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者秦佩珩 秦佩珩1914年出生于安丘一户书香门第，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受聘于天津、四川多所大学，抗战期间，他对南明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深感日军残暴，写下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在西北大学教书期间，担任西安《正报》主笔，发表一系列关于经济方面的评论。1953年任教于中南财经学院，1956年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秦佩珩治学严谨，虚心好学，他广泛搜集资料，踏遍大部分国内河山史迹，真正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他被誉为不断披荆奋进的老教授。秦佩珩着有《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椰子集》《埋情记》《春蚕集》《秦佩珩学术文集》等。他在治学上提出的新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本期撰稿：赵元建 就读燕京埋下学术种子 燕京大学 郭绍虞 秦佩珩出生于安丘一户书香门第，先祖为进士，早年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少年时期的秦佩珩家庭贫困，屡遭家难，辗转完成初高中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秦佩珩除完成必要的学习外，还大量选修了一些喜欢的课程。齐思和和郭绍虞两位先生对他影响很大。 先祖为官一心为民 回乡创义仓设家塾 汶水出自沂山百丈崖的瀑布泉，山陡谷深，激流喷涌，瀑布飞溅，白练腾空。这条奔湍的河水，蜿蜒东流，流经安丘高崖东的李家庄就逐渐被驯服了。 秦佩珩，1914年出生在汶河北岸这样一个柳暗花明的村庄里，这是安丘最西边的一个山村。林深景幽，山青水碧。 秦佩珩先祖秦勷，系青州府安丘县进士，先是担任浙江绍兴府诸暨县知县，丁忧服满后任河南开封府密县知县。在担任诸暨知县期间，正值灾祸横生，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他深入民间，多方抚恤，召集当地富绅，开仓济民，百姓因而获益。调任密县知县后，针对教育落后的状况，他又兴办教育。后因囚犯越狱而被免官。密县百姓感其恩德，挽留其继续办教育，主掌桧阳书院，并将其所写“忍让勤俭”四字刻于石上互勉。于是，秦勷以无官之身留在当地，边讲学，边着作。着有《桧阳讲义》四卷，并主修《密县志》，晚年回到家乡高崖村，创义仓设家塾，亲自授课，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初中受恩师影响大 打下文史思想基础 1919年，6岁的秦佩珩开始在李家庄读私塾，背诵四书，学习《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他离开私塾后，求学于青州第四师范附属小学，后因为家庭贫困、屡遭家难等原因，先后求学于青岛汇泉中学、济南东鲁中学，最后，在德州省立第十二中学毕业。 在初中时期，有两位老师对秦佩珩的影响很大。 一位是东鲁中学的姜百堂，教历史，秦佩珩从他身上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其以后从事的明史和南明史的研究，有所启迪。一位是隋星源，是民国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广饶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山东省教育厅督学。1924年2月8日，当时还是山东第一师范教员的隋星源致信胡适，称：“山东知识界的老前辈惯好以附会先哲孔孟自豪。自从文学革命起，总算稍微有点改变。文学革命成功了，思想界的言论寂寞了，山东之气象又要故态复萌。许多对新文化科学精神潜伏着攻击的恶意，受了张君劢、梁漱溟一派的影响，于是乌烟瘴气充塞了山东的社会。这样下去，青年所受的危险如何？因此，山东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很希望敦请先生到山东作短期的讲演。”隋星源任省立第十二中学校长兼教国文，为人作风正派，对学生热情负责，秦佩珩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授时，隋星源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的一所附属中学任教。每每路过济南和德州时，秦佩珩就想起两位老师。他曾写七律诗一首，有“古寺执鞭怀教益，历山笈影笔蹉跎”之句，就是怀念他们而写的。 1934年夏，秦佩珩在德州省立第十二中学毕业，离开了德州大佛寺到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读高中。据他自述，当时北京有两所中学办得最好，一所是汇文中学，一所是育英中学。两所学校分庭抗礼，各霸一方，均很难考入。育英中学在会考中常常名列前驱，誉满一时。 高中毕业后，由于秦佩珩的英文较好，考进了久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经济系。 考入燕京大学 选修历史课程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着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9年，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起初管理比较混乱，直至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有了转变。经过几年的努力，燕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最富有成就的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实行学分制和选课制，学分是计算完成的学习任务的单位，学生只有修完学分，方可毕业。一般来说，选课制的基本特点是：学生在学校的统一规定下，对所读的课程有一定的自由。这两项制度的最大优点是有助于对学生因材施教。 当时的燕京大学，大师云集。秦佩珩除了学习必修课程之外，还大量选修了自己喜欢的一些课程。如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刘盼遂先生的《论衡研究》、梁启雄先生的《荀子研究》、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齐思和先生的《近代史》和《世界史》、烘煨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陆志伟先生的《心理学》、梅贻宝先生的《哲学》等。在这其中，齐思和和郭绍虞两位先生对秦佩珩影响很大。 齐思和是着名历史学家，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他极受学生欢迎，每授课，窗户上都挤满了人，有“燕园梅兰芳”之称。郭绍虞是着名文学批评史家，1927年7月起，他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14年，是他学术的重要时期。这时他开始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从此数十年如一日埋头钻研，耕耘不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秦佩珩曾回忆：“郭先生讲课严肃，一丝不苟。一次，讲到《诗经·黍离》时，痛哭流涕，寄托遥深，大大激发了广大听课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烽火遍地，军士喋血。郭先生身不摄尺寸之柄，矢志孤忠，歌也有思，哭也有怀，致使广大学生，深受激励，纷纷南下，荷戈抗战。吾师之力，不可没也！”根据秦佩珩后来的回忆，“他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所着书籍、文章影响着当时文化者甚巨，但他从未以前辈自居，平易近人，拓落大方，俨然有羽化登仙之概”。 上世纪初时的北平 辅仁大学旧址 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文学在一片冻土中顽强发展。热爱文学的秦佩珩参与了《辅仁文苑》刊物的创办，也经常在燕京大学的几个刊物上发表作品，他创作了散文集《椰子集》和小说集《埋剑集》，郭绍虞、冯叔华皆在序言中肯定了其文字的思想深度和内涵。除此之外，秦佩珩还写出不少经济史论文，大多是有关明清经济史的考证。 众学子办文学期刊 为重建文坛做努力 在燕园求学期间，秦佩珩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创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沉闷的土地，焦臭的空气，无望的迷梦，这一切凝结了中国战时深重的苦难。古城北平似乎将在生命的消亡和思想的禁锢中失掉自己的灵魂。但是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启蒙，它毁灭一切，也造就一切。在北平沦陷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多是文学青年，他们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下，在为文难以维持生计的现实中为文坛的重建做着孱弱而执拗的努力，使文学在北平沦陷区的一片冻土中顽强发展着。 1939年4月创刊的《文苑》，以“友谊的纯文艺季刊”为标志，由辅仁文苑社编行。这是由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师生拿钱募捐出版的。每期15万字，100多页，当时可算一个大型刊物。后来该刊物得到校方资助，第二期改名为《辅仁文苑》。这个刊物是由辅仁大学的学生张秀亚、李景慈（林榕）、张天璞（张真）和燕京大学的秦佩珩等人主办的。他们“对于文学在过去都有一种偏爱的热诚，不是用它来消遣而是想献身于这事业的”。 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当战争将民族生死、群体存亡推到现实境遇的前沿，这批青年作家没有以流派这一创作群体的形式存在，但他们的作品却更多地以一种相似的创作个性互相联系。他们将国难、家愁和青春苦闷借助于含蓄曲折的象征性意象或梦幻式的想象表达出来，以类似何其芳《画梦录》式的唯美而颓废的情调，在题材、创作心态和艺术表现上追求个性化，着力于诗化散文这一散文体式的创作实验。 当时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还产生了几个文学刊物。1939年，燕京大学西语系吴兴华主编出版一个小型纯文艺半月刊《篱树》，这是以一张对开报纸篇幅折成32开的小刊物，专刊诗歌和散文。经常发表作品的有吴兴华、孙以亮、秦佩珩、张茵陈等人。这以后，燕京大学校园里先后出版的还有1940年5月创办的“文艺丛刊”《燕园集》，以书籍形式发表了郭绍虞、陆志韦等人论诗的文章和吴兴华、孙羽、秦佩珩的诗和散文。 为文艰深为人率直 借诗性语言表内涵 在此期间，秦佩珩创作了散文集《椰子集》和小说集《埋剑集》。 郭绍虞在《椰子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佩珩是嵚崎历落的人，故能写成嵚崎历落的文。佩珩之文有时才气奔放，滔滔不绝，似乎在他记忆中，在他想象中所感受到的种种复杂的人生意味，都能倾筐而出，络绎奔赴于其腕下，于其笔底。长江大河泥沙俱下，自然不能没有一些小疵病，而过求艰深的结果，也不免使其文章蒙上一些灰色的色彩。但是，由大体言，绝对是才气的流露，不能不说是嵚崎历落的文。佩珩治经济，有现代的知识；又攻历史，熟于民族兴亡的掌故，是时代青年，是血性男儿，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然而同时又以爱好文艺之故，不欲为口号文学，破坏艺术之统一，所以有时又宁愿写得艰深一些，灰色一些。” 冯叔华在给秦佩珩写的序言中，可以大体让我们感知其文学作品的力度和思想，冯写道：“以后我与佩珩君曾深谈过几次，每当谈话时，我就觉出他仍旧保持山东人可爱的率直与坦白性气，同时却也惊讶他文章深深涂了晦涩与黯淡的色泽。读《椰子集》中最美的描写，往往令人联想到杜甫使人凄恻的诗句。” 秦佩珩在《椰子集》中这样写道：“人生，正像一座神秘的宝塔，没有一处不使你感到惊奇，别致。朋友对我提及丰都城的故事，荒烟迷草的地方，我也曾梦想这样一个世界。不像苏堤白堤的旖旎，也要像烟霞寺的彩瓦鲜艳得动人。我幻想在那里可以考察社会人物的装束、风俗和习惯，这样在刹那间可以给我一个了解这滑稽人生的机会。但那却是一个被时光遗弃的梦呵。” 考证明清经济史 论文注释百余处 除了文学方面的写作，在经济史方面，秦佩珩也写出了不少论文，诸如《明代水利问题之研究》《明代的农业》《明代的朝贡贸易》。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大都是有关明清经济史的考证。此外，秦佩珩曾耗费精力写成近百万字的《明代经济史》（上下卷），并且得到了郭绍虞先生和邓之诚先生的赏识，但是后来不幸佚失了。 以他所写的《明代的农业》为例，他考证了明代已耕地的数量及人口的分布状况、农业品的种类及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力的水准——米价问题、明代的农田水利、货币问题对于农村的影响、救济农荒的设施等诸多问题，行文之中，仅注释就达106处。这篇发表于1941年的论文，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可见秦佩珩的学术功底之深厚。 对于学术研究，秦佩珩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若隐若现地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系统。我们把相同或相类的事物，尽管前后不同，中外有差，如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作为整体的研究，这可能更加容易探索到事物的真相，如水利灌溉系统的史学研究、货币系统的史学研究等。此外，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在每个不同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者说是不同生产方式的递变情况下，都可以看成是其本身各组成部分同信息的传送过程。控制论的方法论就是研究人类内部的控制和通信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找出其与外部事物的相互约制及其内在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历代社会经济的真相，从而找出其发展或阻滞的规律性。这种带有本质性的史的发掘，不独在当时，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我看也还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结合南明史讲民族担当 司徒琳所着《南明史》 华西大学旧址 朱自清 秦佩珩受聘于天津、四川多所大学，在成都工作的几年间写下不少作品。抗战期间，他对南明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深感日军残暴，写下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大多刊发在《宇宙风》杂志上，这些作品大多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秦佩珩还受邀到灵岩书院讲学。 任教成都多所大学 创作多种文学作品 1941年秦佩珩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受聘于天津工商学院，当时天津沦陷，秦佩珩不忍在日寇统治下苟且偷安，便毅然去职，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流落到四川成都。 1942年至1947年，秦佩珩在川工作6年，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川康农工学院。 在川大，秦佩珩教授《资本论》；在光华大学，他教授商业史、工业史、货币学等；在华西大学，他教授欧洲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在川康农工学院，他教授货币学及市场学。 在这时期，令秦佩珩难以忘怀的同事有谢文炳、彭迪先、薛迪靖、魏嗣銮以及潘源来和罗仲言。他们在极复杂、极困难的情况下，十分重视秦佩珩，并坚信他可以完成授课任务，他们那种办学热情、治学精神，以及求才若渴的风度令秦佩珩永生难忘。 在成都工作的几年间，秦佩珩创作了不少作品，如短篇小说集《埋情记》，诗集《春蚕集》，一本四幕悲剧《沧海月明珠有泪》。 在《埋情记》中，他写道：“时光很快地过了五年，那秀丽的湖色，以及在天畔泛起的紫骝色的云霞，仍是如此鲜明地溶在我的记忆中。此刻，我流浪到蓉西光华村，卷起珠帘，依稀见到那久别的湖光塔影，在一缕沉烟里向我招手，我依然看到了青青的岸柳伴着风在泣诉……” 撰文宣传抗日 砥砺民族气节 抗战期间，面对外族的入侵，秦佩珩抚今追昔，对南明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品评南明人物和史实，砥砺民族气节，寄托对北国的眷恋。这对他后来的学术产生了一些影响。 上个世纪末，秦佩珩看到英文版的《南明史》，便鼓励当时的学生李荣庆、郭孟良等几位研究生将其汉译。李荣庆在2017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司徒琳的《南明史》中写道：“其中既有他希望了解海外汉学发展状况的意愿，也蕴含着秦先生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热忱。然而，时光荏苒，当这本《南明史》汉译本问世时，秦先生已经离世。我们谨以此汉译本《南明史》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在抗战八年间，秦佩珩深感日军的残暴，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大都刊发在《宇宙风》杂志上。这些作品多与历史相联系，诸如《关于郑成功》《明代第一流外交家左萝石》等。 对于抗战的前途，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依然确信‘大地’必然‘回春’……虽然我们现在度着漫长的夜，但终究会见着黎明，文化人便是耐寒的松柏与恶寒作最后的支持，一粒种子，撒在地下，总会有发芽的时期，不是么？在这时代谁没有受到寒冷，谁便不配作轩辕的子孙，谁没有看到雪的田野，谁便不是中国的青年，夜的气息终会在月落的时候散去的，谁不应该分担这民族的忧患呢？” 这些言辞体现了秦佩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感。 灵岩书院讲学 受朱自清盛赞 由于当时的生活环境较为恶劣，秦佩珩饱受胃病困扰，后由于李源澄的邀请，前往灌县灵岩书院讲学。 李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少年时即学习优秀，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多从国学大师游，再后来在各大学任教，但他都不太满意。1945年春，他在灵岩山创办了灵岩书院。蒙默（蒙文通之子）说他：“李源澄治学，从经学入，渐及子、史，尤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据学者王国平考证，灵岩书院旧址在灵岩山东岳庙，由当时的住持免费提供房舍，而书院匾额由书法家谢无量题写。当时的灵岩书院有学生数十人，入学时需缴纳一石米（约300斤）作为学费，生活费自理。为使学生博闻广见，灵岩书院邀请了众多学者前往讲学，诸如潘重规讲训诂学，唐君毅、牟宗三讲哲学，赖高翔讲《陶靖节集》，饶孟侃讲《神曲》，罗念生讲希腊悲剧，钱穆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谢文炳讲西洋文学，朱自清讲文学，蒙文通讲儒学等等，可谓大家云集。秦佩珩讲授《经济史的研究和史部目录学的关系》。当时，朱自清先生讲完以后也和秦佩珩一起到青城天师洞游历，他对秦的讲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久，郭绍虞先生也写信给秦佩珩，声称接到朱自清的信，朱自清盛赞秦佩珩“学识渊博，人才难得”。秦佩珩急忙回信给郭先生，告诉他代为转达朱先生“谬蒙推许，实为过誉，只有更加努力，以匡不逮”。 1945年前后，秦佩珩还与马秋帆共同创办《西南风》杂志。该刊注重提高学术风气，展开文艺运动，反映民众意识，促进西南建设。马秋帆任社长，秦佩珩任副社长。 1946年7月15日，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出席李公朴被害事件记者招待会，返程途中被暗杀。一时之间，舆论哗然。秦佩珩在《宇宙风》杂志上这样写道：“一个人肉体的生死，并不足以表现其精神的生死。有些人虽然死了，但一切还活在人心里；有些人虽然活着，但永远被大家把名字忘记。闻先生的精神，是光明的，也是磊落的；是诗人的，也是学者的；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西南联大由湘迁滇，沿途非常困难，但闻先生舍去了乘车坐船的机会随同学步行入滇。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不像一般人都是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的！沿途上他还为联大的学生解说古迹民情社会风俗，三个多月毫无倦容。他到昆明以后留下长的胡须，抗战时期，皆不剃除，有人问他，他说：‘国家民族都在羞辱之中，我们还修什么门面！’哎，这是何等精神。”该文洋洋洒洒，秦佩珩在行文之中，透露着对于闻一多高尚人格的敬佩，以及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控诉与不满。 教学间隙为报刊做主笔 秦佩珩曾任教的学校 金圆券 秦佩珩受邀到西北大学教书，担任报刊主笔，发表一系列关于经济方面的评论。此时蒋介石集团节节败退，西安物价狂涨，教育开支一再被削减。秦佩珩又赴湖南大学教书，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金圆券，物价一日数涨，湖大召开大会宣布“四罢”，秦佩珩等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表对金圆券的意见。“四罢”波及整个长沙。 任教西安多所高校 夫人临产生活困难 秦佩珩兄长去世之后，孀嫂无依，他前往西安照料。事有凑巧，1947年夏天，友人邀请他前往国立西北大学教书。根据史料记载，1947年11月15日，国立西北大学聘任秦佩珩为法商学院教授，此外，他还兼任西安《正报》总主笔。 当时，蒋介石集团向山东、陕北解放区发动的进攻节节败退，后方陷入一片混乱，西安物价狂涨不已，不到半年已超过京沪为全国第一。教育开支被一再削减，教职员工工资和伙食费常被冻结、拖欠，致使员工生活愈加难以为继。秦佩珩夫人临产，却住不起医院，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难。 秦佩珩任教于国立西北大学后，除了教授经济系的课程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国际贸易外，还给历史系开设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又给商学系开设了商业史及经济循环等课程，日常工作极忙。除了在国立西北大学担任教授，他还兼任铭贤学院（西安分部）教授、西安商业专科学校教授。此外，还到户县的农业专科学校、武功的武功农学院做过农业史一类的报告。在国立西北大学教学期间，秦佩珩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史开始产生兴趣。他认为：“仅仅研究中原的历史或汉族的历史，是不全面的，也可以说这只是研究了一半历史。我们必须既要研究中原地区的历史，也要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 任教湖南大学 继续发表文章 秦佩珩在1948年到1953年，前后6年时间，一直在长沙的湖南大学教书。 当时湖大是湖南省的最高学府，藏书丰富，人才俊拔。湖大聘请的教学人员大多是些学有专长、知识丰富、治学精严或在某一方面具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先后几任校长胡庶华、易鼎新、李达等都注意延揽人才、搜集图书，一心把湖大办好。学风淳厚，人心思治。 秦佩珩在湖大主要教授社会经济史、货币学等，除教课外，他还热爱写作，作品大多发表在《湖南日报》和《新湖南报》上。作为经济学家的秦佩珩早在担任西安《正报》主笔期间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方面的评论，诸如1948年2月1日，他在西安《正报》发表《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经济》一文，其中写道：“20世纪是一个万花筒，有各色各样的现象。又像是一个走马灯，旧的风物还没有看清，新的又蜂拥追随而来。但在这一连串的人生现象之中，再没有比经济的混乱所引来的人类悲剧使这世界感到失望与灰色的了。”这体现出一个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通过《反饥饿宣言》 “四罢”运动席卷湖南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金圆券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不料3个月就彻底失败，物价一日数涨，人民生活难以维系。 湖南大学由学生自治会于11月2日成立了“湖南大学要吃饭运动大会”。大会通过了《反饥饿宣言》：“我们的动机很纯洁，只是要吃饭。” 大会向教育部提出了提高公费待遇、自费半自费一律改为公费的要求；向省政府提出了全面配给食物，贷款给自费学生的要求，宣布“请假待命7天”。接着，湖南大学的助教、职员、工人也分别召开了大会，宣布罢教、罢职、罢工。至此，湖南大学“四罢合流”。 1948年11月6日，湖南大学临时大礼堂举行座谈会，题目为“从金圆券展望中国经济前途”，由各教授发表自己的意见。秦佩珩认为：金圆券的发行，纯在挽救通货膨胀，冲淡物价。它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通货史上找不出来的。至于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比重还小，金圆券本身的问题最大。实际说来，它和法币的性质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一致认为政府的币改只是为了供应战费，内战不停，金圆券会无限制地发行，它会和法币遭到同样的命运，变成一张废纸。要想挽救危机，一方面要停止内战，另一方面彻底改造经济制度。 湖南的“四罢”运动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很快就波及整个长沙，随后又影响到了湖南省。在湖南大学罢课期间，省立克强学院和全市180所公立小学1200名教师都罢教一周，要求改善待遇，解决吃饭问题。11月23日，省政府各厅处职员500余人，首先冲向田粮处长蒋崐的办公室索取积欠的配谷，接着又冲往财政厅迫使厅长李锐签字即日补发欠薪。各行业工人也纷纷对资方开展斗争，要求提高工资，并以实物计薪。反饥饿争生存的浪潮于是席卷三湘四水。 调任中南财经学院 环境复杂心有困苦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大学和中国银行湖南分行筹备成立了湖南大学金融学会，并且筹办了学术性刊物《财政与金融》，创刊号于1952年正式铅印出版，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财经院校和银行系统发行，实行无偿赠阅，对撰稿人发酬金。创刊号主要文章的作者，有湖大财经学院院长朱剑农，财金系教授蔡次薛、秦佩珩，实习银行兼主任教授刘隆恕等。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秦佩珩调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在“冠盖云集”的这所学院里，师资队伍由五个大学调整来的教师组成，即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华中大学和中原大学。这些从四面八方调来的教师，由于生活习惯、日常爱好、研究方向，以及年龄、特点等，初来时，彼此间是有隔阂的，而长久的隔阂又会形成一些偏见。 秦佩珩自述：“这时，我的精神极烦闷，既不长于人事应酬，又不能够‘与世浮沉’。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就越加困难。往往在五个大学的矛盾激流中自己就像一块石头，在狂浪奔湍中被冲荡过来又扫激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越激烈，我的处境就越困难，直到1957年6月以后，才算是‘不了了之’了！（1957年受反“右”运动的冲击，秦佩珩被调到郑州大学）。”秦佩珩喜欢读书、教课，有暇时就到黄鹤楼上饮茶、吟诗。面对这种“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生活情调，很快就跟徐霞客的游记和李太白的诗交融在一起了。 院系筹备间隙大量阅读 赵德馨教授 秦佩珩着《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 中南财经学院拥有包括秦佩珩在内的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经济史学学术阵容，抱冰堂距离中南财经学院不到10分钟路程，秦佩珩等教授喜欢在这里边喝茶边聊天，聊起张之洞的书，还成就了一段史学佳话。秦佩珩在郑州大学任教时，出版了部分学术作品，为我国早期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者之一。 教授常抱冰堂小聚 闲聊促成文史佳话 1955年，中南财经学院开始设立古代经济史课程。1956年学校成立经济史教研室，由有“飞机教授”之称的美国双料博士吴澄华担任教研室主任，吴其敬为教研室秘书。该教研室云集了秦佩珩、欧阳涤尘等着名经济史学者，是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经济史学学术阵营。开设了外国经济史、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 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被召入京，授体仁阁大学士，任军机大臣。他在湖北的僚属为了纪念他，于1909年夏集资，在武昌蛇山南麓建成抱冰堂。此堂造型精美，四面檐下环以外廊，堂外树大根深，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后人于抱冰堂设茶馆、在回廊内置藤椅，夏日凉风习习，很适合饮茶聊天。抱冰堂距中南财经学院不到10分钟路程。1956年9月到1957年夏初，赵德馨与同一教研室的吴澄华、彭瑞夫、秦佩珩等，经常于晚饭后到抱冰堂乘凉，每人租张藤椅躺下，买杯茶，边喝边聊，甚为惬意。在此纪念张之洞之地，免不了常聊起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兼学者。一日闲聊，秦佩珩说起张之洞于12岁便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中有“十二龄”三个字，但没能说出书名的全称。赵德馨对12岁出书之说心存疑惑，后来每到图书馆找书时，常问有无此书，却无所得，但发现在许多书籍中提到了此书。后来赵德馨终于将其找到，并且收录至《张之洞全集》。这段无意间的闲聊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1956年，河南筹备郑州大学，秦佩珩前往郑州大学任教。历史系正在筹办阶段，课程不多。正因如此，秦佩珩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于群经、史书、目录、碑刻以及佛学古地理等，无不一一涉猎。此时，秦佩珩还正式出版了《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由大学油印或铅印的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剩稿》《中国史部目录学论要》《南诏史渊源略论稿》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1962年，秦佩珩发表了《论中国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一文，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发他人所未发。秦佩珩在论文中明确指出：“就1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来看，应该说是一个末期的封建社会。它和以往的封建社会不同之处，就是在它的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当时生产关系就愈显得复杂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秦佩珩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开端》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经营地主经济佃富农经济的登上历史舞台，致使农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从隆万到乾嘉，形成一个马鞍形。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可以说，秦佩珩是我国早期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者之一。 学生撰写回忆文章 讲述为人师者本色 在郑州大学教学时，秦佩珩也关心学生，体现了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色。秦佩珩的学生孙宪周后来这样回忆道： 先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尤精明清经济史。我在所学诸科中，比较爱好历史，常常带着问题去求教于先生。先生总是详细讲解、旁征博引，非到问题全部清楚不罢休；有时引用许多有趣的典故，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在先生的教导下，我的学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毕业分配时，当我提出要跟先生当助手时，班上某干部找我谈话，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竟想跟一个资产阶级教授走白专道路。我想不通，也很伤心，便去找先生说了此事，先生听了脸色很难看，但还是劝导我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从学识及思想水平上，都赶不上新时代。你们年轻人前程远大，要到社会上去见大世面。要学无常师，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言。要像蜜蜂一样，广采花粉，才能酿出好蜜来。” 先生治学严谨，虚心好学，一生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遂成一代名师。他常常对我说：学业贵专，但首先要博，然后由博反约（专），方能穷一科之精要，只博不专，便成了杂货铺；只专不博，常会拘一孔之见，孤陋寡闻，不能穷通其中奥妙，很难取得成效。先生年轻时便博览群书，他曾隐居于四川省的一座深山里，两年不下山，苦读二十四史，其他经、子、集无不涉猎，为以后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生调到郑大，正值政治运动频繁之年，白天同学生一起劳动，批判，晚上读书，写文章。既使在“文革”期间，大部分书被抄走了，还仍然偷偷读书，从不懈怠。由于先生的勤奋，因而博学多识，诸如考古学、历史学、诗词、古泉学等无不精通。特别是先生的诗词写得好，风格豪放，工对严谨，练字精深，读起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先生一生遍游名山大川，一有机会，便去旅游，尽管在艰难的岁月里，仍不辍此举。每游一地，必赋诗填词以寄雅兴。每有新作，先生都寄给我。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也常步先生诗韵，写几句歪诗，不揣浅陋，寄给先生，先生看了不以为粗俗，反而认真修改，每个字，每个韵脚都反复吟改，然后再寄给我。可惜“文革”期间，先生寄来的大部分诗作和我的一些和诗，尽被烧毁了。 郑大七年致力培养人才 青年赵俪生 韩连琪 从1978年到1985年，秦佩珩在学术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郑州大学取得了明清经济史的硕士授予权，他开始培养后继人才。此阶段，他继续城市经济研究以及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治学方法的研究文章，他提出的观点，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革”期间劳动改造 学生风尘仆仆探望 在“文革”期间的情况，当时秦佩珩的学生孙宪周这样回忆道： 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也在一个中学里被打成了“走资派”……先生朝不保夕，却仍然惦记着我，多次来信询问情况，我为了不连累先生，很长时间不去拜访他，但内心也在惦记着先生。1969年，先生全家随同历史系，被下放到郾城县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先生由于长期受折磨，心脏就有了衰弱的征兆。我担心先生体力吃不消，又担心全家老小，久住城市，如今下放荒村，能否习惯。我便乘车去漯河，然后步行几十里，到了先生劳动的郭寺村。先生见我风尘仆仆而去，跑上前去，紧握我的双手，连连摇晃，好久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也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如同经历了大劫大难侥幸不死，又见到了亲人一样，我和先生都高兴极了，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因为当时正开展大批判，老师们都在紧张地写批判稿和大字报，我假期有限，便于第二天早饭后告别先生。先生一直送我到村头，留恋之情痛彻肺腑。我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归程，走了很远，再回过头来，先生还站在村头望着我……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象更新。这对于秦佩珩而言，也迎来了新生。后来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中写道：“拨乱反正以后，我每出外经郑州换车，必到郑大；每到郑大，必先趋秦府。佩珩不爱修边幅，满口安丘乡音，豁达不拘小节。有一次他高兴地说：“囔咱安丘出了不少史学家啦。你是一个，韩连琪是一个，我也算一个，这不就仨啦嘛。” 克服困难为国家培养接班人 从1978年到1985年，在这7年间，秦佩珩在学术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此时，郑州大学取得了明清经济史的硕士授予权。秦佩珩开始逐渐培养后继人才。他认为：“在业务上的发展，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提供了可靠保证。从1978年开始第一批，从1982年开始第二批，从1985年开始第三批。希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尽管自己在许多问题上遇到严重困难，但努力克服，相信会使工作继续保持下去。” 也正是像秦佩珩一样的老师在此任教，不断努力，使得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以来，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嵇文甫、荆三林、史苏苑、刘铭恕、张文彬、高敏、戴可来、李民、杨天宇、袁祖亮、郑永福等国内知名学者曾在此执教，传承了优良的教风和学风。 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 秦佩珩在科学研究上，一是继续城市经济的研究，包括古代和近代的，也包括理论阐述和调查考据。他先后写了许多这类文章，如《邺城掇琐》《金都上京故城遗址沿革考略》。 二是继续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他先后写了一些文章：《明代治河史札》《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明代蒙汉两族贸易关系考略》。 此外，在治史理论和方法方面，他写了《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对于史学研究，他主张：“文必有益于世，治学领域必须扩大和结合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来研究，否则穿旧鞋走老路是没有前途的。” 他还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针对西南的白族写成《试论南诏史的研究》《关于南诏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等。1979年第三期的《求是学刊》发表了秦佩珩的《必须加强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文中认为全面系统地整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是十分必要的。无视或轻视对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研究，既不符合我国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团结。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是摆在史学、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文中还指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或经济史，也应遵循客观规律。在研究边疆各族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必须重视资料的研究，从大量可靠的资料中，如实认识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过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治学上提出新观点 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秦佩珩还有一些研究文章是偏重于专谈治学方法的，例如：《史海夜航》《史舟习驶》《史苑窥管》(《在茫茫的学海中》)等文章。在《史海夜航》中，他提到：“一个经济史工作者，必须刻苦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得愈深愈好。不是简单地引用辞句，而是把精神实质贯彻、渗透到我们要表达的经济史问题上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是中外进步的经济史学者所必须采取的方法”。 此外，还要必须重视史料的价值和作用。“史料工作是经济史研究阵线上的先行官”，他认为，“在治经济史方面，也有一个博与约的问题。博，意味着广大；约，意味着精深；能广大精深才算真正的专。治学不能博大精深，没有基础的专家是很可怕、很危险的。博和约，是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但到了一定条件下，两者又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做到相反相成。不博又怎能谈约，约从何起？不深又怎能谈精，精从何起？做到体大思精，方算得是专”。 在《史舟习驶》中，他提到了许多观点和想法。在经济史研究的选题问题上：要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处理好选题和现实的关系；要填补史学的空白，在做法上，要补史之缺，实事求是。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有较少经验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填补历史上的空白问题，不宜抓过大过宽的问题；而对于一个有较深修养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又不宜抓过小过狭的问题。在搜集和运用资料的问题上：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每个时代都会具有其一定典型资料的特征，而且资料的内容与形式也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整理经济史料时，应当充分认识到：无论内容与形式如何，都是由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观点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者，应当科学地选择某一主题的资料，并要求全面研究现有材料。 在《史苑窥管》中，他提出：治史，必须尊重史实，不能迎合某种需要，随意篡改历史，乱搞影射史学。同时他认为读书或撰文：视野要宽，信念要坚。由点到面，由博到约。如果抱残守阙，固步自封，人就无法取得进步。 可以说，秦佩珩提出的这些观点，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被誉为披荆奋进老教授 《秦佩珩学术文集》 秦佩珩着《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 秦佩珩异常勤奋，踏遍国内大部分史迹，搜集资料，长途跋涉。除了学术研究，秦佩珩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逝世前一天，他还参加了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他去世十年后，在各方努力之下，1999年，《秦佩珩文集》出版发行。 异常勤奋长途跋涉 多地考察广揽资料 秦佩珩认为，爱国，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的内容，而这些具体内容又必须用一些艰苦的劳动来呈现出来。 他是一位异常勤奋的学者。他搜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文献、方志、笔记、文物等都广为收揽，踏遍大部分国内河山史迹。 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只身赴云南边疆，调查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西北和东北进行实地考察。真正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 秦佩珩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三次访问东北。第一次访问，他前往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学，沈阳师范学院闻讯，便也邀请其前往讲学，后吉林大学又邀请其讲学。在吉林大学讲学期间，秦佩珩等人酝酿筹办了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从初次去长春办学会到二次去丹东，三次到牡丹江开年会，三访东北。严寒酷暑，长途跋涉，披星戴月，困难备尝。 秦佩珩还在1984年5月到6月间重访西北。在敦煌古城，他写下《再访敦煌旧城白马塔即事》的诗：“昔日深秋三危游，今年再度访沙洲。烟横古垒碧桃晚，树映党河鸿雁啾。”返程途中，各地闻讯，酒泉师范学校、张掖学院、兰州大学历史系都邀请他前往讲学。在兰州大学，他提及发展西北经济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逝世前一天仍参会 为统战工作作贡献 除了学术研究，秦佩珩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 他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一直负责河南省民进组织的工作，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深入掌握和培养民进成员的素质，为河南省的民进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79年10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秦佩珩被邀请为特约代表，会后，秦佩珩对民进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吸收中青年加入民进，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1983年秦佩珩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担任民进中央直属河南省支部主任，省政协常委。1987年8月中旬，河南省民进组成以秦佩珩为首的9人代表团，出席了在长沙举行的中南五省(区)民进地方组织经验交流会。后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秦佩珩主动与大专院校学生对话，劝导他们珍惜大好形势，刻苦学习，准备服务人民、报效国家。 1989年6月29日，秦佩珩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在郑州逝世，终年75岁。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参加了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维护稳定反对动乱的立场和拥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心。 去世十年文集发行 成就斐然态度谦逊 秦佩珩去世十年后，在各方努力下，1999年，《秦佩珩文集》出版发行。河南省政协主席林英海这样评价秦佩珩：“秦佩珩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较早进行开拓并多有收获的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追随时代步伐在诸多学科——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史部目录学、民族史、边疆史等不断披荆奋进的老教授。这些研究使他在学术界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为我省和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作为河南省民进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秦佩珩教授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直属河南省支部主任、河南省政协常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奋勉工作，表达了一个历经新、旧中国变迁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选择，这从《文集》反映出的学术发展脉路中也可感觉得到。他是把自己的热爱祖国、忠诚教育事业、勤奋治学、关心后学融入学术研究和做人做事上了。秦佩珩教授还是一位喜爱诗歌、散文和戏剧的人，又是一位提倡并身体力行实地调查、遍游祖国河山史迹的人，这些从《文集》中也可窥其一斑。” 尽管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依然非常谦逊。1984年，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出版，他在跋中这样写道：“本稿所论，极为简略，模仿经营，稍近明清史实，规矩绳尺，略可寻也。吾壮而失学，今年逾花甲，又患目疾，亥豕鲁鱼之误，当所难免，迹象明显，多可推寻也。珩自维学识原至浅陋，后遭国难，奔走西东，往日所搜集之史料，复于十年浩劫中，如烟灰荡扫。今欣逢四化建设，似亦不能不投砖献瓦，略尽绵薄。姑就记忆所及，于明清经济史事，诉其源流，启其关键，草成此稿，聊备覆瓿。称为稿者，盖不敢视为定本之意也。” 书稿的序言可视作秦佩珩一生的映照，他这样写道：“余目束发，喜诗，后弃去。不久，入海甸，专攻经济史，亦学无所归。及后滥竿学林，欲综核经济史料，以待异日之参考。自念年逾六十，学无所成，此项史料性、考证性的琐碎工作，容或有补于治专史者之采择，省翻检原书之劳，亦甚幸矣。昔人诗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余亦正有此感。獭祭鳞陈，校讫黯然！” 范仲淹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秦佩珩寥寥数笔，彰显学者的风范、风度，为现代学人所孜孜追求。 本期图片由赵元建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中国进士全传·山东卷》《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青岛教育史（18911949）》《胡适年谱》《学府遗珍》《燕京大学的学分制和选课制》《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旧京校园文学》《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秦佩珩传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