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家黄裳
黄裳（1919—2012），祖籍山东益都（现青州市），原名容鼎昌，满族。当代散文家、翻译家、藏书家，历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中国作协理事，上海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黄裳阅历丰富，底蕴深厚，勤学善思，文笔优美，尤以书话、题跋、游记、人物印象记最为人称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有着作《锦帆集》《旧戏新谈》《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榆下说书》《来燕榭读书记》《来燕榭书跋》《笔祸史谈丛》等120余本行世。本期追寻黄裳的生命轨迹，彰显其波澜壮阔的旅程与着作等身的文学成就。
本期撰稿：孙贵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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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提携文坛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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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原名容鼎昌，他的众多笔名中，黄裳最为有名。黄裳从小就喜欢读书，英语与语文成绩极好，虽然偏科，但仍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他走上文坛，与当代两位大作家柯灵与巴金的引领密不可分。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巴金则是将他推上文坛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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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黄裳最行世 细说“版本”有三种
容鼎昌的笔名主要有黄裳、勉仲、旧史、宛宛、赵会仪等，据说“几及百数”，但以黄裳最为着名。
关于黄裳笔名的由来，向有几说：一是黄宗英版。据说年轻时的容鼎昌，当年很欣赏走红的女明星黄宗英，堪称黄的“追星族”，说：“我做你的衣裳吧。”此后果真改名为黄裳。老友钱钟书在致黄裳的信里，曾戏作一联调侃他：“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痴婆子》是一部古代小说，黄裳喜搜求古籍；而甜姐儿则是黄宗英的雅号。然而，此说却被黄裳亲口否定：“在种种（笔名）异说中，这要算是最有诗意的一种了，但都离不开齐东野语之列。”二是黄宗江版。黄宗江是黄宗英胞兄，又与黄裳同学，据黄宗江所述：“黄裳与我，少年同窗于天津南开，受业于李尧林诸恩师。七七事变，校亡于日侵，我们迫做少年游于‘孤岛’沪滨。我下海卖艺，他初赠我艺名曰黄裳，我以其过于辉煌，未敢加身于登台之际，他便自己用笔名登场。”
以上两种版本，都与黄氏兄妹有关，说得有鼻子有眼，而容鼎昌后来暗恋黄宗英，确有其事，且广为人知。三是镶黄旗版。黄裳出身满族，有清一代，满族分为八旗：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1987年夏，青州市委、市政府在上海衡山宾馆举行同乡联谊会，黄裳以故乡人身份赴会，笔者幸与黄老先生为邻，席间曾有简短对话。印象中，黄老沉默寡言，可能因为有点失聪，一问一答而已，没有深谈。笔者曾当面请教同去的黄裳胞弟、上海《文汇报》主任记者容正昌：其胞兄为何笔名黄裳？容正昌答：“因为我们是满族镶黄旗的，因此取名黄裳。”但据说，黄裳实为镶红旗。如此一来，这只能作为容正昌先生的戏言了。
无视禁令爱阅读 歪打正着入交大
黄裳从小就喜欢读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贯穿整整一生。他的开蒙，由清朝最后一科的举人大伯父担任，家里的书有《红楼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和《聊斋志异》等。除了“聊斋”以外，其余一律被父亲宣布为“禁书”，不准其染指。然而禁令收效甚微，黄裳趁父亲上班、出差的空当，坐在花园的回廊里偷看。所谓“艺不压身”，读书这一爱好，想不到在他考大学时派上了用场。
1940年，黄裳参加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受父亲工业救国的影响，报考上海交通大学。交大是重点大学，以黄裳的数理成绩，本来难以被录取，“5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而且还不是正规的解法”，然而命运青睐，黄裳意外地沾了熟读“聊斋”的光。原来，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无标点像“天书”一样的古文，黄裳却顺利读通、点对了。
当时执掌交大的唐文治先生，极为重视国学，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而其它各科差一点则可原谅。黄裳语文、英文成绩都很优异，居然由于偏科，歪打正着而有幸进入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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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激发写作热情 巴金助其耕耘文坛
在大学里，黄裳一边学习，一边开始向《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投稿，习作是小散文和“掌篇小说”（即微型小说）。当时主持《文汇报》副刊的，正是着名作家柯灵。1942年，黄裳应柯灵之约，写了几篇《江上杂记》。还在柯灵和唐弢创办的《周报》上，发表了一组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这成为他进入新闻业的“投名状”。1945年下半年，在柯灵的介绍下，黄裳进入《文汇报》工作。
与绝大多数初学者一样，黄裳的写作也从模仿开始。先学何其芳，觉得他的《画梦录》是一种新流派与风格，与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不过终于学不像”。又学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结果也是画虎不成。黄裳总结道：“学识、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在外国作家中，黄裳最佩服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特别是他的杰作《哥儿》，读时爱不释手，忍不住要模仿一下，以在上海的中学生活编织成一篇中篇小说。
如果说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那么巴金则是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贵人。没有巴金的鼎力相助，黄裳不会走上文学道路。“他（巴金）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到《旅行杂志》，得到了重庆的第一笔稿费”。从这时起，年长黄裳15岁的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1946年，黄裳27岁时，在巴金的帮助下，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1947年又出版了《锦帆集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到2009年，黄裳90岁大寿时，还出版了《来燕榭文存》《来燕榭少作五种》。在黄裳辞世的前一个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将其早年作品《纸上蹁跹》、译作《猎人日记》予以再版，借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尊爱。黄裳一生出书百种以上，着作等身，洋洋大观。文坛常青树，艺苑不老松，黄裳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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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助续学家国情怀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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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鼎昌（黄裳）致钱新之信函
黄裳之父容敬源不知何故自杀，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身处沦陷时期的上海，全家生活窘迫。容敬源生前的上司钱新之心生恻隐，赠予2000元，雪中送炭令黄裳得以继续大学学业。黄裳的家国情怀从此根深蒂固，他曾捐出辛苦收购来的书籍，作为文物捐献给国家；汶川地震时，他举办义卖进行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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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杀家中困顿 得捐助继续学业
黄裳之父容敬源，益都人，1909年毕业于山东高等学堂专科，考取官费德国留学资格，先经半年预备科学习，旋入柏林大学学习矿律及普通法律一年。
1910年10月，容敬源又入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素有“欧洲的麻省理工”之誉的亚琛工业大学，学习矿务专科四年，并在煤矿及各五金矿厂实习一年，于1915年10月毕业，获矿务工程师学位。1916年9月回国，赴教育部呈递文凭。1917年起，容敬源由农商部任用，历任河北井陉煤矿公司矿师、矿长及炼焦处主任，后任中兴煤矿公司筹备炼焦专员。
1942年6月21日凌晨，容敬源在寓所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中有“天亡我也”等字样，然后口服来沙尔药水，又用裁纸刀刎颈身亡。待其妻发现，为时已晚，无法救治。容敬源以这种极端凄惨的方式告别人世，个中缘由，或因生活困顿所致，“死之前一日，家中被窃，损失衣履，或一时愤激，竟出下策亦未可知。”
容敬源匆匆撒手人寰后，中兴煤矿公司对容家予以抚恤，丧葬事宜一切从简，只是可怜了孤苦伶仃的遗孀和三个儿子。长子容鼎昌当时23岁，正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距毕业还有一年，其余二子尚年幼。容家痛失一家之主，同时也断绝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身处沦陷时期的上海，生活极度窘迫。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四处求助。
容敬源的好友吴煦、张蕴珍、汤镇，由上海联名写信，给远在重庆的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钱新之，诉说容家遭遇的惨状，祈求钱新之转请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可否发起对容家予以捐助，并随信附上一份容鼎昌写的哀启。
钱新之接信后，于8月10日致函翁文灏、钱昌照，除按照来函说明容家情况外，言辞恳切地请二人“可否于资源委员会内登高一呼，集一成数，并于容君同学处广为劝募，俾解倒悬而资救济，无任迫切盼祷之至。”
1942年冬，黄裳与好友黄宗江等离开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上海，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于1943年初抵达陪都重庆，吃、住、学均极度困难。为摆脱窘境，他多次求见父亲生前的上司钱新之。1944年3月，钱新之亲切接见黄裳，关爱勖勉之情，令他如沐春风，内心充满感激，并请钱新之给翁文灏写了一封引荐信。3月14日，黄裳又致函钱新之，恳请他对在沪生活困苦的家人给予接济：“昌遭逢家难，只身来渝，屡作谒请，咸勉以继续学业。唯寡母、弱弟滞留沪渎，茕苦无依，屡谋接济，尚不可能，而昌本身膳食书物所需自更无着。因念董事长爱护后辈，悯恤孤苦，日前得接謦欬，春煦所及，感念至深。用敢敬恳董事长悯其孤弱，赐予补助，他日就业，敢不图报，恩泽所被，存殁均感。”
钱新之顾念容家不易和黄裳登门恳求，顿生恻隐之心，慨然赠予两千元。这雪中送炭的厚赐，使身处异乡、穷困潦倒的黄裳感激涕零，并遵照钱新之的叮嘱，回交通大学继续学业。钱新之作为大银行家的施与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黄裳的人生观。黄裳的家国情怀，从此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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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购藏书楼书籍 全部捐出献国家
绍兴祁氏澹生堂，曾是江南首屈一指的藏书楼。澹生堂主人祁彪佳，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清顺治三年（1646），因复国无望，自沉池塘。家里人把书籍秘密转移至夹墙中，一存便是300年，这批珍贵的藏书得以保留下来。后来，祁家逐渐萧条，人丁稀落，其后裔大部去了北方，留下一个老太太守家。解放前后，老太太失去了生活来源，便将前人藏在夹墙里的书一点一点变卖。黄裳得知后，专程去绍兴，找到那些与老太太打交道的小摊贩，让他们将从澹生堂散落出来的书卖给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裳最后把澹生堂大部分重要的藏书都买到了手。此事传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黄裳的好友郑振铎的耳朵里，便给黄裳写信，告诉他：“按照国家文物法的规定，这算是出土文物，应归国家所有。”虽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但黄裳二话不说，立即将那些花了大价钱、费了大力气的书籍悉数捐出。
举办赈灾义卖会 所得善款捐学校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的特大地震，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黄裳特意捐献出自己所藏的十余部签名题跋本，与孔夫子旧书网、上海《文学报》合作，举办“黄裳着作赈灾义拍”活动，拍卖所得善款66789元，全部捐助灾区用于学校重建。其中的《珠还记幸》精装签名本，仅印100册，是极为难得的收藏珍品，最后以惊人的8001元/册成交，创下黄裳着作价格最高历史纪录。着名记者姚峥华感念之余，于2008年6月30日策划了一个专题《黄裳着作赈灾义拍》，在《深圳晚报》以四个版的篇幅对黄裳的义举及其着作对文坛的贡献做了全面报道。
2010年7月，黄裳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筹划组织下，参加“名家手稿书画签名本珍本”赈灾义拍，包括余英时、董桥、朱天文、朱天心等捐赠的手稿，郑重、谢春彦、梁治平、蒋寅等捐赠的书法绘画作品，朱维铮、陆谷孙等捐赠的作品题词签名本等。义拍结束后，所得全部款项，捐给江西省抚州市灾区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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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译员亲历中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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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兵》
黄裳作为第二批被征调的译员，入伍担任美军翻译官。他先是被派往印度兰伽的美国战车学校，教授学员驾驶坦克。那里的条件异常艰苦，顶着高温给坦克加油十分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炸成粉。与中美两国的军人打交道，黄裳目睹了两国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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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调任中美译员 战车学校条件艰苦
1940年，黄裳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转至重庆交通大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翌年1月，中国战区成立，美国加大对华援助，中美开始打通中印公路进行联合作战。其时，驻滇美军达数万之众，仅在昆明的美军招待所就有50处之多，但因缺乏翻译，士兵难以御敌前线。为此，教育部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颁文，要求内迁高校选调外语系三、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译员。应征学生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近的留在云南。
1944年1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再从西南联合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着名大学中，征召应届毕业生充当译员。要求所有英语程度优良、体检合格的男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征调，服役期为两年。“各大学学生均有被征调之义务，一经征调来班，即作服兵役论，原校须保留其学籍。其有规避不来者，作逃避兵役论，由校开除其学籍，并送交兵役机关办理。”1944年9月13日，西南联大第301次会议，即开除了8名“去冬未曾应征入译员训练班受训，屡经告诫，复置不理”的学生。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翻译近五千人，史称“五千译员”。
黄裳是第二批被征调的译员。从1943年至1946年，他以少校职务入伍，担任美军翻译官。黄裳所读交通大学，有“中国的M.I.T.”（麻省理工）之誉，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先是被派往印度兰伽的美国战车学校，教授学员驾驶坦克。
这里条件十分艰苦，每天工作8小时，天不亮就起床，坐吉普车到5英里外的圹场。那里黄沙滚滚，汽油味冲天，天晴时在太阳下曝晒，有时还要坐进“火棺材”的坦克里，其钢板温度可达100摄氏度左右。下雨时则泥深三尺，雨衣之类毫无用处，往往弄得浑身透湿满是泥浆才能返回。有一次，黄裳开着坦克，加足油门，在地形崎岖的驾驶场上来回跑，好像船在大海里航行一样，他自己感到非常有趣，但同车的几位却吓坏了，以为车子要翻了。
坦克加油异常危险 顶着高温维持安全
最为危险、最为艰苦的，是给坦克车加油。黄裳回忆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伽兰中午12点到1点钟时在加油站度过的那些日子。12点，毒太阳，可以使你的皮肤焦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加油，一个火花，引起了爆炸，整个场子会成了粉。我们的四只眼睛要看住了十部坦克，打开来的油罐口上面冒着汽油的蓝色蒸气，学生拿着灭火机对着罐口，一定要熄火（引擎），不能用铁器敲打车子的任何一部分。那些学生们会站在车上面，一开动要被横着的油管切下头来，他们是那么大意，我们不得不在一百多度的温度下面，冲天的黄埃和浓重的汽油味中，在如雷的坦克引擎声中跑来跑去，用足了气力像唱大面一样地喊。那样的一小时，回去以后就会全身无力，疲倦得动也动不来的。
晒了三个月的太阳，吃了三个月的灰沙，多了几百个“门墙桃李”之时，黄裳等人忽然接到命令，战车学校结束，改为汽车学校——因为在加尔各达有一万多辆租借法案的卡车要运往中国，而驾驶员极为短缺。这样，黄裳又改做汽车教员，给西北来的学生与昆明联大的同学讲行车常识与保养方法。
既是翻译官，又是教练员，黄裳的军中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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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差距大
写书详尽描述
黄裳后来转移到昆明、桂林、贵阳等地，继续担任翻译官，与中美两国的军人打交道，目睹了两国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感慨不已。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中美人员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美军吃的是黄油饼干、牛肉罐头，外加巧克力，而中国译员吃的是馒头咸菜，粗茶淡饭；美军穿的是毛料制服和皮靴，中国译员穿的是布衣布衫；居住条件也是差别悬殊。黄裳专门写过一本书《关于美国兵》，对此有较详尽的描述。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却大肆克扣军饷与军用物资，发国难财，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六军从印度胜利回国时，美方发给中国士兵每人两套Q.D.呢制服，中国的将军们却说：“如果发给你们，一穿就全旧了。”存心扣着不发。士兵只能穿着英国卡叽的衣服回到祖国。这事被美国人知道后，异常愤怒，提出抗议。桂林撤守的前夜，美军交待中国的城防军官，必要时要把整个总部的房子烧掉，并且留下了足够的汽油。但当美军一离开，这些汽油就到了商店老板的手里。
有一个时期，中国曾派出高级军官去印度兰伽接受美国军人的培训。这一批将校刚去时，洋人对他们非常崇敬，然而时间不长，就让人家改变了观点。原来，这些高级军官每人都带去了大批法币，走到街上，他们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大喊：“I am a general，I have a lot of money.”（我是将军，我有很多钱。）因为印度的物价太便宜，这些人便趁机大买特买，手表、呢料、万利刀片……无物不买，最后竟然将印度的合作社一扫而空。加尔各答震动了。英国的军官合作社宣布，中国军官不得在此购物。那些军官后来把这些东西带回国内，高价出售，大发横财。这事让美国兵对国民党的将军很厌恶。后来，当黄裳向美国小兵无论提到哪个将军时，他们总是一个字：Shit（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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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家乡之邀回青州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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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为青州驻防旗人后裔。1989年，他先偕夫人回乡探亲，后参观了李清照纪念馆、范公亭、青州博物馆，登上了云门山，游览了偶园，并且一一写下详细的日记。他对衡王饶有趣味，并对《红楼梦》中有关“恒王”的段落情节进行了一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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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参观多处古迹
一一写下详细日记
黄裳为青州驻防旗人后裔，一生曾两次回过故乡。第一次回青州，是1949年冬天。黄裳从香港回北京，乘火车途经青州胶济路时，特意下来在站台上徘徊了一会儿，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他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40年后的1989年11月8日，黄裳应青州当地报社之邀，偕夫人朱光耀“正式”回乡探亲，青州方面接待精心周到，黄裳徐徐而行，收获颇大。
他先后参观了李清照纪念馆、范公亭、青州博物馆，登上了云门山，游览了偶园，并且一一写下详细的日记。
黄裳参观位于范公亭内的李清照纪念馆，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座新建的小四合院，正面一楹，题“归来堂”，用的是《金石录》后序中的典故，极恰切。幽静的庭院，布置着一些黄色的菊花，有意无意地切合了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词意。这地方实在比趵突泉畔的纪念堂来得好，好在清幽静谧，几乎没有游人，尽可供我们随意徘徊。建筑是新的，但含有一种幽幽的古味，在施工时没有滥用金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在青州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金石书史，是他们的最好伴侣。及至鼙鼓动地而来，他们的好梦醒了。故乡的人民却希望将他们的旧梦永远留在这座归来堂里，这是多么深厚的情意啊。
接着，他又参观了与李清照比肩而立的范公亭。黄裳深情地描写：
儿时常常从大人的谈话中听到范公亭的名字，知道这是故乡的名胜，是春秋佳日人们游赏的去处。眼前的范公亭只是一座小小的亭子，亭中和四角都点缀着盛开的盆菊。四围是一片参天的树林。两株唐楸、一株宋槐，郁郁葱葱，是其中年纪最大的。院子里有几座石碑，最旧的是明嘉靖癸未陈凤梧的诗碑。亭后正室有范仲淹的塑像，端坐戴冠，形貌甚古，不同于常见的泥塑，应该是有来历的……范仲淹还是一位着名的词人，虽然留下的作品不多，但“碧云天，黄叶地……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样的句子，是使人不易忘记的。他更着名的文字是一篇《岳阳楼记》和其中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胸襟怀抱，出之于“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子之口，终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理想品德规范，不知道给了世世代代多大多深的影响。写下这千古名言的与作有缠绵悱恻好词的是同一个人，这就不能不使人于肃然之余更感到异常的亲切了。
对于衡王府与衡王府午朝门的两座石坊，黄裳表现出浓厚的兴致。他描写石坊：“这是高约五米的两座三孔石坊，四根方柱前面都雕有麒麟，坊上是云龙纹样，古朴庄重，是明代中期石雕的佳品。”还与夫人在石坊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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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衡王饶有趣味 析《红楼梦》段落
黄裳对衡王饶有趣味，是因为《红楼梦》里提到过他。黄裳与红学家周汝昌中学时曾居同一寝室，两人对《红楼梦》情有独钟。黄裳对《红楼梦》的研究也颇有造诣，他在看了午朝门的两座石坊、读了青州政协赠送的历史资料后，写道：
《红楼梦》的作者是特别注意泯去小说的时代背景的，不但不写朝代年号，连官职、服装、仪制、建筑、铺陈这些细节也都写得迷离惝恍，使考古家也为难，摸不准它说的是何朝何代之事。这在作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但在七十八回大书将近结束之际，晴雯被逐病死的紧要关头，却分出大半回篇幅，特写了青州恒王侍姬林四娘的故事。曹雪芹的用意何在，实在值得思索。至今红学家对此似乎也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小说由贾政口中转述这桩故事，说“当日”，说“次年”，说“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说恒王被杀，林四娘战死，说“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一直说到“昨日又奉恩旨”，恩奖“前代以来”应加褒奖各项人等。这就说得清楚不过，恒王就是衡王，“前代”则是明朝，“昨日”所奉无疑也是清朝的恩旨了。
……
这在全部《红楼梦》中，实在是奇怪的极少讳饰的笔墨。说作者有家国之痛固然是无稽之谈，说他对农民起义军有什么好感，怕也不妥当。他以《姽婳词》引出《芙蓉诔》，大抵还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与赞扬。“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说得何等明白。而晴雯在一场恶斗中终于败死在封建势力之手，其悲壮，恐怕还要远远超过林四娘的沙场战死。在这里主从的位置也是安排得很清楚的。曹雪芹写林四娘，目的还是为了写晴雯，作者破格使用了浓墨重彩，这并非两个平行的互不相干的故事，而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看来大致是不错的。
可见黄裳对此素有考订，更盼望钟情于《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专家，能够解开这个谜底。
回祖居之地了心愿 遗宅仍在见到堂兄
11月9日，黄裳去青州北城村。北城原是清朝在京城之外的驻防旗城。雍正八年（1730）建，历时三年告竣。进驻青州旗城的达4700余户，1万多人。官兵总计2473名，称为驻防满洲旗兵，是清政府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江防要地镇江遭受英军进攻，清政府命青州旗兵火速驰援，400多青州兵连夜出发，到达后，同守军一起，与英军展开殊死战斗。城防失守后，许多青州兵抱住登城之敌，坠落城楼与敌人同归于尽。
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镇江守军：“驻防旗兵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遇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垮台，驻防旗兵逐渐衰落，最后湮灭于历史。然而，“流水的兵”没有了，“铁打的营盘”旗城还在。
这里是黄裳的祖居之地，好几十年不与家乡通讯，亲属情况无从寻访，此次一行，终于了却心愿。
意想不到的是，黄裳居然见到了一位77岁的堂兄，而且还住在祖遗的老宅里。“在触目皆是拆建的新宅群中，这一排老屋竟自保留了下来，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不独晤见了亲人，而且得见祖辈居住的屋宇庭院，不能不说是此行的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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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付血本藏书终成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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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他对古籍版本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工薪阶层”的他来说，买旧书是一笔昂贵的开销。他常不惜血本购书。其书斋来燕榭内藏古今中外各类图书4万余册。他的书话作品对中国藏书文化贡献颇大。
中学时期爱读书藏书 对古籍版本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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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是着名作家，又是藏书界泰斗。
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黄裳就开始大量接触新文学，读书与藏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他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等的文集，每种必买，曾为一次在书店里得到郁达夫的《饮食男女在福州》手稿而惊喜若狂。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
七七事变不久，黄裳最早收集到的整整两箱书，全部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他并不灰心，“收书之兴，亦未少衰”。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尤其是鲁迅的着作，还专门访求初版的毛边本。而他当时最珍贵的藏书，是搜齐了茅盾主编的全套《小说月报》。
后来，黄裳收藏的兴趣又转到古籍上，尤其是明清刻本。红学家周汝昌曾说：“他（黄裳）极爱中外书籍的好版本，如今成为海内头等藏书家不是偶然的，我也早有预感。”
有人评价说，黄裳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他对古籍版本有着独到的见解。
学者陈子善说：“以前残本基本都没有人收的，但他说残本中可以看出历史、可以去考证它为什么不完整。就是说他连残本都能找出价值来，眼光非常独到。”
“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这是黄裳的写照。学者徐森玉曾手书此联赠给黄裳。而黄裳自云：“性命可轻，至宝是宝。”宝者，书也。对于“工薪阶层”的他来说，买旧书是一笔昂贵的开销。大女儿容洁回忆说：“父亲为了买老书，卖掉了莱卡相机，也卖掉了手上的名表。”黄裳夫人说：“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明早有没有钱买菜也是不要紧的。”因此，黄裳与妻子吵架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因为买书。
购书藏书执着不惜血本 高价拍下词集只因情结
黄裳曾经有“哄传书林”的一次“豪举”：他为购买明崇祯刻本《吴骚合编》，付出一笔现款后，又加上两辆三轮车的线装书，其中不少是明刻本和清初刻本。只因郑振铎在1949年前曾想买这部书，最终却被盐商王绶珊买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黄裳收藏古籍，真的到了不惜血本的程度。
藏书家韦力曾经讲过一件事：有一年在一个拍卖会上，有一部小词集，大约20页，标价1000元，黄裳委托韦力代他买下来。韦力问黄裳：“出多少钱？”黄裳答：“不管多少钱，都要买下来。”韦力到现场后，把那本书细细一翻，不过就是一个同治刻本的词集而已，实在看不出好在哪里。谁知竞拍开始后，多人一下子把那本书由1000元抬到了3万多元。韦力有点慌。暗暗思忖，拍是一定要拍下来的，但万一拍下来黄裳又不要怎么办？最后还是一咬牙买了下来。当韦力将书拿给黄裳时，好奇地问：“这书为什么这么值钱？”岂料黄裳答道：“其实没什么好的，这就是一个情结。50年前我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中看到这个词集，很喜欢，但兜里没钱，就跟店主说明天拿钱来买。结果第二天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被施蛰存买走了。当年那个词集10元钱，施蛰存加了两元钱买走了。我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东西散出来了，这回我终于报了仇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还记着50年前的“一书之恨”。
黄裳藏书无数，而最为得意的一本藏书，却是他自己写的《锦帆集外》。这本书是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给他出版的，后来他自己印了一部线装本，非常得意，那是唯一的一部“孤本”，全世界就这么一本。他自己写的，自己印的，自己藏着，真是玩书玩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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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书斋取名来燕榭
藏有图书四万余册
黄裳的书斋名为“来燕榭”。究其来历，他在《我的斋号》一文中曾说：“实取诸嘉兴实境，记得是一次荡舟之际，忽然瞥见，已记不得是哪里的水榭了。这名目也是我喜欢的，所以至今还在用着。”他的多部文集均以“来燕榭”入集名，如《来燕榭书跋》《来燕榭读书记》《来燕榭书札》《来燕榭集外文钞》《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来燕榭少作五种》《来燕榭文存》《来燕榭书跋（增订本）》《来燕榭文存二编》《来燕榭诗存》等。来燕榭为黄裳所钟情，终成黄裳别称。
“来燕榭”成为黄裳书斋名亦另有一说。黄裳的女儿容洁回忆道：“父亲的书斋名‘来燕榭’，是因此间久居我的母亲，小名‘小燕’。”容洁说，她的母亲是高挑身材的江南美人，15岁时便与黄裳认识，黄裳等待多年才得迎娶。黄裳的旧籍题跋中，常可看到“小燕”的身影，他们一起欣赏古籍，或访求珍本，甚至还有请小燕为他珍藏的版本题跋的内容。由此可知“来燕榭”之“燕”，是黄裳对夫人的爱称。
来燕榭既是书斋，也是卧室，内藏古今中外各类图书4万余册，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千金难买。“文革”中被查抄的藏书装满几辆卡车，“文革”结束后，黄裳得知他那些被抄走的藏书并未失散，于是奔走呼告，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书“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总算有三分之一重回书房。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陈麦青教授说：“记得第一次见面时，黄裳一声不吭从房间里拿出乾隆本、康熙本、明初本等不同年代的古籍对他进行‘学术考试’。寡言的黄裳谈到古籍版本，就打开了话匣子。”
黄裳从不吝啬给友人展示他的珍贵藏本，也放心让他们随意翻阅。“我的书只给懂的人看，懂的人即便不用手套也不会把书弄坏。”
黄裳的书话作品对中国藏书文化贡献颇大。书话的主要作品有《钱牧斋》《姑苏访书记》《苏州的书市》《常熟听书记》《访书》《访书琐忆》《故人书简——叶圣陶书二通》等，都是他历年来访书和购书的经历和感想。其中以《榆下说书》博得读书界一致认可，“不胫走万本”。他的书话札记，笔涉书人书事，凡读书、买书、访书、求书、遇书、淘书、藏书，以及版本、刻工、装帧、题跋、纸张、墨色等有关书的论及，都娓娓道来，意趣盎然，颇具追根溯源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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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猎广泛为文学界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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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是多面手。他既是作家，又是记者、藏书家、翻译家，涉猎戏剧、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在当今文学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全才。在所有“标签”中，他最看重自己的“散文家”身份。而他的游记写得堪称“独具一格，不可复制”，其杂文则以直言不讳、辛辣尖锐闻名。
早期任职《文汇报》
散文笔法写通讯
1946年7月，黄裳从重庆返回上海，担任《文汇报》记者，同年8月成为《文汇报》驻南京特派员，《旅京随笔》正是受编辑委托撰写而成。这组文章重在写从日本践踏之下获得重生的南京的“文化情形”，其中最为着名的是《老虎桥边看“知堂”》。这篇以散文笔法写成的新闻通讯，其实并不只是“看”周作人，而是访谈周作人，剖析周作人，批判周作人。对于周作人的题画诗：“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黄裳一眼就看出周的“愈益丑恶”，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坟旁的秦桧，历史要他永远地跪在那儿，“白铁无辜铸佞臣”，大节有亏，便无足观。那般光景，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还有《更谈周作人》，对周作人“大谈其以第三流文化人保存沦陷区的文化”，痛加批判，斥之为“简直使人肌肤起粟”。
黄裳还参加过周恩来在梅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对周恩来印象极为深刻：“周先生回答问题的才能是极可钦佩的。无论正面反面侧面，尖锐的，笼统的，或甚至有些锋芒透露得使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回答起来都不成问题，而且往往都是妙趣横生的。有时离开了对原题的注意力，神往于他的词锋的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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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文学名着 摆脱食洋不化通病
黄裳是翻译家。理工科出身的黄裳精通英语与机械，在抗战期间，因给来华美军任翻译，曾翻译驾驶坦克的说明书，供训练使用。这也是黄裳与翻译结缘之始。
黄裳最早的译作是一本数学读物《数学与你》。黄裳在《关于开明书店的回忆》中提到《数学与你》时说：“它带着你渐走渐高，绝不吃力，最后终于看到近代数学与哲学艺术的瑰奇无限的景色。作者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有许多幅作者手绘的插图给本书添上双重的美丽。”
而黄裳翻译最多的则是世界文学名着。在这方面，他深受恩师李尧林的栽培与影响。李尧林是黄裳在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巴金的三哥。任教之余，李尧林埋头文学翻译。抗战后期，李尧林因病去世，所译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只完成了一小部分。抗战胜利后，黄裳受巴金委托，续译了小说的第9章至第22章。
冈察洛夫是俄国最着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的现实，在他那个时代颇具话题和热度，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在文坛上有着极高的地位。黄裳翻译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曾一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一起称霸俄国文坛。黄裳翻译了其代表作《哥略夫里奥夫家族》，以流畅的文笔，译述风物景色，如诗如画；以灵动的文字，译人物话语，如响如唱，堪称经典。
《猎人日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黄裳翻译时，一脱当时不少翻译作品“食洋不化”的通病，做到既符合原文的叙述习惯和句式结构，又不失汉语表达特点。像一首首抒情歌曲在读者面前缓缓流淌出来，汇成一部色彩斑斓、动人心魄的交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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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独具一格 杂文辛辣尖锐
黄裳是散文家。读黄裳的游记，其最大的特色，是运用其丰富的史地知识和优美文笔，把山川、历史、人物三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现实纪游和历史典故交织起来，两相贯通，彼此映衬，又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与独到见解，使读者获得启迪，引起共鸣。
他的文字，格调高雅，耐人寻味，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看似信手拈来，平和随意，实则熔知识、趣味、历史、版本于一炉，无不显示其匠心独运和高超的技巧，蕴含着极高的思想文化价值。独具一格，不可复制。这样的文章，是风景中的历史，又是历史中的风景。正如他自己所言，不论怎样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活动，也将是没有生命的。从来就不曾读到过纯粹的写景文，用照相机拍下的风景片那样的东西，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
看画时爱读题跋，游园时留心匾对。面对湖山，也总是时时记起一些赶也赶不开的历史人物与故事。黄裳正是这样“思想指挥着材料”，以学人兼才人的厚重文史积累、深邃的识见、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联想，凸显出其学者散文的历史性和思考性特征。着名作家孙郁评价说：“读之如清风明月，林中甘泉，良多趣味。”
黄裳又是着名杂文家。杂文在黄裳的文学作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因杂文而多次惹祸上身，但他始终不改其志，依然敢说敢为。
1950年4月4日，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遭到了“大量的驳斥”和“声势浩大的批判”。事实上，自1950年以后，黄裳一直“惹”麻烦，幸亏有巴金保护他。
到了1957年“反右”，黄裳终难逃一劫。因为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黄裳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印刷厂当搬运工，那时他的朋友郑重经常见到他：“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操作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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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驰骋文坛善打笔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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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晚年的创作非常丰富，打笔仗成为他晚年的一大“壮举”，2011年12月初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就“以打架文章为多”，均火力十足。与其过招的，有张中行、柯灵、朱正、黄永年、葛剑雄、止庵、韩石山等人。着名作家董宁文评价黄裳：“像这样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文化老人，国内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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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第三条路”危害 张中行致函公开反思
上个世纪末，张中行在《文汇报·笔会》撰文，认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可以走冯道的第三条路。“人生逢乱世，除了为国赴难，能不能有别的选择，比如贵生？也就是，无论国如何不国，家还是要家的，即使国破家亡，人也还是要活下去的”。
黄裳读后，旋即在《笔会》撰文批评，并以汪精卫和钱谦益在家国危亡之际的表现，说明走第三条路的危害性。认为张中行的观点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又引鲁迅的话“卫国与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来驳斥，称张之批评忠君及贞操观念，大可“不劳辞费”，以为这已是“人尽共知早已取得共识的意见”。
面对如此言辞激厉的批评，张中行并没有勃然大怒。予以反驳，而是在认真反思后，给《笔会》编辑致函“拙作确有不妥处，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致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检讨自己“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视为失误，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会不安然的”，并要求编辑公开发表此函。《文汇报》高级编辑朱大路先生对此赞道：“黄裳和张中行，是高人遏高人——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一方是抱着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这是对‘批评’一词的完美演绎。”
与止庵笔战几回合 一老一少愈战愈勇
着名学者、传记作家止庵曾在《向隅编》一书中写道：“说句老实话，黄裳的随笔我一向不很喜欢，因为思想仍嫌保守，行文时而抒情。”进而又于2008年5月17日在博客上发表《我看黄裳》，说“他的书说实话我只觉得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和《来燕榭题跋》，其余都不大以为然，有时甚至有点儿反感。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我不大信服他的见识。”
黄裳得知后，不干了，立即在2008年5月25日《东方早报》发表的《漫谈周作人的事》中，针对性地对止庵所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不料少加翻阅，错植颇多，嗒然意尽。非但时遇错字，如飞尘入目，为之不快；如遇需引用时，也不敢用为典据，遂高阁书丛，不再碰动。”
止庵骨子里也有“好战”基因，随即“蔫坏蔫坏”地写了《“没有好久”之类》应战；2009年7月黄裳又写《草根庙堂》，11月止庵撰文《文情俱胜的随笔》；2010年1月黄裳发表《谷林先生纪念》，2月止庵刊登《“六言诗案”及其他》……一来二去，一老一少愈“战”愈勇，“打”得不亦乐乎。而最得益的，莫过于一旁偷着乐的“吃瓜群众”了。直到2011年，黄裳趁再版《来燕榭文存续集》时，还特意增加了一篇新写的后记《时下的传奇》，痛斥止庵和韩石山。不少网友读后，觉得“老头精神真好，火气也真大”。
黄裳好友陈子善教授表示：“黄裳打笔仗都是被动的，不是他主动跟别人打。人家对他有所批评，他必须还击，他战斗力很旺盛。”止庵在得知黄裳离世的消息时说：“黄裳先生的散文带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我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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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胡适六言诗，错批一通不改正
黄裳也有扔错了“炸弹”的时候。
1938年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友人陈光甫（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时在美国负责向美借款事宜），顺便题诗：“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此指国民党政府命其担任驻美大使，游说于英美等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因有“拼命向前”的决心。可是，这首“辞气壮怀激烈，感慨动人”的六言诗，却被黄裳误解为是写于1946年国民大会开会期间，乃胡适甘心为国民党殉葬的心声。遂于1947年1月3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了河的“卒”》一文，对胡适大加挞伐：
按象棋规则，小卒过河，势不反顾，只能杀奔前去，走一步，少一步，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再按象棋规则，小卒过河即可横行无忌，左右冲突，自由得很，也凶得很。
这是我细按原诗考证所得的结论。
话也不必说得太多了。反正这已经是过了河的“卒”，珍重，博士。
按说，人因信息不灵，判断失察，批错了，情有可原，改过来就是，而且已经有人撰文指出其不当。然而直到2006年，在相关史料早已公开的情况下，黄裳却仍然为自己的批胡自豪：“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痛快淋漓，今日回想，犹为之神往。”老先生的这种执拗劲头，着实有点过了。
2012年9月5日，93岁高龄的黄裳先生与世长辞，位于上海陕西南路153号的来燕榭书斋的灯灭了，中国痛失一位文坛大家。着名作家孙郁先生怀念黄裳先生说：“黄裳从20多岁初入文坛直到92岁高龄，对文章总是追求精善秀雅，一直保持惊人的写作水准。这得益于他是藏书家也是记者，读书也读人，兼具深厚的学养和艺术修养，并将文人与学者、传统与西洋完美结合，而如此的文化高度令‘现在的作家们很难企及’。黄裳先生是汉语魅力和文人情怀兼得的大家，也可能成为中国文坛‘最后的文章大家’。”
本期图片由孙贵颂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