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
[摘要]本文首先谈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其次谈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类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本文首先谈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以下统称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其次谈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 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从内容看，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本文不从文体上按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分别叙述，而是把它们做同一类史料处理，说明时不拘一体。
甲、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这种回忆录的价值在于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作者个人，还可以更多地了解作者生存时代的各个方面。
（一）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史料
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举以下3例：
1.陈寅恪：《寒柳堂纪梦未定稿》
多年来研究戊戌变法，都把重点放在康有为等人身上，但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提出变法有“二源”的说法，值得注意。
《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六《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谓：“盖先祖（指陈宝箴——笔者）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首荐杨叔峤（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也。”①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指陈三立——笔者）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文还谈到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陈三立聘梁启超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具体情节。“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②大致的经过是：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主持时务学堂，陈宝箴询问他儿子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曾见梁启超的文章，梁的论说似胜过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这一意见，遂聘梁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这一情节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颇具史料价值。对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研究现已有一些，似可更加深入。
2.《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军于1945年8月6日、9日向日本广岛、长崎先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后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中午（指1945年4月25日——笔者）我接见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他解释说，他觉得有必要跟我谈谈他的想法，关于原子弹在战争中造成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及这种武器对于我们的文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告诉我，如果预期的结果得以实现，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早就告诉过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个城市，杀伤力达到空前的规模。他还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陆军部长史汀生于7月16日早晨所发出的电报（内容为原子弹试验成功——笔者），使我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③用原子弹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的关系，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政治目的。
3.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担任苏联各大报驻外记者多年，阅历丰富。根据现场观察，他对一些重要政治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叙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颇具特色。例如，他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的反应，有如下的回忆：“9月30日公布了《慕尼黑协定》。电灯又亮了，普通法国人有点得意忘形：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在大林荫道上的一个雾蒙蒙的黄昏，人们兴高采烈，这个景象使你感到恶心。人们互相祝贺。市政当局甚至将巴黎的一条街道命名为‘9月30日大街’。傍晚，我同普捷尔曼在蒙帕纳斯的‘库波尔’咖啡馆吃晚饭。我在前面提到，我的朋友普捷尔曼编辑了一个左倾的周刊《观察》。……我们坐着，刚发生的这件事使我们十分沮丧。然而邻桌的一些法国人却喝着香槟，设宴庆祝。一个邻座突然发现我们对碰杯、哈哈大笑和狂欢感到气愤，便问道：‘看来我们打扰了你们吧?’普捷尔曼回答说：‘不，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不作声了，然而过了几分钟，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喧嚷起来。
我看见达拉第驱车经过爱丽舍田园大街。人们向他的汽车扔玫瑰花。达拉第面露笑容。……我在卡皮尤辛林荫道上看见一家电影院的屋顶上插着4面旗子，其中有一面德国的‘卐’字旗。报纸征集签名作为赠给‘调解人张伯伦’的礼物。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市有4条街道易名，其中之一被命名为‘阿道尔夫?希特勒大街’。”④张伯伦、达拉第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绥靖政策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法弥漫着和平主义气氛。看爱伦堡的上述回忆，可知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
（二）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贪污黑幕
贪污这一丑恶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但其具体情节则是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的。试看以下3例：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作者张集馨，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生前写有自叙年谱，未取名，编者丁名楠根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年谱的内容大部分是任外官时的经历，兹录其中有关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二则如下。
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据何刚德《客座偶谈》：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每月合三十两，递减而已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但外官另有“养廉”，如边省督抚年支二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知府三千，知县一千二百，等等。⑤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搜刮剥削的办法。外官为了“通声气”、“保位”、“求升擢”，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张集馨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⑥
《年谱》还披露了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张时任福建汀漳龙道，亲见其过境排场如下：“前帅（按指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笔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随帅名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帅过境，蒋令（指龙溪县令）实用去一万余金。”⑦每日六七百名扛夫抬运颜家的行李，可见他在任上贪污了多少东西。
2.《春游纪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作者张伯驹（1898～1982年），近世著名文化人物，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表弟，北洋系统重要人物之一。张伯驹世家子弟，亲历亲见亲闻中多有可备史料者，录其二则如下：
其一，《春游纪梦》有“挂名差使”一条。“挂名差使之风，入民国后更变本加厉。……张作霖为大元帅时，潘复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夏枝巢任次长代理部务。一日潘交一条子任某某两人为参事上行走，各月支薪三百元，乃潘复之两妾也。此事为枝巢对予言者。”潘复的贪污办法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姨太太竟然挂名财政部，变成了“参事”。⑧
其二，《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五。（诗略——笔者）“项城入军机，向庆亲王奕劻保荐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士骧性贪婪……时粤人蔡书堂任津海关道，缺最肥，士骧见蔡，每谩骂之。先父一日谓士骧曰：‘彼亦道员，何可如此对之?’士骧曰：‘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一日士骧谓先父曰：‘请老同年给你两个侄子弄个挂名差使，每人二百两银子，作其读书费用。’先父曰：‘须要起个名字，一叫“杨应享”，一叫“杨应得”可矣。’”⑨
3.《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
国民党各式各样的机构林立，有些机构的设立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纠正贪污，但实际上成立后又多了一架贪污机器，如军政部点验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军队逃亡率大，缺额太多，有的部队实有人数不到编制1/3，层层吃空，兵力不足，没有作战能力。蒋介石为了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反共反人民的本钱，采取点验部队的办法，成立了军政部点验委员会。方暾被任命为点验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组中将组长，负责点验川康的部队。方这一组，除他外，还有12个组员。方上任后，在成都住了半年，到部队去了两个月。“在点验过程中，知道他们部队的缺额多，发现昨天点过名的，今天又来顶替另一个部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过去，有的略微提一下，让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照顾。”“川康部队点验完毕，半年的交通旅行费各自上了腰包，实际花费，全由地方负担。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组员还多些。离开成都时，邓锡侯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说我们‘廉洁奉公’。真是天晓得。”⑩
（三）一些回忆录载有经济方面的可用史料，例如：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汪起身寒素，周历宦、幕两途，阅历甚广。《梦痕录》由他口授，二子笔记成书，其中有宝贵经济史料，如谈洋钱：“余年四十岁以前，尚无番银之名，有商人自闽、粤携回者，号称洋钱，市中不甚行也。……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戳、曰烂版、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作伪滋起，甚至物所罕见辄以洋名。陶之铜胎者为洋瓷，髹之填金者为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为洋菊，以及洋罽洋锦洋绮洋布洋铜洋米之类不可偻指，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毋亦郑声乱雅之弊欤。”（11）录中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一点极重要。汪辉祖四十岁当乾隆三十五年，“洋风”已如此之盛，后来则变本加厉。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读大学时，见到一些所谓的“洋货铺”，其实主要卖的是国货（质量较好、价较昂者），地道的洋货很少。
（四）一些回忆录，除经济史料外，还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例如：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北宋时人，南渡后追忆汴京昔年盛况，成《东京梦华录》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骇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记，与《宋志》颇有异同……皆可以互相考证，订史氏之讹舛。”其实，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可以与《宋志》互相考证，而在于所记“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赵师侠跋）那些所谓“识小”的地方，因其中含有珍贵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例如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记：“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情景。举行庙会，定期进行交易这一风俗一直沿习到后代。卷五“育子”条记：“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12）令小儿抓物，以测其前途，此一习俗后代亦有。
2.吴自牧：《梦粱录》
吴自牧，南宋人，缅怀临安往事，仿《东京梦华录》之体，作《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记“谷之品”、“丝之品”、“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花之品”、“药之品”等，可知当时的物产。卷十九“社会”条，记当时的结社：“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奉道者有灵宝会”，“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等等。（13）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记载，可供研究南宋社会经济史者参考。
至于《东京梦华录》的“京瓦艺伎”条、《梦粱录》的“小说讲经史”条，更是小说史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文化史料。
乙、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
这类回忆录的作者主要谈他个人的事情，但也涉及他所处时代的种种情况。我们看这类回忆录，重点是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可了解他“所处之世”。下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这篇“自序”主要说明作者与所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史记》）的关系。近代西方人流行写自传、回忆录，而中国古代则有自序之作。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接着讲他秉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在遭“李陵之祸”，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然继续修史的原因。他悲愤地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要以他们为榜样，把修史的工作继续下去。后世不少人在遭到冤屈后，都受到司马迁这段话的激励，忍辱以待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最后，他分别阐述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的撰写目标，它们是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的，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司马迁还对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一予以扼要说明。总之，要了解《史记》一书，“自序”是必须精读的。
《太史公自序》开创了历史学家“自序”这一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史家续有“自序”之类的写作。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一书中说：“自史公有自序一篇，而班孟坚、司马彪、华濞、沈约、魏收、李延寿之徒，各为叙传。……唐宋以来，设立官局，史非一人一家之书，故无序传之名矣。”（14）其实，史家之外，采用“自序”这一体例的作者还有不少，如王充《论衡》之有《自纪》等。近人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则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类同自传，而不是一篇文章了。
（二）蔡元培：《自写年谱》
蔡元培一生没有写自传，只留下一本并不完整的《自写年谱》。1938年11月7日，他在复高平叔函中说：“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故照年谱体写之，现已得三万言左右（写成时至少五万言）。……若欲弟别撰一篇较短之自传，则又提不起精神来。鄙意，‘文存’本为集体，冠首之传，亦不妨用集体式。”（15）蔡的《自写年谱》于1936年2月14日动笔，1940年2月停笔，从家世写起到1921年，始终没有写完。尽管如此，这本未完成的《自写年谱》仍是我们了解这位大教育家的一份重要史料。
《自写年谱》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6）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任前，多数友人劝他不可就职，因北大太腐败，整顿不成，反自毁声名；也有少数人劝驾，谓不妨一试。蔡上任后，经过几年的整顿，终于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座崭新的、全国最先进的大学。蔡元培写道：“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照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助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17）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8）继文科之后，蔡元培又整顿了理科和法科。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他在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建树。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按引文中的这一段与1937年12月发表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的内容完全相同）（19）蔡元培这些重要办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一贯提倡写传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自传，只留下了《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尽管如此，《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仍然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
胡适把他头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7年（1910～1917年）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年）为一段。他本想一气写成，但后来只写了第一阶段的六章。《四十自述》中《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篇，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其他部分的体例仍然是谨严的历史叙述。《四十自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
第一点，严复译《天演论》和梁启超文章对胡适的影响。《自述》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当时，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后来他请他二哥给他起一个表字，他二哥提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胡适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严复译《天演论》出版以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从胡适的起名又得一例证。（20）
胡适还谈到了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胡适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他影响最大。那个时代读《新民说》“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21）
第二点值得提出来的是，《四十自述》中有一处大胆地暴露胡适年轻时的荒唐行为。他说，从新公学出来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22）他还写道，在一个晚上，他和一些人先在一家“堂子”里喝酒，喝得不少，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结果大醉，到第二天天明时才醒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巡捕房的地板上。他被罚款5元，作为夜间打伤一个巡捕的养伤费。“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思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23）胡适《四十自述》写于1932年。当时，胡适已经“名满天下”，仍不讳言自己年青时的丑行，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16次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胡适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政治亦有浓厚兴趣，但这本口述自传基本上谈学术，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学术’性的自传”。（24）
唐德刚在《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25）例如，《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与1934年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二者在内容上基本一样，以致唐德刚劝胡适“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耙烂豆腐翻成英文了”。（26）但胡适一仍其旧，没有采纳唐的建议。正是由于唐德刚说的这两点，我们反倒看出胡适在学术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的是哪些内容。总之，要了解作为学者的胡适，《四十自述》与《胡适口述自传》是必读的。
（四）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1885～1956年）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回忆录主要谈读书、研究心得以及与学界人士的来往，很少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回忆录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除具体问题外，还有一些谈论治学方法的原则性意见。例如：“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7）又如，在获悉老友沈兼士逝世后，联想到文字学的研究，写道：“国人于文字学多逃难，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挽之云：“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28）强调“义诂”的重要性，不要偏重音韵。
杨树达很自负，但也很坦率，不讳言这一点。1952年7月19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9）从回忆录中，多处可见他的自高自大，如1952年10月9日记：“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0）对与他同辈也搞文字学的、负重名的黄侃，杨多有微辞。对比他年轻几岁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杨也看不起。1939年7月12日：“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31）但杨并非一味地自高自大，如称赞王国维：“阅王静安《殷先公先王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32）又如称赞余嘉锡：“季豫目录考证之学不唯吾乡前辈所无，亦中国向来所未有也。”（33）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服善的一面。许多大学者其实都有两面：高傲的一面与谦虚的一面。黄侃极骄傲，常常骂人，但竟拜比他略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二人原先是朋友关系。
（五）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里，教授们都要做自我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不少人在检查中免不了要说些过头的话，从严批判自己，纵使内心并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也有极少数人基本上不做违心之论，如吕思勉和钱基博。他们的检查别具一格，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思勉（1884～1957年），把检查写成了学术自述，从小时候写起直到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他列举了所著的15本书，一一予以评价，如说《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又评《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唯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缺点”，等等。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一个相当高的总估计：“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论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检讨的部分很少，只在结尾处说：“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①哲学，②经济，③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③，而于①②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34）
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的检查与吕思勉相比，还要更特别一点。钱的检查非常长，好像在写小传，而且很多处都在表扬自己，而不是检查。有些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算十分大胆，如说：“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等等。当检讨到个人主义时，他说：“‘个人主义’，是跟着西洋资本主义，一同侵袭到中国，我本不赞成，我并没有放纵我的私生活；不过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然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冲动，没有理由藉口污蔑民族文化。”承认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而行为上则尽力避免。在“足后语”中，还有一段检查：“此外尚有一件事：自问亲美崇美思想，并非十分严重；然而对于苏联友好情绪亦不浓厚；中苏协会证书，未签署加入。”（35）
在当时大量的严厉批判自己的检查书中，吕、钱的两份可算是十分特殊。于此再一次证明：在历史现象中，有一般，也有特殊。治史者如能兼及二者，就不会犯片面的毛病了。
（六）季羡林：《留德十年》
有的回忆录集中一段时间，如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作者生动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讲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季羡林回忆了他学习吐火罗语的经过。“他老人家（指德国哥廷根大学老教授西克）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季羡林深受感动，刻苦学习，“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认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36）
《留德十年》还谈到了哥廷根在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时，德国一位教授的表现。在一次轰炸后，“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37）从季羡林所讲述的这两位德国老教授的极端敬业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达和居于世界前列，是有其必然性的。
《留德十年》揭露了一批“衙内”留学生的丑恶行径。当时到欧美留学，号称“镀金”，回国后可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决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会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当时国民党大官的子女或亲属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我不能说这种人很多，但确实是有”。（38）这样的留学现象，其实不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很值得深思。
（七）韦君宜：《思痛录》
上面讲了几位文人学者的回忆录。下面再介绍另一种类型，即革命干部的回忆录。
韦君宜是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49年后曾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1986年在患重病后，还写出了回忆录《思痛录》，结合自己的一生，总结历史教训，感人至深。韦君宜的回忆录主要讲事实，而把更多的理性分析留给后人。她说：“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39）作者虽然不多作分析，但书中的大量事实和具体情节自然会使读者受到启发。
关于“大跃进”，许多文章、著作都讲到了生产“大跃进”，其实“大跃进”是包罗各个方面的。韦君宜当时下放在怀来。她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诗歌运动”的情景：“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见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得在火车站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40）
《思痛录》写杨述（作者的丈夫）的一生，令人倍感沉痛。韦君宜写道：“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作者回忆了杨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作者说：“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韦君宜还回顾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杨述渴望改正错误结论、恢复工作的情景，读来令人心酸：“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挂着，老是挂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重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的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41）
（八）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位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晚年抱着重病口述了一生的战斗经历，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自传。曾志说：她之所以要写回忆录，“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42）
曾志的《回忆实录》真切动人，质朴无华，但读者自然能从她和她战友的战斗事迹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书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情节，这些是从正式文件中很难看到的，它们大大充实了历史的内容，为后之治史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例如，关于井冈山时期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曾志写道：“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留守处也不分男女老幼，就连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我们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将竹子削成两头尖尖的竹签，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里泡一泡，这样的竹签又硬又利。我们在敌人上山必经的地方插满了一层层的竹签，并在插满竹签地段的前边，挖了很多壕沟。”“（1928年）8月30日，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朱军长在湖南打许克祥时缴获来的那两门炮和我们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的‘松树炮’，就是将松树干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玻璃等东西，然后用铁丝箍紧，用的时候，将火药从后面一点，铁片、碗片一股脑儿全发射出去，也可以打半里路那么远。……敌人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的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了老巢。”（43）毛泽东那首有名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一次黄洋界保卫战。
《回忆实录》谈到了1929年曾志与毛泽东发生的一次争执，争执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反映了党的领袖的历史地位的变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很值得深思。曾志写道，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毛泽东准备回部队，但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月，不便随军。毛泽东临出发前，找到曾志交代：“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员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委员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整天去护理她呢?’毛委员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时发现自己误解了毛泽东的话，“顿感赧颜”，表示一定会照顾好贺子珍。一场争执顿时消解。“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44）
当领袖有血有肉、没有变为神的时候，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深入实际，故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当领袖变为神后，他就脱离了群众，不可避免地要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并很难改正。
《回忆实录》还写到了曾志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卖掉儿子的情节，令人读来倍感沉痛。1931年曾志生下第二个儿子，“孩子满月后，逢人便笑，十分听话，人见人爱”。1932年，曾志回到厦门，原打算稍做停留后，顺便把儿子送回老家。时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的王海萍找出种种理由劝说曾志不要回家，但曾志坚持要送，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曾志刚生了孩子，便作出组织决定，把孩子“送”（实际是卖）给了一个姓叶的人，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非送不可。曾志说：“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45）
二 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
（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
有些错误，以常情度之，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但居然出现了。陈垣在《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一文中写道：“其《先母灵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丑。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为汪君所手定，何舛误至此?”（46）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47）陈寅恪未在国内读过大学。汤用彤曾就读于清华学堂，1917年毕业，1918年赴美国留学。
何兹全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的自传中，把史念海列入清华、师大、燕京的一员。史念海是辅仁大学毕业的，与上述三校无关。何又把杨联陞说成燕京大学出身的，实际上杨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48）何与史、杨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何出身北大；史，辅仁；杨，清华。按道理本不应发生上述错误。
启功与柴德赓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共事多年，彼此熟悉，但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柴德赓时，竟错误地说，柴被一些人“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其实，柴不是被“排挤出辅仁”，而是被排挤出北京师范大学，柴离开北京赴苏州上任前，那时辅仁大学已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了。又，“吴江大学”应作“东吴大学”；“苏州师范学院”应作“江苏师范学院”。（49）
总之，回忆录之类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丝毫不差的再现，错误是常常发生的。
（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后来回忆的东西，只可能是作者当年经历的一部分，有些被记住了，有些被遗忘了。记住的东西，未必都是重要的；而被遗忘的东西，也可能是重要的。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情况十分复杂，因人而异。
爱伦堡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50）
有些人对有些事一直记得很清楚，但不肯写出来，因为怕对自己不利。至今，有关“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迫害者写的回忆录发表了不少，但很少见有人写自己如何迫害别人的回忆录。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一书所写的“小引”里说，杨还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说，在这次运动里（指在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笔者），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他们可写“记屈”或“记愤”。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回忆时大都得写“记愧”，愧的是没看清“假案”、“错案”，或者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无胆气出头抗议，如他自己。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51）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却十分贫乏。当我们翻开他们的回忆录，想看看他们对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叙述的时候，却只字不见。例如，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任英国首相时，他的内阁有“四巨头”。张本人外，其他三巨头是哈里法克斯、西门和霍尔。张未写回忆录或自传，但留下了大量信件（致其妹的信件一大批，内容多涉及政治，少及家事）和日记。哈里法克斯、西门的回忆录，内容贫乏，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只有霍尔的回忆录《动乱的九年》还算内容丰富，有一读的价值。哈里法克斯、西门对许多重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由于忘了，而是他们有意把“内幕”封锁起来，以免对自己、对自己的政党不利。总之，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某人的回忆录里大概一定能找到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资料。事实是：可能找到，但也可能令我们大失所望地找不到。
有人认为，他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就是最真实、最能反映他本质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52）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53）从这类回忆录，发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就不强调事实方面的准确。看这类回忆录，重点要放在作者的精神世界方面，而这也正是他们要读者注意的地方。
（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的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梁启超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54）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也说：“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55）
又如，许多老年人所回忆的年青时代的“美好时光”，未必就都那样“美好”。由于怀旧思想作祟，便觉得今不如昔了。以“吃”为例，许多老年人回忆年青时吃过的东西，常常说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美味之类的话。我见到不少写1949年前燕京大学校东门一家小馆“常三”的文章，王世襄就写过一篇充满感情的《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56），盛赞这家小馆的“烹虾段”、“软炸里脊”等菜，甚至连常四（常三之弟）叫喊的“来一卖软炸里脊，糖醋烹”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的美味不复存在，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那样的“美味”确实现在没有了，原因是厨师的技术不如以前，再加上原材料不如以前了。二是年青时较穷，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偶尔吃到，便记忆深刻。后来见世面多了，便失去了当年那种新鲜感。三是人到老年，味觉大差，消化能力也大不如前，无论吃什么好东西也不觉得“香”了，并非今天的菜就都不如过去。
回忆，不可能全是单纯的叙述，必然还有一些对既往的诠释。诠释的部分就更含有现在的成分。
（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
何兆武说：“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他还说：“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57）这些话说得有相当道理。我们看回忆录，看的就是作者这个人对既往的印象和感受，至于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写回忆录，大量参考过去文献，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有利处在于可以纠正记忆中关于事实部分的错误，如时间、人物、地点，等等。弊处在于阅读过去的文献如果太多，不知不觉间就会把研讨文献的结果当做回忆来写，这样的回忆录便失去了它的本性，反倒削弱了它的价值。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对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写下了他的印象，也有评价。印象是否准确，评价是否恰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何兆武坦率地写出来了，这样的回忆就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参考。
（5）一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己”、“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这类的例子很多。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也大肆吹嘘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该书的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How the British people held the fort alone till those who hitherto had been half blind were half ready）。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Alone）。（58）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了，难道中国抗日战争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丘吉尔为什么视而不见呢?不仅如此，那时英、法正在西方对德、意实行绥靖政策，在东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则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重要军事物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竟歪曲事实，把别人的著作攘为己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目录学名著，但曾经流传不是他自著的，而是缪荃孙代撰的。造成这种流传的起因，是《艺风年谱》（按系缪自订——笔者）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按年谱发表时张已去世——笔者）自言《答问》出自其手。陈垣在《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59）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缪“代撰”的说法。陈文指出，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自己曾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学四川时著《书目答问》，他“随同助理”（按此时张尚在世——笔者）。陈垣还得到光绪二年张之洞致王懿荣手扎，内称在蜀刊《书目答问》，意在开扩生童见闻，寄上一本请王补正，并请王转交缪小珊（荃孙字）一本，“属其订正”。可见，缪于《答问》一书，只起过“助理”、“订正”的作用，而非“代撰”。
利用回忆录，贬低、打击别人的事，也是常有的。例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谈到1960年他同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事，写道：“1960年选举是有大量舞弊行为，得克萨斯和伊利诺斯是舞弊最严重同时也是搞得最明目张胆的两个例子。比如，得克萨斯有个县，登记投票的只有4895人，计出的选票居然有6138张。”他还写道：“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还使得多少好议人非的记者自叹弗如。”（60）但是，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操守又如何呢?后来的“水门事件”不也说明他“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吗?
回忆录虽然有上述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不可全盘否定。钱钟书在1979年9月致黄裳的信中说：“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钱钟书还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当然，‘脱空经’（指虚诳、撒谎——笔者）的花样繁多，不仅是许多抒情诗文，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国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61）这些话是极而言之。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亦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作为史料使用的。
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作者齐世荣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