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版《寿光县志》的传奇身世
众所周知，县志是记载一个县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国家有正史，邑城有县志，家族有家谱，这样立体化的记载，使得我国的史学异常发达，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着名学者启功先生在一次讲学中曾颇为自豪地说道，我国的历史记载十分精确，年月日都不差。寿光建县很早，但有县志可考的只讫明代，且仅存张僎的一篇序文。因此，清康熙年间由安致远父子主持编修的《寿光县志》，就成了迄今为止保存相对完整的寿光最早的县志。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它才逐渐显露踪迹，逐渐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才慢慢地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不费官家之蜡，焚膏油以继晷”，矢志不渝地编写县志
熟悉寿光地方文史的人都知道清代才子安致远，他生于公元一六二八年，卒于公元一七零一年，纪台镇安家庄人，安致远生于明清易代之时，饱受战争与动乱。他自幼聪明颖悟，又勤奋好学，十八岁入泮即为秀才，二十七岁拔贡，后几次应考屡试不售，遂绝意仕进，在老家安家庄僻“自锄园”，建“晚读堂”以着述终其一生。乡居，书不离手，与其子戮力同心，共着县志。《左传》云：“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徳，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三不朽”，名山事业，在这位学者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即使没有任何资助，也要编下去。“炙砚燃柴”，终于在康熙二十七年完成授命，后人评价这部《寿光县志》道：“不惑于闻见，不背于是非”，“思精而体要，文赡而旨洁，居然一时惇史矣！”旧时，印刷术落后，需先刻雕版，然后才能印刷，费用浩大，远非一般人家所能承受。这种印刷技术类似于现代的木版年画印刷技术。至于此书的雕版刻印是否自费，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已不可考。但从流传下来的几块雕版来看，安致远的部分着述是自付枣梨的。
“按图索骥”寻找古书踪迹
寿光素有“贵县”之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绝无悬崖倒壑之险，所以历朝历代皆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入关，邑城文物惨遭兵燹；日寇侵华，文物图籍遭劫掠；“文革”十年，“破四旧，立四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国学典章，不敢提片言只字，大量古籍被付丙丁。综上所述，国粹遭此三厄，元气大伤，虽一息尚存，却“气若游丝”，岌岌可危。“安志”在学者文士眼中纵然地位再高，与疾风骤雨般地政治运动相比，显然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它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至于存毁，则全凭造化了！
有时事情的发展总会令人意外，有时还会令人大喜过望。就在大家为寻此书而愁眉不展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九七五年六月的一天，由县政府办公室一位秘书提供线索，大约在县城西南一带藏有一部县志，济南一家古旧书店先后几次派人前来收购，皆无功而返。时任寿光县博物馆馆长贾效孔骑着自行车，在县城西南一带“撒大网”，进行细密查找，这样的工作要在一百多个村庄展开，工作量异常大，无异于大海捞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从一位老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一条线索：安致远编修的县志收藏在西公孙一户刘姓人家中。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藏有“宝书”的人家，此时，收藏古书的刘老先生已经作古，古书由其老伴保管。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此事还十分敏感。刘老太太可能是出于某种顾虑，始终不肯拿出古书。后来通过思想动员工作，找到她儿子，细说家藏古书，如果不发挥它的学术价值，没用。最终说服了他们，决定把古书捐给国家，以发挥它更大的功用。苦心的搜寻最终有了成效，“安志”真容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修补粘贴，县志重焕新容
此部县志右下角，钤有“晚读堂图书”白文长方印一方，推测可能是安致远的自藏书。整部书破损处较多，并有几页缺失。市博物馆贾效孔得知山东省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寿光县志》，便带上“安志”到济南。说明来意后，图书馆工作人员找出所藏“安志”，贾效孔将两书逐字对照，并将书中所缺内容全部抄录下来。回到寿光后，又敬烦蒋在东先生将所缺文字用工楷抄录于宣纸之上。贾效孔又按原书尺寸将书线状订好。这样又用去了近三个月。从开始搜寻到修复完，共花费了五个月时间，不可谓长，不可谓短。
县志编写严谨、详尽，“不虚美，不隐恶”
耗费安氏父子二十六年心血的这部奇书，受到了当时文坛巨擘的高度评价，其中户部侍郎周亮工称赞道：“子之文排宕有奇气，但勤为之，古人不难至也。”安丘张杞园赞曰：“奇耸健拔，脱凡化腐，叙事写物，间见层出，蔚然成一家言。”
“不敢枉古人以从我，不敢欺后人以自信”，正是安氏父子的这种秉笔直书，为我们真实的还原出清前寿光的古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清康熙朝，文字狱盛行，文人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安氏依然如实记述了清兵入关后烧杀掳掠，民间百姓“纵火焚毁，百室皆烬”的实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安氏父子在清代山左文坛影响很大，部分着作收录于《四库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