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代末期中国教会的复兴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帖撒罗尼迦前书 1:4-6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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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复兴的简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0年代末那段时期，当中国大陆教会将面临大苦难、大试炼的时候，神使中国教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兴，这真是神的恩典。当年的复兴情况，有人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少有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我们对神的作为，除了谢恩，就应当知恩、感恩、报恩。
山东等地的复兴祷告蒙神悦纳
早在抗日战争（1937年）之前，复兴的烈火就燃遍了山东，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复兴。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既不像现在某些教会不冷不热地作文章似的祷告；也不像某些教会高声歌唱大声祷告，甚至手舞足蹈，外表上喜气洋洋，却看不出他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是先彻底认罪，即便很小的罪都在神面前承认出来，若必要也在人面前认罪。这些弟兄姊妹们先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被神看为圣洁，然后他们的祷告又很恳挚迫切，许多人为了将要丧亡的灵魂，常是情不自禁地流泪祷告。这些人的祷告，无形中先复兴了自己，而神必会将手洁心清的祷告的人和祷告的事一同悦纳。因此那样的祷告不仅带来了山东的复兴，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复兴。
知识分子的火热奉献影响全国
1945年，我休学一年到陕西洋县去传道。那年夏天， 两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来到各处传道实习，路过洋县，我们便短期在一起同工。这两位弟兄看到那里的学生聚会后说：“我们总是听说学生福音事工复兴了，却没有见到。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一般的信徒只有二十几个，另外竟能亲眼看见好几十个学生在聚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神所做的工作，不分地方大小，不分地域，在大城市小城镇里都看见了他的作为。关于当年学生福音事工的复兴，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掀起了去往边疆传道的热潮
1940年代末期，有些人不仅奉献、响应主的呼召要以祈祷传道为业，还要往边疆去传道，往艰苦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就有往边疆传道的一个热潮兴起来了。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跪下来， 拿着一本代祷名册为这些往边疆传道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当时我有一个到英国留学的机会。有一位内地会的宣道士孔保罗师母（ Mrs. Contento ），她和她先生都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英语系教课。因为她任教的大学跟我传道的地方洋县很近，所以我们常常见面。1946年春天，她主动推荐我和滕怀智弟兄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去， 先读英国文学，然后再在那里读神学。（滕怀智弟兄1947年因主引导出国留学后，回到香港为主重用，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当年想不到孔师母会突然提出这一建议，感到很突然，就对她说这是件大事，我不能马上决定，只能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才知道，孔保罗夫人是爱丁堡大学校友基金会的理事，她有权推荐留学生，也有权审批奖学金，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起初我也祷告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每晚都按照去边疆的传道人的代祷名册，跪下来一个一个地为他们提名祷告，我觉得自己也几乎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就把去英国的事完全忘了。1947年夏天，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刚结束，我在上海内地会又巧遇孔保罗师母，谈了几句话， 她就又问起我：“你去英国的事，祷告的怎么样了？”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把这件事忘了，就只好对她说：“依照现在的时局，我不知道中国的教会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以传福音（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变化很快），我觉得自己该留在中国国内抢时间传福音，所以爱丁堡我就不去了。”她当时的表情有些惊奇。实际上，我是被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被那些不怕苦难、完全献身的人所激励、带动起来的，只是她不太了解而已。
出现许多感人的诗歌
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当时面对或经历苦难的岁月中，是神自己感动了一些人，写出了一些鼓舞人、激励人的诗歌。其中一些诗歌的歌词将作为本书的附录之一，供大家参阅。这些诗歌是：
(1)《起来，我们走吧！》
(2)《主啊，我心爱你！》
(3)《举目向西展望》
(4)《靠吗哪度旷野生涯》
(5)《忠仆心语》
(6)《神家忠仆》
(7)《狱中思家》
(8)《西北之灵工》
(9) 《漫漫十架归去路》
(10) 《旷野虽黑不能永是夜》
(11)《今日我心》
(12)《灵修院院歌》
(13)《天国之大使》
(14)《十架归路》
(15)《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
面对苦难﹐多人作了献身的准备
那时候中国大陆存在着不少“吃饼得饱”的传道人， 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混不下去了，就在西方传道人面前表示热心殷勤。西方的传道人不明真相，就帮助他们去上神学。上神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有吃、有住、有零用钱，毕业后不但有职业、有薪酬，还有受人尊敬的牧师名衔，真是有益无害、有得无失。但是这样的传道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6:5）”，“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3:19）”。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怎么会爱护羊群？怎么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当时不信主的人都能看出他们的实质，称呼他们是“吃教的人”。由于这些假信徒、假传道的混淆，甚至一度连真信徒也被人称为“吃教”的。就我所知，当年有些献身的弟兄姊妹们，已经预感到只要政局一变，真正忠心向主的人不仅要面对执政者的重压，可能还要面对一些吃教的“该亚法”般的人物，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可能伤害他人。所以在1948年问世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一诗中，就有两句诗词提醒献身事主的人，要充分准备“不顾希律的逼迫，不顾祭司们的杀害”。事实证明，后来在1950年代，成立“基督教三自会”前后，那些冲在前面逼迫信徒、伤害教会的，正是这些吃教的人。
但是当年那些献身的人，明知有苦难，却甘向苦路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即或再苦，我们的主却为我们的缘故早已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当年许多年轻的信徒， 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把各样的东西：荣誉、前途、家产、不信主的恋人……全都放下，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祭坛上，置生死于不顾。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主救恩的激励，就如同圣经所教导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另外，像神的老仆人，例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性命都能摆上，确实是对多人的激励。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想：如果王明道先生把性命都能摆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呢？在今天的世代，也还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属灵的争战一点也没有止息。一方面， 神用他的恩召呼唤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舍命的救恩、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为主而活；另一方面，撒但的引诱、搅扰和化装的欺骗，一时也没有停息，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与神亲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起来， 看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像主耶稣被卖的那天夜里所说的话：“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
下一节就列举一些在当年的复兴盛况中摆上自己甘走窄路的弟兄姊妹的事迹，不是为要荣耀人，而是见证神的恩典，也愿能激励现在为主而活的弟兄姊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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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仆人完全献上
有人破产传道
前面已经提到过，耶稣家庭的敬奠瀛先生和他的同工董恒新、左顺真、陈碧玺等人以及绝大部分加入“家庭” 的人，都是甘心破产传道的。此外，还有些人虽然不是明显的“破产”，但是他们也都是把自己所有的完全献给神。例如文沐灵姊妹，她是清朝贵族的后代，但是却撇下一切，在1949年初，陪同自己的丈夫赵西门由南京出发到新疆去传道。那时由于战乱，火车断断续续，最远只能通到兰州，他们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步行，最后一直到了中国最西部的喀什。类似这样的传道者，真是不胜枚举。
有人放弃前程
（1）王载先生：他早期在国民政府部门有一份很优厚的工作，后来蒙召传道，竟把工作辞掉，凭着信心过艰辛的生活，甚至有一段时间就在街上摇着铃传道。他一面摇着铃，一面唱赞美诗歌，有些小孩子就跟着他走，到了一个宽阔、合适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小孩子们跟着他学唱诗，他教一句，孩子们学一句。渐渐地，有些过路的人会围过来观看，这时候王载先生就把握机会，向那些围观的路人们传讲福音。
（2）陈恪三先生（即陈若天）：他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一名旅长，并且还兼任一个城市的公安局长。后来，他被主的爱激励， 回应了神的呼召，放弃了人看为年轻有为的职业，成为一位被人轻视的传道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但他的脚踪却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3）刘淑媛、张美英姊妹：大约1946年冬天的时候，我曾经在南京泰东神学院听过她们作见证。她们是西北灵工团的成员，从山东出来，前往新疆去传道。当时她们的一身装束完全和农民一样，别人还以为她们是从山东逃难出来的难民。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一位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一位是护士。
（4）翁则富弟兄：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在大学时代就很爱主，本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却宁愿留在国内，在灵修神学院学习，后来专职传道。
有人抛开荣誉
（1）赵西门弟兄：他原名赵海震，本是一个报社的编辑，而且还曾经编写过电影剧本，也是一个作家。后来他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出来祈祷传道，他想到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就改名叫赵西门，后来就到边疆传道去了。
（2）杨心斐姊妹：她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成绩非常优秀，毕业的时候名列第一。她本可以在世上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这位姊妹就是要祈祷传道，并因为传道的缘故被囚禁了多年。
有人割舍爱情
在中国的新政府成立前后，因为时局的急剧变化，很多人的思想也在迅速变化。这样原来已经建立了爱情关系的青年信徒，也有些人面临着对信仰和爱情的取舍问题。有些人随着世俗滑下去了，但是更有些弟兄姊妹却宁愿割舍爱情而坚持传道。例如：
（1）焦源濂弟兄：焦弟兄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 团契里有一个他认为很可爱的姊妹，两个人已经建立了爱情的关系。但是到了1948年，焦源濂牧师清楚主的呼召， 已上了神学院，他的女朋友却被当时的社会潮流所影响， 走上了追求世界通达的道路，离主越来越远，甚至于要放弃信仰。那时，焦源濂牧师很难过，本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现在却很难走在一起。他们甚至流着泪地彼此劝告，流着泪地提醒对方应当如何考虑各自的前途和归宿，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焦源濂牧师决定向对方提出最后的决断：如果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么马上就可以在主的道上重新和好；如果她不肯回头，他们的关系就只好从此“一刀两断”。“一刀两断”这四个字是焦源濂牧师曾经在讲台上讲过的原话。焦牧师为了忠于神的事工，甘心和女朋友断绝关系而坚持传道。后来，焦牧师成了一位被神使用的神的仆人。
（2） 还有一位弟兄，在没信主以前，有位彼此敬爱的女同学。这位弟兄信主以后，也一度和这位不信主的女朋友疏远了来往。后来，这位弟兄奉献传道了，有一段时间肺结核病情很重，生活贫困，以致过去的同学好友们对他多有不解，甚至还轻视、讥笑。就在这种贫病交加、众叛亲离的时候，想不到他过去的那位女朋友，忽然从兰州给他来了一封信说：听说你病情较重，生活较难，对你非常惦念。很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养病。这里牛奶便宜，有益你的营养，气候宜人，有益你的病情。近在我身边，也好随时照顾你。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热心地传道了，免得病情加重，也免得有人讥笑你。当这位弟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确实争战十分激烈。一方面，这位女朋友竟然甘冒一生陪伴一个肺结核病人的艰辛处境，对他如此示爱，他觉得实在是难得的幸事，甚至深感欣慰；但是，跟着他就想到，自己已经是被主的宝血买赎来的人，而且又蒙主呼召终生去传扬主的救恩，绝不能因为这样的感情就离开服侍主的道路，也不能犹疑不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更不能含糊其辞使自己敬重的人怀有悬念。因此他经过祷告，就坚定而诚恳地谢绝了那位女朋友的邀请，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断开了。但是，这个弟兄后来不仅蒙主赐给他一个爱主的配偶，身体也多蒙主的保守，竟能侍奉神直到老年。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一切应当放下的， 也应当追求我们所应当追求的。让我们也像古代、现代的见证人一样，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有人甘走窄路
还有一些人，是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宁愿在十架窄路上奔走的。例如：
（1） 赵君影牧师：赵君影牧师大学毕业以后，放弃了个人前途，宁肯在贫困中传道。那时他不要教会的薪金，完全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给，不求人的帮助，仅只接受信徒们甘心自愿的奉献、馈赠，但他从来不向人诉苦。赵君影牧师的子女很多，他的儿子说，他们全家有段时间一日三餐都是喝稀饭，这样生活度日。还不仅是如此，由于当年一般世人都看不起传道人，所以他的父亲对于赵牧师传道，觉得是给他丢了脸，有极大的反感。他曾经向赵牧师下“最后通牒”说：“你若再传道，就断绝父子关系！”但是赵牧师忍着伤痛，仍是继续传道。
（2）张谷泉弟兄：他本来是华北神学院的教师，1940年代中期和他的学生李道生等弟兄参加了山东潍县的乐道院。不久乐道院改为灵修院，张谷泉弟兄被大家推举为灵修院的负责人。如果他们安于现状，当年也可清闲一时，但是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逐渐心有所感，要到新疆，甚至是新疆以西的阿拉伯地区去传扬福音。他们的领受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大约是1946年底，或者是1947年初，我在南京听过他一次见证性的讲道。高高的身材，简朴的服装，通俗的语言，却感人很深。我到如今还记得他当年的身影，也记得有一两次，他是含着泪谈到去往中国西部，甚至是去往中国以西的地方传道的。
我和张谷泉弟兄只见过这一面，但是和别人谈起他的时候，总是不自主地称呼他张大哥。他和他的同工们没有一个人“劝”过我到边疆去传道，但是他们的脚踪却成了无声的召唤，催促着我，加入到无名传道者的行列之中。
张谷泉弟兄曾经写过一些诗歌，语言朴实无华，却感人很深。后来他和许多同工陆续步行到了新疆的哈密， 建立了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连同他们的子女，大约一百多人，后来又传扬福音，散布在新疆各地，终生安家在西部边疆。
此外，还有些人全家西迁，例如聚会处的王之肖，他们一家迁往当年新疆的迪化（现今的乌鲁木齐），几十年来一直住在那里。
还有许多青年在大有可为的时候，把如花似锦的前程放下，将自己完全献上传道，大大地为主所用。例如，于力工牧师、滕近辉牧师、王永信牧师、陈终道弟兄、王长新弟兄、陆敏如姊妹、俞崇恩弟兄、林三纲弟兄、胡恩德弟兄、王国显弟兄、李天恩弟兄、张志江弟兄、曾约安弟兄、黄存信弟兄、卞巂年姊妹，赵约翰（王英）弟兄、史瑾姊妹等。他们的事迹，在他们的证道和写作或有关的见证中多有讲述，愿神、人和天使都记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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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福音遍地开花
在抗日战争以前，悔改信主的人多半是市民、农民，知识分子很少，虽然有些知识分子传道人像宋尚节博士等一时被主使用，但是信徒里很少见到大学生。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容易谈理论，理论谈不清，他就不容易接受，而西方宣道士有语言障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反对基督教的组织，将基督教当做知识而不是当做救恩来看待。当时教会学校虽然多，教育教学比较自主、自由、开放，但大多信仰不纯正，所以里面真正信主得救的人不多。比如燕京大学是一个新神学派的大学，我以前在燕京大学的附属高中部读书，虽然常做礼拜，也常聚会，也常有团契活动，但就是没听见过真正的救恩。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沿海地区被日本侵占，所以很多的大学都往内地迁移，那个时候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在大学生当中拣选了一些人，也有一些学生陆续奉献传道，就有一个复兴。
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营
1945年8月，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在重庆南山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的大学生共153人出席。当时聚会的地点在重庆南山的圣光学校，有时也在贾玉铭牧师所主持的重庆灵修院灵修、聚会[ 1]。讲员有贾玉铭、赵君影、于力工、苏佐扬[ 2]、尹任先夫妇[ 3]。如此规模的基督徒大学生聚会， 在中国教会史上是第一次。
筹办这次大会的人员有赵君影、于力工以及灵修学院的师生。但当时主要的筹备工作大多都是于力工牧师操办的。于力工牧师那时还没有被称为牧师，是一个青年传道人，我们叫他于大哥。他当年做筹备工作很辛苦，因为需要和很多大学联系，那时候同学们没有电话，想联系就必须通信或者面谈。而那些大学大多散布在重庆的各个郊区，距离市区大约都有几十华里，并且路途高低不平，没有什么公共汽车，通信往返可能要十几天；所以于力工大哥当年奔走于各个大学之间，非常地辛苦。这件事在他所写的《夜尽天明》中，说得很清楚。
这次大会之后许多人奉献传道，其中有：
（1）滕怀智：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在1943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年长我三岁，比我高两个年级，所以我们都叫他“怀智兄”。后来直到他去世前，我和他私人谈话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怀智兄。他在1943年已经在内地会宣道士孔保罗( Contento )夫妇的带领下，开始了公立学校的福音工作。
（2）张行松：复旦大学毕业，后来成为专职的传道人。他曾一度担任过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代理总干事。
[ 1 ] 当时灵修院的地点也在重庆南山，抗日战争期间贾玉铭老牧师主持灵修院的管理、教学等一切工作。
[ 2 ] 苏佐扬牧师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曾在重庆灵修院任教。
[ 3 ] 尹任先夫妇是圣光学校的创办人。尹夫人是那次大会中使多人受益的讲员之一。
（3）翁则富：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奉献传道直到去世。
（4）陈让德：倪柝声弟兄的外甥，后来改名为陈终道。他在海外做了许多的工作，特别是文字工作，出了许多属灵的书籍，文革以后他的书帮助了大量的海内传道人。
（5）孙美芝：大家叫她孙大姐，她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来为了专心祈祷传道，就读于贾玉铭老牧师的灵修神学院。毕业之后，孙大姐负责灵修神学院的教务工作。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后，她因为不肯参加三自而退出了灵修院，因此被捕。
大会后来决议成立“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基督徒学联会”），由赵君影牧师任总干事，内地会的艾得理牧师和张行松弟兄都前后一度担任过代理总干事。其他的同工包括：于力工弟兄，郑惠瑞姊妹[ 4]，师道弘弟兄[ 5]，张学理弟兄[ 6]，吴永泉弟兄[ 7]，其他同工还有苏正贤弟兄等人。学联会出版的刊物是“基督徒箴言报”（在南京出版）。起初由师道弘弟兄负责，后来改由另一位弟兄徐超尘负责了较长的时间。
[ 4 ] 郑惠端：当时我们叫她郑姐，她比我们大几岁，为主到处奔走，在各个地区做了许多的学生工作。
[ 5 ] 师道弘弟兄在基督徒学联会中，除了做学生工作以外，还负责过文字工作。
[ 6 ] 张学理弟兄曾经一度担任学联会的干事，同时也到北京香山灵修院去进修过。
[ 7 ] 吴永泉弟兄：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做文字上的工作。第一次铅印《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就是他误以为我同意而出版的。
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之后的学生福音工作
这个大会，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并不是绝后的。会后，各个大学分别举办了布道会，展开福音工作，大学生信主、奉献者日益增多。我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两个布道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其中的见闻和经历。
我那时在中央大学的分校团契里担任团契主席，本来我们团契有三个参加大会的名额，我理当去参加，可是我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恐怕长途跋涉自己体力不济，而且我心里面当时也不重视那个会，就将名额让给了另一位弟兄。他们三位代表我们团契参加夏令会回来以后，眼看着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心里既惭愧又羡慕，就和同工们商量，在我们这个分校也举行一个培灵布道会，也请赵君影牧师和于力工弟兄来培灵布道。于是，在大会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中央大学的分校就举办了一次培灵布道大会。那次的培灵布道会，我们亲眼看到了神大大的恩典。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人把自己献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是在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上奉献的，这不太确切。我确实是受那个大会的影响，不过是在那个大会一个月以后才奉献的。）
1945年的春天，我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那时候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差不多，没有特效药。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期了，一旦发展到第三期生命就会终止。那时我觉得神对我不公平，我心里说神啊，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让我得肺结核？那个时候我照常做礼拜，还是学生团契主席，有时还讲道；但我里面始终有这个矛盾、争战。在夏令会中，我得到了复兴，看到自己的罪。当时弟兄姊妹都是彻底地甚至痛哭流涕地认罪，祷告起来此起彼伏！赵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认主以前是怎么失败的？是骄傲的心、夸大的口、远远地跟随主、打盹睡觉不能警醒，后来到末了就失败了。在主复活之后，马可福音16:7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为什么多了“和彼得”三个字？彼得也是主的门徒啊，加上“和彼得”这三个字岂不是多余的吗？去掉它岂不是更简明吗？不是的，因为彼得曾经软弱、失败过， 让主伤了心。所以主耶稣特别提到了“和彼得”，乃是表明主的爱，表明主对这个失败、跌倒、软弱的彼得念念不忘，表明了主特意提着他的名字呼唤他回来的大爱。然后赵牧师就问：“哪些弟兄姊妹愿意像彼得，愿意在神面前接受神的爱，接受主的托付？”赵牧师接着讲，在海边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紧接着赵牧师就问我们：“谁愿意回到主面前来？请举手。”我是第一或第二个举手的。
我们这些举手的人到前面跪下祷告，哭声一片。三天的培灵会以后，我们每晚还自动分散到山坡上、树林子里、坟地旁边继续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12点、半夜，流泪认罪。那个时候，诚实地说，我根本不懂奉献的道理。但是，我就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应该为主活着。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的一切都是主的，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开完夏令会，在那个夏天我就奉献了。其实也没有人呼召我奉献，要是有，也就是像赵牧师说的：谁愿意像彼得那样，愿意随主带领、爱主更深？
那年秋天我明白了奉献的道理，清楚传道不能凭着自己的血气，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明确了主的呼召，也有属灵长辈和弟兄姊妹的印证，这样就出来传道了。
以后，我们中央大学的校本部，还有当时的重庆大学，在沙坪坝举行了一次几个大学的联合布道大会。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参加，而我们这些在大会现场服侍的基督徒学生，总共才几十个人，怎么能照顾这么多的会众呢？当时那些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有的穿着背心短裤，有的叼着一支香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我们也管不了，也劝不住。所以在聚会以前，他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会场乱成一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只有迫切地祷告。感谢主，等到正式聚会一开始，于力工大哥在没有钢琴或风琴伴奏的情况下，背着一个手风琴，一边拉琴一边教唱。那时没有银幕，讲台上也没办法显示歌词，于牧师所教唱的只是一两首很短、很简单的诗歌，他唱一句，大家学一句。几分钟后，会场的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那些吸烟的、嘻笑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被抓住了， 他们也不吸烟了，也不说笑了，都跟着他学唱他所教的诗歌。大约不到十分钟，大家都能背下来唱。当时于大哥教的一首诗歌是《 Jesus will never fail 》，诗歌的全部歌词是：“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 Jesus will never fail. No！No！No！”（“Jesus will never fail us”是“耶稣永不丢弃我们”或“耶稣永不会使我们失望”。） 诗歌很简单，十几分钟诗歌唱完以后，原本喧喧嚷嚷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当赵君影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们已经静下心来聆听他四十五分钟的证道，我们看到圣灵大大地作工。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布道会结束了几天之后，当我走在校园里，看见一位不信主的同学， 腋下夹着书从我的对面走过来，嘴里正在唱着于大哥所教的那首诗歌：“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他唱得是那么顺口，那么自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力量。求主多多兴起能够创作诗歌、能够教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来！关于教唱诗歌的方法，于力工牧师在《夜尽天明》里讲得很清楚，希望能够成为领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的有力的参考。
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营
1947年的夏天，七月底[ 8]，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在南京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召开。（这次大会也叫“基督徒学联会第二届夏令会”，因为那时学联会已经成立了。）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代表共约四百人出席。这些学生代表是从全国各地前来聚会的，比如北京有很多基督徒学生，但只能派四个代表来参加，陕西省只能来两个代表，其他遥远的地方也只能派少数的代表来聚会。贾玉铭老牧师在这一届夏令会中仍作为讲员，他因为年老走路不便，就由他的一个学生蒋文惠姊妹扶到台上， 他们一老一少还在台上合唱，大家心里都非常受感动。其他讲员有赵君影牧师、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 9]、华福兰牧师[ 10]等人。由赵君影牧师、艾得理牧师、基督徒学联会的同工们以及南京中央大学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来筹办。
当时的遗族学校是新建成的校舍，几乎是所空院落。房子虽然都建造齐全了，但是其中什么设备都没有。当时预计到会的会众是四百人。然而，开会必需的椅子、床铺、炊事用具、饭厅的桌椅和碗筷都没有，甚至连洗漱室、厕所都需要加以冲刷，添置必需的用具、用品。[11] 我所在的中央大学的团契负责筹备夏令会，必须在二十天之内把所有开会需用的设施都准备齐全。当时期末考试刚刚考完，大家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因为那时学生考试作弊几乎是公开的，不信主的同学根本不需要怎么准备，到了考试的时候抄一抄，分数满高，而教授们出些难题、偏题也是常事；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同学应付考试比别人辛苦得多，因为绝对不能作弊，只有在考试前充分准备，甚至熬夜准备。
[ 8 ] 我记得那时期末考试才考完，刚放暑假，夏令会必备的吃住、聚会、洗宿等场所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而准备工作将近二十天，所以大会开始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底。
[ 9 ] 计志文牧师，少年时就读于伯特利中学，胜任英语实时口译。后来考入邮局工作， 收入非常优厚。信主后不久奉献了自己，终身传道，讲道很有能力。曾经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博士曾是布道团成员之一，伯特利布道团的脚踪，曾远到南洋一带。另外计牧师也组建了伯特利孤儿院。计牧师没有儿女，但是有人说，他属灵的儿女却到处可见。
[ 10 ] 华福兰牧师是当时内地会的负责人。那时内地会已经很重视学生的福音工作。许多内地会的宣道士都从侧面协助学联会的事工。
[ 11 ] 我记得一件趣事。我那时是大会的筹备同工之一，在开会的第一天，郑惠端大姐（那时她是学联会上海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带着上海的几个姊妹找我来了。她说：“姊妹们洗澡的地方没有帘子作隔断，就是那么一个大房间，姊妹们非常不习惯，能不能把淋浴的地方改装一下？”那时候我几乎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我心里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就跟郑大姐说了一个笑话，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姊妹们自己准备一下好了。”她说：“姊妹有什么办法自己准备？”我说：“我们这儿也有钉子，也有铁丝，她们可以在淋浴室里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用自己的床单隔起来，这样就行了。”郑惠端姊妹听了也笑了。当时的艰难情况可见一斑。
期末考试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大约二十个弟兄姊妹， 借了一辆大卡车，开到了距离市中心约十几里的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开始了筹备工作。大家可以想象，要把这所空院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成一个可以容纳四百人吃、住、聚会的地方，该有多么困难；更何况，那所遗族学校当年到市区又交通不便，运输桌椅、床铺困难当然就更大。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夜以继日地同心工作，大会开始前竟把一切都备置齐全了，真是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们二十个人当中，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两个同学跪在那里祷告，为大会和大家守望。另外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日夜准备大会的生活需要，这次大会就是这样筹备起来的。
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计志文牧师在台上流着泪地呼召说：现在中国由于内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将亡的灵魂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神的家里需要大量的人出来传扬救恩，我计志文如果能分成四百个计志文的话，我一个也不留下，要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为主所用。他流着泪在上面呼召，下面的人流着泪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记得在四百人当中，奉献为主而活的大约是三百人，后来其中又有些人被神呼召出来，专心祈祷传道。其中有些是多人所知的，例如：
（1）薛祚玉弟兄(后改名为薛玉光)：他比我大六岁， 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他的妻子史守善姊妹是中央大学教投影几何的史宣教授的女儿。薛弟兄六十二岁时，他们夫妇前往非洲宣道。
（2）焦源濂牧师：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华神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教课，他的学生成为多处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焦弟兄出国后，先后在波士顿、旧金山建立或牧养教会。
（3）查大卫弟兄：奉献以后不久，他到了台湾，由艾得理牧师带领一起开始了台湾的学生福音工作。后来查大卫弟兄到美国、大陆等地到处传扬福音。我还有幸和他在大陆见面叙谈过。
（4）张家群弟兄：他也是和我同在中央大学里的一位弟兄。张家群弟兄1948年毕业前，曾邀我和他一起禁食祷告三天，以便求神指示他毕业后的路程。他先是教课一段时间，后来决志去往云南专心祈祷传道。
这次大会的影响很大。1947年的夏天，内战激烈， 政局剧变。那时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已经进到了大别山。有人说，进到了大别山，等于一把刀插进了国民党的心脏，因为从大别山上向下俯视，南京就在眼前了。这些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中，有些人在1948年时由神的带领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新加坡等地，他们中间有些人又从南洋到了美国，在这些地方被主使用，带来了海外的复兴；而留在海内的那些奉献了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后来就成为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衔称号，但是在震惊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家庭教会的复兴都有当年这些奉献的人们参与。感谢神，是他，亲自预备了这么一批无名的传道人。
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有人误称为“北京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这绝对是误解。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因为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既包括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另有人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南京的“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有矛盾，这也是误解，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只是双方的领受不同和成员不同而已；实际上，在主里面这两个组织一直是彼此相爱的。
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学联会的夏令会结束后，北京的学生代表张慕华、王世珍、石长龄、王长新四位弟兄姊妹回到北京，就筹办了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那时因为我也回到天津看望我的家人，所以随后就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夏令会。那时是1947年秋天，开学的前夕，大会在当年北京西郊的迦南孤儿院召开，有大中学生共一百余人出席。讲员有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以及赖恩融（ Rev. Leslie Lyall ）牧师。赖恩融牧师是内地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总是从旁协助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工作， 很少出面指导，很少让人知道他在帮助、策划和领导工作，是一位深深隐藏自己的传道人。但是，赖牧师做了许多工作。
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之后组成了“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学生会的组织除正副主席之外有灵修组、布道组[12]、文书组、文字组[13]、联络组[14]。后来就有北京基督徒学生会陆续举办的培灵会。第一次夏令会前后，王长新、陆敏如、宋天婴、王松龄(后改名为王颂灵)、王绍武、吴以遵等多人陆续奉献传道：
（1）王长新弟兄：毕业于燕京大学，比他年纪小的，都称呼他长新大哥。北京学生会建立前，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大学还没毕业，就主编发行了《福音报》分赠到华北各地，甚至南方一些地区也有《福音报》的读者。他和妻子陆敏如姊妹都是同心奉献服侍主的。1953年陆敏如姊妹因病住在北京香山养病，长新弟兄就在香山灵修院听课，那时我也在香山养病。1954年春节我们还有一次感恩聚餐。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后，我们也先后被捕。被释放以后，长新兄夫妇住在南方，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诸般苦难，曾经全家被遣送到农村劳动。后来长新兄夫妇到了国外，负责一些教会工作，又应王明道先生的相邀和托付，写出了《又四十年》一书。这是继《五十年来》王先生的自传后，记述王先生后半生的一本非常珍贵的传记。长新兄老年抱病期间，更另外译出了劳伦斯的名著《操练与神同在》，帮助了许多的人。
[ 12] 据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讲，布道组除主日外也在广场布道，一般在东单广场，谁有感动谁就站起来讲，但见不到什么果效。将近新中国成立前，东北的一部分逃亡学生到北京来，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组织了一部分人到他们所在地布道，是不是真接受了很难讲，但种子是撒下去了。比较好的方式是在某个学校组织几天的布道会， 例如在北洋大学工学院（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学校礼堂连续开了三天以上的布道会。
[ 13] 文字组组织文章油印一份小报，叫《基督徒真理报》，后来改成墙报，贴在西总布胡同。一个月一期，学生只有每个主日才去看，利用的不是太好。
[ 14] 联络组是负责联络、沟通各校团契事工的。我的妻子白耀轩姊妹就曾一度担任过该组的组长。
（2）宋天婴姊妹：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她奉献后便开始传道，后来为主的缘故被捕入狱多年。释放以后仍被强迫在监狱外面工作劳动。一生为主吃了很多的苦，但一直侍主不懈。
（3）王颂灵姊妹：王颂灵姊妹原名王松龄，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清楚了神的呼召，就出来传道，后来贾玉铭老牧师把她的名字改为王颂灵。
（4）王绍武弟兄、吴以遵姊妹：1947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主席、副主席以及各项事工的负责人分担各种工作。由于同学们陆续毕业，负责人也多有更替。王绍武弟兄在担任学生会主席前，曾到北京香山灵修约一年。因神的带领，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初期，下山去担任了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这期间吴以遵姊妹担任过副主席的工作，两位弟兄姊妹在工作中虽然互相支持，但感情非常纯洁。王绍武弟兄最后连任了大约五年的主席， 一直到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时，王绍武弟兄也同时被捕。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政府定为反革命组织，指令解散，不少学生会的人也先后被捕，吴以遵姊妹也在其中。后来，被捕的弟兄姊妹先后被释放出来。绍武弟兄和以遵姊妹在神的引导和同心的肢体们的印证下结婚。婚后经常在山西和上海居住，带领自己家中的聚会，也帮助各地的家庭聚会。绍武弟兄夫妇后来定居在温哥华，出版了一些属灵书籍，也常到海内外帮助各地的教会。
1948年，在天津的基督徒学生仿效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后来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也组成了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会，同样也是包括了大学生和中学生。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帮助了天津、保定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但是这些聚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互相不干涉。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常常帮助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培养、造就出各地许多家庭教会的带领人。
关于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北方其他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的关系，北京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对待天津、唐山、青岛、济南等其他各地类似组织，只要是信仰相同就可以彼此联系。但是对于他们，并没有控制，只是灵里相通。1948年北京举行第三届灵修会时，请了天津的徐宏道[15]来领聚会，讲旧约雅歌，还请了天津基督徒圣会所[16]的一个执事担任小组长。那时我们在北京就谈到在天津开布道会的问题，他们也同意让我们去举行几天的布道会。布道会之后就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聚会。考虑到他们是初次建立这种组织，经过商议我们就同意请当时去天津的王世珍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她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副主席），另外几个去的人是张锡焕、高淑贞、陈本伟和我。经过一段时间王世珍也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过问他们的工作，但是一直为他们祷告。后来听说，他们聚会的地点从圣会所收回了，就去了一个公会的福音堂，后来又去了一个大夫家里，那时是1954年了。”
[ 15 ] 原来是在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
[ 16 ] 天津基督徒圣会所，是在宋尚节博士一次布道会后，由许多早信或初信的圣徒们建立的。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的信仰和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信仰几乎完全一致，又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徐宏道负责，而且还常请王明道先生去讲道。所以有人认为天津圣会所的领受，几乎和北京基督徒会堂是完全相同的。
“1954年4月左右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派一位宋立诗弟兄到北京来，他直接来找我，提出要求：当时他们要组织一次两天的退修会，在天津请不到人。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我就去了，领了这两天的聚会。我们和外地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聚会就通知他们，愿意来就可以来；他们有什么需要提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不提出什么要求，我们不干涉什么。我们通知他们来参加北京的聚会（主要是灵修会）， 没有任何条件，都是凭信心，他们也是一样凭信心。”
对中央大学学生会团契工作的简要回忆
从1945年到1948年，我断续担任过中央大学当时的团契主席等工作。当时团契信主学生的人数最多时约有百人，一般奉献的有二三十人，后来多人软弱，传道至终的有七人。中大团契的弟兄姊妹主要在南京黄泥岗教会主日崇拜，有段时间翁则富弟兄担任了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执事，但团契的工作没有哪一个教会固定支持。中大团契会不定期地单独或和其他院校团契联合举行培灵会或布道会。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团契每周七天每晚都有半小时的交通祷告会；也有段时间，每主日对教职员工子女在主日举办主日学；还有一段时间，每周末到医院去帮助病人的生活问题，同时向他们传扬福音；有一段时间还特别组织了工友们的福音聚会。从1947年秋季开始每主日在本校有主日崇拜，大多请当时的牧者来讲道，团契的弟兄姊妹常常带着慕道朋友参加校内的主日聚会。团契弟兄姊妹热心于福音，对于他们所在教会的属灵气氛也有所促进。
团契选举同工的时候，大多是请大家先各自祷告一段时间，后由上一届的负责同工提出下一届的同工名单，交全体成员讨论、祷告。最后由全体成员通过。几乎每次上届同工会的提名，都会被全体通过。一般负责同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逐渐把一些工作交付低年级的同学帮助或协助。大多数的同工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教授史宣夫妇都是很爱主的老人，二人一直帮助团契，几乎近似带职侍奉的牧人。当年中央大学分校的团契就经常在史教授的家里聚会。我个人认为，要长期做好学生福音工作，最好发现、培养在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同工，因为学生流动性太大。一年级刚入学或刚信主不便工作；二三年级刚能担负些工作，便马上要准备毕业论文或找工作了。而本校教职员工是较能长期在校的。
结语
1940年代抗战时期，反教会的“非基运动”几乎消失。在学联会成立前，有些公立学校已经有了基督徒学生组织。神藉着当时地上的苦难，使人们羡慕、追求主内的平安，同时由于战争和死亡而看到人生的短暂和空虚，因而感悟到应当追求永生。
我自己信主前，在中学时期，面对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原本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也有所谓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抱负。1942年春天，日本侵占了我国沿海一带。我在天津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加入了一个秘密的抗日组织“抗战建国会”。1943年春天，被一个当了汉奸的同学袁业恒发现了。危急之中， 在3月12日，我18岁的生日那天，仓惶离家出逃。本来逃走前，天津抗战建国会的负责人对我说：只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随便向任何一处的国民政府自我介绍：“我是天津李静介绍来的”，就可以衣食工作无虑。但是我绝没有想到，当我逃离日本侵占区、庆欣进入自己冒死宣传的美好的抗战大后方时，我所见到的第二位站岗的“抗日军士”，竟说我见了军人不摘下眼镜来表示敬意，定要罚我12元法币（当时通用的货币，可买两个馒头）。我顿时如同冷水浇头，以后便下了决心，即或再困苦，也不以“李静”的名义求助。那一年我忍饥两天，前后步行了两千华里，到了陜西南部的洋县读高中。1944年春天我感到人生苦难重重，甚至一度想到自杀。辛亏当地一位内地会的吴咏秋教士将真正的福音传给我，那时我才明白：世上本来就有苦难罪恶，我自己本来自以为义，其实我内心的骄傲、自私、贪婪、虚谎都是罪，而许多的苦痛都是从自己的罪里生发出来的！因此我认罪悔改，归向了神，但是灵命很弱。高中毕业前，我原本的想法是科技救国。但后来又觉得民众愚昧，应当是教育救国。最后感到教育要受政治支配，所以1944年高中毕业报考了中央大学的政治系。进入中央大学后，由于自己的名利思想，又很想成名成家，所以一面上课，一面昼夜写作一个文学作品，累积了几万字。1945年春天，我积劳成疾，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起初我还抱怨神，后来不仅认识到是自己贪爱名利的罪害了自己，因而认罪悔改、奉献了自己；而且更感悟到人若不重生，世上的教育、政治都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喜乐，更不会解决人们永远死亡的问题。当年奉献以后，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便转入教育系，为的是便于以后的福音工作。那时我已经切实感到人的罪性若不改变，再怎么好的教育，也不过仅是外貌和表面的良善装饰，而悔改信主是唯一、彻底拯救人的途径。那时被神的爱深深吸引，更明确了神的呼召，就奉献传道了。我想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归主奉献的经历，也许与我的这段心路历程会有相似之处。
有个小姊妹曾经问我，在当时知识分子一片救国的呼声中，信主的学生怎么响应“人格救国”的社会福音？如何回应当时的学潮？这个问题我也想简单讲一下。那时信仰纯正的团契人数较多，而社会福音（新神学派）的青年会相较之下，相当冷清。部分青年会中甚至有学习唯物论的活动。学联会和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团契有被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士质疑和攻击的情况，但似乎无效。当时信仰纯正的基督徒，绝大多数不太注意青年会的活动，也不大理睬什么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大约1947年后，才有些人信仰出现摇摆状况。有些信徒参加了学生游行运动，但大多数信仰有根基的人，不大理会学潮。只有1948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后，有些信徒动荡较大。
基督徒学联会中，有些个别的基督徒大学生，确实参加过共产党暗中领导的、1947年5月20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运动（简称“五二O”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我个人没有参加，但我多日、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一个素不相识的、由浙江来的被军警打伤的学生，曾向他传过福音。中央大学有几个基督徒同学参加了游行，被杨绍唐先生叫去谈话，认为他们不应参与类似的活动，使这些同学大为不满。我则安慰他们不要因此失去信仰、信心。我个人的领受是：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除他以外，绝不许另有一个头。在任何历史时期，一旦教会若屈从于政治来“领导”，教会必然败坏。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基督徒个人，要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人的制度。只是当人的规章制度违背圣经教导的时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不违背基要真理，基督徒的政治见解，可以、也难免各有不同。正如同彼此相爱的亲兄亲弟也不会饮食爱好完全相同。所以我把圣徒间的政治分歧看得很轻微、清淡。对于爱主很深的人们来说，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争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正如同相爱很深的亲兄弟二人，绝不会因为争论或吃煮鸡蛋或吃炒鸡蛋而分家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教会太忽视穷人的工作了， “吃教的”传道人根本就不做这类工作，而有些我觉得很属灵的、我所尊敬佩服的传道人，他们也走上层路线。那时候，传道人去贫民窟传道的寥寥无几。在《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里有句话：“有些人把教会当成有钱人的享乐，多少的贫穷人却是没有福音可听。”那时有些人受绊跌就是因为看到教会里的这些情况，觉得教会的信仰是错的，马列主义是对的，甚至因此错误地放弃了信仰参加革命。
圣经里说贫穷的人有福音可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年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的时候，却因此受到很多的怀疑，说我“左倾得出奇”。现在我觉得新兴的一代中青年传道人，仍旧要接近贫苦大众，接近劳工。（当然，有些人虽然富足但是灵里却贫穷，例如税吏长撒该一类的人， 我们都要关怀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贫困的农村、艰苦的边疆、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甚至是中东、非洲的艰苦地带，我们都要去。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也是他教导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要做的。耶稣基督在世上对法利赛人、有权势的人是加以斥责，而对于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要饭的，主耶稣基督是满有怜悯，圣经记载了那么多主对于贫穷人的关心、关怀。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7
多人前往边疆传道
1940年代末期，有些弟兄姊妹靠着主的带领，没有教会的薪金，也没有任何团体资助，完全凭着信心到艰苦的边疆地区去传道；也有两个没有教会的固定支持、凭着信心集体去边疆布道的福音团体：一个是遍传福音团，一个是西北灵工团。
遍传福音团
遍传福音团是1940年代中期由戴永冕牧师倡导创建的。戴永冕牧师是戴德生先生的孙子，戴绍曾牧师的父亲，戴继忠牧师的祖父。
戴永冕牧师起初在河南开封创建了一所神学院，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只好将神学院迁到了陕西凤翔，定名为西北圣经学院，仍是由戴永冕牧师担任院长。那时，中国的西部是一片福音的荒地，信主的人非常稀少。戴永冕牧师关切那里的福音工作，便常常带领大家为西部边疆祷告，为普世宣道、福音遍传祷告。据说，有一次，他在圣经学院的院子里画了一个中国西部的地图，请全体师生围着地图祷告。祷告结束后，他就说：你们谁在神面前有感动，有心为西部边疆哪个省祷告，甚或愿意到那里去传扬福音，就站到那个省份里去。2012年间，我曾见到戴继忠牧师（戴永冕牧师的孙子），问他当年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件往事。他点头认同。当年的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样的祷告中组成的。
遍传福音团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曾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传扬福音。原来他们曾想从青海去往新疆，但是到了青海的格尔木[1]， 被当地的军政人员劝阻，又回到甘肃。以后他们从甘肃的兰州去往新疆。遍传福音团的团长马可，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中国老师。马可牧师后来写了一首团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几十年的风雨以后，马可牧师在重庆去世。
遍传福音团的成员有赵崇义、何恩证、戴彦中、韦苏西、路得等数十人。赵崇义是圣经学院的学生，他在祷告中心里有很深的感动，改名叫赵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后来就决志要把福音传到麦加去，把福音传给信奉回教的穆斯林。当我第一次听说赵弟兄改名叫麦加，我心里就大受感动。我和他一直没有见过面，但在祷告的名册上常记念他。
戴彦中后来在新疆被捕，释放后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家乡。遍传福音团留在新疆的同工，只有赵麦加和他的妻子何恩证[2]。赵弟兄初到新疆的时候，在哈密曾受到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的盛情接待。有一年圣诞节，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庆祝圣诞，赵麦加弟兄还一同聚会，扮演圣诞老人。后来他到了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2007年在喀什去世。赵麦加被主接去以后，就只剩下何恩证以及他们的子女，继续在新疆传扬福音。现今何恩证也被主接去了。
[ 1 ] 原来青海的铁路从省会西宁只通到格尔木，但是后来从格尔木修建了铁路，一直到西藏，看起来有神美好的意思。铁路修建完成后，从中国大陆到西藏去传福音，旅途就方便多了。
[ 2 ] 何恩证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后来成为赵麦加弟兄的妻子。
遍传福音团出版的刊物是《遍传福音报》，由马可牧师负责编辑，在重庆出版。按当时的情况估计，这份报刊发行量是比较有影响的。
我和遍传福音团的弟兄们直接联系较少。但他们的脚踪，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们有些人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他们的侍奉仍在激励现今的许多人。
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开始于1940年代的中期，但正式成立于1948年底。起初由山东潍县乐道院（灵修院）的同工和会众组成，正式组建则在新疆哈密。抗战时期，乐道院被日本人侵占，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把乐道院归还给中国的教会。乐道院后来改作灵修院，当时在灵修院负责的同工是李石瑛，后来华北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张谷泉带了学生李道生等人来到乐道院，李石瑛年纪大了，就请张谷泉接任为灵修院的院长。在灵修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齐心有一个祷告，祷告内容和遍传福音团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西北灵工团中的一些人，从山东潍县辗转到了江苏徐州，再乘陇海铁路从徐州到兰州。当年从兰州前往新疆没有铁路，只有公路，弟兄姊妹们没有经济能力坐汽车，有些人就央求路上的货车司机，也给司机一些钱，顺便载他们一程。坐在敞篷的货车的货物上，一路颠簸，风又大， 天气又冷，非常辛苦。而且不时又要下车换车，没有便车搭乘的时候，就徒步行走。这样断断续续地，他们分成了许多批，从宁夏等不同的路线终于都到达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全部聚集以后，他们就正式组成了西北灵工团。
虽然他们到新疆的时期并不很早，但是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便把福音传遍了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这些同工，从不诉苦，也不募捐，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很苦，弟兄姊妹如有馈赠，他们就接受，但是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绝不向人求告。这些人吃糠团、挖野菜来果腹，却将钱省下来盖会堂，好用来传扬福音。他们传道所到的地区，首先是在新疆哈密，后来又到了乌鲁木齐（原名迪化）、吐鲁番、七泉湖、石河子、阿克苏、富蕴县 （新疆西北部接近苏联的边界）、喀什、疏勒（中国国土的最西边界靠近巴基斯坦）、和田、伊宁（后来改称为伊犁）、库尔勒、拜城、库车、温宿、阿图什等地[3]。如果从地图上看，在那个年代，他们在新疆已经把福音传的很广泛了。
西北灵工团的负责人是张谷泉，组成西北灵工团后不久，1951年他便被捕，1956年死于狱中。他的妻子陈莲秀大姐去收取遗体和遗物的时候，在张谷泉弟兄的旧棉衣、棉被中拆出一些旧布，竟发现在这些旧布上有用针线当笔写出的诗词。其中有一首是“狱中思家”，另一首是“火炼”。后来许光导弟兄还为“火炼”谱了诗曲，被收入《颂赞诗歌》中。有人把“火炼”原诗略改动了几个词语，今录几段于下：
主啊，我愿跟你，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 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城外，不恋今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也愿献出。
主啊，我愿像你， 深爱我众仇敌。纵或被欺被刺，仍然祝福不息。受尽毁谤攻击，不改神的爱意。主爱充满胸怀， 随时自然流溢!
主啊，我愿随你， 走完今生苦路。因前头的喜乐， 轻看暂时苦楚。愿像麦种死透， 籽粒百倍结出。得见劳苦功效， 便能心满意足。
[ 3 ] 这些地区，我原来并不记得。只是在1989-1993 年，西北灵工团有人来信索要《圣经词典》， 因此留下了以上的地址。
西北灵工团的其他成员有陈莲秀、刘淑媛、张美英、李道生、李石瑛、赵西门、文沐灵、田佩瑾、刘德民、石新民、李元奎、唐远模、连生源等弟兄姊妹，连他们的家属约近一百人。1950年新疆新政权成立以后，西北灵工团的团员被捕的前后有二十多人，有四个人在监狱里先后殉道，他们是张谷泉、文沐灵、刘德民和孙信民。赵西门被监禁了二十年，以后又劳动改造数年。
西北灵工团出版的刊物是《西北灵工》，先后由张谷泉、赵西门负责编辑。《西北灵工》出版的时间不长，数量不多，但当时也感动了不少的人。
其他去往西南的传道者
1948年的秋天，我心里很清楚要去边疆传道了，十月底写出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那时我和另外五位青年圣徒所尊敬的吕冰之教士，年近四十岁，正在病中，她提出来要去云南传道，在云南建立一个“安提阿”，也好向少数民族传道。于是连我一共七个人，就往那里去了。我们到了云南后，发现内地会在那里已经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张尔昌就是死在了少数民族地区，安葬在云南北部禄劝县的撒老坞。我们也见到许多从不同的地方被主带领来的弟兄姊妹。这些往西南去传道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有个人的宗派背景，或者是凭着信心去的所谓“自由传道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曾经有人说有个“西南布道团”，这种说法只是个人的想象、揣测。实际上从来没有“西南布道团”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团体
（1）中华传道会：中华传道会的杜忠三、苏传远等人在贵州花溪创建了黔光圣经学院。杜忠三牧师是贵州黔光圣经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因战乱后来到了昆明。1957年杜牧师被定罪去劳动改造，没有多久竟死于劳动改造中。
（2）内地会：内地会的储怀安牧师，青年时曾经跟随宋尚节博士传道。后来在昆明车家壁主持了昆明圣经学院。昆明圣经学院和灵光圣经学院合并了以后，改称云南圣经学院，储怀安担任院长。但不久他就离开了昆明，后来又移居美国，直到老年。
（3）神召会：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在昆明倪家湾组建了灵光圣经学院。后来和昆明圣经学院合并为云南圣经学院后，谷牧师先是担任副院长，储怀安牧师走后，谷牧师成为院长。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但1957 年时也同样被捕。“文化大革命”以后被释放，继续作院长，不久即去世。
（4）信义会：杜信甫老牧师是信义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比我年长一代，却一直很谦卑，是一位隐藏自己默然放香的老传道人。虽然没有被捕，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很多的折磨。
（5）聚会处：昆明聚会处的负责人是陈恪三（即陈若天）老弟兄、万绍祖、余道胜等人。万绍祖和余道胜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两位弟兄，他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之后到昆明来传道。那时虽然我们领受不完全一样，看法也不尽相同，并且不属于同一个组织；但是我们灵里能够相通，能够推心置腹地谈论主的事工，而且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负责的教会来讲道。这在当年的聚会处， 实在是少有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自由传道人
（1）张复生老人：他又名张丹溪，原是共产党老红军。信主后到处布道，1949年我曾和他在贵州长谈过。
（2）张约瑟弟兄：又名绛巴约瑟，原本是藏族人， 但长期在沿海城市一带居住，虽然腿部受过伤，走路不便，但仍可过着比较平安的生活。1940年代末他去往云南传道，1950年代初更决志要步行去西藏传道。
（3）苏正杰（即苏保罗）弟兄和其他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多已被主接去了。当年还有各个圣经学院的学生们，也参与了当地或外地的福音工作。例如灵光圣经学院的学生晏大安，后来在缅甸北部建立了一些教会，并且还开办了神学院，这都是我们当年想不到的恩典。
（4）我们一行前往西南去传道的七个人中，最后留在云南当地的有四个人：吕冰之教士、张家群弟兄、施晋德弟兄和我。以后陆续有林有恩弟兄、施传清弟兄从上海来到昆明传道，那时由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加入到同工中来。
当年我们前往西南传道的七个人是共同出发的，却不属于哪一个组织，也没有建立一个团体。1949年初，我们到了贵阳，吕教士病倒了几个月后，到昆明去帮助大东门教会的工作。张家群弟兄和施晋德弟兄到云南沾益县，在当地建立教会。沾益在昆明的东边，曾有内地会的宣道士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当地有一些信徒，但是那时已没有传道人。他们就住在原先内地会的房子里工作，后来那里福音就传开了。因为云南吸鸦片烟的人很多，当地人把吸鸦片叫抽大烟，也叫“吹烟”，张家群弟兄还写了一首“吹烟歌”：“大家都请坐，请听吹烟歌，可怜我中国，胡涂人太多……”唱后他就讲抽大烟的种种害处，信耶稣的人怎么就能改变了，再请一个改变了的弟兄作见证，就这样他们建立了教会。但是没多久，当地政府就通知他们不许再聚会，而且禁止他们外出。他们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两年。后来张家群、施晋德弟兄就先后到昆明来和大家一起同工。
因为路费只能到贵阳，也因为我曾两次咳血，所以我在贵阳有一段时间的修整和侍奉，做一些学生的福音事工。约在1949秋天，我来到昆明。神召会建立的昆明灵光圣经学院那时有一个培灵会，邀我去讲道。因为当时缺乏师资，讲道以后，谷怀空院长便留我在那里教课。我说我的信仰和神召会有些地方并不一样，院长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领受来讲。因为那里有很多学生是少数民族的人，有苗族的、彝族的、傈僳族的，我很喜欢他们，便答应了。我前后教过创世纪、辨惑学、诗篇选读等课。上课我是老师，下课我当学生。我曾向一位傈僳族的学生杨弟兄学过傈僳族话，他年纪比我大，我很想学好以后一起去傈僳族传道，可惜他因故提前退学了，我的傈僳族话就没再学下去。
在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同时，我也在昆明几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讲道。当时昆明有内地会的教会，两个信义会的教会，神召会、五旬节会的教会，新神学派的锡安圣堂， 还有聚会处的教会。我也在内地会创办的昆明圣经学院讲课。那时昆明的教会，一方面是荒凉，一方面是混乱。纸币几乎天天贬值，一天贬两次三次，早晨能买一袋面粉的钱，下午就不够了。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放”，也不知道“解放”以后会怎么样。有些恐惧，也有些慌乱，有的人想离开往外逃，但是也有人抓住最后的时间传福音，抢救灵魂，就怕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传道了。
1949年冬天，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起义头一天晚上我们听见零零落落的枪声，也没感到奇怪，因为战乱时期这是免不了的。第二天，圣经学院照常上课，我正讲到一半，院长谷牧师推门进来说：“哎，给你们说一个消息，昨天晚上的枪响是卢汉和平起义了！咱们现在已经解放了！”说完后他就走了。我心里平静得很，因为我知道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就说：“好了，昨天晚上已经解放了，我们照样上课。”我就继续讲课。课程结束后，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激动，可能有点怕“解放”。
1950年6月10日，吕教士、我等十来个信徒向政府写了申请书，说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在这里开始布道。政府没有批准也没有禁止。我们反正是报告上去了，就在护国路租房，开始在门前的街头布道。我们在门口用四块一尺半见方的木头板子，写了四个大字“来信耶稣”，往上面一挂。所以人们就叫我们“来信耶稣堂”。房间里的那些座位，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板凳，有的是木板，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宽，有的窄，五花八门，都是弟兄姊妹从家里拿来奉献的。我们旁边不远处是摆摊卖旧货的早市，我们就买了一架旧风琴。屋里弹琴，大家一起唱诗， 室内热情洋溢，门口有我们同心的弟兄姊妹招呼路人说：请您进来听听。那时候刚解放，大家也毫无拘束，有的人就进来坐一坐，唱一唱，听福音。起初就是十几个人，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有几十个人了。
人多了，房子就显得小了，我们也觉得房租太贵， 临街又太近，不够安静，所以就在威远街租了一间楼房，下面可以住人，上面可以聚会。我们的门口也没有挂牌子，到了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来了。我们继续对外传福音， 不过只是个别地请人来了，不是到大街上、到门口拉人进来了。1950年的冬天，教会的人数就到了一百二十人。后来我们教会设立了执事，我写了一份提纲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名字大概叫“教会和教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有关教会的真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怎样形成、组成的；长老和执事的条件与工作；各种聚会和各种服侍；等等。根据圣经的教导（提前3:13），我们先设立了几个试验执事，帮助事务工作，后来他们成为正式的执事。我们也经常祷告，求神带领、赐给一两位长老。
也是在1950年的冬天，我到了云南北部的黑彝族地区传道。内地会的宣道士原来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教会。其中张尔昌牧师，最后病重时仍旧坚持不肯回国直到在滇北离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内地会离开，那里没有工人了。我去了以后，就和当地的彝族弟兄姊妹一起服侍。1951年我和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昆明郊外的白彝族地区“花红园”传道，后来在那里建立了福音点。年终， 我和教会的执事余老伯母等三人再次到了云南北部武定、禄劝地区的黑彝族当中，较长时间地巡回传道。我们在云南初期的工作就是开荒布道，后来发展了很多的事工。除了在城里威远街、郊区的马街建立了教会，在白彝族地区的花红园建立了福音点以外，在郊外的十八里铺也建有一个布道所。
教会的同工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竟一度到了十几个人。1951年后，吕冰之教士一直长期卧病无法工作，杜忠三牧师便时常同心侍奉。1951、1952两年，连续有焦源廉牧师的两位学生林有恩、施传清二位弟兄来到云南一同传道。从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放下世上的工作和我们同工，后来虽然没有长老的称谓，实际上大家都认同他在做长老的工作[4]。张家群弟兄结婚后也来昆明共同服侍。此外还有些圣经学院的学生例如李铣、刘卓德、阎大卫、王师母、阎姊妹等等多人，为了实习也成为我们同工团队的成员。所以有段时间我们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十几位同工的群体。我们几乎每个月有一次祷告会，祷告后大家谈谈各处聚会的情况，看看各处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就商讨下个月某位同工到某处去工作。但我们不像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那样，没有任何名称组织。我们都是凭信心生活，有弟兄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只提供住处，也不负责生活费，只是本着爱心互相关切。那时我和汪惠弟兄、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都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一位姓蒋的年老姊妹帮我们做饭。我们每天坐着小板凳、围着个四方形的矮饭桌一同吃饭，吃的很简单，有时候吃的是豆渣饭，就是蒋姐在外面捡一些菜叶子，从豆腐坊里买一些甚至是要一些豆渣，混在一起煮饭，但大家觉得很香甜。其实那时候豆腐渣是喂猪的，有些豆腐坊想要扔豆渣，还得请人去扔，农民甚至不用花钱就把豆腐渣拿走。
[4] 实际上，他放下世上的工作后，成了执事会主席，担负起教会的事务管理工作，如同长老；一度代表教会应对外面的接洽、交往；同时负责教会的事物、文书、财务、购置、修缮等工作。
虽然当时我们过着那样贫困的生活，但是感谢神，我们从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借过钱、欠过债。我们觉得生活上没有缺乏，灵里面也很饱足。
我觉得凭着信心生活，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靠着天降吗哪而生活：今天吃完了，明天神又有赐给。好多的人，凭着信心传道，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个人凭信心服侍主以来，虽然生活艰苦，但却从未缺乏。有时以蔬菜为粮，有时用盐水泡饭，有时以西红柿为主食，有两次在断炊前一两个小时又看见主奇妙的供给。物质上时有贫困，心灵中却常有喜乐。真是尝尝天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诗34:8）。那时候也写了一首诗歌，叫：
《靠吗哪》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因主爱心被恩化。
今晚用尽明早降下，赖主怜从未缺乏。
素食淡饭虽无可夸，主恩典却是浩大！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1952年5月10日，云南日报在第一版上说我到黑彝族地区传道，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批判斗争。同工林有恩弟兄提醒我说：“给你登报绝不是小事，边大哥你要做最坏的准备。”当时对我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有位彝族的弟兄拿着一份书面材料来对我说：“彝族地区发动了群众揭发，这份材料说你传讲世界末日就要来到， 吓得当地群众流泪痛哭。”
就在那种危险的形势下，在一次批判我的聚会中，和我同去彝族布道的余老伯母挺身而出说：“边弟兄去彝族传道我很清楚，因为我是和他一起去的。”当时大家都在和我“划清界限”，所以会众非常惊奇。余伯母跟着说：“是当地教会写信请我们去的，没去之前我们向昆明公安局申请了通行证明，去到彝族地区后，又主动向当地区政府报告说明我们是应邀而来的，并且向政府讲明了每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以后每次开会都有一位跨带着手枪的解放军军官来参加。边弟兄从来没讲过世界末日。只是有一次讲到：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一次打上来的鱼竟装满了两条船。边弟兄说可见那些鱼是遵主的命令，甘心自投罗网的。边弟兄讲到这里就说，那些鱼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喝点湖水、吃点杂草，然而一旦有神的呼召和需要，就奋不顾身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蒙了主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所以当时大约七百人跪下来祷告，哭成了一片。”最后余老伯母说：“如果边弟兄因此被定罪，我应当‘和他同罪’。”
感谢主奇妙的保守，余伯母讲完了后，竟然有好几个老信徒说：“照你这么一讲，看来这个边云波还是个好人哪！”谢谢主，因着多少不知名的人为我祷告，（包括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年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边疆祷告团” 的代祷），政府并没有立刻给我定罪。而且就在我被登报批判、屡遭审查的同时，同工们在昆明的“三义铺”买下一所房子[5]。这是一间两层高的楼房，有三个院子，正好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在那里聚会。当年我们几位同工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一所房子，而且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刻。可见不是人有什么能力，完全是神的恩典！
[5] 那所房子的院落，距离三义铺大街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大门口需要一个圣徒聚会的标志。大家同心确定的名称是“基督徒三义铺聚会处”。虽然我们和昆明聚会处的弟兄们灵里很亲近， 但是众教会都知道我们不属于“聚会处”的系统，而是和众教会都有属灵的交通的。
1953年，我的老母亲没有人看顾，连着给我写了十封信催我回去。那时我在昆明坚持不肯参加三自，当地宗教事务处已经叫我去谈过一次话，对我已经有所警告。我也怕自己一旦出事，必将影响当地教会，就离开昆明回到北方，在北京王明道先生处受教，也帮助老人家做点文字校对工作。1956年我被列入王明道先生的反革命集团而被捕。不久昆明的同工们在1957年也先后被捕。吕冰之教士被捕后监禁多年，释放后几乎一直是卧病在床、需人护理，前几年在年近百岁的时候离世。张家群弟兄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本来可以为主作工一些年，但不久竟去世了。杜忠三老牧师被捕后在劳动改造时被主接去。施晋德弟兄在云南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到了美国定居，现在年过八十，仍不时讲道。汪惠弟兄后来也在贵州的教会侍奉。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在1957年被捕，多年后被释放， 现在仍在昆明传道。原先在三义铺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聚会。有人说，现在聚会的人们，有好多都是我们儿孙、甚至是重孙一代的人了。
结语
在张谷泉弟兄写的西北灵工团的歌中，曾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诗句。前面已经提到，马可牧师所写的遍传福音团的团歌里，也有这样的诗句。当年，我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诗中也有一句诗词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大家好像是不谋而合，同被一灵所感，有“举目向西展望”的领受、祷告、托付和心志，定意装备自己，不仅要把福音传遍到中国的边疆，而且预备走出国门，将福音传到中国的西方；不仅是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止，而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向普世宣道。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年、青年人，能传承这个继续向西把福音传向西方的异象，把福音遍传全世界的托付！正像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迎接主的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