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我的母亲，生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娘家系诸城县城北崛村李家。有三个哥哥，姊妹四人,母亲排三。
母亲23岁时，即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出嫁到昌城镇西老庄。父亲郑焕东，当年26岁。母亲过门前，祖父郑桂坤已经去世，父辈弟兄五人，连同叔伯弟兄。父亲排七。母亲过门全家八口人，有土地七亩二分（每亩折市亩2.45亩），房屋七间，牛驴各一头。
1934年，父辈兄弟三人分居。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共分得土地二亩二分，房子五间，与六伯父合养一头牛。1935年农历二月十六日，父亲因肺病去世，享年35岁。从此，母亲和我在非常艰难的岁月里度日，苦熬了十年。1945年秋来了共产党，获得解放，逐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同时，我参加了革命活动。
1954年二月，我和徐焕珍同志结婚后，母亲就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尽管持家受累，日子却是过得安然幸福。1983年七月十三日晚，母亲突发脑血拴，卧床三年零八个月。1987年农历三月初三下午四点五十分病逝于昌乐县人民医院，享年84岁。
母亲赋予我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在穷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中长起来的。自参加工作开始，她支持并相信我所做过的一切，因为她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而她的儿子就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了解了母亲一生的心路轨迹，才能理解母亲何以能担起生活最沉重的担子，才能悟出母爱是人间最伟大和无私的爱。
一、回顾母亲养育我的艰难岁月，心怀感恩。父亲病故，如同塌天，孤儿寡母度日之艰可想而知。诸城俗称丈夫为“外边”，妻子为“家里”，其寓意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去世后，家里家外所有事情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家庭贫困，劳力、畜力和农具一概没有。地怎么种？家务事怎么办？日子怎么过？茫然自失。白天哭，夜间哭，哭出了眼疾，视物已经很困难了，能不能活下去成了母亲日夜思考的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母亲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当时，我只有八岁，还不太懂事。几年以后，母亲告诉我，当时遇见的困难实在是太多太多，总感觉已经没有了出路，左思右想，死的念头都有过，可看看年幼的我，动摇了。能不能改嫁或是“坐山招夫”？可受封建传统思想“好女不嫁二夫”的影响，又怕再婚后我会受到委屈，也只好放弃了。母亲对我说：“思来想去，相信有你这条‘根’，长大成人后会有出息，可以过好，永远都是郑家的一个户主，我也要永远不离开你的父亲。这就是我的希望，就托付给你啦。”为此，母亲忍受了非人的苦难，而且还要把这一切深深埋在心底，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啊，她的心里有太多的善和美！悲惨的家庭环境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我只能把困境化作生活的力量，更不能给母亲添忧，惹母亲生气，从小就惟命是从，帮助干活。母亲感到莫大的欣慰，看见了希望，增强了拉扯我过日子的决心。就这样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管理着田间和场间的农事，等到耕地和收割等主要农活就请六伯父郑焕芳和二舅李鸿祥等帮助。在干的过程中，母亲常因不会干或太累而唉声叹气，心酸流泪甚至大哭。记得有一次晒麦子时突然来了雨，母亲和我都不会垛草垛，苫顶又够不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多日来的辛苦被大雨淋湿。母亲坐在雨淋的麦穗中大哭了一场，我站在她一旁哭得也是很难受。“有志者，事竟成”。母亲没有愁倒，决心女身当男人，边学边干，终于熟悉了农时二十四节令，按时备播、选种育苗、捣粪备肥、编苫子等等。我自小听话，越大越能干，成了母亲的帮手。
二、在惨无人道的旧社会里，担惊受怕，民不聊生，度日如年。当时的黑暗社会，地主恶霸残酷剥削，盛气凌人；地痞流氓横行霸道；伪保甲长（村庄为保甲制）催给养（粮钱）、催民夫（修围墙碉堡）、敲诈勒索；汉奸、土匪烧、杀、抢、掠。终日不得安宁，家庭朝不保夕。
在这么一种吃人的社会里，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长年累月地担惊受怕，发愁流泪。一是伪保甲长催捐要粮，每每到家翻缸揭盆。1944年秋，刚收下一大缸谷子，第二天便被保甲长领着人抢去，母亲躺在地上哭的死去活来，我也哭的泣不成声。二是我刚过十五岁保甲长就让我出夫。去埠头给吕团修围墙，开始我母亲跪着求保甲长：“孩子小，还不能出夫！”就脱免了几次，后来也照常出夫了。还把我编入村自卫队，夜间轮流到村头站岗。为此，母亲也怕我挨打而提心吊胆。
这些汉奸、土匪、伪保甲长越来越惨无人道，张口就骂，动手就打，随便翻抢东西。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母亲既愁又怕，感到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就在这朝不保夕的苦难关头，1945年秋季来了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打垮了日寇，扫清了汉奸和土匪，人民翻身得解放。母亲和我苦熬了十年，也转危为安，由苦转甜了。社会安宁，可以平安度日了，我也有能力创家立业了。在忠四嫂请探家的军医给母亲动手术，将要瞎的两眼治好，重见天日。母亲和我是何等的高兴！内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三、时刻把心贴在我的身上。我是母亲的连心肉，昼夜挂在她的心上。娘俩过日子，家庭贫寒，逢年过节做点面食，炒个鸡蛋，买点猪肉，母亲总是舍不得吃，全留给我吃，一顿吃不完下顿再吃，习以为常，到老如此。我参加工作后，她在家做点好吃的，也总是惦记着我。后来随机关住了，还是把好吃的东西一顿顿的留给我，自己从不舍得吃。
我一旦不在母亲眼前，她就会惦记、掉泪，小时候左右不离还可以，但能干活后就出现了矛盾，特别是敌伪白色恐怖时期，矛盾心理就更加突出了。不让我出门吧，地里的活没人干，让我出门吧她又放心不下。那时，家里吃水，要到近半里路远的井上去担，她是小脚，不敢上井，我十多岁就用两个小罐子来回担水吃。不让我去担水，没水吃，让我去担水又怕我掉井里。早起拾粪、野外割草、下坡干活必须要按时回家。晚一会儿就会着急，时间要是再长一点，就在家坐不住了，到门外张望。因为眼疾，两眼一见风就流泪，看不清，就心急火燎地大声喊我的名字。一见我回到家又是一种矛盾心理，既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又气愤地埋怨我回家晚了，大骂一顿。当来了鬼子、汉奸时，她就不管回家的时间了，恨不得我立刻跑到她的眼前，否则就会急得哭起来。习以为常，到老如此。
母亲虽然内心拥护共产党，但又害怕我去参军打仗，也不愿意我参加共产党的工作。我在村里参加革命活动，她再三嘱咐切勿惹事招非；我要脱产出去工作，她就不允许了。我在外做了一年多的帮助工作，记得我害沙眼时，她问我：“你的眼睛怎么了？”我说：“急的！不脱产工作，区里的领导不放我；我想脱产工作你又不允许！”她怕我把眼急坏了，便答应了我脱产工作。那时在地方参加工作，怕影响军属，不允许回家过年，第一个除夕没有在家过。正月初一回家一看，母亲哭得没过好年。那时就在本区工作，很少回家。1951年十一月，我被调到诸城县委秘书处工作。离家远了，回家更少了，只能经常写信给母亲。她说：“只要见到你的信，就跟见了你差不多。”从1954年随我住机关后就心宽体胖了，但我上下班，特别是外出工作或开会时，总得向她老人家报告：“我走了”、“我回来了”，直到有病卧床不起还是如此。
四、勤俭持家，淳朴善良。母亲料理家庭，以勤俭为上策。她对地里的农活抓得很紧。尽管没有劳力、畜力和农具，也都会按季节早求人、早准备。选种育苗和下地的圈粪、豆饼等都不亚于别户。自己能干的田间和场间管理得井井有条，从不拖在别人家的后面。庄稼长势相比较好，产量一般偏上。母亲常念叨一句谚语“夏秋坐一坐，冬春挨顿饿”。每当忙完坡里或场间的农活后，娘俩就会一起或分头割青草、拾柴草，青草可以换成钱，柴草年年有余。家院、场院栽有杏、梨、李子和柿子树，果子成熟后，都是母亲赶集换钱；还有一些楸树、椿树、榆树、白杨、刺槐等，除了被汉奸兵砍杀去一些外，也卖了一些钱；养鸡下蛋，吃不了的也都赶集换成钱；农忙抽空和农闲时就夜以继日地用蚕丝结发网换钱。真是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绝不荒废一分钱，不浪费一粒米，总算保证了年吃年穿。
解放后，政治上翻了身。几年时间，家庭生活就比较好了，但她老人家还是多方增加收入，省吃俭用，不舍得改善吃穿。随住机关后，她老人家始终掌管家庭经济，我和焕珍的工资全部交她管理支配。一段时期，孩子多，工资少（最低时每月人均12元），幸亏她老人家掌管，衣食基本无忧。
母亲对家庭管理得也是井井有条，院子和房间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农家时，牛棚的粪要每天清理、垫土；各种农具、衣物定点存放，用完后必须送回原处；锨、镢用完后必须把土擦干净；炊具和餐具用完必须随即洗刷干净；衣服总是保持整洁，洗后随干随叠随入柜；衣服破了及时补，实在没法穿了就拆成布片，洗净叠好钉在一起入柜。
母亲拉扯孩子得力有方。我们家孩子多，常常是领着大的，抱着小的。给孩子洗衣、缝补、喂饭，整天没一点空闲。她从不嫌累，辛勤抚养，个个疼爱，最后有了孙子更是喜之不尽。她老人家对孩子既疼爱又严格要求。喂饭及时，穿衣整洁、卫生，从小教导要听话，懂事之后从严要求，孩子们学会了节俭生活，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
母亲的脾气是性急好强，心直口快，淳朴善良。在自己家里，她要求办的事情必须迅速、顺从，否则，很容易发火。与人交往也是好强，论话不论事情。一句好话，事情怎么办都行，要是有句不好听的话，不仅办不成事，还非要占理不可。凡是了解她的人，都相处很好，称她是个好人。对待我的叔伯兄弟和表兄们，也是有不满意的事就直来直去地训斥，可也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因而都很有感情，常来看望她。她们老兄弟姊妹们的关系始终很好，特别是跟我四姨家表妹成了母女关系，表妹经常给她寄钱花，还从北京来看望她，带来吃的穿的。在村里，东邻西舍都情投意合，相互帮助。解放后，我家成了区委工作组的住处，她对工作组的同志们就跟对自家人一样亲，因而不少同志走了以后还常来看望她。随住机关后，凡是和我接触多的同志她也就熟悉了，也是很亲热，有点好吃的东西就快拿出来给大家吃，如若不吃，还不愿意。她到人家那里也很实在，我在诸城辛兴公社干党委书记时，她也和社长刘淑让及爱人王秀云熟了，对秀云就当闺女看待。十多年后，从昌乐回诸城探亲，在王秀云家住了一个多月，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帮秀云料理家务。
五、病卧与安葬。母亲的体质一向很好，很少生病。夏天有时肠胃发炎也很少休息。临终是因脑血栓形成偏瘫卧床三年零八个月。1983年七月十三日晚，跟往常一样，母亲忙了一天的家务，晚上又看了会电视，睡觉脱衣时突然倒在床上，过了一会就说不清楚话了。次日，找大夫也没诊断出是什么病，下午住进医院，检查结果是脑血栓形成偏瘫，不会说话，整个身体的右半部都不能动了。住在县医院，经大夫尽力医治，病情好转后出院回家静养。不到半年，头脑基本清醒，说话比较清楚，除了右边胳膊和脚腕不能活动、大小便要有人料理外，自己能在床上坐着扫床、擦窗、叠衣服、吃饭。身子和腿都能活动了，每天都把自己的床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1986年初秋的一天，母亲不慎从床上摔了下来，就再也不能动了，吃饭也得要人喂。1987春节后，饭量逐渐减少，体质逐渐下降。农历二月初一，再次住进医院，二月十三日见病情好转便出院回家。四天后，病情加重，返回医院，农历三月初三下午四时五十分病逝。
母亲卧病期间，身体难受，精神痛苦，在所难免。相比而言，也算晚年幸福。我总结了四点幸福之处。
一是实现了苦难之时的愿望。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苦熬了十年，成家立业。这多亏共产党来领导翻身，有了政治地位。我当了县级领导干部后，生活条件很好。病卧期间，该吃的而又能办到的东西都吃了，营养很好。
二是得到了周到的侍候和精心护理。都说“百日床前无孝子”，然而焕珍对待老人并非如此，侍俸和护理三年零八个月始终如一，天天按时调剂饭食与喂饭喝水、抱上便盆大小便、洗脸擦身、换洗衣服、早晚的穿脱衣服，从无怨言。由于母亲整天躺在床上，后来生了“褥疮”，焕珍就缝了一个棉圈褥垫在疮处，经常擦洗上药，很快就治好了。卧床二三年没受“褥疮”的罪，这就是侍俸和护理精心的结果。尽管时常也有孩子和他人帮助，可长期的侍俸和护理都是焕珍，为此焕珍也受到众人的称赞。
三是得到了大夫的尽力医治，先后都是住在县医院，由主治医师宋仲泉（副院长兼保健科主任）、张承周（中医科主任）医治，中西药并用。张主任主要给予针灸治疗。当我问及能否彻底治好时，大夫们都说“能恢复到在床上坐着活动就很理想了，八十岁的小脚老人，即便没有病要行走也困难了。”最后住院近一个月，临终前十天多基本靠药物维持生命。住院期间，始终至少有俩人陪床，我们和大夫都做到了尽心尽力。
四是遵照她老人家的遗嘱，骨灰安葬在诸城县昌城镇西老庄公墓。母亲在世时就再三嘱咐我说：“百年之后一定要把老身送回家乡安葬。”葬礼举行得朴素庄重，在去往墓地的路上，近六十人为母亲送殡，三百多位乡亲云集两旁目送母亲走向安息之地，令我再次感涕不已。淳厚的乡亲以他们的纯朴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聪慧善良经历坎坷的一个普通女人的尊敬。十几年来，声名赫赫的逝者葬礼见得多多，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我的母亲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走得非常辉煌。
就在送别母亲的最后一程，我再次忆起母亲那历尽艰苦、顽强拼搏的一生，那勤俭持家，纯朴善良的一生。她的一生，年轻时是苦的，而为了我，她的生命力又极其强大，她的一生又是幸福的，因为我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期望，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做了好多有益的事情，她儿孙成群，个个都有出息。她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努力。她安详地走了，但遗憾的是，她却再也永远得不到最盼望于心的——早早晚晚听我一声呼唤，亲眼看着她的儿孙们，却再也不能、再也不能！
世界上有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