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由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由于它是一个落后民族单纯依靠军事征服的办法而建立的统一帝国，特别是被征服民族汉民族的文化水准毕竟要进步得多，因而征服之后必然被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元朝建立不久，统治者便不得不与汉族士人结合，借鉴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和意识形态，以巩固自已的统治。于是儒学在元朝便自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
早在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就注意网络汉族知识分子或已严重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像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蒙古人通过他们接触了儒学，从而有助于蒙古族的汉化。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儒家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怎样的重视，当时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但并未立即被官方认可。只是由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力鼓吹，元蒙统治者便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并具有一种相当自觉的意识。忽必烈本人对儒学大师尊礼有加，除了任命这些儒学大师一些相当重要的职位外，还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师"的称号，并真诚地接受那些儒学知识分子向他传授儒家的"三纲五常"、"正心诚意"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儒学的地位在元朝获得真正的确立，还是在仁宗的时候，即1313年设立的科举法，由此开始以经义取士，程朱理学才终于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
当然，在任命汉化知识分子参与统治的同时，元蒙统治者也曾格外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与推广，逐步意识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忽必烈即位以后，接受姚枢"立学校以育?quot;的建议，迅即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随后又增设蒙古国子监，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贵族弟子。1313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规定中试者可选聘为官。这既增加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宦途径，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得到传播。1287年，立国子监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为生员，初一百二十人，后增至四百人。
国子监之外，元朝在各路府州县也普遍设立了学校；元朝的书院活动也很活跃。书院以讲授儒家思想为中心，或以儒学讲学相标榜。当时一些着名的理学家如吴澄、金履祥、许衡等都曾在这类书院中讲过学。南方的理学家在宋亡之后不愿出仕元朝，也大都退除书院，以讲学为尚。对此，忽必烈不加制止反而予以引导，并由官府委任书院的山长或直讲，从而使书院在传播理学时，也能维护元朝的统治。
随着儒学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播，儒学经典开始大量的被译成蒙古族的语言，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当时都有蒙古语译本。文宗时，在大都建奎章阁学士院，以精通汉文化的翰林学士为奎章阁大学士，又设授经郎二员，讲授经学。凡此种种，不仅聚集了人才，而且有助于汉文经史和儒家思想在蒙古和色目官员中传播和发扬。
2.理学在元朝的传播及重要理学家
元蒙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主要表现为对孔孟和宋明理学的崇奉。成宗即位时，便沼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时以宋儒周敦颐、程颓、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拭、吕祖谦及许衡从祀孔子庙庭。文宗时遣儒臣去曲阜代祀孔子。又诏修孔庙、建颜回庙。1330年，加封孔子父母及诸弟子，如颜子、曾子、子思等，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封程颢豫国公、程颐洛国公，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位在七十子之下。
至于元蒙统治者所尊奉的儒学思想内容，大体说来不外乎是宋朝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内容。从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看，基本是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中设问，而标准答案只能是朱熹的《四书章句》和《四书集注》。他如加试《诗经》，也用朱熹的注释本。加试《周易》，兼用程注及朱注。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实自元朝始。这样一来，程朱理学便开始上升到官方学术的地位，思想文化界实际上完成了从经学向理学的重大转折，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
元朝的重要理学家首推赵复和许衡。作为南方的儒士，赵复被元朝所俘。后经姚枢的救护，被送至燕京，遂居燕，讲学于太极书院，后隐居并终老于北方。赵夏至燕，以所学教授学子，从学者百余人。并将所记程朱所着诸经传注，尽录以付姚枢，解决了南北之间因道路隔绝，不通载籍而带来的困难，实际上他是将程朱理学传至北方的第一人。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只是从亡金儒士那里得到的章句之学，而赵复所传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学术，即程朱的理学宗旨。朱熹的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在元朝立为官方学术，主要还是因为赵复的传播。至于他本人的思想见解，由于史缺有间，不太明晰，大体似乎是主张简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椎一，允执厥中"为君子之学，以得圣人之心，以上于王道，而不应孜孜于流俗之事功；以国难家仇，严华夷之辨，隐居不仕，独善其身。
赵复在元朝的影响颇大，尤其是他将所记程朱的诸经注释交付姚枢后，便便理学的传播有了明晰的线索可寻。姚枢退除后，将赵复之学传授下来。北方儒士许衡、刘因、郝经等才得以阅读程朱的着作并进而研究之。
至于许衡，实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爱的儒学教育则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读"之学。后来，他从姚枢处得读程朱遗书，大有所得，遂与姚枢、塞默相讲习。他长时期位居国子祭酒，以儒家六艺教授蒙古弟子，这对于保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他极力劝元朝的统治者力行汉法，促进了蒙古族的汉化进程。故而可以说他对元朝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儒的理学传播影响甚大，死后获得了从祀孔庙的殊荣。
许衡的学术宗旨大体上是以朱熹之学为依归。他格外重视朱子的《小学》和《四书集注》，强调迸学的次序和践履力行。在为学方法上，他强调"慎思"，以为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都可归为一个思宇，"要思无邪"。在理欲问题上，他以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现出依违于朱陆之间的思想倾向。当然也意味着朱陆的合流或者说是理学的转折"。
在当时，与许衡齐名的名儒有吴澄，人?quot;南吴北许"。吴澄是江西人，世代业儒，自幼用力于圣贤之学，直系宋代理学的端绪，自以朱票学术的传承者自居。其学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统说，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贤之传道本于天的思想。他还根据《周易》元亨利贞的说法，排列道统的历史顺序，表现了其儒学的正统思想。吴澄在儒家经学上的贡献，主要见于他所着的《五经纂言》，这部书"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之言。"特别是其中的《三礼》研究，实是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将《礼记》重新分类编次，从而使流传干年之久的历来号称难读的《仪礼》之着得见大概，确为经学史的一大贡献。至于其理学思想，主要以折衷朱陆为特色。他曾说?quot;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真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其于天道，讲理气，认为理在气中，原本不离，理是气的主宰。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准。此处?quot;良心发见"说，多少透露出王阳明心学的信息。
与许衡齐名并同列为"元北方两大儒"的是刘因。他终生未仕，隐居乡野，授徒以终。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习经学之章句，但不满章句的训话疏释之华，以为圣人精义决不在于此。及得赵复所传宋儒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吕祖谦等人的着作，深为折服，以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遂转向理学，推崇邵雍和朱熹，极力发挥邵雍的象数学和观物思想。至于其理学思想，虽自谓上承朱熹，属于朱学定的范畴，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学的同时，并不严守门户，实也杂入陆，九渊反求诸已、自求本心的思想因素。如言天道，则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归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认为由理而有世界万物和人的生命，由理产生伦理纲常。主张人欲化为天理，其方法是当求于已，无待于外。其在经学上的贡献是提出返求六经及与此相关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见解，以为《诗经》〈尚书》〈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来由圣人删定才变成大经大典，此种议论实开明清儒家学者论经史关系的端倪。他一方面看到理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学家易患穿凿附会的毛病，即往往脱离经典原义而发空论，故而主张读书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肯定汉唐疏释的合理价值，并欲以此来纠正宋儒的空疏。 元朝着名的理学家除上述之外，还有郑玉和许谦。他们都是隐居不仕的儒家学者，思想及学术贡献也不尽相同。郑玉的理学思想与吴澄大体相同，折衷朱陆而又有点偏向于朱。他以《太极图说》和《西铭》作为学问的本原，以为《太极》之说是即理以明气；《西铭》之作是即气以明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无出理气的范围，故而二书之言虽约，但天地万物无不在其间，即以理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至于谈到朱陆之间的异同，郑玉认为，两家备有利弊，陆九渊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票之质骂实，故好邃密。各因其质之所迸，故所大之途不同。至于仁义道德等人的方面，两人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郑玉主张调合朱陆，欲吸收陆九渊的简易之说，以补朱熹后学忽视力行的毛病。他说，朱熹之学是教人为学之常，陆九渊之说，是才高独得之妙。前者之流蔽是缺少力行的功夫而流于空谈；后者之流蔽是有点像佛教之谈空说妙，而不能尽致知之功。 许谦乃朱熹后学，由黄干传至何基，又传至王柏，而由柏传金履祥至许谦。何、王、金、许因人又被《宋元学案》称为北山四先生，实为宋元之际金华学派的基本构成。何基从学于朱熹及问弟子黄干，得闻程朱学术之渊源，确守师说，是朱熹的忠实信徒。其宗旨是熟读《四书》，而《四书》又以朱熹的注释为主。以为朱熹的注释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的思想，反而显?quot;缓散"。王柏与其师不同，好问难，不太盲从，对《尚书》《诗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以及朱熹的解说，多有怀疑，并不以朱注为不可更易的定本。至于金履祥，对经史多有研究，也多有心得，毕生训释《尚书》，成《尚书表注》，搜集旧说，损益折衷，成一家之言。他如《大学》《孟子》《论语》等书，也对朱注多有核补。
至于许谦，则坚持朱熹门户，以为儒学传至朱熹已大体完备，他曾说，圣人之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人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嘉。照他的说法，要理解圣人之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地读《四书》，故而被视为朱子学的正传。由于他长达四十年讲学于东阳，从学者干余人，对于推广和传播朱熹的学术思想功劳甚巨，在当时可与北方的理学大家许衡齐名，故有南北二许之称。死后被后世统治者极力褒扬，并被列为理学的正宗。所着《四书丛说》，以阐发朱熹学术思想为主旨，并用绘图的方式以明其说，在当时影响颇大。 综上所述，元朝儒学的基本特色，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而又有所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实际上是以陆九渊的心学去补充朱熹学术思想之不足。这样一来，元代理学便呈现出调和朱陆的倾向，为此后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因此，元代理学虽然没有多少新的思想贡献，但其在理学史、儒学史上的转折意义却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