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子
郭建华
故乡有两样东西令人难忘，一是村前的小河，一是墙子。如今，小河已死，墙子已殁，记忆却愈加鲜明。
墙子，通常被叫作“土围子”，而家乡人却习惯于叫“墙子”，有时也叫“围子墙”。从儿时起，就听到一首儿歌：“小黧鸡，爬墙子，划破肚子淌肠子。”这或许是哪位母亲或祖母哄孩子时随口哼出来的句子，却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可见民间口头文学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这是属于我们村子的儿歌，它见证着“墙子”的叫法由来已久。至于墙子建于何年，何人出钱出地而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推测，墙子大概并非一次建成，而是像古长城那样，不断重建，渐成规模。组织者很可能是财主，因为他们财产最多，利益最需要保护，也最有号召力。
墙子绕村一周，城墙一般护卫着村子。既像城墙，当然就要有城堡，那便是四个大门。奇怪的是，除南门、东门外，还有两个西门，一个叫前西门，一个叫后西门，唯独没有北门。村子东北角有一座青砖发券的涵洞，人从洞中通过，须弯腰低头。它的作用是排水。这本该建北门的地方，却只建了一座涵洞。问及原因，没有人能说清楚。我想，只能用“风水”来解释了。四个大门形制相同，都安了厚厚的木门，门上加装了粗大的铁钉、铁箍。两道门闩，足有几尺长。门洞之上建有门楼，前后开窗，两侧留门，为当年守夜值更所用。到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四大门已形同虚设，门楼成为孩童蹿上蹿下游乐嬉闹的去处。老辈人讲，当年，即使太平年月，四个大门也是夜夜关闭的。有意思的是，晚上睡得最晚、睡前去关大门，早上起得最早、起床后先去开大门的，竟然是一个财主。一年三百六十天，始终如一。这与我从小受的教育大相径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相信这是事实。
墙子以夯土筑成，有三四层楼高。筑墙时就地取土，因而紧傍墙子，形成一圈壕沟，像护城河，村人称“墙子沟”。墙子沟只在汛期有水。大雨过后，沟满壕平，蔚成气象。光屁股的娃娃们便在这黄汤中戏闹，最后一个个变成“泥猴儿”。有一年，村子东北角的墙子沟里，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失足落水，当即淹死。这一悲剧，成为大人们教训孩子的活教材，流传多年。20世纪７０年代，我紧挨墙子盖了新房，墙子权作院墙。墙子上开一豁口，安一柴门，便是院门口。我推来生产队扒坟扒出的盖石（当地习俗，坟墓多为砖砌，坟坑覆以规整的青石板，村人叫“盖石”），在院门口的墙子沟里搭起一座小桥。我家门前便有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
墙子的西南方有一座土冢，村人叫“冢子”。冢子高耸，是墙子的制高点，很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是先有冢子后有墙子呢，还是冢子与墙子同时筑成？我推测，应该是前者。人们在筑墙子的时候，将冢子融入其中，且将冢子加高。加高冢子，也是就地取土，于是冢子的北侧便形成一个大坑，村人称“冢子坑”。冢子坑远比墙子沟深。在那些雨水丰沛、地下水尚未被疯采的年代，冢子坑几乎常年有水。冬天我们常去溜冰。有一年，生产队甚至在这里种了一湾藕。
冢子上有两棵老杏树，“清明”前后，繁花满树，老远就能看见白花花的两团，十分惹眼，是村子的一道绝佳风景。然而杏子一般熟不下来。因为冢子自古为公有，谁都可以摘几个杏子尝鲜或把玩。等不到杏黄，便荡然无存了。
冢子有许多神奇的传说。一说某人在冢子旁挖土，挖出大块的“狗头金”，不识真面目，当作黄铜卖了。买者问其家中还有多少，答曰，家中还有三块，打算垫鏊子腿用，不卖了。买者笑道，不卖也罢，那东西足够你家三辈子喝高粱粥了。一说冢子有神灵，谁家有红白喜事，在冢子下燃三炷香，禀明缘由，便可借到全套的盘盏。后来某人借用后，不慎打碎两个盘子，送还时也不禀明。神灵怪罪下来，就再也不出借了。
冢子在村人心中一直是神秘的：冢子建于何年？里面葬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到底有没有神灵？20世纪80年代，几位文物专家来县文化馆调查文物保护情况，我便邀他们到冢子实地考察。结果让我大失所望。专家说，建墓者为了防止后人发现，惯用的手法是建一座假冢，然后在假冢附近建坟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十冢九空”。这座冢子很可能是空的，没有什么文物价值。
村人一向对冢子心存敬畏，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人打冢子的主意。21世纪初，盗墓之风大盛。人们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老祖宗坟中那些坛坛罐罐，可以换来大把的钞票。于是，村中几个后生便对冢子动起手脚。炸药炸，镢头刨，折腾半天，挖出一些陈年老砖，还得到一个罐子。他们将罐子送到我家，请我鉴定。我是外行，便请了一位内行朋友代劳。朋友仔细看了罐子，说，有一定价值，但算不上珍贵文物。他们遂将罐子带回，后不知下落。冢子蒙羞，竟发生在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21世纪初叶。悲夫！
冢子的内侧，有一片果园。园子里长满杏、桃、梨、柿等各种果树。紧靠果园是郭氏祖茔，几个坟头，被粗大的白杨、柏树遮掩。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仲春时节，折一根柏枝，拧一拧，抽出细细的小棍儿，便做成一只哨儿，吹起来吱呜作响。前年刚从大树旁分生出的白杨树条子，则可以拧成尺把长的大哨儿，我们叫它“大喇叭”，吹起来浑厚高亢。那么，柏枝做的小哨儿，便叫作“小喇叭”了。有了“大喇叭”和“小喇叭”，迎亲的乐队便组成了。于是开始了“娶媳妇”的游戏。两个孩子牵起手，将“新娘”抬起，缓缓而行。“大喇叭”和“小喇叭”乱响一气，煞有介事。墓地里有一棵梨树，树冠如伞，不知何人所栽，也不知树主为谁，似乎是专为孩子们栽的。大人将那树叫作“梨果”，也叫“谢花甜”。它的果实无须等到秋天“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去赶集”，长到枣子大小，便可以吃，一点也不涩。孩子们每逢到墓地玩耍，梨树是必须光顾的。先是爬上爬下，像一群猴儿坐满树杈，继而摘梨子，边摘边吃。有时候也会约法三章，树上有人摘，树下有人捡，然后归拢成堆，按人分配。时有分“赃”不平，大家不欢而散。
记忆犹新的是春天里的毛毛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果园里各种候鸟最为活跃。孩子们捕鸟的热情也最高涨。大孩子们捕鸟的器具叫“阿子（代用）”，将两根树根圈作半圆形，罩以线网而成。捕鸟时，将两只小网撑开，中间设一机关，机关上拴一只蛾子。蛾子扑闪着翅膀乱飞，引来顾吃不顾命的傻鸟儿。那鸟儿伸出尖尖的喙，触及蛾子，牵动机关，阿子即可关闭，鸟儿的自由瞬间消失。也有精明的鸟儿，眼见肥硕的蛾子活蹦乱跳，馋涎欲滴，却不贸然去啄，而是围着阿子转来转去，进三步退两步，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逼近。这时候，躲在暗处瞅着阿子的我们全都凝神屏气，手心渗出汗来。眼看着鸟儿靠近了阿子，它却不去啄蛾子，而是用翅膀拍一拍阿子，三拍两拍，阿子关闭，鸟儿箭一般飞逝。还有的鸟儿运气特别好，遇上阿子机关失灵，叼走了蛾子，却安然无恙，口衔蛾子，得意洋洋，逍遥而去。如果捕到的鸟儿品位高一些，如“地瓜客”“红下颌”等，大孩子们便放进笼子里养起来。捕到品位低一些的，如“榆叶猴儿”，便分赏给我们。我们也并非无功受禄，须不断地向大孩子们进贡。贡品便是蛾子。谁进贡的蛾子又大又充满活力，谁便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鸟儿。捕蛾子是要担风险的。蛾子一般藏于柴草垛中。我们围着柴垛转，边走边拍打柴垛上的草苫，蛾子便被轰了出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蛾子捉到了，经年遭日晒雨淋、原本就腐朽不堪的草苫子却断了，甚至烂了。因而，轰蛾子的行径一旦被大人发现，是少不了一顿呵斥和臭骂的。
墙子上长满了树。树很杂，柳树、杨树、柏树、榆树、樗树、酸枣棵子都有，以刺槐居多。树的排列杂乱无章，大小不一。可以推断，树是自生自长的，并非人工栽植。令人称奇的是，无论天多么旱，墙子上的树无一旱死。在保存较完好的一段墙子的顶端，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柏树，年复一年，总不见长粗，却一直顽强地活着。若能数数它的年轮，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自立于离地面十几米的高处，风的肆虐，雨的疯狂，雪的无情，肥水的极度匮乏，它都经历了，坦然地接受了。它的孤傲，它的不屈，它的坚忍，真令人折服。
墙子上的树，有的有明确归属。有的则没有确切的主人，村人叫作“伙里的”。这种归属是如何形成的，我至今不明白。然而在孩子们心中，树都是好玩的，从来不管他们为哪家所有。春天，随意折断树枝，撸下榆钱、槐花，大把大把地往口里唵，好香好甜。秋天，把小树当作电线杆，从随近地里扯来地瓜蔓，一根一根地连接起来，从这棵树挂到那棵树，叫作“扯电线”。扯好了电线，便在树上挂起一个四方的铁皮盒子——大概是点心盒子。那年月，寻常人家竟有这种精制的点心盒子，有些不可思议——就算是“音箱”了。然后挂起一方从家中偷拿出来的白色包袱皮，用地瓜蔓拴起四角，扯在两棵树之间，这就是“银幕”了。这种自创的游戏叫作“演电影”。那年月，村里放电影是一件盛事。放映员自然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于是便模仿起来，过一把演电影的瘾。
行文至此，蓦然想起一件事。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开始用拖拉机耕地。全公社只有一个拖拉机站，几台拖拉机。一到秋耕时节，队长们便像请神仙一样到公社拖拉机站请拖拉机。拖拉机手架子极大，好酒好饭伺候，还要往口袋里掖几盒好烟。站长比机手的架子更大，找门子托关系，求爷爷告奶奶，差一点没给他老人家下跪，方能请到一台拖拉机。菜炒好了，酒烫热了，仍不见拖拉机的动静。派人骑车子到站上问，回答说，拖拉机走到半路，被另一个村子截去了。眼看着“霜降”将至，地不能耕，麦子不能种，明年吃什么？乡亲们急得火烧火燎。此时，我的一个伙伴儿，曾经跟我一块“演”过“电影”的，便跟支书说，咱们自己造拖拉机吧！那时，他是村里的电工，平时喜欢摆弄机械，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电焊。支书竟然答应了他，并派了几个木匠，归他指挥。他让木匠伐树，做成了拖拉机的“底盘”，然后将一台１２马力的柴油机安上。传动装置是废弃的旧水车的轮盘和铁链。摆弄了十几天，居然做成了。他开着自制的“拖拉机”在生产队的场院里跑，扬起一阵阵飞尘，神气十足。村人纷纷前往观看，支书自然也在其内。跑是跑起来了，但挂上犁耕地，那“拖拉机”就力不从心了，只急得“突突突”直冒黑烟。支书没有责怪他，还照样给他记了工分。我想，造“拖拉机”与“演电影”不无关系。或许就是“演电影”的游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创造发明的种子。如今的孩子，已经无缘这种快乐的体验了。
因为墙子，我也曾闯下过祸端。星期天，一位同学约我去爬墙子。墙子上长着密密的刺槐树。我发现其中的一棵，有手腕粗，挺直，便说，这棵槐树真好，能做一根武松打虎的哨棒。同学说，那就砍吧，这是我家的，没事儿。于是，我们回家拿来镰头、小刀子，轮流着趴在地上又割又砍。沾了一身土，出了一头汗，小树终于被砍倒。截取下部，剥去树皮，一根又直又光滑的“哨棒”便做成了。握在手里，黏糊糊的，一股喷鼻子的槐香。两人各自挥舞一阵，同学慷慨地说：“给你吧！”我们意犹未尽，又将树的上截拖到墙子沟里，捡来不知谁家扔掉的几块脏兮兮、皱巴巴的破布片，拴在树梢上，竖起来，堆土埋牢。欣赏着高高飘扬的“万国旗”，我们欢呼雀跃。
第二天，我提了“棒哨”，得意洋洋地来到学校。正在教室里炫耀，有同学说，校长叫你。我立正站在校长面前，接受询问。“你昨天做什么去了？”我有点懵，说：“割草……”校长又问：“还做什么了？”我答不上来了。校长启发说：“好好想想，做过破坏群众利益的事情没有？”我立刻明白了，只好如实交代。原来那位同学的父亲发现小树被砍，将我告到了校长处。我将“哨棒”恋恋不舍地交给校长，然后回教室写检查。
还有一次，我在墙子上挖到一截奇形怪状的樗树根，剥去皮，竟像一只小猪头：两个大耳朵，长长的大嘴巴，越看越逼真。我如获至宝，给它取名“猪宝”。我将“猪宝”放在书包里，随身携带，除非特别要好的同学，绝不送给别人玩儿。班上有位老学长，长我四五岁。他一直留级，留到跟我一个班，考试还是倒数第一。他向我要“猪宝”玩，我不敢不给他。这位老学长玩性太大，课堂上也玩了起来，当场被老师抓获。老师怒极，拿过“猪宝”，就要往火炉里扔。我不顾一切地大喊：“我的猪宝！我的猪宝！”不禁声泪俱下。全班惊愕，几十双眼睛一齐盯着我。老师看看我，手下留情，教训了几句，便将“猪宝”还给了我。
墙子是村人一锨土一锨土地建造起来的，也是村人一锨土一锨土地毁掉的。墙子的毁掉与“栏”密切相关。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栏是每个农家院落不可或缺的建筑。可以没有厢房，没有饭棚，但不可以没有栏。栏兼有猪圈、羊圈、厕所甚至牲口棚的功能。一个大坑，一般长约三四米，宽约两米，深不足两米，以碎石砌成，叫作“栏池子”。栏池子北侧，建有半间草房，叫作“栏棚”。栏棚只有北墙而无南墙，前面与栏池子相接，有侧门通向院子。一些贫寒之家，建不起栏棚，则只建一个栏池子；更贫寒些的，则栏池子不用石砌，只挖一个土坑而已。栏池子的作用是沤粪。一个家庭的生活垃圾，包括污水、秽物、落叶、杂草等，统统倒入栏池子，过一段时间还要往栏池子内填一些黄土，叫作垫栏。垫好栏，便任其自然发酵、腐烂。这便是“沤粪”。栏棚主要用来养猪，也有养牛、羊等牲畜的。栏棚的地面叫作“栏炕”，是猪羊拉撒睡卧的所在。栏炕要保持清洁，干燥，须及时垫以干土。这些干土被猪的尿粪污染，变成垃圾。这些垃圾是极宝贵的肥料，将其清除，填于栏池子内，对提高沤粪的质量至关重要。猪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不断地下到栏池子内走一走，踹一踹，村人叫“踩栏”。有猪这么一踹，栏池子内的各种杂物、黄土和污水更容易融合，更容易腐烂，沤出的粪自然质量更高。临朐人马益著在其所著《庄农日用杂字》中说：“买上群廓落（即半大猪——引者注），冬天好踹栏”，“养猪图攒粪，瞅挣（即赚钱——引者注）是枉然”。可见猪对于沤粪真是功不可没。“大集体”时代，生产队对社员沤的粪，不仅要量方（计数量），而且要划级（评质量）。划级时，是否养猪是重要参考。有时甚至按猪论分，养一头重多少斤的猪，可加多少工分。
将沤好的粪挖出，运到院子外堆好，以备送往田间，叫作“出栏”。一般每年要出两次栏，春、秋各一次。出完栏，就再垫栏，周而复始。垫栏的主要物料是黄土。在我们村，这些黄土便来自墙子。墙子上的土被推来垫栏，出栏后再运进地里肥田。年复一年，墙子便被一锨锨、一车车搬到了庄稼地里，与大地融为一体。
家家的栏炕上，往往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干燥的土块。若非当地人，大概很难想到这些土块的作用：擦屁股。方便毕，随手拿起一块土块，擦完屁股，再随手扔进栏池子里，作沤粪之用，很方便，也很实惠。村人将此物叫作“擦腚坷垃”。这些坷垃也来自墙子。雨季来临之前，是要备足坷垃的。我小时候经常被指派干这活儿。大人说：“背坷垃去！”我便扛上镢头，背上粪筐，到墙子边，将大块的坷垃用镢头刨下，再破为小块，一筐一筐地背到栏炕上。从我记事起，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村人一直以坷垃代卫生纸。那时，卫生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儿，村人少有所闻。百姓熟知的只有糊窗户用的窗户纸，过年贴的对子纸，敬神烧的烧纸。这些都舍不得用来擦屁股。孩子们上学用的写字纸，用了正面用反面，用完反面再作卷烟用，也舍不得擦屁股。偶见驻村干部用看过的报纸擦屁股，百姓便惊诧：太奢侈了！大人们还时常警告孩子：不要用有字的纸擦腚，否则长大了不识字！这一乡俗，折射出村人对文字的崇拜和敬畏。如今村人已完全不理会这一套。母亲会随手捡一张印刷精美的广告页给孩子擦屁股，说：让大明星给我儿子舔舔腚！奇怪的是，从墙子上弄来的坷垃并未经过消毒，村人长年累月以此擦屁股，却未见有人因此而生什么屁股方面的疾病。这或许也是绿色生活之一种吧。
墙子上的土色淡，微黄，近乎白，村人称之为“白糖土”。白糖土极细，结构松散，和泥抹到墙上不裂缝。于是，墙子的土又成为村人泥墙的好物料。买不起石灰的村人，推几车白糖土，加水和匀，请一位瓦匠帮忙，或干脆自己动手，分文不花，便将房子的内墙皮抹得溜光明亮，跟石灰抹的相差无几。一年下来，庄稼人的锅台烟熏火燎，变得黑乎乎、脏兮兮的。除夕将近，家家户户便取来白糖土，和泥将锅台抹一遍。黑乎乎的锅台即可焕然一新，为茅屋平添几许生气。临近除夕的那些日子，瑟瑟寒风中，墙子边时有背土的村人，见面头一句话就是：“泥锅台啊？”“泥锅台。你也是？”哪家的锅台没有泥，大年初一被乡亲们发现，便不屑：真懒！过年泥锅台，竟成为一种乡俗。
如今，烟熏火燎几千年的锅台已被燃气灶、电磁炉取代，过年当然无须泥锅台了。农家盖房再也不盖栏，而代之以类似城市楼房卫生间的“厕所”。农家不沤粪，有机肥从何而来？问及乡亲，答曰：买。哦，一切皆商品化了。没有人再去墙子取土。实际上，墙子已无土可取，连墙基都夷为平地，盖起房子来了。所幸冢子还留了那么一堆土，一堆丑陋的土。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看看冢子，看看那堆丑陋的土，凭吊墙子，凭吊一去不复返的儿时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