雹泉、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雹泉故实、雹神李左车山左源流及其与秃尾巴老李在安丘之演化
原创 牛鹏志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雹神》二篇，皆言及“雹神李左车”。或因事涉琐屑，前辈学人的聊斋注本，以及当前学界的“蒲学”研究，均未对“雹神李左车”的由来生成与传说源流进行专门讨论。因安丘雹泉与“雹神李左车”传说诸要素渊源关系密切，却又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是以笔者自2019年年底完成《鸟语与鸟占——从公冶长的传说谈起》一文后，便欲撰文尝试探析。故每有发现，辄作记录，以备资引。在这个过程中，愈加发现此一问题，不但关系到民间传说的原生、演化、融合与反哺，还牵扯到以鲁北一带为桥梁的山左地区与燕赵大地的人文互通、登莱青三地明初“大规模移民”的家族想像，乃至蒲松龄《聊斋志异》取材的即时性与撰写的虚实安排。于是畏难焉。兼之专于他务，竟至搁置，不觉已经五年。
今岁酷暑之后，有事过雹泉，忽思此文。村务暇余，遂理陈编，旬日而成，以供大家讨论指正。
长文预警：本文共三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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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潍坊学院文史学院侯桂运教授、同窗临沂罗庄区张德才提供资料、照片。
本文旨在探讨雹泉、雹神及雹神李左车传说诸要素的渐次生成演化，以及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在安丘的交错离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俗学的视野考察，雹泉、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如同波涛中不停翻滚的巨石，彼此碰触、摩擦。千百年来，史实与传说互生，俗言与稗乘争席，雹泉、李左车在山左地区，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在安丘大地共同演绎出了地域人文的新面，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民间信仰。
本文的结论是，“雹神”这一概念，是沿着安丘“雹都泉”再到“雹泉之神”这一人文幽径迁变生成的。自宋元开始，安丘“雹泉之神”便南下北上，影响四方，逐渐演变成“雹神”。清代初年，“雹神”与李左车在鲁北地区相遇，遂而出现了“雹神李左车”这一形象，乾嘉间广泛流布山左。后来，“秃尾巴老李”斜刺里杀出，进入安丘，并融入雹神李左车的传说。于是，在安丘民间信仰中，秃尾巴老李与雹神李左车时而合为一身，时而分道扬镳，最终形成了“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在安丘互成体系又共生、割据的人文场景。
本文共分三章十二小节。目录于下。
一、清代之前的安丘雹泉庙祠及对周边地区之影响
1.雹泉之渊源及名义迁变
2.宋、元、明三代的雹泉、膏润庙与灵霈侯祠
3.“雹泉娘娘”传说探原
4.宋、元、明三代安丘雹水之神拜祀对周边地区之影响
5.结论：清代之前的雹泉之神并非雹神，更非李左车
二、清代雹泉之神的拜祀与雹神李左车的形成
1.从“泉神”到“雹神”，再到“雹神李左车”
2.雹神李左车的形成
3.清代山左诸县灵霈侯祠（雹泉庙祠）祀神迁变择要叙录
三、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在安丘的融合
1.从“秃尾巴老郭”到“秃尾巴老李”
2.秃尾巴老李与雹神李左车在安丘的融合
四、雹神李左车与安丘雹泉李氏：安丘“移民史”的一个反证
1.雹神李左车与安丘雹泉李氏
2. 安丘族谱中枣强县等始迁祖原籍献疑
一、清代之前的雹泉庙祠及对周边地区之影响
1.雹泉之渊源及名义迁变
以“雹”名泉者，凡有数处，而以安丘雹泉最古。
安丘雹泉，可溯至晋代。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天部下·雹第四·事对》转引晋代伏琛《齐地记》曰：“安丘城南三十里雹都泉，其雹或出或否，亦不为灾异。”（笔者按：《太平御览》卷十四天部云：“伏琛记曰，安丘城南三十里有雹都渊，其雹或出，亦不为灾异。”与《初学记》所载名称有异，但无论是“雹都泉”还是“雹都渊”，均说明安丘以“雹”名地理，至晚可自晋代始。）晋时安丘城，在牟山一带，以“安丘城南三十里”推之，“雹都泉”，正是今日安丘雹泉之地。且安丘地域，名“雹泉”者，惟此一处，故《齐地记》所载之“雹都泉”，即今日安丘市辉渠镇雹泉村之雹泉，其“清泉珠吐”为安丘古八景之一。故雹泉，初称“雹都泉”、“雹都渊”，后又有珍珠池、珍珠泉、廉泉等数称（详见本节末附记）。
毫无疑问，今日习称的“雹泉”就是晋代“雹都泉”的省称。但是，“雹都泉”的“都”是何意？从“雹都泉”到“雹泉”，它的意义指向又有了哪些变化？
通过晋代伏琛《齐地记》记载的“安丘城南三十里雹都泉，其雹或出或否，亦不为灾异”之语，说明早在晋代之时，“雹都泉”已有“雹或出或否”易生冰雹的奇异之处。与安丘雹都泉（雹都渊）类似的是齐国的柴都及阴平的雹渊。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八“杂志”转引《太平御览》，有“柴都”条，其云：
柴都，齐国有山，山有泉如井，深不可测。春夏时雹从井出，常败五谷。人以柴塞之，不塞辄出，号为柴都。
《太平广记》卷一六一“袁安”语云：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
与我们熟知的天降冰雹不同，雹都泉、柴都及阴平县的冰雹皆是自地中泉井生出，如同雍丘夏后祠兴雾雹之神井。“柴都”之名，或因集聚柴塞而成，或因“柴堵”谐音化来；而“雹都泉”的“都”则是汇聚之意，意即汇聚冰雹之泉渊，故称之“雹都泉”、“雹都渊”。再进一步解释，“雹都泉”的“雹都”，命名之时，巧妙兼顾了音义：其义为生发冰雹之聚处，其音则为泉渊喷涌若“卜嘟”之声，正如济南“趵突泉”之名音义兼顾如出一辙。又《重修莒志》卷十九《古迹中·浮来山》有云：“（沂水）又南迳爆山。《齐乘》：在沂水西北三十里……今曰??突固。明统志又名大固山，今一统志曰雹山。）”此处亦可证山川之名一音之转。
「嘉靖」《山东通志》卷六“山川下”载曰：
雹泉，在安丘县南四十里膏润庙前，石罅中涌出如大珠，绵绵不绝。
「万历」《安丘县志》卷三“山水考第二”记云：
雹泉，在西南四十里，自石函中迸出，颗颗如联珠，如雨雹。泉汇为池，池中草冬夏常青。又湀辟成河，东南入于浯。池上有膏润庙。
从这两段文字来看，当时流传的雹泉之名义，已无生雹之意，并且早已由生发冰雹变为了“颗颗如联珠，如雨雹”之状。
故“雹都泉”初义，即为冰雹聚生之泉，省称之后，则作“雹泉”，其侧重点原本在于“冰雹”。南北朝及隋唐五代间，文献无徵，我们无法得知其迁变情形。最晚至北宋时期，“雹都泉”生雹的初义渐渐迁变为祈雨的灵泉——“雹泉”。这种转化，到了明代，已经成为安丘士民的共识。
附记：
雹泉，又称珍珠池、珍珠泉，又雅称廉泉。近人又有称之“神泉”者。故一泉五名。
珍珠池，最早可见清初安丘张贞《渠丘耳梦录·丁集》“周孝廉”中“至岁丙子，直指使者偶过雹泉，相视形势曰，宜开一东门，下临珍珠池，最为奇胜”之语。清代中期，安丘刘芳曙《半山园诗草》之《渠城杂咏》第四首诗后注曰：“灵霈侯祠，在邑西南雹泉里。祠侧有泉，状若喷珠，亦曰珍珠池。”（详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 其又有《珍珠池》一诗，以咏雹泉（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其《青州府十一县古迹诗注》之《廉泉》诗注，又云“俗名珍珠池”。
珍珠泉，始见于清初金奇玉写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珍珠泉》诗。《龙溪纪年诗集》卷四《珍珠泉》诗云：“水天涵欲合，一镜自然成。沤叠神珠幻，规依古甃平。分霖通雨色，倒影澹云情。金碧何曾着，涓涓藻荇生。”
廉泉，康熙末年成永健将雹泉易名为“廉泉”，并多有赋诗。（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神泉，今安丘雹泉庙内有石刻一通，上题“神泉”大字，云为苏轼所题，未知何据。当为后世传闻之语。
2.宋、元、明三代的雹泉、膏润庙与灵霈侯祠
古人因以雹泉祷雨祈神，遂于其侧立庙以祀。何时立庙，庙称何名，已不可考。直至北宋政和元年（1111），方称之“膏润庙”。“膏润”，即雨露土地，润泽众生，也就是汉代郑玄《诗·小雅·黍苗序》笺所云“然水之润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润也”之意。「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庙祠》记“膏润庙”曰：
在雹泉，莫考其初。元至元二十一年，知县马瑞重建记称庙西有桃园，东有寿山，北有神山，泉流经管公力监里中东注于浯。又记大观、政和中旱，知县李安节两祷于泉，有白蛇、白鼠之祥，时乃大雨。再请于朝，得赐庙额，封其神为灵霈侯。至元中复旱，密州守黄济以诗祷之，雨竟如祷。乃再新庙貌，以答神贶。另有灵沛行宫，在城南一里，许为复祠。
又明万历《安丘县志·总纪上》：“（宋）政和元年，封雹泉为灵沛侯。”其后小注“出碑记”。此碑记当即上文所引之“马瑞重建记”。
据此可知，雹泉之膏润庙初貌已不可考。复据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安丘县尹马瑞“膏润庙重建记”，宋代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大旱，安丘知县李安节祷雨雹泉，极有灵应，上请朝廷，遂得赐额“膏润庙”，政和元年（1111），封雹泉之神为“灵霈侯”。「万历」《安丘县志》已将雹泉、膏润庙及灵霈侯的关系渊源记录得非常清楚：雹泉，本为泉水之名，因其雨泽有灵，宋朝廷而始名之膏润庙，庙中所奉，即雹泉之神，或称雹水之神——灵霈侯。“灵霈侯”这一称呼，既是人们对雹泉之神的无上敬畏，又是沿袭唐代武周以来山川之神加以人爵的成例。
又《元史》卷九本纪第九，载元世祖十四年（1277）秋七月，“安丘雹泉灵霈侯追封灵霈公”。
「万历」《安丘县志》卷十一“艺文考第十”附诗载元代密州同知黄济《雹泉祠祷雨》诗，诗云：“寄与安丘灵沛侯，晚田无雨不成秋。何当一泻天飘水，点点能消万姓愁。”（笔者按：据「乾隆」《诸城县志》职官表、宦绩录，黄济，元至正八年（1348）任密州同知。另「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庙祠》 “膏润庙”，亦有“至元中复旱，密州守黄济以诗祷之”语，此“至元”，当为“至正”。）
此可知元代初年之后，安丘雹泉灵霈侯虽晋爵为灵霈公，后世仍习称其为“灵霈侯”，其祠依旧称为“灵霈侯祠”，未有称之“灵霈公祠”者。然而后人因习于省名俗称，雹泉、膏润、灵霈与泉、庙、祠的称呼，自此开始随意搭配。
严格说来，泉以雹名，故称之“雹泉”；庙额“膏润”，应呼之“膏润庙”；祠以祀神，当名之“灵霈侯祠”或“灵霈侯行祠”。所以，若称其为“雹泉庙”，如「嘉靖」《山东通志》卷六《山川下·神山》中的“雹泉庙”；“雹泉祠”，如「万历」《安丘县志》引黄济的诗题《雹泉祠祷雨》；“灵霈侯庙”，如《潍县志稿》中的“元灵霈侯庙碑”；“膏润行祠”，如《潍县志稿》中的“《北海县马宿聚膏润行祠记》”等，都是不准确的。这种称指上的异化，正是从史实到传说渐变的要素之一，包括后来的 “膏润泉”等称谓，也都是民俗学上的一种背离历史源头的再创造。到后来，这种同实异名的情形，也越来越习以为常。如「康熙」《续安丘县志·总纪》：“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设粥厂，男厂在雹泉祠，女厂在慈因庵。”“康熙十九年庚申，修雹泉庙。”
降及明代，安丘雹泉膏润庙与灵霈侯祠的雹泉之神修祀题诗，屡屡有之。
「万历」《安丘县志·总纪下》：“（明永乐）四年丙戌，知县郭庸至。修灵沛侯祠。”“（明永乐）十四年丙申夏旱，秋修膏润庙。”同书卷十一艺文载明代刘希孟《清泉珠吐》诗云：“方池一镜开，湛湛清虚境。碧水漾明珠，雪花留素影。睹兹真景鲜，顿觉尘思冷，世上有贫泉，于人贵自省。”
明成化年间安丘知县陈文伟在《总咏安丘八景诗》中，也用“灵泉细吐珍珠颗”来对安丘雹泉作细致描绘。今安丘雹泉庙碑又有明代赵鹤龄诗：“路过渠丘苦热侵，雹泉喜见一泓深。观澜手拍圆珠涌，声清真听七弦音。源洁可磨三尺刃，祷旱心虔甘澍临。几回欲挽献天子，大地田畴遍作霖。”（详见《李左车传说》，邹学顺、曹昭民等编，2016年团结出版社，第293页）这些诗文都在赞美雹泉之清寒素美。
3.“雹泉娘娘”传说探原
将自然的泉水神异化，再将其人格化，是古代人民对天地山川的一种敬畏。安丘人不但将雹泉之神封爵灵霈侯，还给这位泉水侯爷——安丘人俗称之“雹泉爷爷”——娶了一位姓徐的妻子，此即后世所传的“雹泉娘娘”。
「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之庙祠“护国西齐王庙”云：
城南“护国西齐王庙”之祀唐长子令也。……按西齐王庙记，称邑中裴氏次四女家于荆山，一日云：府君取余，愿执事巾栉。即日坐亡，故配飨在庙，世所传云四娘子者是也。此几语怪矣。又闻雹泉之事，与此略同，其女盖今徐氏之祖姑云。（笔者按：「康熙十五年」《青州府志》卷二十“杂志”“府君娶女”引此。）
上所云“城南‘护国西齐王庙’之祀唐长子令也”，即世传崔府君之神祀。（笔者按：《潍县志稿》卷四十《金石·石类》载《府君崔公灵应之碑》，另《崔府君神异录》今有多种刊本）据安丘城南西齐王庙记，崔府君娶荆山裴次四女，裴氏四女遂坐化，后世称之“四娘子”。此正是我国神仙娶凡间女子，女子遂遭陨身坐化的母题。「万历」《安丘县志》于雹泉之神娶妻一事并未详言，仅数语记曰：“又闻雹泉之事，与此略同，其女盖今徐氏之祖姑云”。
清张贞《渠丘耳梦录·丁集》“裴四娘子徐夫人”条全录「万历」《安丘县志》。乾隆末年，安丘刘芳曙《渠城杂咏》第四首 “千颗珍珠水面匀，灵泉泉上祀灵神。徐家幼女荒唐事，也似西齐庙里人”诗后注曰：
灵霈侯祠，在邑西南雹泉里。祠侧有泉，状若喷珠，亦曰珍珠池。相传里人徐氏有女及笈，忽自言曰，神将娶我矣。遂端坐而逝。事与西齐王庙裴四娘子之事颇相类，皆怪诞之说。见耳梦录。（笔者按，刘氏注末云见《渠丘耳梦录》，今检之，仅见《耳梦录》袭于「万历」《安丘县志》数语，未有如是之详。抑或《耳梦录》别有版本耶？）
对此事详细展开记叙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王培荀《乡园忆旧录》阳信县“雹母娘娘”一则。此正可见安丘雹泉之神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六载记曰：
吾东阳信百十户，旧有雹神庙，不知所自始。神像威严，夙著灵异，庙有主持道人奉香火，一女年已及笄，有殊色。尝代父入庙扫地焚香。一日晨兴入庙，踰时不出，父母怪而趋视，女伏雹神像上，两手抱持扪之，气已绝矣。乃大号泣，俾人共舁其尸。视女面如生，笑靥嫣然，数人举之不能动，复益多人邪许作力而后下。村人喧传以为雹神娶之而去矣。乃肖其像于神右，笄珈翟茀，翠羽明珰，静好俨然，遂以‘雹母娘娘’呼之。
阳信县雹神庙（笔者按：阳信之雹神庙，初称雹泉庙，此为名称迁变之事）有二，是庙所在，当即阳信城西南二十里姚家庄，今称雹泉庙村之处。这段清代道光年间记下的掌故，正是对「万历」《安丘县志》所记“又闻雹泉之事，与此略同，其女盖今徐氏之祖姑云”数语的详细说明，也适可证明，阳信雹泉庙的渊源，正是安丘雹泉。此外，今日安丘仍流传“雹泉娘娘看孩子”的传说（详见《安丘历史文化丛书·民间传说》，张跃放、孙镜升编著，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第214页；《李左车传说》，第64页）。在这个传说中，雹泉娘娘恰恰姓徐，籍贯还被演绎为安丘雹泉村西北徐家庄子人氏，其来源正是「万历」《安丘县志》所记的“其女盖今徐氏之祖姑云”。此可知雹泉娘娘的传说，在安丘起源最晚为明代中期。
4.宋、元、明三代安丘雹水之神拜祀对周边地区之影响
北宋政和年间之后，安丘雹泉膏润庙及庙中供奉的灵霈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日益巨大。自北宋晚期到明末清初的五百余年间，安丘雹水之神拜祀不仅影响了附近的莒县、北海县（今潍坊市区一带，明清称潍县）、诸城县、高密县、博山县，还将信仰的触角延伸到了数百里之外的博兴县、阳信县、商河县等。
元代至元三年（1266），莒县东莞附近村民张汝楫于东莞村西北重建灵霈侯行祠；皇庆元年（1312），张汝楫之子张滋等复为重修。
泰定三年（1326）六月，潍州知州李希尹于北海县马宿（今潍坊市高新区新昌街道马宿村）祈泉祷雨有灵，泰定四年（1327）倡乡人重修灵霈侯行祠，后至元三年（1337）马宿膏润庙重构而成。
明正德九年（1514），诸城县在信阳乡雹泉社建雹泉庙。
万历三十年（1602）至三十五年（1607）间，高密县知县唐允中于灯竿埠建灵霈侯庙。
此外，博兴县灵霈侯祠虽已无法考证其初设年代，但至晚不迟于明代万历年间，则是无疑的。
「嘉庆」《莒州志》卷十三“艺文上”载元代延祐三年（1316）莒人邹惟新《重修灵霈侯行祠记》（笔者按：此文亦见1936年《重修莒志》卷五十二“金石”，题作《灵霈侯行祠记》。2020年，《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文献选编》据《重修莒志》收录此文，然点校稍有讹误），其文有云：
密州属县有安邱，县西南有泉，其名雹泉，有神祠，庙额曰“膏润”，爵封“灵霈侯”者是也。莒治北，距城百余里有村曰东莞，村西北有山，曰小石崮山。山之麓有泉在其左，曲流稍东北而入潍，与安邱之泉相为南北。其溉田浇圃，救旱利人，曾无彼此之间，故土人亦以雹泉名之。建庙于泉北，以为灵霈侯行祠，面帐儿山尾，石牛阜、青石岭峙其东，大石崮瞰其西，岁时香火祷祠感应，不知其几其春秋矣。庙有石香鼎，鼎字刻乃绍圣三年父老张世通所置。曩因金毁，庙貌无存。逮我皇元平定区夏，民安物阜，时和岁丰，旁近居民张汝楫于至元丙寅锐意重构，轮奂一新，使乡人奉祀者为之拭目。既岁月滋久，欹倾弗支，又复如昨矣。至皇庆壬子，汝楫子滋洎其弟彬，继前人之志，仍以兴创自任，重构三间。毕功之明年，增塑神像，皆所以被泉之泽，答神之庥也。
《潍县志稿》卷四十一“金石”元灵霈侯庙碑条下，载元代天历二年（1329）国子监助教陈绎曾《北海县马宿聚膏润行祠记》，其记曰：
潍州北海县东二十五里有聚焉，曰马宿；有池焉，曰龙泉；泉之北有庙焉，曰膏润；庙之神以侯封，曰灵霈。灵霈侯者，密州安丘县雹水之神也。按图经，能兴云雨，乡人求祷有应。宋大观中，郡邑以旱告，白蛇见，俄雨数百里，以闻敕赐封额。马宿去雹水一百一十又五里，池八觚而甃石同，神鱼蛇黽出没灵怪同，雨暘祷祠有应辄同。乡人因名以雹泉，庙以膏润，神以灵霈侯亦同。岁久圮坏，莫之能举。泰定三年二月不雨，至于六月，知潍州事李公希尹诣泉躬祷，投楮币，有物若鼃，衔之盘旋三匝乃下，翼日澍雨，岁以大熟。明年倡乡人王庆捐庙地二亩有畸，凡乐报者，合赀建庙，为堂四楹五，铺像设有，严隆神施也。庙成走京师，请记不朽。
自上可知，莒县东莞村西北与潍州马宿两地的雹泉及膏润庙，其设名皆源自安丘雹泉，可惜皆无法确知创设年代。
莒人邹惟新所记东莞灵霈侯行祠前“庙有石香鼎，鼎字刻乃绍圣三年父老张世通所置”之语，此“绍圣三年”，即指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此鼎所置时间，未知是否与雹泉神祠有关，邹氏语焉不详。若为雹泉神祠所置，则「万历」《安丘县志》“膏润庙”与《潍县志稿》陈绎曾《北海县马宿聚膏润行祠记》所记大观、政和年间诸事可再上推十年。
《潍县志稿》陈绎曾《北海县马宿聚膏润行祠记》中有“按图经”语，此“图经”，当即宋代地理图经，与「万历」《安丘县志》“膏润庙”所引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安丘县尹马瑞“膏润庙重建记”几近相同，惟一言“大观、政和中旱”，一言“宋大观中，郡邑以旱告”，此可见宋之图经与马瑞重建记正可相互发明。
又「万历」《诸城县志》卷二“水”载：“雹泉，在信阳乡。”同卷“八乡里社”之“信阳乡”又载有“雹泉社”（笔者按：此雹泉与雹泉社，在今藏马山以东）。清「康熙」《诸城县志》卷八“庙寺”之“雹泉庙”有二，一在西南关，一在雹泉社，明正德九年（1514）建。此二“雹泉庙”，当亦受到安丘雹泉之地的影响。除安丘、诸城二县地理邻近，易为相互传播之外，其证有二。
第一，清初诸城诗人多有题记安丘雹泉庙祠者，可见安丘雹泉祠庙诸事已久为诸城一地所知晓。
清初诸城诗人李澄中《卧象山前集》卷六载《膏润庙歌》，是诗虽未明言此庙所在，然其集中次首即《怀何又潜渠丘》，且膏润庙久立于安丘，故知是诗所记亦当为安丘膏润庙。
清初金奇玉《龙溪纪年诗集》卷四载《谒灵霈侯庙》（笔者按：原题作“霖霈侯庙”，改之。诗详见本章第二节），题下小注“地名雹泉”，且诗中所记，皆安丘雹泉事。
第二、明清诸城至青州府治，雹泉为其要道。清初诸城诗人刘翼明《镜庵诗余集》有诗《久客云门，暮春雹泉南归，怀渠邱诸友》，且「乾隆」《诸城县志》卷五《疆域考》有记：“驿路赴府，由安丘、潍、昌乐三百二十里；由安丘径赴府，则二百八十里，曰大路；由安丘南境之雹泉，则二百六十里，曰小路。”
以上可知，明代诸城信阳乡雹泉庙及诸城县南关的雹泉庙，当皆是从安丘雹泉一地转因而来。
另清「康熙」《高密县志·山川》“灯竿埠”：“县西南二里，峦形耸峭，俗传韩信破龙且悬灯处。知县唐允中建灵霈侯庙于上，今徙。”（笔者按：「乾隆」《莱州府志·山川》“灯竿埠”引此，有“县令唐允建灵霈侯庙，为祷雨处”，误将“唐允中”作“唐允”），此可知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三十五年（1607）间，高密县知县唐允中曾于灯竿埠建灵霈侯行祠。
又「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卷八“艺文”，载明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博兴王九人《题灵霈侯祠》诗，其诗云：“逢灾变喜雨滂沱，地杰神灵显圣多。保障闾阎镇北阙，生民无处不弦歌。”此可知博兴县在明万历时期，已立灵霈侯行祠。
又《重修商河县志》卷一《與地志·古迹》：“雹泉庙碑，在城北四十里雹泉庙庄，有庙曰雹泉，因以名庄。庙前有碑，载每年三月十八日开香火会，天启五年立，俎凤林书。迄今数百年，会期未改，碑犹矗立。”此可知明天启五年（1625）商河县已建雹泉庙。
5.结论：清代之前的雹泉之神并非雹神，更非李左车
据上可知，自晋代始，经宋代直至明末清初，雹泉之神一直都是泉神，亦称“雹水之神”。安丘立庙膏润，并封以灵霈侯及灵霈公爵位的，以及各地因受安丘影响所命名、营建祷祀的灵霈侯行祠，也都只是一眼清澈的泉水。安丘民众俗称的“雹泉爷爷”，最早也只是对“雹泉之神”的尊称。
故《潍县志稿》卷九营缮志“坛庙寺观”灵霈侯行祠名以“泉神庙”（笔者按：此处下注有“宋大观中建，后圮，元泰定四年再建”，误。马宿之灵霈侯祠初建未详何时。此讹系误读元陈绎曾《北海县马宿聚膏润行祠记》而致），极确。
因雹泉神异，能致雨霖泽露，解民苦旱，故祷告之，立庙“膏润”，爵以“灵霈”。“雹泉神”与“雹神”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其意义指向则绝不相同。宋代至明代后期的安丘“雹泉之神”，是行雨消旱的泉水之神；而自明末清初开始形成的“雹神”，则是威令布雹的行雹之神。故知，自晋至明朝后期的千余年间，雹泉、膏润庙以及灵霈侯祠，既与后来专司行雹的“雹神”毫无关联，更与李左车不相关涉。这一点，直到「康熙」《山东通志》卷二十《祠祀》中，尚言之凿凿：“膏润庙，在安丘县西四十里，雹泉之后。祀泉神。”
二、清代雹泉之神的拜祀与雹神李左车的形成
1.从“泉神”到“雹神”，再到“雹神李左车”
据笔者所检文献，直到明代末年，安丘“雹泉之神”尚未省称为“雹神”，更没有“雹神李左车”的影子。经明清鼎革之变，至清代顺治初期，原本专指祷雨的泉神——“雹泉神”，逐渐向代表天意行雹施威的“雹神”转化。在康熙初期，“雹神”与“李左车”开始会师，“雹神李左车”这一形象方慢慢流传开来。
清张贞《渠丘耳梦录·丁集》“周孝廉”记曰：
崇祯庚午，乡场后报周君大庆中式，时居城中，邑令已出拜贺，赠鼓吹矣。其仆在乡，夜梦主人之父语之曰：吾家虽中一人，乃村西头，非吾儿也。然亦有一第，但未及时，待灵霈侯庙开东门，是其期也。中者为其族弟统振君。曰：庙南向且千百年，宁有开东门时乎？至岁丙子，直指使者偶过雹泉，相视形势曰：宜开一东门，下临珍珠池，最为奇胜。邑令即遵行。是秋，君遂捷北闱。庙门之开塞一小事耳，已预定于七年之前如此。
此短文记录明代崇祯三年（1630）及崇祯九年（1636）间事，仅云“灵霈侯庙”，未及其他。
又「乾隆」《阳信县志》卷八《艺文·论说》，载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阳信贡生苟恒达《雹泉神论》（「民国」《阳信县志》卷八艺文志亦载），其文有云：
……雨师，为之滋润万物；风伯，为之吹嘘万物；丰隆，为之震动万物。独至雹泉，则为摧败万物。雹泉也者，固上帝之刑官也，下土之人畏之惮之，以畏惮之心而生敬。故俗传三月望日，为神诞降之辰。每岁邑城四鄙，结社治具，无论男妇皆谐神祠宇，拜谒而献其诚。诚，敬之也。诚敬之而显祝默祷，祈冰雹化为甘雨，而不至灾伤其禾稼。……窃思雹泉之神，乃奉行上帝之命而不容私者也。……事事近乎人情，念念合乎天理，庶几上帝喜之，雹泉亦喜之，自祸远而福集，冰雹不能为之灾。……既拂戾乎人情，更灭绝乎天理，则上帝方欲施其显戮，即雹泉亦难用其曲全，即于三月望日醵金赛神，有何益哉？
据前文，明万历时期，在安丘雹泉灵霈侯祠影响下，博兴县已创立灵霈侯行祠，阳信县、海丰县距博兴县不过百里之遥，其二地之雹泉庙亦转受安丘雹泉灵霈侯祠影响而建（笔者按，阳信县、海丰县之雹泉信仰来源，详见下文）。故苟恒达《雹泉神论》中的“雹泉神”，原本亦指安丘“雹泉之神”。从此文中可以容易地看出，时人已将原来用以祷雨的“雹泉之神”，视为“摧败万物”“上帝之刑官”的司雹之神，“雹泉神”在此已经成为了“雹神”。然而，此时的“雹神”，依旧没有出现李左车的身影。
在几首清代初年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安丘雹泉、李左车及“雹神”关联的痕迹。
清初李澄中《卧象山前集》卷六载《膏润庙歌》，诗中有云：
圣王创制意深远，神能利物垂祀典。西山膏润自何年，金支明灭灵旗转。庙中冠冕拟侯王，银璈玉管声琅琅。……有时殿角出风雨，飞雹如拳那堪数。禾稼一击千里空，乾坤失色天为怒。谁知天意本藏仁，惩恶行罚役鬼神。职司雨露在济世，劫由人造神悲辛。
康熙三十一年（1692），金奇玉写有《谒灵霈侯庙》一诗（详见《龙溪纪年诗集》卷四），诗云：
南距潍东北汶水，中有灵祠屹然起。乔柯吹风白云际，神泉喷薄澄潭里。古庙丰碑镇一方，遗老相传旧居里。出入雷雹将天威，沛濩云霖合神喜。黄氛瑞霭不一候，降福流灾互有以。掠社鸡豚有岁时，近乡雨露先桑梓。历劫神楸翳古苔，绕流石甃生春芷。昼昏苍鼠飒回风，水碧金麟清见底。神奇事事闻传说，祠前肃拜心徙倚。
与清顺治年间阳信苟恒达的《雹泉神论》相同，李澄中与金奇玉的这两首雹泉祠神的诗歌，都将明代中期人们心中对雹泉“方池一镜开，湛湛清虚境” 保一方平安的“泉神”意象，转向为“禾稼一击千里空，乾坤失色天为怒” “黄氛瑞霭不一候，降福流灾互有以”的“雹神”形象，只不过诗人还未明确写出“雹神”的称谓，只是金奇玉《谒灵霈侯庙》里的那句“神奇事事闻传说”，说明安丘雹泉在当时已经有了许多神奇的传说。
又金奇玉《龙溪纪年诗集》卷五《过雹泉》，诗云：
倦策畏寒多，行游岂易过。灵泉冬不落，碧草冷犹波。巫醉青枫曲，樵闲白石歌。为霖通岱岳，鬃马客如何。
金奇玉此诗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依旧是对雹泉祷雨甘霖的描述，并未涉及冰雹之威。
较早将安丘雹泉和李左车直接关联在一起的是安丘曹师彬《秋日雹泉偶兴》（笔者按：曹师彬，清初人，生卒年不详，据其《黔行纪略》卷首语，推知其生于明末清初，然此诗未知作于何时，或早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之《雹神》二篇，故置于此。曹师彬其人其作，详见拙著《安丘历代著述考》）。
马长淑《渠风集略》卷二载安丘曹师彬《秋日雹泉偶兴》，其诗云：
十日岚光烟外青，霜林叶落昼冥冥。当阶楸老留唐记，依阁石欹勒汉铭。伏腊空山传俎豆，风云晴日走雷霆。先生应悔纾良计，枉教安城塞井陉。
此诗的尾联“先生应悔纾良计，枉教安城塞井陉”，运用了李左车计守井陉的典故，可知此时安丘雹泉已与李左车有了关联。而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雹神》二篇，更是直接点出了“雹神李左车”这一称呼。从此，随着《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雹神李左车”这一形象逐渐为人熟知。
清康熙年间安丘雹泉 “雹神”这一称谓的定名，虽然背离了宋代政和元年敕封的雹泉之神——泉神“灵霈侯”的原意，却无意中暗合了安丘雹泉的初始由来——“雹都泉”这一历史事实，从地中生雹的神异，到泉水之神的拜祀，再回到了冰雹之神，恰恰体现了民间传说在流传中吸纳与裂变的生成特点。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之《雹神》（王公筠苍）记云：
王公筠苍，莅任楚中，拟登龙虎山谒天师。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驾小艇来，使舟中人为通。公见之，貌修伟，怀中出天师刺，曰：“闻驺从将临，先遣负弩。”公讶其预知，益神之，诚意而往。天师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须鬣，多不类常人。前使者亦侍其侧。少间，向天师细语。天师谓公曰：“此先生同乡，不之识耶？”公问之。曰：“此即世所传雹神李左车也。”公愕然改容。天师曰：“适言奉旨雨雹，故告辞耳。”（下略）
同书《雹神》（唐太史济武）云：
唐太史济武，适日照会安氏葬，道经雹神李左车祠。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鱼数尾游泳其中。内一斜尾鱼唼呷水面，见人不惊。太史拾小石将戏击之。道士急止勿击。问其故，言池鳞皆龙族，触之必致风雹。太史笑其附会之诬，竟掷之。既而升车东行，则有黑云如盖，随之以行。簌簌雹落，大如绵子。……安村外有关圣祠，适有稗贩客，释肩门外，忽弃双簏，趋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舞，曰：“我李左车也。明日将陪从淄川唐太史一助执绋，敬先告主人。”数语而醒，不自知其所言，亦不识唐为何人。安氏闻之，大惧。村去祠四十余里，敬修楮帛祭具，诣祠哀祷，但求怜悯，不敢枉驾。（下略）
蒲松龄的这两篇雹神虽然都直接点出了“雹神李左车”这一传说人物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雹神》（王公筠苍）一篇中龙虎山天师对王筠苍所说的李左车为“此先生同乡”，此处之“同乡”，意指何方？
第二，《雹神》（唐太史济武）一篇中，“唐太史济武，适日照会安氏葬，道经雹神李左车祠”中的“雹神李左车祠”，位于何地？
这是能够借助讨论“雹神李左车”传说由来的两个重要问题，前人注评，惜多未着墨。（笔者按，可参见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朱其铠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等。）
关于第一点。王筠苍，即王孟震，济南府淄川县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王孟震莅任楚中，龙虎山天师以南方之人云其“同乡”，广可至同府省，狭可至同州县。王孟震的家乡淄川县，向无雹泉与李左车遗迹，故一县同乡之谊可首先排除。若此处意指李左车为安丘人，王孟震与李左车则同为一省同乡，天师云其二人同乡，自无不可。但此处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龙虎山天师所说的“此先生同乡”，意指李左车与王孟震同为一府或府县境相近呢？
今检诸志，近于淄川（笔者按，此他处与李左车关联者，且不例举，因与王筠苍之“同乡”无甚关系）境之诸县，至于清初，载录灵霈侯庙祠、雹泉庙或李左车墓的有安丘县、莒县、潍县、诸城县、高密县、海丰县、乐安县、阳信县、博兴县、博山县等，分属青州、济南、莱州三府，此数县皆可视之王筠苍的“同乡”。故《聊斋志异》之《雹神》（王公筠苍）所云的李左车故里，今天已无法确定为何县。也就是说，这篇《雹神》中的“雹神李左车”，由何地传说迁变而来，已不可考。
关于第二点，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上编第六篇《蒲松龄与唐梦赉》中，论及《聊斋志异》之《雹神》（唐太史济武）“道经雹神李左车祠”一语时，认为是“写唐梦赉晚年出吊日照县，路经安丘县雹神李左车庙”（《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1988年齐鲁书社版，122页），故袁世硕认为，此处的“雹神李左车祠”，即是位于安丘雹泉的雹神李左车祠。
赵伯陶《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对其中的二篇《雹神》，则引用博兴县旧志，将其中的雹神李左车祠定于博兴县。然而，张洪玉《〈聊斋志异·雹神〉人物与本事考》（《蒲松龄研究》，2021年第1期）敏锐地抓住了文中“（安）村去（雹神李左车）祠四十余里”中的“四十余里”这一地理空间描述，指出了“（唐梦赉）道经雹神李左车祠”的“雹神李左车祠”，应是位于诸城县大场的雹泉庙（今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雹泉庙）。
如果从小说能局部体现历史真实的角度出发，无疑，张洪玉的推测最为准确。这样，我们从这篇《雹神》中，似乎可以完全排除唐梦赉出吊日照道经安丘雹神李左车庙等其他地方的可能性。然而，以小说家语比类史实，总是危险的，因为文学总是美丽而又狡黠，小说中的一切，可以变形、缩微，可以迁移、夸大，更可以想像与虚指。何况，若诸城县大场雹泉庙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且已载入《聊斋志异》，康熙之后的多个《诸城县志》文本何不提及？所以，我们依旧无法确凿地认为，唐梦赉出吊日照县时，经过的雹神李左车祠究竟是在何方。
惟一可以借用《聊斋志异》确定的是，在康熙前期，“雹神李左车”这一称谓已然出现。而张洪玉在《〈聊斋志异·雹神〉人物与本事考》中，转引袁世硕《蒲松龄与唐梦赉》一文中拈出的唐梦赉致蒲松龄书札询问“李左车一案”，并考证唐梦赉五亩园倡和时间，指出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之《雹神》（王公筠苍）一篇，“最早最也应在康熙二十八年春季之后”。而另一篇《雹神》的创作时间，则已无法考证。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晚至康熙中期，“雹神李左车”这一形象已经开始流传。（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上编《蒲松龄与唐梦赉》：“中山大学藏旧抄本《聊斋诗文集》，附录有总题“致聊斋”的一部分书札。其中有仅署“唐”字而无名字的四札，就内容看，作书人无疑是唐梦赉。……第一札记曰：两诗笺歌哭情深，熟读再四，谨珍重藏之矣。年内如东归，幸过山斋。比来有咏五亩园十五景诗，将奉和章也。又，李左车一案，久不成，亦当有示我矣。便启不一。”）
2.雹神李左车的形成
早在清代道光年间，文登吕湛恩注解《聊斋志异》时便曾经慨叹，李左车被称为雹神，未详始于何时。（1928年中原书局印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卷十三《雹神》中，载清人吕湛恩注云：“按李左车，行唐人，初仕于赵，封广武君。赵既败，信募得之。用其计，下燕、齐诸城。其为雹神，固未详始于何时也。”）
其实，“雹神李左车”的形成，不只是“未详始于何时”，也未详始于何事。那么，“雹神李左车”这一传说，究竟始于何时？又因何事而起呢？
一个传说的生成，必须结合此传说之主体要素，简而言之，“雹神李左车”这一形象的产生，必须要有“雹神”和“李左车”同时存在的语义场，缺一不可。因为不同的语义系统，便会产生不同的传说内容。
譬如 “雹神”，在陕西岐山，以神农氏为雹神（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第225页《神农为民治冰雹》，1996年中国ISBN中心出版），山东滕县称之“沧浪神”，甘肃陇南山区则称之“九头娘娘”（笔者按，上详见韩同春《民众记忆中的雹神信仰与祭祀仪式》，《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6页）。在江苏省武进市，又有雹神李佑车与张天师的传说（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第21页《冰雹》，1998年中国ISBN中心出版），这很明显是从《聊斋志异》的《雹神》故事衍生出来的。
在河南省通许县，李左车则有了“陪昌公”这一头衔。《通许县旧志》卷一《與地志·古迹》：“李左里，广武君李左车故里，事载史记。”同卷《與地志·邱墓》：“李左车墓，墓前有石，方仅二尺，文字漫灭，其首可辨者，君李左车墓。至尾曰：‘斜临洧水，却眺夷山’八字。”同书卷二《建置志·祠庙》：“陪昌祠，在李左里。按李左车，宋封陪昌公。明洪武初，下诏古圣贤冢祠举加修崇，祠始显。”这一语义场与我们所要探讨的“雹神李左车”非一系统，且与本文所论无甚关系，故暂不详论。
前文我们对 “雹泉之神”如何演化到“雹神”已作探考，下面来看“雹神李左车”中的李左车是如何演化至“雹神”的。
关于李左车，正史记载仅有《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寥寥数语，对他具体的里籍与去世之后的葬所皆没有记录。这种模糊的叙述，正适合传说文本的多元生成。
李左车的里籍，据《史记·淮阴侯列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我们只知道他是赵人，至于系赵地何境，已无法考证。上文吕湛恩所注李左车为行唐人，也只是对「乾隆」《行唐县新志》卷三《地理志·古迹》李左车故宅、《地理志·冢墓》李左车冢及卷十《人物志·乡贤》李左车传的引用发挥，而「乾隆」《行唐县新志》中的李左车传，也是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点染而成。
另「光绪」《宁晋县志》卷一《封域志·古迹》之“左车故里”亦云：
在县治西南二十余里小南里村，相传以为广武君之乡。考广武君本行唐人，然行唐者，原属郡邑之总名，而该村去行唐百四十里，想亦为其所属。况村首有碑记，载之甚详。
其实，不只是行唐县、宁晋县有李左车故里、墓葬等遗迹，早在唐代、明代及清代初期，今河北省的许多县域就有了这种记载。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河北道二》赵州平棘县：
李左车墓，县西南七里。 赵郡李氏旧宅，在县西南二十里。即後汉、魏以来山东旧族也，亦谓之“三巷李家”，云东祖居巷之东，南祖居巷之南，西祖居巷之西。亦曰“三祖宅巷” 也。
元氏县西北二十里唐代八都神庙碑（或称“八都坛神君实录碑”）载曰：“左车降生之地，休荫弘多。汉明载诞之城，方猷允塞。”可知唐时元氏县境已有李左车出生之地的说法。（笔者按，是碑事「光绪」《元氏县志·贞石》、「民国」《元氏县志·金石》皆载，章钰藏拓。又「光绪」《元氏县志》卷十一《人物志·仕迹》载李左车为元氏北褚村人，且附《李左车考》长文。）
「正德」《赵州志》卷一“冢墓”载曰：“李左车墓，在州西八里宋村西林寺内。”
「隆庆」《赵州志》卷一《地里·山川·泥河》云：
泥河，在临城县北五里，其源自河上一里许。昔广武君李左车与韩信战败至此，问之，曰泥河。左车曰，车入泥河，不能行，吾其亡矣。后果被擒。
同书卷九《杂考·陵墓》云：
李左车墓，在州西八里宋村西林寺内，及查定志云，在曲阳南牧山之阳。而深州图经于东南归化社亦有左车墓，其真伪俱不可辨。但左车本州人，古者士大夫殁归葬于乡，疑此为近之。
「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三《金石录下》载知县许东周（笔者按，许氏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三十九年（1611）任曲阳知县）所立“李左车墓碑”云：
谨案此碑在城南二十里牧山之阳，知县许东周立。正书题云‘汉广武君李左车之墓’，无年月，亦不言所据。考东周三十四年到任，三十九年官满，许伯衡接任。今故列三十八年之后。又案，今行唐、赵州、容城、深州均有李左车冢。
同书卷六《山川古迹考·古坟墓》载云：“赵广武君李左车墓在县南牧山之阳。”
「康熙」《容城县志》卷一《與地·邱墓》：“汉李左车墓，在县南十五里白龙村西，居民获墓志一通，载左车名。”
「雍正」《直隶深州志》卷一《丘陇》：“李左车墓，在州东三十五里大冯营村西二里许。”
赞皇县郭庄村古城址有康熙年间碑刻，记有“广武君姓李名左车，赵国人，实即今之赞皇也。其先李牧为赵国将……故里城址尚存”数语。「光绪」《赞皇县志》卷一《地里志·古迹》：“李左车城，在县南回车村，相传李左车所筑。”
以上记载，皆难考实。故「康熙」《曲阳县新志》卷八《人物志·材略》论曰：
李左车，事见汉书。初未著其生于何地，今既附入乡贤，且云城南二十里有墓，未免傅会。聊阙之，以俟考。
《河北通志稿·历代陵墓表序》也评议道：
又如燕昭、乐毅、廉颇、蔺相如以及赵武灵、李左车、韩延寿、窦禹钧诸墓，重貤悂谬，数见不鲜，但无确据可资证明。不得不仍汇列一格，用示疑以传疑之意焉。
以上可知，在赵国故地河北一带，李左车故里与葬所之记录，极为普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明代万历年间曲阳知县许东周的李左车墓碑文，赵州县王允等人的《左车冢》诗三首，赵州郡守潘洪的赵广武君墓碑记，还是清代初期行唐县关于李左车的传记、李左车的故宅诗，乃至自乾隆至光绪年间河北各县关于李左车的记载，皆无“雹神”的影子。也就是说，“雹神李左车”的传说是难以在河北一带产生的。
在此需要重审的是，根据前文论证，在清代初期之前，安丘、诸城、莒县、高密、潍县、颜神等地，则只有“雹泉之神”亦即“泉神”的记载，却没有李左车的任何记载。检诸邑方志，亦无李左车祠庙、葬所之遗迹。简而言之，清初之前，安丘、诸城、莒县、高密、潍县等地，也并不存在产生“雹神李左车”的人文土壤。更何况“雹神”这一形象当时尚未明示，更谈不上“雹神李左车”了。
但只要我们将目光转移至清代康熙年间鲁北一带的阳信、博兴、海丰、乐安等境域互相临近的诸县，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九陵墓：“李左车墓，在乐安县西北二十五里，成化间知县因掘地得铜鼎，上有汉将军李左车字，盖韩信封齐，左车没葬于此。又海丰、金乡俱有墓。”“李左车墓，在海丰县北四十里。在金乡县。”（笔者按，检金乡县志，未见李左车墓之载）
同书卷二十二古迹：“广武城，在海丰县北八十里，世传李左车所筑。”（笔者按：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卷三十一引此）
「康熙」《海丰县志》卷十二《杂记》”：“雹泉庙，在城东二十里。”同卷“汉广武君李左车墓，山东通志云在县北三十里，今名车镇。”
「康熙」《乐安县志》卷十七《祀典》：“汉李左车墓，在城西北二十五里，旧志成化五年，知县马亮以盗发冢，徵其所出铜鼎，有文汉将军李左车云。”「雍正」《乐安县志》卷十七《祀典志》亦载之，并注云：“按李左车未尝仕汉为将军，旧志谓韩信所封，亦疑似之词。今姑仍其说。”
「康熙」《阳信县志》卷二《建置·祠宇》“雹泉庙”：“一在城西南二十里姚家庄，有记。一在城东北二十里。”
「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卷一“古迹”：“李将军墓，在城西北十五里伏李庄社。即汉李左车也。”同书卷二“坛庙”：“灵霈侯祠，在西门内。皇清康熙五年，知县将维藩建，督工，乡耆魏焕然、刘鞏图、杨廷翠、安永成。”
据上，我们有两个启示。其一，康熙初年间，上叙诸县方志中，对李左车墓、遗迹与灵霈侯祠、雹泉庙的记录皆泾渭分明，并行不悖，也就意味着此时“雹神李左车”的传说尚未产生或定型。其二，李左车墓及遗迹，与灵霈侯祠、雹泉庙等同时处于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语义场下，“雹神李左车”的民间传说形象已呼之欲出。
故笔者认为，“雹神李左车”这一传说是清代康熙初年，来自北方赵国故地的李左车故里、葬所、遗迹等传闻与演化自安丘雹泉的雹泉之神祠庙祀，在鲁北地区阳信、海丰、博兴、乐安、商河等地融合产生的。嗣后，“雹神李左车”复挥师南下，经淄川，过博山，一路攻城掠地，携带着新的故事要素，反哺了安丘雹泉及其周边诸地。至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雹神李左车”已经完全掩盖了雹泉之神泉水拜祀的底色。
笔者的这一推测，还有一个旁证，即是安丘流传已久的“雹泉爷李左车赊荞麦种子”传说（详见《安丘民间文学集成·雹泉爷的传说》，姜国治主编，安丘县文化局1989年自印本，第14页；《安丘历史文化丛书·民间传说》，第147页；《李左车传说》，第30页，第66页）应即来自商河县。
「道光」《商河县志》卷二《建置·坛庙·崔府君庙》载曰：
崔府君庙，在南门外迤西，邑人刘启祥修。按唐崔钰，字子玉，定兴人。太宗时为邑令，三处皆有奇绩。殁为神，世称护国西齐王庙。元史世祖十五年封磁州神，崔府君为齐圣广佑王。又俗传，南方晚雨，只宜荞麦，神往糶其种，如其多寡而适足。自云崔姓，居商河城南门外。后偿之者，不得其人，入庙券，自梁间坠，遂共修之。
这与今天安丘流传的“李左车赊荞麦”故事如出一辙，只不过将商河的崔府君换成了安丘的李左车。
又同书卷八《艺文下》载商河知县陈锟《崔府君庙》诗云：
丛祠矗矗起城隈，文献无徵费诉洄。俚俗荒唐话荞麦，断碑零落没苍苔。神兮可格宜尸祝。民也如何邀福来。赛罢夕阳欢散社，家家赢得醉颜开。
检「道光」《商河县志》卷五《职官》，清乾隆十四年（1749）陈锟任商河知县，故可知商河县崔府君江南糶荞麦传说至晚产生于清乾隆前期。
或有人疑问，商河县崔府君江南赊荞麦的传说会不会是受到了安丘雹泉爷爷赊荞麦的影响？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传说如风，遍吹大地，孰先孰后，难以确定。不过，本文第一章第四节便已指出，早在明天启年间，商河县已在安丘雹泉之神信仰的影响下建立了雹泉庙。如果商河“崔府君赊荞麦”的故事源自安丘，那么从明代开始，商河县“赊荞麦”的主人便已是雹泉爷爷，何必中途费神又换成崔府君呢？从这一角度考量，只能是商河县的“雹泉庙”与崔府君赊荞麦的故事融为一体，最终产生了雹神李左车赊荞麦的传说。不过无论“赊荞麦”的故事孰先孰后，安丘与商河二地的雹泉神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则是无可置疑的。
陕西省陵川县礼义镇崔府君庙（图片引自网络 泉澄斋访古）
民间雹神信仰，其实是长久以来对多神崇拜的一个补充。古也民艰，靠天吃饭。诸多天气现象的神性人格化中，有风伯雨师、电公雷母、云神旱魃、霜娥滕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惟独少了一个雹神。同时，古之农耕社会的天灾，以雹灾最具有突袭毁伤禾稼的特点，人皆惧之。以安丘雹灾为例，仅「康熙」《续安丘县志·总纪》所记便有多次。“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八月，大雨雹。大雨如注，中有雹冰异常，自巳至午方止”“万历四十八年庚申，秋八月，大雨雹。半尺，大如鸡卵，鸦雀打死大半，至次日未消”“天启十三年庚辰，大雨雹”“康熙十一年壬子，五月，大雨雹”“康熙二十年辛酉，大雨雹。初六日午后，东北乡逄王等庄雨雹大如鸡卵，厚至盈尺。树无枝叶，麦禾成泥。”
故上文所引清初阳信县贡生苟恒达《雹泉神论》即云：“独至雹泉，则为摧败万物。雹泉也者，固上帝之刑官也，下土之人畏之惮之，以畏惮之心而生敬。”这种因惧生敬的畏惮之心，对岁熟年丰的美好企盼，“雹神李左车”的这一传说形象遂而产生。
综上所论，“雹神李左车”生成共有两个源头。
一个源头是安丘“雹都泉”，其先省称为“雹泉”，再发展为“泉神”——“雹泉之神”，复转化为“雹神”。
另一个源头是赵国故地河北诸县的李左车故里、葬地、遗迹等传闻。
这两个源头于清代初年，在今滨州及周围一带渐次生成了“雹神李左车”。由此可知，《聊斋志异》之《雹神》（王公筠苍）中所说的“此即世所传雹神李左车也”，“世所传”的一定不会太久，甚至还很新鲜。这也从侧面可以考察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取材的特点。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初期，“雹神李左车”的传说虽然已经生成，它的流布与周知还只是呈现散点状态，并未人人熟知，家喻户晓。
如与蒲松龄同时的王士祯，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六《谈异七·行雹》记神人行雹，并未涉及“雹神李左车”。「道光」《承德府志》卷十四“坛庙”：“雹神庙，在府治，乾隆年僧体贵建。”同卷《坛庙·平泉州》：“雹神庙，在州治东五里狮山，乾隆五年建。”是庙惜未知初祀何神。直到清代中晚期，“雹神李左车”的故事才广为流传，并辐射至滦州、河南乃至贵州贵阳等地。
清吴振棫《黔语》之“雹神祠”则记云：
雹神为李左车，有言其极灵异者，黔春夏多雹，小则伤麦禾，大则如喷如盎，人畜遭之立毙。善化贺公抚黔，遂于扶风山建雹神祠，而祷祀焉。
检吴振棫，清道光间曾任登莱青道员，后任云贵总督等职。“善化贺公”贺长龄抚黔之前亦于道光间任职山东。此“雹神李左车”之说，当即吴氏、贺氏以山东之见闻，传之黔地。
又「光绪」《滦州志》卷十八《外编·寺观》曰：
雹神庙，一在城西南喑牛淀。一在丰腴屯社李庄连龙泉寺，共香火地一顷。一在城南曾家湾，一在城西双山，一在桥头社高各庄，香火地三十七亩。
是志且论议云：
案风云雷雨皆祀以坛遗，而雹未之及焉。诚以雹，雨类也。云雷所以作雨，雨以时则雹不作。祀云雷雨，而雹即在其中矣。今俗以重五日赛雹神，又谓神为赵将军李左车，不知始于何时。总之，雹足以为灾者也，为民御灾则当祭，若必如雷公电母，求其姓名以实之，亦凿矣。
另晚清吴恭亨《对联话》卷一《题署》记云：
相传函谷关后有李左车祠，过者必祀之，否即雹雨为灾。文襄西征经此，军吏以故事请，文襄莞尔而笑曰：“李左车何足当吾哉！”挥兵径过，亦卒无恙。
而在山左及周边近地，直到道光年间，在个别的方志记载中，才将原属“雹泉神”的灵霈侯祠与李左车记为一体（详见下节）。这是因为，清代康熙初年之后，青齐之地一直存在对“雹泉之神” “雹神李左车”乃至于“秃尾巴老李”的多重拜祀。
3.清代山左诸县灵霈侯祠（雹泉庙祠）祀神迁变择要叙录
即使清康熙前期便已完稿的《聊斋志异·雹神》二篇已明确点出了“雹神李左车”，即使清康熙年间安丘曹师彬在《秋日雹泉偶兴》诗中，已将李左车的典故引入了安丘雹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山左各地的灵霈庙祠或者说雹泉庙祠，并未全部迅速改祀雹神李左车。就方志文献所见，直到清道光年间，才出现将灵霈侯与李左车等同起来的记载。有些地方，则一直到民国，都只是拜祀雹泉之神，而非李左车。
各地有雹泉庙者甚多，未一一列出，以下择要叙述清代山左各地灵霈侯庙（后人多称之雹泉庙）的拜祀变化。
（一）安丘雹泉灵霈侯庙祠
直到清乾隆中晚期，我们依旧没有发现安丘雹泉庙祠拜祀“雹神李左车”的痕迹。
清代成永健《毅庵诗稿》（又名《毅庵偶存诗》《毅庵偶存诗稿》）卷七《廉泉》诗云：
泉沸沸如珠，清冷澈骨，不知雹名何自。今易为廉，并勒石以志之。沁人心骨响淙铮，冷逼微茫彻底清。为语渠丘诸父老，山泉今已换廉名。
成永健写就此诗后，又赋一长诗以纪安丘雹泉，载诗稿卷一。其诗前题云《渠山雹泉，余易名 ‘廉泉’。既占断句，为碑泉上，复思其义，纪之以诗。见泉向之不幸，未必不以其廉而受雹名也》。诗云：
渠山山下泉，清澈夹芳芷。昼夜流涓涓，磨厉石齿齿。四序温如春，五色斑见底。其光逼须眉，其味余甘旨。灵淑出烟岚，荡漾畜金鲤。急湍响琤琮，渊妙入宫徵。雹自谁为名，讵缘与庙迩。春秋纪异灾，政事乖沴视。明神好皎洁，所鍳止在水。兹泉无纤尘，盗泉对应耻。廉称洵匪溢，濯缨聊自喜。但恐汜滥时，嫌忌清流起。昔者管幼安，怀此得素履。世事戒激越，清抱慎投趾。
又同书卷三，载五言律诗《廉泉神庙》（笔者按，此诗亦见「康熙六十年」《青州府志》卷二十二艺文下）云：
绀殿依山麓，灵泉出地阴。红鱼纷跃镜，碎玉泻鸣琴。藓失丹崖字，霜空老树心。龙旗多倏忽，风雨昼相侵。
成永健，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江苏盐城人，字乾夫，号毅庵（笔者按，今安丘文史创作研究者，多有将成永健误为“安丘知事毅庵甫”者，成氏未曾任职安丘）。检「光绪」《日照县志》卷五《秩官志》、「嘉庆」《寿光县志》卷十《秩官志》、「乾隆」《胶州志》卷四宦绩传，「同治」《宁海州志》卷十二《职官志》，知其清康熙末年先后摄篆日照县、寿光县及胶州。清雍正六年（1728）任宁海州知州。是可知清康雍之间，江苏盐城成永健曾将“雹泉”易名“廉泉”，未见其纪有“雹神李左车”之事。
又清乾嘉间乐丰野人《青州府十一县古迹诗》之《廉泉》（《青州府十一县古迹诗校注》，毕义星校注，2022年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诗云：
何年碧沼辟仙区？积水清冷古寺隅。千颗匀圆龙漱去，一潭错落蚌喷珠。凭临乍觉须眉朗，祈祷何曾水旱殊？看向挥金分派处，真能千载励贪夫！
同书《膏润庙》诗云：
湛湛清池碧玉凝，池边祠庙起崚嶒。龙宫自送三春雨，鲛窟休飞六月冰。佩曳五铢迎佛驭，花开七宝耀神灯。游来拟酌廉泉水，手捧金卮献豆登。
上二诗亦未提及“雹神李左车”之事。
清安丘诗人刘芳曙《半山园诗草》，载其《珍珠池》一诗，题注“上有灵沛侯庙”，诗云：
云构矗高林，飞檐蘸清冷。不图衢肆间，得此仙灵境。古砌吐香泉，汇作波一顷。累累迸珠玑，喷薄耀光景。传闻灵沛侯，水旱司东省。俭德感神庥，安阜锡万井。否则珠化雹，灾患吁可警。惕栗拜威仪，汲流荐杯茗。
据《半山园诗草》，此诗写于清嘉庆十年（1805），并已有“否则珠化雹，灾患吁可警。惕栗拜威仪，汲流荐杯茗”的句子，似将泉神摹写为雹神，然此“雹神”是否为李左车，亦不得知。
又，今安丘房师靖藏《雹神李公歌》木刻小册，半页六行，行十五字，无刻制年月，内载“嗟哉尔世人，好不思量。吾乃冰雹神，与尔说端详”等数十句劝善谣歌，根据版本内容，这个小册子应为清代晚期刊本。
另《雹泉李氏五枝支谱》载《雹泉李氏祖谱序》《雹泉李氏族谱原序》二文，文中以其族为“生于雹泉乡”或“隐于安邱雹泉”的灵霈侯雹神李左车之苗裔。文末皆仅题甲子纪元“癸酉年”字样，复据文中“复初公生于明成化年间，自彼至今又四百余年矣”之语，知是谱序中“癸酉年”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凡族始渊源，能得之家族认同，且纪入谱序，其所历时间必非短暂，且以百年为计。故笔者推测，“雹神李左车”传说广泛流布于安丘民间，当始于清代乾隆晚期或嘉庆早期，安丘雹泉的灵霈侯庙当亦在此或稍晚于此时改祀李左车。
当然，笔者自知，这种以官方方志文献与民间谱牒及传说文献的互证也是危险的，因为两种逻辑话语体系下的记载，时常互不理睬。官方文献，尤其是安丘古代方志，不语怪力乱神，无徵不信；而民间谱牒及传说文献则常常不加拣择，“剜到篮子里就是菜”。如上引清同治年间《雹泉李氏祖谱序》《雹泉李氏族谱原序》，说明“雹神李左车”之事已久在雹泉乡里流传，而刊于1930年的《续安丘新志》皆未载之。
据上考之，安丘“雹神李左车”传说流布之始，当于清代乾嘉之间，而广为人知，家喻户晓，或稍晚于此。
（二）莒县灵霈侯祠、雹泉庙、雹神庙
「嘉庆」《莒州志》卷一山水：“雹山，城东北一百里，旧有灵沛侯祠，祈祷辄应。” 《重修莒志》卷四十六“坛庙下”记曰：“灵霈侯行祠在前石崮后庄”。又记曰：“雹泉庙在南门外迤东，十八年毁，今为南关小学校。”“朝阳观在浮来山北，原名龙泉寺，寺之北为雹泉庙。道人鄩清秀改子午向为卯酉向，易名朝阳观。”
又光绪三十一年（1905）安丘庠生晏峪鞠蔼撰莒县当家旺（今安丘市柘山镇凤凰沟村南）“重修雹神庙”碑云：
莒邑西北边鄙有柘山焉，山之阴，人稀地僻，名当家旺。旧有雹神庙，不知创始何年，董成谁氏，迄今应求不爽，威灵震于殊方。至于化冰雹为雨露，转震叠为慈祥，恩施之迄被，未易明言，而亦无容啧啧也。维历年久远，渐即倾颓，几于废驰。仁人君子，非无修举之志，但感起无端，亦遂因循而未果。光绪乙未年，道人辛元亮来此主持，院外多植嘉树以为范围，不数年，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罗家官庄首事善人鞠□景型，忽睹山景而善心萌动，爰集邻村善士，共议修举，询谋佥同。大家先为布施，兼命道人叩化四方，诹吉兴工，废者修之，缺者补之，俾栋宇坚牢，规模宏敞，朞年而工始竣。颂曰，寂历空山，居然改观。庙貌重新，垣墉孔坚。连山种木，松柏丸丸。共为保护，叶密阴繁。栖神有所，拜谒行参。游人庶士，亦足盘桓。善不容没，姓字宜镌。勒诸贞珉，示不忘焉。
按，莒县灵霈侯祠，源自安丘雹泉，本祀雹泉之神。其南门外、浮来山、当家旺、莒县陡沟村（今属沂南县蒲汪镇）之雹泉庙，创建未知何时，初祀亦未知何神。其受莒县灵霈侯祠渊源影响，清代末年，当祀雹神李左车。
当家旺雹泉庙（据安丘市柘山镇凤凰沟村七十岁老人刘竹花讲述，当家旺，本地人或传称之为“张家旺”。雹泉庙前昔有池泉，清澈奔涌。今其旧址虽仅孑遗一碑，每逢吉日，依然有香火祀拜），距安丘雹泉不过数十里，初祀当为雹泉之神，今云亦祀雹神李左车。
（三）诸城雹泉庙
早在明代就已经建立的诸城信阳乡雹泉庙及诸城县南关的雹泉庙，时祀雹泉之神。而诸城县大场的雹泉庙（今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雹泉庙村），据张洪玉《〈聊斋志异·雹神〉人物与本事考》考证，系《聊斋志异》的《雹神》（王公筠苍）中 “唐太史济武，适日照会安氏葬，道经雹神李左车祠”的“雹神李左车祠”。但这与张洪玉《〈聊斋志异·雹神〉人物与本事考》转引的雹泉庙供桌下“雹泉庙，道光九年六月十一日，僧人位漫连立，木匠陈存德”的墨书有矛盾。若依张洪玉之见，是庙在清初即改祀雹神李左车，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同邑信阳乡与南关的雹泉庙奉祀。据今人云，是庙清末之时，祀“雹神李左车”。
（四）潍县马宿灵霈侯神行祠（泉神庙）
是祠初建未知何时，据元代陈绎曾《北海县马宿聚膏润行祠记》（见本文第一章第四节），马宿似先有龙泉，后受安丘雹泉影响，迁变为膏润泉。
「康熙」《潍县志》卷一《山川》载：“膏润泉，在县东二十五里。泉源清湛，遇旱不竭。旁有龙祠，金昌明（笔者按：应为‘明昌’）间，州人用石八角甃之，名八角池。祷雨辄应。”「乾隆」《潍县志》卷一《山川》同此。
清潍县郭麐《潍县竹枝词》云：“马宿庄东膏润泉，老龙灵异迄今传。太平毋用风云起，静养明珠自在眠。”
《潍县志稿》卷五《疆域志·泉源》：“八角池，在县治东二十五里马宿庄旁。有龙潭，旱祷辄应。金明昌间，用石八角甃之，故名池。北有庙，曰膏润，故亦名膏润泉。今池已竭。”
同书卷九《营缮志·坛庙寺观》则名之“泉神庙”，有小注云：“即灵霈侯神行祠。”
图片潍县马宿灵霈侯神行祠（今人俗称雹泉庙）旧址
按，安丘雹泉之灵霈侯庙本与掌雨之龙神不相关涉，而潍县马宿建立灵霈侯神行祠之前，先祀龙神，立祠后则祀龙神与泉神，并一直保持着拜祀泉神灵霈侯的旧日传统，至于民国，亦未有祀雹神李左车之事。近年方有祀雹神李左车之说，也是受到了今天安丘雹泉祀李左车的影响。
（五）博山雹泉庙
「康熙」《颜神镇志》卷三《乡祀》：“雹泉庙，在孝河西岸，永济桥南。”
「乾隆」《博山县志》卷二《祀典》：“雹泉庙，在凤凰山东麓。”
「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二《方與志·河流》：“雹泉，在凤凰山下，雹泉庙南。”同书卷六《教育志·祀典》：“雹泉庙，在凤凰山东麓。”
按，是庙未知建于何时，亦不知初祀何神。检「康熙」《颜神镇志》于清康熙九年（1970）刻，是时“雹神李左车”之传说尚未通行，故「康熙」《颜神镇志》之雹泉庙，初祀亦当为雹泉之神。乾隆及民国时期，未知是否改祀雹神李左车。近人有言云祀广武君李左车。
（六）阳信县雹泉庙
「康熙」《阳信县志》卷二《建置·祠宇》“雹泉庙”：“一在城西南二十里姚家庄，有记。一在城东北二十里。”
「乾隆」《阳信县志》卷二《坛庙》“雹泉庙”：“一在城西南姚家庄，前列庑廊，后构高阁，禅院僧房，为邑西南一大观。每当三月之望，六月之朔，远近士女骈集，香火甚盛。一在城东北二十里。”
「民国」《阳信县志》卷一《與地志·祠庙》“雹泉庙”：“一在城西南姚庄，前列庑廊，后构高阁，禅院僧房，为邑境西南一大观。今改设高等小学。每年三月望、六月朔大会，远近士骈集，香火甚盛。一在城东北二十里，与无棣交界处，俗名穴漥。每年五月十七日大会。”
又「乾隆」《阳信县志》卷八《艺文·诗赋》载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进士邑人李修行《登雹泉庙》诗（是诗亦见「民国」《阳信县志》卷八《艺文志》）。诗云：“巍巍阁势逼晴空，载酒登临兴不穷。芳草遍铺平野绿，醉颜倒映夕阳红。云连远嶂千重秀，树隐孤村一径通。漫道米家图画好，由来笔法胜天工。”
按，据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阳信贡生苟恒达的《雹泉神论》（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一节）可知，阳信雹泉庙初祀亦为雹泉之神。其后辗转，未知是否改祀雹神李左车。其中一处雹泉庙所在城西南姚家庄，即今阳信县翟王镇雹泉庙村，近人言祀雹泉李左车。
（七）博兴县灵霈侯祠
「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卷一“古迹”：“李将军墓，在城西北十五里伏李庄社。即汉李左车也。”
「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卷二“坛庙”：“灵霈侯祠，在西门内。皇清康熙五年，知县将维藩建，督工，乡耆魏焕然、刘鞏图、杨廷翠、安永成。”
「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卷八“艺文”：“《题灵霈侯祠》，明王九人，举人， 逢灾变喜雨滂沱，地杰神灵显圣多。保障闾阎镇北阙，生民无处不弦歌。”据《博兴县志》，王九人，明万历四十年举人。
「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卷二《建置志·坛庙》：“灵霈侯祠，康熙六十年夏大旱，知县李诚祷于侯。”
「道光」《重修博兴县志》卷十三“杂志”：“李将军墓，在城北十五里伏李庄社，旧志云即汉李左车墓。无考。”
「道光」《重修博兴县志》卷三“坛庙”：“灵沛侯祠，祀汉李左车。建始失详。康熙六十年夏大旱，知县李元伟祷有应，复新殿宇，建重厦。详杂志”「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同此。
「咸丰」《青州府志》卷二十六载博兴：“灵沛侯祠，祀汉李左车。建始无考。康熙六十年夏大旱，知县李元伟祷雨有应，重修。”
「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十七“杂志”：“俗传李左车为雹神，每年三月初六日，距李墓较近各村众，相率顶礼谒墓祈禳。距墓远者，亦于是日相约，备牲醴祭于村西北三百步外。祭毕埋之去，来均不回头。是年辄丰稔，雹不为灾。”
按，诸县灵霈侯祠之改祀，以博兴县记录最为清晰。自清代中期开始，博兴县灵霈侯祠即从拜祀雹泉之神，改祀为雹神李左车。
（八）海丰县雹泉庙
「康熙」《海丰县志》卷十二《杂记》”：“雹泉庙，在城东二十里。”同卷“汉广武君李左车墓，山东通志云在县北三十里，今名车镇。”
「民国」《无棣县志》卷二十四《丛志·寺观》：“雹神庙，在城东二十里。”
按，海丰县雹泉庙，初祀为雹泉之神。今无棣县车镇村李左车墓，俗名“保全庙”，墓庙一体，祀李左车。“保全”，“雹泉”之谐音。
（九）商河县雹泉庙
《重修商河县志》卷一《與地志?古迹》：“雹泉庙碑，在城北四十里雹泉庙庄，有庙曰雹泉，因以名庄。庙前有碑，载每年三月十八日开香火会，天启五年立，俎凤林书。迄今数百年，会期未改，碑犹矗立。”
按，据上文，商河县雹泉庙受安丘雹泉影响而建，初祀雹泉之神，即雹泉老爷，后未知是否改祀李左车。今人称所祀雹泉神帐下一大将为“秃尾巴老李”。
（十）兰山县白塔雹神殿
兰山县白塔（今临沂市河东区白塔街村）雹泉殿，《沂州府志》《临沂县志》皆不载。今白塔街村存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雹神殿”碑，碑身残断，文字漫漶，碑文有“沂郡东北乡白塔……雹泉殿，初建于康熙之……”诸语，故知此雹神殿建于清康熙年间。另有一碑，碑身横断残缺，有“岁在辛巳”字样，未知此“辛巳”为何年，自模糊的碑文可知，系关帝庙与雹泉殿二祠重修碑，并有“雹泉之威”字样，未知初祀何神。然以初建年代推知，是雹神殿当亦始祀雹泉之神，后或改祀“雹神李左车”。今则奉祀“神龙李老爷”，此地人又称为 “雹泉老李”——“秃尾巴老李李左车”。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本祀雹泉之神或雹神李左车的雹神殿，怎么会改祀秃尾巴老李呢？李左车又怎么会和秃尾巴老李混为一谈了呢？
三、雹神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在安丘的融合
1.从“秃尾巴老郭”到“秃尾巴老李”
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初步生成时间，与雹神李左车几近相同。然而就其流传的范围和世人关注度而言，“秃尾巴老李”远比“雹神李左车”来得深广。《秃尾巴老李的传说》（1988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编印本）、王太捷《秃尾巴老李传说的演变》（《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5月号）、李然《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2010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已对“秃尾巴老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考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也载录了数十则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故笔者不再赘言。
“秃尾巴老李”的传说是我国龙神信仰故事的变体，其主要特点便是“断尾”。而“断尾龙”这一变体，又自“女娲杀黑龙”“斩蛟龙”母题化出。今所见文献对断尾龙最早的记载为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水部下·浦》转引的顾微《广州记》，诸学人多已引用。
顾微《广州记》记云：“溪蒲口，有蒲母，养龙，裂断其尾，因呼龙掘。人时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也。”
而最早记录“秃尾巴老李传说”故事首尾者，为「康熙」《文登县志》。「光绪」《文登县志》卷一上《山川·昌山》后注曰：“《钦定皇舆全览》引康熙旧志，此条亦作‘郭姓妻’，与王志同（笔者按，王志，即王一夔所修「雍正」《文登县志》）。”虽然《钦定皇舆全览》山东卷今已难觅，「康熙」《文登县志》文本也不可考，但是据此注可以断定，今所见「雍正」《文登县志》（王一夔修）中“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一条的记录，完全引自「康熙」《文登县志》。
「雍正」《文登县志·怪异》记曰（是条全同「康熙」《文登县志》，见上说）：
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相传山下郭姓妻汲水河厓，感而有娠，三年不产。忽一夜雷雨大作，电光绕室，孕虽免，无儿胞之形。后每夜有物就乳，状如巨蛇，攀梁上，有鳞角，怪之，以告郭。郭候其复来，飞刃击之，腾跃而去，似中其尾。后其妻死，葬山下。一日，云雾四塞，乡人遥望，一龙旋绕山顶。及晴，见冢移山上，土高数尺，人以为神龙迁葬云。后秃尾龙见，年即丰。每见云雾毕集，土人习而知之，因构祠祀之。后柘阳寺僧取龙母墓石，风雨大作，雹随之，其大如斗。寺中尽黑气，咫尺不见，周围里许二麦尽伤，独龙母庙花木皆无恙。
「康熙」《文登县志》修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雍正」《文登县志》修于雍正三年（1725），二志此条所载的皆为“郭姓妻汲水河厓”“怪之，以告郭，郭候其复来”，故知清康熙前期至雍正初年，官方文献中，“秃尾巴老李”尚是“秃尾巴老郭”。
然而文登举人赛珠创作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龙母宫吟，呈明府王公》诗，其中以诗语纪传说，内有“曾无碑碣镌年代，土人荒唐呼老李”，则可知在民间流传中，在清康雍之交，已然出现“秃尾巴老郭”与“秃尾巴老李”的争夺战。
袁枚《子不语》卷八《秃尾龙》（此书成于乾隆末年）记云：
山东文登县毕氏妇，三月间沤衣池上，见树上有李，大如鸡卵，心异之，以为暮春时不应有李，采而食焉，甘美异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产一小龙，长二尺许，坠地即飞去。到清晨，必来饮其母之乳。父恶而持刀逐之，断其尾，小龙从此不来。后数年，其母死，殡于村中。一夕雷电，风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次日视之，棺已葬矣，隆然成一大坟。又数年，其父死，邻人为合葬焉。其夕雷电又作。次日，见其父棺从穴中掀出，若不容其合葬者。嗣后村人呼为“秃尾龙母坟”，祈晴祷雨无不应。
这个故事，已是文登旧志所载秃尾龙外地流传的变形，并将“秃尾巴老郭”或“秃尾巴老李”，改为了“秃尾巴老毕”，不过毕氏妇因食“李”而孕，终归是“秃尾巴老李”占了上风。
从文献上来看，直到道光年间，来源于文登县的秃尾龙才真正定型为“秃尾巴老李”。
「道光」《文登县志》卷十《杂闻·龙母庙》，所载与康熙、雍正《文登县志》“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一条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原来康熙、雍正《文登县志》中的“郭姓妻汲水河厓”“怪之，以告郭，郭候其复来”“后其妻死”三处，「道光」《文登县志》卷十《杂闻·龙母庙》则改为了“李姓郭妻汲水河涯”“怪之，以告李，李候其复来”“后郭氏死”。
又「光绪」《文登县志》卷一上《山川·昌山》引道光间于克襄《铁槎山房见闻录》云：
丛少保兰，初通籍时，曾为贵溪令，尝于张真人处遇同乡李龙神。曾求公向真人缓颊，欲回家视母。公为代请。真人曰：‘此非不可，但宜遵海滨而行，免伤禾稼耳。’忽霹雳一声，龙神已不见矣。后公每暑日徒行，顶上必有乌云一块相覆，即神龙之报也。
“李龙神”的出现愈发可证，是时“秃尾巴老郭”已完全被“秃尾巴老李”替代。
“秃尾巴老郭”向“秃尾巴老李”这一称谓的转变，隐含着传说发源地族姓势力话语权与男权制统治意识。「光绪」《文登县志》卷一上《山川·昌山》评议曰：
“忽郭忽李，然则神龙之姓无定矣。其实二志（笔者按：此指雍正、道光《文登县志》）皆无确证。各据一时俗说采以入志，久之遂成故实。其所以称此二姓者亦有故焉。自明移祀神龙于柘阳山，山之后多郭姓，山之前多李姓也。”
此即地方族姓话语权之争胜。且「道光」《文登县志》所载传说文本还将原来的“郭姓妻”，改为了“李姓妻郭氏”。至此，“秃尾巴老李”的地位已确立，它行雨带雹，孝母爱亲，后在山东人移民东北的背景下，复再增之黑白双龙相斗情节，其传说逐渐流传于大江南北。
2.秃尾巴老李与雹神李左车在安丘的结合
秃尾巴老李传说何时传入安丘，已无法考证，不过安丘许多村都有“秃尾巴老李姥姥家，雹子不打某某村”这一说法。
安丘东部，如景芝一带，秃尾巴老李名为李黑龙，保持着黑龙降生有尾、遭父断尾、现身复仇、北闯关东、斗杀白龙、佑护乡人的主要情节。而在安丘西部，除了流传已久并自成体系的雹神李左车民间信仰，秃尾巴老李有时还与雹神李左车融为了一体。如《安丘历史文化丛书·民间传说》一书中的《“伏魔天神”的传说》（《安丘历史文化丛书·民间传说》，第298页）有以下记载：
相传战国末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长着尾巴的男婴，随着电闪雷鸣在雹泉村一户李姓人家降生。其父以为是妖怪投生，一怒之下，拿起菜刀把男婴尾巴砍了下来。孩子疼痛难忍，五天五夜大哭不止，这个孩子取名李左车。
很明显，这个传说是原生于安丘的雹神李左车故事吸纳融合东来的秃尾巴老李后生成的新传说。秃尾巴老李在最早的「康熙」《文登县志》文本记录中便有“风雨大作，雹随之，其大如斗”的司雹神通，且后来又定型为李氏，这在无意中暗合了“雹神李左车”的身份与姓氏，新传说也就自然而生。
然而两个传说无论如何融合，总有缝隙在焉。我们从一个民俗行为中便很容易觉察。比如在安丘及其他地方，都有遇冰雹向庭院里扔菜刀以避雹灾的习俗,也就是“扔菜刀”这一行为明确告诉我们，其求祷对象只能是秃尾巴老李。因为，菜刀正是曾被断尾的秃尾巴老李的禁忌与恐惧，村民以其恐惧事物驱灾避害。在此，秃尾巴老李也就成为了“雹神”。如流传于安丘黄旗堡一带 “雹子不打杞王城”传说（《安丘历史文化丛书·民间传说》，第303页）中行雹时恐惧菜刀的雹神李左车，其潜藏的影子正是秃尾巴老李。
故在今天的安丘，流传民间的“雹神”也就有了两个身份。一为智慧威严的雹神灵霈侯李左车，一为李左车与秃尾巴老李融合后怕菜刀的“秃尾巴老李李左车”。
四、雹神李左车与安丘雹泉李氏：安丘“移民史”的一个反证
1.雹神李左车与安丘雹泉李氏
清同治十二年（1873）李克睦《雹泉李氏族谱序》曰：
吾族为灵霈侯之苗裔。相传灵霈侯生于雹泉乡，楚汉之际仕赵，封广武君。韩信将下井陉，广武君进奇计于赵，陈餘不用，遂至覆败。赵亡后，广武君既答淮阴之问，遂隐去，不知所终。后世以功德封为雹神，于雹泉上立祠庙，而其子孙遂世居于雹泉乡焉。厥后生齿渐繁，复散居于四乡，而世系多无可考。
同年李连昌《雹泉李氏族谱原序》云：
吾族谓自灵霈侯始，隐居于安丘雹泉，即为雹泉李氏。想累代相传，因地命姓，必无舛错。厥后代远年湮，族姓浩繁，丁口纷纭，散居各处。
安丘雹泉村内
按，李左车为赵国名将李牧之孙，乃赵郡李氏，《北史》卷三三、《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表》纪其身家世系，源流清晰，确而无疑。
《北史》卷三三记曰：
案赵郡李氏，出自赵将武安君牧。当楚、汉之际，广武君左车则其先也。左车十四世孙恢，字仲兴，汉桓灵间，高尚不仕，号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义，仕魏，位渔阳太守。有子四人，并仕晋。平字伯括，为乐平太守。机字仲括，位国子博士。隐字叔括，保字季括。位并尚书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时谓之四括。
《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表》云：
赵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昙次子玑，字伯衡，秦太傅。三子：云、牧、齐。牧为赵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赵纳顿弱之间，杀牧。齐为中山相，亦家焉，即中山始祖也。牧三子，汩，秦中大夫、詹事，生谅、左车、仲车。左车，赵广武君，生常伯、遐。遐字伯友，汉涿郡守，生岳、德、文、班。岳字长卿，谏议大夫，生秉、义。秉字世范，颍川太守，因徙家焉。（下略）。
「隆庆」《赵州志》卷十“李氏世系”、「光绪」《元氏县志》卷十一《人物志·仕迹》之《李左车考并考元氏李氏东西二祖》，皆据此论之，然均无载李左车后世有家于安丘者。且笔者考证，李左车之事，在清初方传入安丘。故《雹泉李氏族谱序》记录家族为李左车后裔只是一种就地取材的温暖追认，而非真实的历史。
从《雹泉李氏族谱原序》的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反证，今各家族谱所记始迁祖由来，尤其是自云原籍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海州当路村、小云南等地者是否可信？现代人脑海中那场明朝初年以山西洪洞“大槐树”为代表的轰轰烈烈大规模移民场景，在安丘乃至潍坊地区是否真正存在过？
2.安丘族谱中枣强县等始迁祖原籍献疑
如果遵循文献须有徵、孤证不可立的人文历史学术规范，多数家族记载的始迁祖由来都是值得商榷的。更不用说追溯中古，远绍周秦的同姓通谱之举。我们只要看一看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安丘凌河孙訒在《重修族谱序》中的批评便可以知道：“作谱者多溯远古，其言率荒诞无据。盖五季之乱，世族略尽，谱学失传，姓氏之源流不可考矣。” 《潍县志稿·氏族》前言中也说：“明初迁河北、山西、云南之民于山东（笔者按：明代官修史书，仅云迁山西之民于山东，河北、云南迁山东则未纪之。《潍县志稿》此语无据，亦“以谱证谱”的孤证之语），复徙登、莱之民于东昌诸郡，迄今谱牒或亡，传闻失实，因多冒为明初徙民。”
因于史无据，不能追其实；复流传有绪，又难以证之伪。是以明清诸地方志，多未立“氏族”一目。
直到民国时期，才出现了像《重修莒志》卷四十《氏族》、《潍县志稿》卷十二《氏族》、《临朐续志》卷九中《氏族略》等记载诸家族由来的官修方志。（笔者按，民国时各方志详载氏族，当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的民族意识有关）《临朐续志·氏族略》前叙 “旧志无氏族一目，未免阙略”一语，恰恰是明清方志的严谨所在。
安丘各家族谱记录的始迁祖原籍，以枣强县占比最高，载记迁自洪洞县的家族如高崖秦氏（载其明洪武二年自洪洞迁自漳河南岸），则较为稀见。自云从枣强县迁至安丘的，仅笔者所见，便有浯阳李氏、石堆韩氏、圈子王氏、荆山刘氏、清泉吴氏、三十里铺张氏、景芝后疃赵氏、景芝北林葛氏、安丘宋氏、石家庄村吴氏、万家庄李氏、安丘谢氏等十数家。
可是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正史记载，就会生发许多疑问。在《明史》《明实录》等官修史书的记载上，明代初年的登、莱、青三府，从来就不是大批量接受外地移民之所，而是屡屡外徙。
《明史》卷七七《食货·户口》云：
其移徙者，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
洪武二十八年……山东布政使司言，青、兖、济南、登、莱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民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耕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也。上可其奏，命户部行之。
据上可知，明代初年并未见有河北徙入山东者，却明确记载了登、莱、青三府之民移徙到了东昌府和兖州府。
又，笔者统计，明代洪武年间，今潍坊地区各县平均人口为13万人，尤是诸城、益都、安丘三地人口，更是分别达到了惊人的20万、17万与16万余人。
反观枣强县，洪武初年及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口皆为七千余人（「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二《籍赋》、「康熙」《枣强县志》卷一《户口》）。不只是枣强县，我们再将范围扩大一些，辖枣强县的冀州，明代洪武初年各县平均人口也是不到七千人（「康熙」《冀州志》卷五《赋役制·户口》），直到明代中后期，冀州各县平均人口也不过三万人（「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二《籍赋》）。辖冀州的真定府，洪武初年各县平均人口也只有两万余人（「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二《籍赋》）。故「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二《籍赋》后叙便这样说：“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也就是说，自明代永乐初年开始，真定府，自然也包括枣强县，就将山东、山西的民众陆续迁徙至此了。
我们难以想像，一个明代洪武初年就“地旷人稀”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向人口繁稠的山东东部地区迁民呢？
至于安丘与枣强的渊源，在《明实录》里，非但没有明初枣强迁民至安丘的记录，反而记载了安丘民众移民到了枣强的史实，这恰恰也是「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二《籍赋》中“徙齐晋人户以实之”那句话的注脚。
《明太宗实录》卷九三：
永乐七年六月壬寅朔……庚午，山东安丘县民刑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之民无业者居冀之，凡徙八百余户。
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在明永乐七年（1409）的六月廿九日，有安丘县民，嫌安丘人口繁稠，田地狭隘，主动要求迁徙到枣强占籍。
综上可知，明代初年自枣强县迁徙安丘乃至山东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明代初年自外地大规模迁民至安丘以及潍坊地区的历史场景，也是不存在的。
由此看来，潍坊各家谱记载的始迁祖原籍，尤其是原籍为枣强、洪洞、当路村、小云南的记录，与其说是明初的“移民史”，不如说是“移民的想像”或“移民的传说”来得更切合实际。近人曹树基《中国移民史》中的那个关于青州府移民的章节“青州府：人口的对流”（《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曹树基著，199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82页）也多是“以谱证谱”的孤证调和之语。
晋左思《三都赋》有语云：“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什么是“前迹”？笔者认为，前迹有二，一是史实，一是情实。史实是指历史上真正存在过或发生过的人物与事件；情实是指这些人物与事件派生出来的故事传说以及人们知之而感的喜乐悲欢。史实与情实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真实，也共同记录了真正的历史。
历史的网眼总无法捕捉如风的传说，而传说的风向总让人无从琢磨。不要忘了，许多史实，最后也只成为了生活的呵欠，或岁月的饱嗝，随时光消逝，已罕有人记起，如雹都泉、雹水之神；而有些情实，却随着风雨与阳光，生长为一幕幕奇丽悲欢的长歌，如秃尾巴老李，如雹神李左车。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若本文的推测还有些许道理的话，那么，“雹神李左车”形成于清初，是不是与彼时汉族民众遭夷狄之变，鼎革之痛，故人心思汉，思忆猛士有关？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二日风雨之夕，初稿于安丘鲤龙河东娄家庄村。九月十六日秋凉之夜，修订于潍坊涨沔河畔枪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