡土志》称：“（高密）南路同诸城县，县南十五里为久敬乡之周阳庄（今大周阳），又五里为务本乡之新庄，又十里为拒城河，逾河十里过秀水河（今朱公河）为朱公，又十里为朱寒（今朱翰），又南五里入诸城境。”而朱翰位于今柴沟镇所辖王柱的西面。2007年版《高密村庄大典》在“拒城河”词条下，也有老高诸路经过拒城河的说法。
由上述一、二可知，这幅日军侵华地图的记载及标示，其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当然，个别地名用字存在讹误。
三、自潍坊到青岛的胶济铁路上，该地图载有潍县、二十里堡、坊子、蛤蟆屯、南流、东安太（岞山）、丈岭、塔尔堡、蔡家庄、唐（应为“康”）家庄、高密、姚哥庄、芝兰庄、胶州（胶县）、胶东、蓝村、南泉、城阳、女姑口、沧口、青岛等火车站21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火车站除潍坊、高密、胶州、青岛等外，大多已经不复存在或不再承担输送旅客的职能。
四，该地图标示，当时，河北的省城（省会）为保定（今为石家庄），河南的省城为开封（今为郑州）；邱县、馆陶属山东省（今属河北省），东明县属河北省（今属山东省），旧范县和濮县（今濮城镇）一带属山东省（今属河南省）；微山湖分属山东和江苏两省，包括夏镇（今微山县城驻地夏镇街道）在内的部分属于江苏省，而微山湖现在属于山东省；五莲县和莒南县等县级行政区尚不存在，有潍县而无潍坊之名，将现在的安丘写为“安邱”，招远以北的一个县城为黄县（今龙口市）；该地图在一些地名后加注了括号，如济南（历城）、青州（益都）、胶州（胶县）、莱州（掖县）、登州（蓬莱）、芝罘（烟台），河南的卫辉（汲县）、彰德（安阳）等；现在的白浪河写为“白狼河”，潍河写为“淮河”（乡民俗称“淮河”），胶莱河写为“胶河”；标有诸城的皇华练、相州集、泊儿镇（今属黄岛区）和日照的两城集、安东卫等若干县以下的地名；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交汇处附近，标有一段起自津浦铁路上的临城（今薛城），经枣庄、峄县（今峄城）、泥沟、台儿庄、宿羊山等至陇海铁路上的赵墩的一条弧形铁路支线，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台儿庄大战的重要战场（李宗仁将军的一幅着名战地照片即摄于台儿庄火车站），也是铁道游击队大显身手的地方，而我查阅近些年出版的几幅地图，发现它们对此的标示均不如这幅日军侵华地图详实，而且它们标示这条铁路支线起自薛城、终至峄城，并不到台儿庄，更没有连接到陇海铁路——是否峄城至台儿庄、再至赵墩的这段铁路支线后来拆除了，亦或现在的一些地图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标示？
我想，将该地图并结合当年日军的其他侵华地图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印刷的一些地图相对照，可以看出若干行政区划的调整或变迁，县市的设置或撤并，地名的沿革等情形。这可以为地方志、地名志、日军侵华史乃至语文工具书等书籍的编撰和修正提供很有实证性、很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五、该地图对温泉、名胜□（此字因磨损而缺漏）迹、寺院、庙等进行了标示，如，在招远、即墨的汤上（或为今温泉街道）、栖霞的艾山汤等地标有温泉的图例，在泰山、青州、琅琊台等地标有名胜□迹的图例，在曲阜、邹县分别标有庙的图例，且分别加注了孔子庙、孟子庙的汉字。上述信息，或许显示了日本人对泡温泉澡的偏好和他们对保护自然以及人文遗产的重视。
最后，还需要提及一点，即该地图的背面除了印有“河北省、山东省及山西省”字样（两行，竖排，字迹相同）外，笔者未发现其他文字，但在“河北省、山东省及山西省”字样的上面似有刮削之痕——或许该地图原来印有“昭和××年××月”等字样，其收藏者出于政治方面的担忧而不得不将这几个字刮去了。
说明：潍坊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吕熙祥先生用快递自奎文区的住所寄来数份12月8日的《潍坊晚报》，刘铁飞、西以兄等为本人采写此文提供了便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另，文中配发的图片，部分选自网络。
参考资料：《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百度百科，《高密县乡土志》（清宣统元年版），《山东省地图册》（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3年1月第17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