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袄军李全集团成员构成研究
作者：曹文瀚 来源：《宋史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 时间：2021.03.12
摘要：红袄军是宋金蒙之际活跃于今天山东、冀南、苏北地区的武装集团。他们有无数首领，李全是其中最强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学界过去对他们的研究长期着重在李全、李璮等少数首领，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关注其余首领的生平事迹。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部分首领的生平事迹、哪些人可被列入李全集团提出商榷，并尝试分析红袄军李全集团的组成结构，指出李全集团内部可分成南人、北人两大集团，南人在集团中人数不少，但集团内部对南人是封闭的；北人集团依加入之初自身拥有的实力、个人的能力、在集团中的资历以及受李全信赖的程度，在集团中有不同的地位。集团核心则是由李全及杨妙真集团的早期成员所构成，但北人集团内流动性比较大。随着李全在山东、淮东招纳人士的不断增加，他们在集团中的影响力也日趋强大，甚至对集团的政治抉择造成影响，因此从李全逐渐掌控山东的同时，红袄军李全集团就已不能再被视为纯粹的农民起义军。
关键词：红衩军；李全；农民起义；山东
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入华北，开启中原地区又一次的动荡时期，史称“贞佑之乱”。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人民在怀有各种目的的领导人率领下，组成大小不一的武装团体，随着外在环境与各团体内部形势的演变，各自经过了不同的整合、分化或被其他势力吞并、吸收的过程。其中以活跃于今天山东、冀南、苏北地区的红袄军经历的过程最为复杂，也最具代表性。
赵俪生、孙克宽二位先生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红袄军研究有开创之功，及至今日，红袄军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仍有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完善的解决。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以李全、李璮、杨妙真等为主的少数特定人物。仅有姜锡东先生及彭锋曾对其他成员做过相对丰富的介绍，彭锋主要是介绍前贤较少述及的红袄军成员。姜先生的研究较为全面，但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对于部分史料相对丰富的首领之考证有待完善；二是部分不应视为红祆军李氏集团的人士被划入其中。无论如何，他们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部分首领的生平以及是否应被列入李全集团提出商榷；二是在现有的总体性及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红袄军李全集团的成员构成。本文依李全集团组成分子的变化，参考姜锡东先生的研究，分三个时期：①李全投靠南宋之前；②山东忠义军时期；③李全攻宋时期。如姜先生所言，许多忠义军首领的记录太少，情况不详；另外，杨安儿失败后，他的集团散落成数个团体，杨妙真集团仅为其一，故本文对于情况不详以及曾经是杨安儿集团，但后来并未与李全及杨妙真一同行动的人士，皆不予考论。
一.李全投靠南宋之前
蒙古军南侵后，李全再次起义之际，他的集团主要成员包括李全、李福、刘庆福、国用安、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及陈智。李全、李福兄弟是李全集团的根骨，其余人士依附于外。于洋、于潭兄弟及陈智材料不足，此处不论。刘庆福作为第一次楚州之乱的执行者，且在李全被封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时就被任命为统制，可见他在集团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另三人早期事迹不明，但日后都在李全军中担任重要职位，国用安在夏全之乱后继张正忠为忠义都统权司，李全被封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时，郑衍德与田四是李全的副官，他们在李全集团中的地位与重要性自不待言。
李全与杨妙真的结合是一次重要的事件，以他们二人为首的二支武装团体自此整合成一个新集团。以双方的关系而论，杨家堡成员初期在李全集团中地位较为强势，杨妙真自不待言。刘全在依附南宋之初被授为武翼郎、京东路兵马副总管，地位仅次李全，后任武翼大夫等。杨友亦被授为修武郎、京东路兵马钤辖，李福、彭义斌及刘庆福等人被授为修武郎后两个月余，杨友又被封为武翼郎，这代表刘全及杨友在集团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全。张正忠、汲君立、阎通及董友四人之中除阎通情况不明外。汲君立加入山东忠义后即担任忠义军钤辖。张正忠早期情况不明，但夏全之乱前为忠义都统权司，在当时留在楚州的李全集团中地位甚高。董友初始状况不明，后来参加攻宋之役，李全败亡后退回山东，辅佐杨妙真。可见，他们在李全集团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彭义斌是这个时期最后加入李全集团的红袄军重要头目。他原是霍仪的部下，霍仪败亡后投靠李全。他与李福、刘庆福一同被授予修武郎，曾与李全一同去邀请丘处机。这两件事可以证明他在李全集团中曾有一定的重要性与地位。他被任命为京东西路副总管后逐渐脱离李全的节制，最终因许国被杀一事与李全决裂。
二.山东忠义军时期
自李全集团投靠南宋，成为山东忠义军，到李全以山东、淮南行省的身份回到楚州为止是李全集团的山东忠义军时期。集团规模在此期间不断扩大。姜锡东先生将这段时间加入的新成员分为三类：①南宋派驻楚州的官员；②陆续投效宋朝的金统区义军领袖；③李全在山东、淮东招纳的忠义军领导人。这种分法略有不足，为行文方便，此处先将分类更改为：①南宋的军官与军人；②陆续投效宋朝的金统区义军领袖；③李全在山东、淮东招纳的人士。后文再对更改的理由进行论述。
（一）南宋的军官与军人
何以不用“南宋派驻楚州的官员”，而是“南宋军官与军人”？依姜锡东先生的定义，南宋派驻楚州的官员主要指的是知楚州兼淮东制置使及其属官。知楚州兼淮东制置使作为忠义军长官，代表的是南宋朝廷，自然不应视为李全集团的成员。他们的属官不应视为李全集团的一分子也是同样的道理。以下再将他们与李全集团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历任知楚州兼淮东制置使中，第一任长官贾涉及其之前的知楚州应纯之、梁丙皆被忠义军视为长官，双方关系明确；第二任郑损任职时间不长；第三任许国与第五任刘璋皆企图消灭李全集团，这几位自然不能视为李全集团的一分子。其余与李全集团关系良好的是第四任徐曦稷、第六任姚翀及废除此职位后的权守淮安军张国明，以下论析之。
徐曦稷原是贾涉属官，曾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市）州倅，守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得全欢心”，可知他在贾涉属官时期与李全关系良好。但他初任知楚州兼淮东制置使时，曾尝试控制李全集团，并暗中支持与李全集团抗衡的人士。如他到任之初屡次命令李全归还战马及军器，暗中协助曾意图攻击李全的张世雄逃至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唯史弥远用徐曦稷的目的在“调护”，并要求他“屈意抚全”。因此当李全以罢官，甚至暗示可能会背叛宋朝作为威胁徐曦稷的手段时，他也只能乖乖就范。最终“幸（李）全未归以苟岁月”。
姚翀为四明（今浙江宁波市）人，曾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市）通判，先后为贾涉、许国及徐曦稷属官。李全“喜其附己”，楚州事变时“（李）全借翀抚定以诳众”，后来又借姚翀之口威胁徐曦稷，因此他在属官时期虽是南宋官员，但与李全关系匪浅，某种程度上确可视为李全集团的一分子。他在刘琸失败后接任，任务也是“调护”，但在朝廷不再给予忠义钱粮的情况下，他面临的局面更为艰难。即使如此，当李福屡次向其要粮之时，“皆谢以朝廷拨降未下”，最终导致他被逐出楚州。
张国明原是楚州通判，为姚翀属官。南宋实施弃淮保江政策后，改楚州为淮安军，以张国明权守。在诸忠义军名义长官中，他最像是李全集团的一分子。如1230年7月朝廷召张国明入朝时，李全予其宝玉，要他向朝廷建议使李全“裂地王之，与增钱粮，使当边境”，他又在朝廷上“以百口保（李）全不叛”。李全败亡后，“（张）国明辈惧祸及己，唱论云全未死”。但张国明是南宋弃淮保江政策下的牺牲品，他所遭遇到的情形远非前几任长官能比，在诸忠义军长官中他实为一特例。
属官的部分，除了贾涉时期与李全相好的徐曦稷及姚翀外，又如贾涉吏人莫凯之类被李全收买者，也有像杜耒这种在面临危难时慷慨就义之人，当然也有像苟梦玉这种两边讨好型的。但苟梦玉在许国到任之初就不断努力调停许国和李全之间的冲突，且军变之前仍先告知许国，唯许国不听劝告，不得不求自保，他也为此种下日后的杀身之祸。以属官的情形来看，就算是被李全收买者，最多也只能说他们被收买后成为李全的合作伙伴，不应将他们视为李全集团的成员。
南宋官员的部分如上所述，军官与军人又是如何？与李全集团有关联的南宋军官与军人中，最特别的是赵邦永。
赵邦永原姓李，南方人，最晚在梁丙时期就在楚州任军官。贾涉任命他统率帐前忠义，帐前忠义被李全吞并后他在许国处任职，因彭义斌之请，调入义斌军中。彭义斌败亡后归李全，后脱离李全并被李全悬赏，改名必胜并成为赵葵爱将。故赵邦永曾短暂的加人李全集团。
赵邦永之外，可视为李全集团成员的南宋军官与军人有：帐前忠义、扬州强勇军里的南人、1225年秋李全回山东时，一同北上的南军以及1228年之后招募的南军。以下先论前三种南宋军官与军人，1228年之后招募的南军后文再论。
帐前忠义是贾涉设立的亲兵，以赵邦永、高友、王晖、于潭统之，赵邦永是南人，于潭为北人，故帐前忠义的成员应是涵盖南、北人，李全屡次燕请帐前将校，以获得他们的好感，最终利用丘寿迈暂摄知楚州的机会取得同意，将帐前忠义纳人己手。但帐前忠义并非全部在此时成为李全集团的成员，如赵邦永即为其一，又如《齐东野语》记载许国时期仍有帐前忠义亦可为证。帐前忠义中，除王义深外，并未见到在李全集团中身居髙位之人，且王义深是北人，其生平详见后文。
扬州强勇军也是南、北人皆有，北人如王文信，其事迹详见后文。另有被许国倚为腹心的统制彭兴，以许国对南、北人的态度来看，应是南人。彭兴虽与李全等人一同为乱，乱后却未被徐曦稷处分，且李全与彭义斌大战时被彭义斌夺走的两千匹马皆属扬州强勇军，则彭兴在杀死许国后应已加入李全集团。
1225年秋李全归山东时，一同北上的南军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原本就要一同北上的南军，其次是徐曦稷增补的部队，最后是被李全利诱所得的军人，据记载约有千人。他们北上之后下落不明，但应有参与益都之战，如果未死于是役，后来应当已是李全团的成员。
除上述的军官与军人外，与李全集团关系匪浅的还有镇江兵及淮西亲兵。但他们能否视为李全集团的成员则有疑义。镇江兵统制陈选及赵兴皆被李全利诱，但是否加入了李全集团不得而知。淮西亲兵将赵社、朱虎被许国倚为腹心，应该皆是南人，然而刘庆福等人谋害许国时他们竟率先投降并攻杀许国；不过当时也有丁胜、张世雄、沈兴、杜靖毗、富道等军官率南宋军队起而反抗。就后来徐曦稷处分他们时李全未置一词一事所见，部分淮西亲兵和李全集团有合作关系，但难言他们有加入李全集团的。
军官与军人之中受利益驱使与李全合作，进而加入李全集团之人无论在人数或比例上皆比官员高。不过李全攻东平失败后，得知镇江兵有怨言，即令赵拱率领他们先回南方。当李全被困于益都（今山东青州市），欲降蒙军时，“惧众异议”，李全所顾忌者必然包括这些南宋军队与军官在其中，不只是南宋朝廷及官员对李全等山东忠义抱持怀疑的心态，李全也不信任这些加入集团的南宋军官与军人，对他们多有防范，因此在南宋军官与军人中，除去赵邦永在彭义斌麾下期间较受彭义斌重视外，并没看到进入李全集团高层的例子，他们在李全集团中处于边缘。
（二）陆续投效宋朝的金统区义军领袖
这类人士中，材料相对丰富者有时青、王义深、张友、马良、王文信及范成进。其余若非史料不足，就是虽然投宋并成为山东忠义军的一分子，但始终未成为李全集团的成员，后者如季先、石珪、夏全、张惠、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等皆是。
时青是忠义军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士，他曾在堂门一役大胜金军，也是《宋史·李全》中的“四总管”之一。许国死后时青曾与李全发生激烈冲突，彭义斌死后时青归附李全，移屯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但实际上仍是自为一军。李全以蒙古山东、淮南行省南归后，发现时青意图与南宋联合谋害自己，遂杀之，并将时青军队的一半分给胡义统率。
王义深曾为季先部下，可知他原是从北方投靠宋朝的金统区义军领袖。季先死后他与其他首领迎石珪为帅，又任贾涉帐前忠义及彭义斌的部将，此后事迹姜锡东先生已述，此处不论。王义深虽曾为李全部下，但两人关系不佳，最终因意图谋害李福及杨妙真，在李全回楚州之际亡入金朝。但《齐东野语》提到夏全之乱后，王义深与国用安同为忠义都统权司，代表此时他在集团中的地位与国用安等人相当。
张友原为季先部将，之后曾参与李全攻宋的行动，李全亡后他与国用安一同行动，为十郡王之一。
马良与高林、宋德珍一同投宋，为沈铎所纳，后加人李全集团并参与杀死许国一事，被许国部下沈兴所杀。
王文信投宋之初被任命为忠义统领，后被编入扬州强勇军，在许国死亡前夕他加人李全集团并参与杀死许国，原与刘全欲夺扬州，怕牵连城中家属故率兵回楚州，后赵范请王、刘二人率领他们的家属归楚州，此后事迹不明。
范成进原为莒州人，金末动乱时自保一方，后投靠宋朝成为“四总管”之一，镇守盱眙。金朝以淮南王招李全时李全曾言“王义深、范成进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处我”。范成进似为李全的部下，考虑到他的“四总管”身份，且现有史料并未见到他有参与李全集团的活动，也许范成进是跟时青一样表面上是李全的部下，实际上是自为一军。李全集团内讧期间，范成进和另一位总管张惠也因宋朝不予粮草，转而投靠金朝并献盱眙，被封为郡王，续守盱眙。三峰山之战后，他率军勤王，被封为元帅、胶西郡王，金哀宗离开汴京时他亦跟随，后为金殉身。
上述六人之中马良早死，王文信率家属回楚州后去向不明，时青和王义深虽曾加入李全集团，但双方矛盾相当严重，时青实际上一直独立于李全集团之外。范成进与时青情况相似。王义深曾遭李全屈辱并参与李福一事，但在杀死许国之前他已在李全集团中有一定的地位。张友自石珪逃到北方后一直到李全攻宋时方有记载，以他后来能成为国用安庵下十郡王之一一事所见，他在李全攻宋时在集团中应也有一定的地位。大体而论，此类首领及其部众除去早逝与史料不足者外，在李全集团中虽然一开始处在集团外围，但仍有机会取得较髙的地位。
（三）李全在山东、淮东招纳的人士
李全在山东经营期间招纳到的人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益都张林的部众；第二类是不属益都张林辖下的金朝官员，如金朝封建九公之一的张甫、大刀张林、金齐州知州王赞。除此之外还有老同事陈智、杨安儿的旧部王琳，以及许多山东实力派人士和宗教、文化界人士，实力派人士如姜房、胡义、王义、相林，宗教界人士如于道士、方士许、范志敦，文化界人士如于祥。以第二类的情形而论，他们成为“忠义军领导人”是在加入李全集团之后，用“忠义军领导人”一语有因果关系倒错之感，故本文更改为“李全在山东、淮东招纳的人士”。
益都张林虽然被李全说服，加入南宋成为忠义军的一员，但从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之战的记载所见，李全率领自己以及贾涉交给赵拱的军队，又“合（张）林军得数万”方进攻东平。作战失败后，“（张）林兵还青州”，并未与李全一同行动。又李福欲取张林盐场所依靠者是“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可知李福无法直接命令张林。故张林并非是李全部下，双方是合作关系。后来双方发生冲突时，益都张林的属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李全，李全由此稳固他在山东的权威。之所以如此，与益都张林的崛起过程有关，张林初为金朝山东东路转运使、权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书宣差便宜招抚使田琢的部下，利用掌握兵权的机会背叛并逐走田琢，掌控益都，虽然金宣宗对张林采取安抚的措施，但张林在心不自安的情况下终为李全说动，投降宋朝。因此张林在山东的权威来自于自身拥有的武力、宋朝给予的合法性权威以及与李全的合作关系，而非原属金朝的官吏及山东各实力派人士的衷心支持。尽管许多金朝官员眼见张林降宋后，山东土崩之势已成，为求自保也一同降宋。但当李全与张林决裂时，由于张林武力、合法性权威皆不如李全，许多人改站在李全这方，如崇赟、冯垍、李英、李平、邢德、成江等皆是。
第二类人士中，胡义的生平事迹参见笔者《石刻史料的价值论析：以民国〈临沂县志〉收录的两块元碑为例》。另有王义、相林、韩松之、井佺、赵成及杨元知，他们的生平以下略述之。其余人士的生平姜锡东先生已述，此处不赘。
王义，昌乐人，出身农家，降李全后被封为都统制、兼授承节郎、昌乐县令，李全降蒙后，他升为宣武将军、行昌乐县令、兼管勾提军民事，治理昌乐达二十余年。
相林，其先东海人，后迁日照，有谋略、善骑射。原为金朝武德将军、宣翼千夫长。金末归乡里，保宗族，乡民多归之，莒州吏民迎主州事，“整纪纲，防御有法，海隅以安”，后降李全，署行军都镇抚、指挥诸军。他常阻止李全滥杀，“全活者众”，又授宣武将军、日照县令、兼总领，率军千人击破海盗，招纳流人耕种，“百里称治”，后以老退休，其子相仁继之为日照县令。
韩松之，世为金官，贞佑之乱时其父韩文卿迁居临溜，遂为益都人。松之膂力善战，仆散安贞募军时加入金军，后至下邳。约在纳合六哥杀死金东平行省蒙古纲叛金，并寻李全协助时投靠李全，后守山阳，在李全攻宋战争时死于扬州城下。
井佺，临朐人，家世业农。贞佑之乱时自保一方，后加入李全集团并参与李全攻宋战争，以功遥授潍州同知防御使事，北归后辞官归隐。
赵成，乐安人，曾参与李全攻宋之役。官至武略将军、管军千户、益都路总管。
杨元知，贞佑之乱时自保一方，后降李全，任黄县丞。似乎曾参与李全攻宋战争，后来又参与宋蒙战争。因战功授宣武将军，寻改信武将军、千夫长。后授怀远大将军、元帅右都监。
除了这些人士外，《宋会要》中尚记载不少原为金朝官员或当地实力派领袖的名字，因材料不足，无法细论。这些人作为山东当地握有一定实力或才能的人士，在李全控制与治理山东的过程中多有贡献。如李英、李平、冯垍、于道士、许先生、范志敦、于祥皆为李全心腹参谋，其中于道士、许先生及范志敦等人加入李全集团代表的是地方宗教势力对李全的认可，对李全在山东民众间建立权威有积极的意义。姜房在宁海州（今山东烟台市牟平区）、胡义及其部下密珍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市）皆颇有治绩。不过作为心腹参谋的诸人多仅有参赞权，无决策权。胡义在得到时青军队之前仍是“小校”，地位不高。姜房虽被李全授以同知，其子亦被李璮重用，但若非有神道碑记其功业，几乎不知他是李全集团的一分子。唯张甫因与刘庆福相善，涉入李福与刘庆福之争而亡。整体说来，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李全集团中有一定的地位。只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山东地区，被《宋史·李全》及《齐东野语》等南宋史料忽略，北方的材料又受到李璮叛蒙对李全父子评价的影响，我们只能从现存的石刻中见到他们的功业。
三.李全攻宋时期
李全被困于益都期间，益都数十万军民到最后仅余数千人。留在楚州的军队也爆发内讧，张正忠、刘庆福、张甫、李福先后身亡。李全归来后王义深逃至金朝，国用安杀死张林、邢德，李全自己也杀死郭统制，将田成瑶、田之昂、李英等八人关入牢中。尽管李全随后杀死时青，得其部众。但经过这一连串事件，李全集团实力受到重创，必须重新整合并得到新生力量的填补，这也是胡义等“小校”得以崛起的重要因素。这次整合从1227年十月至年底。张友、胡义以及原为时青部将的王海等人与老将国用安、郑衍德、田四、董友、汲君立以及心腹冯垍、于道士、许先生等人共同成为李全集团的中坚力量。
1228年初，李全集团整合完成后，开始招纳新人，这次招募的对象以淮东地区为主，包括“原”宋朝军队以及当地的实力派人士，前者如《宋史·李全》载：“绍定元年春，全厚募人为兵，不限南北，宋军多亡应之。”纵火焚御前军器库的穆椿当为其一，后者如射阳湖豪族王十五以及天长军（今安徽涤州市天长市）保聚之民中的壮丁。在攻打泰州（今江苏泰州市）的期间又有于邦杰、宗雄武等原属南宋的宋朝军官投靠李全，泰州官属亦多有降李全者。全椒（今安徽滁州全椒县）人周海应，是在此时期成为李全集团的一分子。他们构成这时期李全集团中的最外围。
李全死于扬州城下后，集团陷入新的危机，当时留在扬州城外的将领竟无一人有足够的权威领导其余人士，最终回到淮安寻求地位仅次李全的杨妙真领导。虽然集团在她带领下逃回淮北，但国用安因故与杨妙真决裂，使红袄军陷于分裂。
国用安败亡后，部分与他一同脱离李全集团的成员再度回归杨妙真集团中。自李全死后动荡不定的红袄军自此完成新一次的整合，这些旧部也成为杨妙真、李璮集团的核心，因已超过本文研究范围之外，不再赘言。
四.李全集团成员构成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知从贞佑之乱起到李全败亡、杨妙真退回北方并重新整合完成为止的李全集团成员变动概况。我们可依集团成员的出身，将李全集团分成南人、北人两大部分。
（一）北人
李全集团中北人数量众多，随着集团规模不断扩大。除了后来在名义上加入李全集团，但保持一定距离的时青与范成进外，集团内部成员依加入时的实力、个人的能力、集团中的资历以及受李全信赖的程度，产生上下之别。这个分别可以是否在李全投靠南宋前就已加入李全集团作为区分。在此之前加人集团的人士包括早期的李全集团及杨妙真率领的杨安儿残部。他们资历较深，深受李全信赖，在集团中多居于领导地位，也是李全集团的核心。即使是后来与李全决裂的彭义斌亦曾在李全集团中占有较髙的地位。
李全投靠南宋后加入集团的北方人士中，无论原本是投靠南宋的忠义军首领，或是李全在山东招纳到的人士，他们在集团中因资历较浅，一开始在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髙。如原为季先部下的张友一直到李全攻宋时期地位才有所提髙。胡义也因为加入时间较晚，资历不足，在时育死亡前仅是一小校。董进虽颇受李全赏识，但到李全过世为止仅为其家将，杨妙真继任行省后方为大用。但就王义深、胡义以及其余后来成为李全智囊、深受李全信任的山东宗教界与文化界人士的情况来看，他们比较有机会提升在集团中的地位，这也反映出北人集团内流动性是比较强的。
何以北人集团内流动性较髙？其因有二，一是对外争战不断，军队必然有相当的耗损率，如涡口大捷一役“（李）全丧失亦众”，东平之战“精锐丧失太半”，益都之战“军民数十万，至是余数千矣”皆可为证。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必须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才能维持、甚至扩大既有的规模，且集团中也有足够的空间安置他们。二是李全集团为因应自身及外在环境的变化，集团性质从纯粹的武装集团逐渐转变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顺利控制山东，必然需要大量具有治理、管理才能的人才，这无疑也给了后进者一条升迁之路。
再从北人集团成员的出身来看，姜锡东先生曾指出红祆军李系、杨系的领导人出身不同，来源不一，成分复杂。此说甚是，但这个议题仍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以具体个案来看，李全集团早期成员中李全、李福、陈智出自农家，另李全曾做过商人及弓手，杨家堡为手工业家族，董友为金朝进士。除此之外，汲君立、王琳、阎通、张正忠、刘庆福、国用安、郑衍德、田四、于洋及于潭的出身我们皆不得而知。李全集团成为山东忠义军后，集团的新成员中，较能得知出身者是李全在山东招纳到的人士。此类人士中，益都张林的部下原本皆为金朝官吏或金朝军官及义军，前者如冯垍、李英及李平，后者如成江、毕叔贤、张聚、王赟、朱琛皆是。其余被李全招纳者若非金朝官吏、军官或义军，亦多是地方豪强、宗教领袖及士人，如张甫、大刀张林、姜房、密珍、范志敦、于祥等。当然也有出身贫寒者，如董进即是。最重要的是随着这类人士的不断增加，他们在集团中的影响力也日趋强大。故到何之先生以李全在扩张山东势力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山东地主武装的总头目，其阶级地位也发生变化。此论点过于强调北人集团的地主性质，但必须承认有不少非农民阶级的人士在李全集团中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随着李全逐渐掌控山东，李全集团就已不能再视为纯粹的农民起义军。
另一方面，李全在山东招纳到的人士对异族的统治并不会过度排斥，尤其是原本就在金朝担任官吏或军官、义军者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成为李全部下后变成南宋的官员，但他们对南宋的政治认同可能还不如金朝。此类人士的增加也对集团所作的政治抉择造成影响，如《宋史·李全》以李全投降蒙古是他本身的意图，但《毕叔贤神道碑》以李全在益都之战中接受了毕叔贤的建议，选择投降蒙军。《冯垍神道碑》也有同样的说法，只是劝说者更为冯垍。这反映的是李全叛宋投蒙之举，与集团中的主降派脱不了关系，作为主降派代表的毕叔贤及冯垍原本皆是金朝官员。又如《宋史》记载李全的“乍逆乍顺”是李英及李平所教亦是一例。
（二）南人
南人数量虽无法与北人相较，但也不算少，尤其是李全以山东淮南行省的身份回到楚州后，南人成为他主要的招募对象。但包括赵邦永在内，南人并无在李全集团中爬到髙层的例子。这绝非李全集团中的南人没有才干。而是如南宋朝臣对北方归正人抱持的怀疑态度相似，李全同样也对这些南人抱持着猜忌的心态。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与李全个人的经验有关，池内功曾指出开禧北伐时与李全一同在投宋攻金的朱裕被宋朝使者李壁所杀，此事成为李全不信任宋朝的根源。
第二个原因是李全集团中的南人大多是为利驱使，双方可说是“以利相合”，今日既能为利而来，他日也能为利而叛。何况南宋自成立山东忠义军以来，对他们始终处处防范，李全自然更不可能轻易相信这些南人会衷心与他合作，因此尽管招其为军，但集团内部对南人是封闭的，他们只能沦为边缘。
五.余论
李全集团成员因形势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整合与分化，集团成员也因加入集团之初拥有的实力、自身的才能以及在集团中的资历，在集团中的地位各有不同。整体说来北人在集团中始终居于主流，并在李全逐渐掌控山东的同时，集团性质也从农民起义军逐渐转变成地方军阀，因此到何之认为李全成为地主武装的总头目，赵文坦也指出红袄军性质有产生变化，不再是农民起义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此后李氏集团的活动与红袄军一刀切开，因为这是为了将红袄军定性为“反抗金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所作的预设。事实上在当时的人眼中，李氏集团就是红袄军，并不会因为他们阶级立场的变化就另眼看待。如李全死亡时仍穿着红袍，这点可以证明到他败亡为止，他们始终是以红色作为识别标志。如果我们因为他们不再是农民起义军就不再将他们视为红袄军，这有以论带史之嫌。且李全集团成为地方军阀后是否能视为地主武装的总头目也还有商榷的空间。
李全集团中北人占有主要地位，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集团之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南人，虽然他们在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高，但为了让他们能为己所用，李全的许多决策都必须考虑到这群人的想法。尤其对许多南人而言，忠于宋朝是“天经地义＇因此当李全做出不忠于南宋的政治抉择或行为时，必须要设法安抚他们。魏了翁在许国死后的奏文中，提出李全不当行为的同时，也指出李全有许多忠于朝廷的行为，他认为李全之所以如此，除了懂得“逆顺之理”外，也是因为李全如果不这样做，“则全为主帅亦将无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李全集团成员构成的变化及其政治抉择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将另行撰文以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