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後沈鸿烈放弃青岛的真象
芮 麟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12月29日，国民党的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成章）在华北局势紧张而日本侵略军还没有逼近青岛，连整个山东半岛也没有日本一兵一卒侵入的时候，他伪装抗日，急急忙忙爆破了青岛的日本纱厂就自动放弃国土，撤离青岛，带着军警逃往鲁西去了。沈鸿烈以爆破日本纱厂为障眼法，一时转移了青岛市民的视线，同时也取得国民党中央的信任，又因缘时会，取得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位。
青岛地当山东半岛的最前端，为鲁东的咽喉，华北的门
户，因为地位太突出，所以对于国际风浪的感受也特别敏锐。“七七”事变一爆发，华北局势突趋紧张，青岛也随同紧张起来了。
青岛于前清光绪24年2月被德帝国主义借口钜野教案而强行占领，然后强迫清廷订约租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国三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借口对德宣战而进行强占，因此日本工商业在青岛的投资额非常大，单就日本人开的纱厂而论，在青岛就有九家之多。计在四方的有大康、内外棉（又名银月）、隆兴等三家；设于沧口的有公大、富士、同兴、宝来等四家；设于水清沟的有丰田、上海等两家。因之日本在名义上虽然已于民国11年12月10日将青岛交还中国，但事实上日本在青岛的潜势力仍然非常大。青岛的日本侨民也特别多。根据民国25年9月的统计，日侨计有一万五千零二十二人。在外侨人数中，以日本侨民为最多。日侨又有居留民团的组织，其编制和装备，完全和日本陆军一样，内部混有日本浪人很多，经常横行市内外，酗酒滋事，甚至明目张胆地贩卖毒品私货，走私漏税，地方军警当局，因受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对于日本浪人的非法行为无法取缔，更难予以有效的制止。日本海军经常有十余艘军舰停泊在青岛前海沿或游弋于青岛近海，地方当局更无法过问，不敢干涉。抗战以前表面繁荣富丽的青岛特别市，真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典型都市。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人为要保全这九家日本纱厂，企图不战而占领青岛，对于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一开始就采取军事威胁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方式：一面调集舰队到青岛近海来威胁；想逼令青岛军政当局自动逃跑，日军就可以不战而进占青岛，完完整整地攫取青岛为已有，希望一切设施和公用建筑不遭破坏；另一方面，日海军通过沈鸿烈在日本海军学校上学时的老同学，以私人关系与沈鸿烈保持联系，进行拉拢，希望他不抵抗而对日妥协，让日本海军和平开入青岛。同时，日本海军又叫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正式与沈鸿烈商谈，允许给予沈鸿烈以华北民政总长的伪职，引诱沈鸿烈先与日本妥协，而后完全投降日本。目的还是避免在青岛地区作战，保全日本人的资产和规模巨大的九家日本纱厂。
沈鸿烈深切了解单靠青岛本身所有兵力绝不可能抵抗抗日本海军进占青岛；他也明白南京政府在南北各主要战埸都纷纷告急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力量顾到这个弹丸之地的青岛，万一战事爆发，国民党政府决不会派兵来青岛增援作战。因此他认为国内外的战事形势已决定了青岛的命运，只有自动撤退或者对日妥协。他以为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前途着想，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但他看透了日本方面想不战而占领青岛这一侵略阴谋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意图，他以为日本人既然特别重视这九家日本纱厂，那么日本纱厂便是自己可居的奇货，大可讨价还价，巧妙地运用政治手腕争取时间，在自动撤退与对日妥协两者的夹缝里另外觅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出路。于是他苦思焦虑决定了两个根本对策：一是紧急备战；二是极密准备爆破日本耖厂。他的具体做法是一面敷衍日本人，抵制日本海军不战而占领青岛的侵略野心；一面表示坚决抵抗，做出紧急备战的一切姿态，以模糊中外人士的视线。
起初，沈鸿烈对于华北民政总长这一伪职是颇感兴趣的，但历年来在对日交涉中与西春彦接触谈判过多少次，深知西春彦非常狡猾，沈鸿烈对西春彦的口头诺言也就不敢深信，因而既不敢坚决拒绝，也不肯爽快答应，谈判一直拖延着，不破裂也没有圆满达到一致意见。沈鸿烈最大的顾虑是：日本海军一旦登陆进驻青岛，则青岛势必为日海军控制，那时万一西春彦的口头诺言变卦起来，则沈鸿烈必将毫无办法，一筹莫展；沈鸿烈在这一患得患失的心理支配下，与西春彦的谈判拖了两个月，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沈鸿烈与日本勾结妥协的问题，始终停留在与西春彦讨价还价，反复磋商的阶段。
日本诲军等得不耐烦了，突然在9月14口制造了“德县路事件”。所谓“德县路事件”是这样：日本海军派出几个日本浪人，穿上中国衣服，化装中国人，携带手枪混到德县路私立圣功女子中学对面一个僻静胡同内，下午二时许，对一群走过德县路的日本海军突然开枪射击，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二人，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海军就一口咬定说中国市政当局没有能力维持地方治安，日本海军有必要登陆自卫，并且放出空气说将于“九一八”以前就要占领青岛。因此青岛情势突然紧张到极点。日本海军制造“德县路事件”，目的就在于利用这股假造的紧张空气逼走沈鸿烈和其他青岛的主脑人物。
沈鸿烈看到日本海军还想照“九一八”时代关东军袭取沈阳的那套老办法袭取青岛，若是自己住在市内太危险，．必须与各局局长分散隐蔽，免得被敌人突袭时一网打尽。决定自己先往乡间暂避，躲过几天，再把各局长招集到一处秘密办公，以掩人耳目，并给自己留好退步，市内责任完全交托新任公安局局长廖安邦（廖又兼市保安大队长）全权负责。他想好后，立刻给廖安邦下了一个条子道：“现值非常时期，本市环境特殊，对外防务，务须加强妥慎戒备，烈刻赴乡视察，须勾留三数日始得返市内。在此时间，所有市内军警指挥调度以及一切守备应变事宜，统着该局长负责全权措置，毋须秉命于烈，免误戎机，烈于必要时自当以电话指示机宜也”。沈鸿烈写完手谕，即派人送给廖安邦，自己急急忙忙上车走了。廖安邦接到市长手谕，猛一看，觉得责任太重大，无异叫自己当前敌总指挥，心里稍稍有点踌躇，但继而一想，这原是自己份内应尽的职责，无可推托。立即指挥军警在全市布防，对于日本海军可能登陆的地面特别严密戒备。可是想到沈鸿烈在此紧急关头，他却轻轻一闪，闪到背后，却叫自己独挡头阵，连他的去向和电话号码都不给告知，未免太滑头！他立即打电话给几个乡区的公安分局局长叮嘱火速查明市长住址和电括号码回报并妥善保护市长的安全。没有多久，接到回电，知沈鸿烈下乡后，先在崂山大崂观休息了一回，后往李村师范，借住师范学校会客室，电话可由李村师范转。廖安邦知道沈鸿烈的确实行止后，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于是加强市乡防务，严密警戒着日本海军发动突然的袭击。他和郁仁治通宵没有睡。在这一夜吓得逃跑的除市长沈鸿烈以外还有社会局局长储镇（铁生）。储镇是江苏宜兴人，在青岛各局长中资格最老，资望最高，他在沈鸿烈任东北舰队司令时就当哈尔滨市长，自以为与沈鸿烈是平起平坐的同僚朋友，来青岛当社会局局长，成为沈鸿烈的部属，心里非常牢骚，早想借故引去，另谋出路，现在看到青岛局势危急，沈鸿烈本人都走了，他也就拿定主意，乘机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他可没有知道沈鸿烈并没有跑远，还在李村呢！储镇逃出青岛后直奔安庆，经安徽省政府友人介绍和推荐，出任合肥县长，省府会议通过储镇为合肥县长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于是储镇逃出青岛后的行迹和意向就完全暴露了。 ，
九月十四日的一夜，青岛在惊风骇浪中算是平平安安地渡过了，这在沈鸿烈、储镇之流所意想不到的。原因是日本海军看到中国军警有戒备，市内市郊严阵以待，无隙可乘，无懈可击。如果强行登陆，经过苦战破坏一切而进入青岛，这与东京指示不战而占领青岛的既定方针不合，所以没有敢发动袭击。第一天拖过，形势便趋于缓和。沈鸿烈就于九月十五日打电话叫市府秘书长胡家凤（秀松），教育局局长雷法章到李村去。他们就借李村师范会议室临时办公，于是沈鸿烈的行踪也就逐渐公开了。过了几天他就带着胡秘书长和雷局长，大摇大摆地堂而皇之地返回市府，依旧面无惭色地当他的青岛特别市市长。储镇的社会局局长却立即免职，当派雷法章兼代社会局局长，社会局也就并入了教育局。于是青岛市两个主要局长，沈鸿烈都换成少壮派了。他早就感觉到几个老朽昏庸的局长，平日依老卖老，不易驾驭，但到局势紧急时，都惜身顾命畏首畏尾，不能为自己分担艰巨，不如逐步改用少壮派，以应付这一个非常局面。沈鸿烈首先看中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派押运炸药来青岛的廖安邦。廖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当过团长，有实际作战经验，又到陆军大学进修毕业，年轻人容易驾驭，因此沈鸿烈决定笼络廖安邦，把他留在青岛，作为自己军事上一个助手。雷法章原是南开中学教员，在各局长中资历最浅，一向唯唯诺诺，奉命唯谨，指挥他最能得心应手，为人也精明干练，叫他暂时兼代社会局局长，乐得减去一个老的局长，这样一调整，沈鸿烈左右，文有雷法章，武有廖发邦，主要干部的班底也就形成了。
沈鸿烈这次在“德县路事件”的风浪中吓得逃跑的事，由于他玩了一套手法，玩得相当巧妙，因此，一般市民因不知道，连市府职员也大多莫明真相，以为市长真是下乡视察去了，无人非议，只有当时参预机要的几个人得悉底蕴。可见沈鸿烈为他自己打算是非常精细周密的。他一生做事，好用权术，对人不择手段，许多人往往受其愚弄而不自觉。
本来，沈鸿烈鉴于青岛兵力太单薄，地势太突出，根本就不打算抵抗，早就决定自动撤退或对日妥协投降的两条路。但他为了伪装抗日，欺骗中外人士，并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决定于自动撤退以前，先行炸毁日本纱厂。可是当时青岛炸药缺乏，当地无法弄到炸毁九家日本纱厂所需要的大量炸药，沈鸿烈没法，只好电请南京国民党军政委员会拨给炸药以应急需。本来南京方面早已风闻日本海军以高官引诱沈鸿烈妥协投降的传说，对于沈鸿烈的真实态度如何，正在疑虑，接到沈鸿烈请求炸药的电报，认为是割断沈鸿烈对日真实态度的试金石，沈鸿烈果真炸毁了日本纱厂，他就失去被日本海军利用的条件和资格，也就永远断绝了妥协投降的道路了。所以立即复电批准黄色炸药十二吨，特派廖安邦、郁仁治二人押运炸药到青，即命留青协助处理爆破事宜。廖、郁两人都是南京陆军大学毕业生，一到青岛就受到沈鸿烈的特别重视和欢迎。沈鸿烈心眼多，他认为军委会派廖、郁二人到青岛来，除去表面文章是押运炸药和协助处理爆破事宜以外，可能还负有监视沈鸿烈行动的秘密使命，所以他特别使用手腕，笼络他们。他首先介绍了青岛的特殊环境及当前对日问题的紧急局势，并且着重说明本人左右文人多，军人少，要求他们二人留在青岛协助他支撑危局，渡过难关，共同为中央分忧，表示自己是爱国抗日的。沈鸿烈的一席花言巧语把两个少壮军人都说动了心。从此他们二人都甘心情愿受沈鸿烈的利用，死心塌地为沈鸿烈服务了。不久廖安邦就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局长,并兼市保安大队长。于是青岛军警两方面的全部武力，都交给廖安邦掌握了。直到青岛撤退，廖安邦始终成为沈鸿烈最得力的助手。后来沈鸿烈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就发表廖安邦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任命郁仁治为山东省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郁仁治于1938年7月日军扫荡鲁西游击区的东阿战役中阵亡。他是山东抗日战争中专员阵亡死难的第一人，比六区专员范筑先在聊城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时，还早五个月。
青岛的武力只有警察和保安队都归廖安邦统一指挥。此外还有海军陆战队，可说是半地方性的部队。沈鸿烈原是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任青岛特别市市长的。此时，他已专任青岛市市长，第三舰队司令已换了谢刚哲。谢刚哲本是沈鸿烈的参谋长，因此关系，沈鸿烈可通过谢刚哲指挥海军陆战队，实际上沈鸿烈等于海军第三舰队的太上司令，海军陆战队完全与青岛市府一致行动。因此，青岛兵力虽然不大，但配合紧密，指挥也统一，战斗力却并不差，日本海军也未敢轻视。
此外，可以视为青岛对日作战时可靠的支援武力的还有税警团一千多人，税警团直属于南京财政部税务司，枪械精良，弹药充足，战斗力也很强，实质上就是变相的陆军，只为了避免日军的借口应付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才改头换面，对外只说是财政部缉私用的税务警察，开入青岛市内驻防，常驻一团。沈鸿烈、廖安邦与税警团总团长黄杰，常驻青岛的分团长邱立纪都联系得非常好，所以税警团这一支特殊武装也可以作青岛对日作战时可靠应援。但合计起来青岛地方军警，连同税警团都算上，也只有六千多人，要想抵抗日本海军侵占青岛是远远不够用的。因而廖安邦建议沈鸿烈，把市属清洁队一千多人拨归保安队加以编练，由保安队统一指挥，这样市保安队人数增加了，实力也较加强了。廖安邦再进一步建议沈鸿烈，下令将青岛市区、乡区历年来办得有成绩的国术教练所的各届毕业的国术武土紧急集合起来，编为保安后备队，每人发给大刀二把，称为大刀队，配合武装警察和保安队分班分组守卫巡逻，以加强防务，并从中挑选出六百多个身体强壮，甘愿当兵抗日的补充到保安队里面去，于是保安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实力也加强了不少。廖安邦从“德县路事件”发生后，因为青岛兵力单薄，对日防卫不够分配而日夜惴惴不安的心，到此才稍觉得踏实了些。
“德县路事件”是抗日战争初期，青岛地方当局对日抗衡的第一个回合。由于沈鸿烈在外交上应付圆滑，廖安邦在军事上措置还恰当，中国方面总算没有吃亏。到12月初日本海军奉命开往南洋接受新任务，要将日本侨民先行护送回国，不得已找沈鸿烈重新谈判，要求沈鸿烈负责保护日本纱厂。沈鸿烈知道日军、日侨都要撤走，如同割了附骨之疽一般，心里非常高兴，这是他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大快事。日本海军要求保护日本纱厂一事，他早有成竹在胸，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当即满口答应。日军、日侨统于12月20日以前陆续登舰开离青岛，最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也于12月25日率领大批地方行政工作人员下旗回国。于是爆破日本纱厂准备工作的一切顾虑都已解除了。本来爆破日本纱厂的准备工作，为了恐怕日军、日侨发觉，是偷偷摸摸地秘密进行的，所以进程很慢，现在日本海军和日本侨民都撤走了，沈鸿烈就派警察把守着所有日本纱厂的大门，增加准备爆破的工作人员，加速准备工作的进行。 ．
当时炸毁日本纱厂的目标主要的是动力部分，次之是生产机器。至于普通设备及一般机件，都不在爆破范围以内。所以炸药都用布包扎好绑缚于发动机及生产用的主要机器上，要求炸得彻底干净，关于普通机件及一般设备上就完全不绑缚炸药。五人特别委员会于准备工作过程中曾经作过详细研究，一切准备工作到12月25日全部完成。廖安邦于12月26日由柏在春陪同亲自检查一遍，认为满意，当时报告沈鸿烈。沈鸿烈又于12月27日复查一遍，也认为没有什么疑问，于是决定于12月28日晚间爆炸。这时华北战事虽已逐渐南移逼近山东省境，但整个山东半岛未见日本一兵一卒，济南以北尚无敌踪，而沈鸿烈认为青岛孤悬胶东，万一济南落入敌人之手，胶济铁路必被敌人截断，那时青岛将成孤岛，应该及早撤退，免得后路被敌人切断，退不出去。他的计划是把日本纱厂爆炸后马上就撤退。这一点廖安邦不赞同。他根据当前局势劝沈鸿烈重新考虑。他认为日本海军、 日本侨民都已撤走，青岛心腹大患已暂时解除，很可以坚持下去，到万不得已时再撤退。廖安邦判断沿着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威胁到青岛的安全至少还得在半个月以后，半个月以内，青岛绝不会有什么危险。目前还用不着撤退。沈鸿烈听了廖安邦的劝告，大不以为然。怒气冲冲地吼着说：“话是这末说，但真到危急时，要退也退不出去了！为大家安全着想，就得及早从从容容地撤退，不要临时手忙脚乱，抛东丢西地慌慌张张地逃命！”廖安邦因当时话不投机，也就不再多说，就沉默下来。沈鸿烈看到廖安邦不吭气，知道年轻人憋气了，因此又嘻嘻地假笑道：“莫急！我早已报告军事委员会请示办法，陈明爆破日本纱厂后即行撤往徐、海或鲁西、豫、皖边区待命，井已奉到军委会回电，叫我可以相机自行决定。放弃青岛撤往后方是合法的了，任何理由，决不改变”。沈鸿烈因为廖安邦是军委会派来的人，就抬起军委会已经准许撤退的大帽子堵廖安邦的嘴。廖安邦看到沈鸿烈主意早已拿定大局已经无可挽回，和这个老奸巨猾的上司顶僵了也不便宜——想到这个人心眼太多，手腕太狠！上次明明是为怕死而逃跑，却堂而皇之的下手谕给我，叫我全权指挥军警负责应变，现在明明是不肯守土抗日，想先期逃跑，却以炸段日本纱厂来转移国人视线，并骗取中央信任。面对这样的上司，多劝也是无益，只得苦笑说：“那么市长下命令就是了。”廖安邦性子冲，再也忍不住，说完就匆匆走了，走出大门，跨上马背，气得昏头昏脑的，连加几鞭，那匹新买的枣红色的大洋马，就飞也似地跑开了，半路上马忽然打前失，他没提防，竟被摔下马来，头撞在柏油马路转角处，还好没有撞破脑袋，却撞昏过去了。廖安邦堕马受伤后被送进医院，沈鸿烈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28日爆破日本纱厂，12月29日开始全市撤退。
民国26年12月28日下午九时，青岛、四方、沧口和水清沟等处九家日本纱厂同时点燃炸药引线，顿时天崩地裂似的响了轰隆隆几声，九家日本纱厂马上火光冲天，主要设备都彻底炸毁。
沈鸿烈把日本纱厂爆破后，就下令从12月29日起开始撤退，所有青岛市属军警和各级机关工作人员都按照计划先在流亭大马湾集合，经由诸城和莒县而到临沂集中，12月31日全部撤尽。
到达临沂后，休息三天，进行整编，在从青岛出发以前，已把所有部队和机关人员统统编为海军陆战队。在临沂整编时，又重新分开，只挑选精壮士兵二千余人补充到海军陆战队里去，编成实足三千人的一支部队。其余清洁队、大刀队等仍留在保安队内，与青岛的武装警察混合起来编为警备团，共分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为姜厚本，第二大队长为柏在春，第三大队长为萧鸿顺，总队长原是廖安邦，因他堕马受伤，警备团团长一职改派孙秉贤暂时代理，人数共是六千人。沈鸿烈从青岛带出的部队经过整编后共计还有海军陆战队三千人，警备团六千人，合计共为九千人，这就算是沈鸿烈的基本武力了。
说到廖安邦堕马受伤的事，日本人方面还传出一段神话 说：廖安邦骑的那匹枣红色的大洋马是通灵的神马，因为廖安邦炸毁日本纱厂破坏日本人财产，恶贯满盈，那匹神马特地把他摔下来，意摔伤或摔死他的。因此日本人特地把那匹种马喂养在汇泉中山公园好几年，并且撰文立碑，以作纪念。廖安邦原是骑兵科出身，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当过团长，再到南京陆军大学上学的，骑马术很高明，那天因为反对青岛撤退的问题受了重大刺激，脑筋昏昏沉沉被马打前失而摔下来的。当时被摔昏过去，几乎死了，后来虽然救醒过来，但他脑筋受到剧烈震动，神经受了重大影响，常有喜怒无常，神经错乱的现象，经过五、六年也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状态。
在临沂休息了三天，部队整编就绪后，沈鸿烈就带着警备团和海军陆战队上台儿庄竭见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告撤出青岛经过，请求指定团队驻地和给养地区。这是沈鸿烈聪明和周到的地方。他是青岛市长，离开青岛就没有自己的地盘了，首先请求战区指定部队的驻地和给养地区，取得以后部队活动和生活的法令根据。由此可见沈鸿烈为个人利益打算是异常精密细致的。这一次他撤出青岛，办得比后来韩复榘把三路军撤出山东，擅自开往后方的做法要漂亮得多了。沈鸿烈根本没有守土抗日的决心和勇气，但他于撤退以前，爆破了全部日本纱厂，用以转移国人视线，给了广大市民一种错觉，认为沈鸿烈是坚决抗日的；也因此骗取了国民党中央的信任，以为沈鸿烈对日交涉有方，应付得宜，炸厂撤退措置得当，为后来任命他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一职，投下了一笔新的政治资本。他因为善于打算，所以每向前迈一步，总是踏得稳妥以后，再举第二步，避免轻率迈步落空冒险。．
沈鸿烈见过李宗仁，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定部队暂住鲁西南曹县待命，给养也由当地政府划拨，问题圆满解决，他带着陆战队和警备团开到曹县，并在那里过了年。
没有多久，韩复榘被蒋介石打死后，韩所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因而出缺，三路军将领人心惶惶，大感不安。国民党中央认为沈鸿烈久在青岛，对山东人地熟悉，与三路军将领也多关系，就任命他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叫他收拾山东残局，按抚人心。
沈鸿烈奉令后，就在曹县接事，省府也就暂设于曹县，于是沈鸿烈由于抗战局势的推演就从青岛特别市市长而升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了，而他全心全意为自己打算，想在自动撤退与对日妥协投降的夹缝里找一条对自己政治前途更为有利的出路的那套想法，也就如愿以偿了。
(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4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