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户部郎中临朐傅国进士“归里”诸说考
作者 | 傅佩超
明季，督饷辽东四年的户部郎中傅国(1576-1644年)进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临朐。然而，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却是众说纷纭。仅见诸古今正式出版的有关史书中，就至少有八种之多。或许是由于作者们受手头资料的限制，有些难副史实。
说法之一：“告归一骑萧然”。（清《康熙临朐县志》卷之三载，见下截图）
说法之二：“致政还里”。这出自清乾隆间钞本李焕章（1613-1691年）《织水斋集(不分卷)》之《傅户部公传》
说法之三：“差典辽东司饷，归……”（见下康熙十二年《青州府志·卷十五》截图）
说法之四：“督饷辽左，不如法，削籍归。”（见下安致远(1628-1701年)《纪城文稿·傅鼎卿遗事》截图）
说法之五：“督饷辽东，罢归。”（见下王士禛(1634年-1711年)《古夫于亭杂录》卷五截图）
说法之六：“辽阳溃，削籍归。”（见清《光绪临朐县志》卷之十四）民国《临朐续志》亦引袭之。（见该志卷二十二）
说法之七：“辽阳师溃，削籍归。”（见下民国丁丑丛编《辽广实录》王大隆跋）
说法之八：“因辽阳失守，削职回乡。”（见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入关史料选辑（第一辑）》之《辽广实录》按语截图）
对之一“告归一骑萧然”，这引自明崇祯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年）上秋宛丘门人季之骏所写《云黄集叙》（见下傅国《云黄集·云黄集叙》截图1）。其潇洒神情，让人感觉无官一身轻的畅快。
对之二“差典辽东司饷，归……”，只直述了两个史实。不了解或拿不定归里的原因，干脆不写是纂修者的高明。
对之三“致政还里”，上《傅户部公传》的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中有这样记述：“崇祯壬申（崇祯五年，1632年），余年十九，郎中公晤余于洋水村，见余所记登莱事，大惊谓：‘它年文大家也。’以文敏语相告，延余云黄山中，覩其庭户，省其朝夕。”由此可见，作者与傅国是忘年之交，《传》中的有关情况也应当大多是傅国提供的。但文中也只是说傅国在目睹“抚臣”不听其言大败后，就致仕归里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说明傅国归里的具体细节。
对之四“督饷辽左，不如法，削籍归”，邓之诚 (1887年— 1960年)《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六）》云：“安致远《纪城文稿·傅鼎卿逸（遗）事》言‘督饷辽左，不如法，削籍归’，盖误。”（见下有关截图）
为什么是“盖误”呢？仅就其如不“如法”而言，也许可从下面几个史料中管窥端倪：一是《三朝辽事实录·卷之五》（见下有关截图）载：“新饷郎中傅国，出纳极清，纤毫不染。”二是《云黄集叙》载：“两司计辽左，则日拥数百万金钱矣。奇羡之别贮者五万两，廉资又三四千两，公概却不视……悉奏上佐兴。”三是《熊廷弼集·卷十四》载：“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八年九月终止，放过新饷银通共三百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两七分一厘八毫四丝三忽。”四是《光绪临朐县志·卷之十四》载：“督饷辽东，节款百二十万。”（见上有关截图）
对之五“督饷辽东，罢归”，相比之四，省去了原因。邓之诚的判断是：“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记国事，本于致远。”（见上有关截图）果真，则与其一样，也系“盖误”。
对之六“辽阳溃，削籍归”，既未采用以上前人之述，也未承袭前志和上志，可能是按以下史料有关辽阳溃傅国“罪过”及“削衔”记载概括的。
那么辽阳溃傅国犯了什么罪呢？又是怎样由此被“削籍”的呢？“辽阳溃”发生在天启元年（1621）。这年三月十月十日，后金攻打辽阳，城破，“大呼而进”，为避免无谓的被俘、被杀，一干文臣“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当时巡按御史张铨还在固守，兵部右侍郎袁应泰对其说“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均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正是因为这一“罪过”，于天启元年五月乙卯和丁卯，礼科给事中周士朴、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分别向皇帝进言：再不能对他们“宽而用之”了，而应对他们进行处分（俱见《明熹宗实录》卷十），于是傅国等遭“削衔”。“削衔”是削除职务和级别的名号，“削籍”是削除官籍中的名氏，二者意思差别不大。然对于傅国等的处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遂于六月丙戌题奏皇帝：“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无罪，请复官任事。”（见下《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截图）
为什么是傅国无罪呢？在《三朝辽事实录·卷之五》中有这样的记述：“新饷郎中傅国……本官无城守之责，无可死之义，仍应以原官驻广宁管新饷。”且其“束身赴朝，以听司败，是名曰归，原与外避贼诛、内避国法、隐姓变服、终不报而逃者不同。”（见上有关截图）。于是就有：“七月，以督理辽阳新饷户部云南司郎中傅国，仍驻广宁总理新旧辽饷”（见《临朐编年录》）然在傅国得以复职后，仍有大臣不肯作罢。天启二年正月“丙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宗周，疏请亟行天讨……速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刘国缙、傅国、牛维曜罪状，以正亡虏之法”。然皇帝阅后，痛批为“渎奏”。原旨是这样的：“边报紧急，刘宗周乘机渎奏，语言无忌，姑且不究”（见下《明熹宗实录·卷十八》截图）。至此，可以总结为：傅国“无城守之责”，其“逾城遁”性质为“归”不谓逃，因而非为罪；遭“削籍”后又复官任事，继续工作，没有回归故里。显然，“辽阳溃，削籍归”之述存在什么问题，也就很明了了。
那么，傅国是何时、何因归里的呢？这在《云黄别墅记》（见下《云黄集·卷七十四》截图）中的一段记载给出了答案：“壬戌、癸亥（天启二、三年，1622、1623年）间，幸圣恩予告，赋《归来》，而此山（即傅国归里后居住的云黄山）始长为我有矣。”
凡大臣因病﹑老准予休假或退休的都叫予告。其中“休假”不得归家，但居官不视事。傅国能够允许回家，就说明是退休了。而此时的傅国虚岁才47岁，显然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病了。
傅国自小家境贫寒。其《告先父母》载：父“携儿周游糊口四方”；《亡室张氏墓志铭》载：“吾时穷甚，无壁可立也”，“君病矣，病至不能营医，卸菊女头上银箍销之”。极度的营养不良使其落下了难缠的肺病。其己酉年（1609年）《病中即事》载：“病肺经时复病痁，况当朱夏正炎炎”；“稍觉烦疴爽，披衣起诵经。”《夜雨感怀》载：“杪秋孤馆夜，久病独愁中”。在乙卯年（1615年）作令通许时，病情依然。其《午睡题看花楼》载：“久病恒依居士室，薄游乍现宰官身。”离职时，虽从其《病已出邸阁道中》之“一官将满身如叶，久病新苏已是秋”诗中看出病情有所缓解（均见《乾隆通许县志》），但在此后的辽东督饷中，却由于工作繁重，病情加重。在庚申年（1620年）履职的次年，即因病作《广宁谢病呈》。不准后，又于辛酉年（1621年）、壬戌年（1622年）连续两次分别作《广宁谢病呈》和《谢病呈经院》。最后的一次，病情竟然发展到了”为痰症已危……以痰症昏迷”的地步。于是，就先被“以病移驻侯议摄饷务”（见《临朐编年录》），继之则被批准退休了。
“予告居山”后，傅国病情仍一直不见好转，甚至折磨了他的余生。其乙丑年（1625）《进粥》载：“衰年惟恃粥，佳日好垂纶。”其庚午年（1630年）《卧病》载：“卧病更深气若丝，想起花楼卧理时。”其辛已年（1641年）《病中喜季襄菴户部书至附寄》载：“老夫病久卧惙惙，径藿平空门昼闭。”也因此，在甲子年（1624年）朝廷想再次起用他时，被婉辞了。原文在《云黄集·寺头钓石》中有载：“时已勘明南台公荐，有诏复用，而余隐心浩然矣。”（前除单注者外，亦均见《云黄集》）
得旨予告后，傅国十分感慨，遂于壬戌当年赋《归来》诗志之：“十年辛苦历危途，报国痴心笑自孤。凤尾云中初予告，鹿头山下喜营菟。数竿寒竹清朱夏，一径平沙扫绿芜。从此课儿无一事，耕樵随意莫为儒。”（见下《云黄集·卷之十八》截图）
“予告”作为傅国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整个《云黄集》中出现过多次。这不仅是在强调“予告”的荣耀，而且也表明他时刻铭记皇帝恩德。具体除上面述及的三次外，在《祭冯大参文》中也写到：“忆吾两人皆以予告里居”。这里的“里居”指官吏告老或引退回乡居住。其中“引退”是自请辞去官职或职务。前述天启二年壬戌（1622）《谢病呈经院》，就是按这个意思写的。
从辽东回家，直线距离也有一千多里，加之又是骑行，就是跨海渡船，也得花费不少时日，“壬戌、癸亥间”，就说明启程在壬戌年（年底），到家在癸亥年（年初）。而此时，距辽阳溃，已过去近两年。
《明史·谭纶传》中有“其冬，予告归”记载。与之相似，对傅国归里的记述改为“督饷辽东，壬戌、癸亥间，予告归”是符合史实的。
傅国的个性总体上是“性本爱丘山”的隐逸。对仕途虽然不抗拒，但淡泊名利使他并不十分汲汲营营于此。因此，除其因病缠身，难以继续供职是辞官的主要原因外，这种不好名利、淡泊好隐的性格，也是他申请告归的另外原因。
对之七、之八，显然是取自之六。
现在，不妨返观一下前面那种种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也就一目了然了。
顺带一说，有鉴于安致远《纪城文稿·傅鼎卿遗事》所言：“甲申创贼入京师，怀宗皇帝殉社稷，公闻之具公服登楼北望再拜，痛苦几绝。是时土寇张甚，忽有百余骑突至，积薪焚其楼……公整衣冠端坐，与图书俱烬焉。”有研究者认为：傅国“无可死之义”，虽未殉难于辽阳之溃，但其最后为报崇祯皇恩而焚，仍不枉为有明一朝的一代忠臣。
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徐成博士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