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先驱路友于
提起早期革命家李大钊就义前的一张照片，几乎无人不知。照片中，与李大钊一同就义的还有两人，站在他右侧的，是诸城人路友于。路友于一直以来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他少有壮志，一生为革命坚持斗争。1924年他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秘书。国民党“一大”后，他为维护国共合作奔走宣传。1925年与其他同志组成“中山主义大同盟”，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他全力协助李大钊召开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五卅惨案”后，他起草《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同李大钊组织并参加北京各界反对英日等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集会和游行。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路友于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北洋军阀张作霖疯狂镇压革命时，路友于毅然北上坚持与李大钊一起工作，不幸被捕。在监狱和法庭上，虽然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他面无惧色，据理斥敌。4月28日，他与李大钊等20人昂首登上绞刑台，慷慨就义。
本期撰稿：隋炜凤
“叛逆”新青年思想进步
路友于
路友于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天资聪颖，敦厚诚实，沉静好学。他先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又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剪发明志，被“族人视为叛逆”。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思想进步，很受同学拥戴。
说服父母改观念
三姐妹放足读书
路友于，原名汝悌，1895年1月29日出生于诸城市昌城镇路家道口村一个地主家庭。
路友于为人忠厚，平时少言寡语，办事老练，不但对父母十分恭敬，对邻里老人也温和谦恭，彬彬有礼，父母视其为掌上明珠。他家解放前有3顷土地(每顷100老亩，折合市亩341亩)，大部分租给佃农耕种，自己雇人耕种一小部分。其父路献廷童年读过私塾，因一目失明未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更激发了他供子女读书成才的决心，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路友于童年时，家塾设在他家靠街的3间东屋里，叫做学屋。塾师是福胜村的金喜庭老先生，金喜庭是前清秀才，虽然思想守旧，但教学认真，对学生管教颇为严格，大家都称他“金师父”。家塾中的学生都是路家子弟，有路子培、路景韶、路友于等七八人。路友于年龄最小，是路氏家族同辈兄弟中的老七。路友于年龄虽小，却颖悟过人，金师父很喜欢他，常对人夸他才华出众，气质非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金师父见路友于对很多问题的见解为自己所不及，年终放假时，便对路友于的父亲说：“你这孩子才华不凡，聪明绝顶，我难以胜任，请另请高明，勿误他前程。”从此便辞馆回家，再未任教。这些事在村里传开后，人们纷纷说“路友于问走了金先生”。
路友于兄弟姊妹九人(六男三女)，路友于为老二，老大汝孝(字景韶，以字行)、老三谦叔，老四季勉，老五汝恪(字君约)，老六汝朴。还有三个姐妹，那时她们都缠了足，好端端的一双脚硬要人为地用布裹成尖的，使健康人变成了半残疾。青年时的路友于从外地回来，说服母亲为她们放足，母亲想不通，他耐心地把妇女应该得到解放的道理讲给母亲听，终于打通了老人的思想，给三个女儿都放了足。不但如此，他还说服父亲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枷锁，克服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让三个女儿都上了学。老大、老二都是小学毕业，老三路君颖曲阜二师毕业，女孩上洋学，这在当时确实是开了一代新风。
绝食争取进城求学 剪辫支持辛亥革命
1910年，路友于与本县城关镇大高乐埠村王淑仪结婚。此时的他已读完“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字也写得很好，因此私塾所教授内容的贫乏和刻板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他。在与隋家官庄的亲友交往中，他常获同盟会员隋理堂的教诲，另外受隋理堂在外求学的子女隋少堂、隋少亭、隋焕东等进步青年的影响，遂激发起奋发报国之情，一心想去城里高等小学读书。
路友于几次向其父请求，均未获准，最后以绝食来争取，父亲这才无奈答应。路友于高兴极了，经隋理堂介绍，与大哥路景韶一起进城报考，兄弟俩皆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11年，路友于进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勤奋好学，思想活跃，不但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爱国活动也处处带头。同年辛亥革命爆发，路友于主动剪去发辫，以示支持，“族人视为叛逆”。族人惧祸，群起拒其返家，欲除其路姓。只有他的父亲路献廷立即剪去发辫正告亲友，以示支持爱子行动，这才平息了众怒。
同年冬，诸城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与外来革命力量相配合，酝酿诸城独立，路友于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歃血团”积极响应革命，共同参与了辛亥诸城独立的活动。
1912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廿四），诸城独立，未逾旬日，清兵来攻，入城后大肆屠杀掳掠，路友于恰逢在家度寒假，急欲进城参加守城，被其祖父禁锢家中。为此，路友于曾绝食强烈要求进城，未果。诸城独立不久失败，数百名爱国志士惨遭杀害，但不几天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便垮台了。
就读一中品学兼优
爱好广泛文体兼备
1915年，路友于到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是学生会成员。此时的路友于偏高的身材，长方脸，眼睛炯炯有神，英俊睿智。他目光远大，做事干练，深得同学的信任。他性情豪爽，嫉恶如仇，更令人折服。
路友于爱好体育，课余时间，操场上常见其矫健身影。他网球打得好，曾代表全校参加过省第一届网球比赛，并夺得男子单打冠军。那时足球运动刚刚兴起，从农村来的学生大都没见过，感到新鲜，可这项运动对抗性强，学生们大都望而生畏，不敢上场。而路友于却偏偏爱上了这项运动，一有空他就到体育场地，练踢球、带球、射门。平日里他温文尔雅，上了运动场却龙腾虎跃、左冲右突，像换了个人。
在路友于的带动下，一支足球队在省立一中组建起来，路友于担任队长。有一次，一中足球队到齐鲁大学踢友谊赛。那时齐鲁大学的足球队有一批从北京协和医院来的新队员，他们穿着整齐，训练有素。对比之下，一中足球队逊色不少，开赛后老“挨打”，防不胜防，大败而归。
这次比赛暴露出了己方弱点，路友于带大家复盘，提出足球要“上去”必须苦练基本功的要求，并向校领导建议扩大体育场地，增加运动设施。在其倡导下，全校掀起了体育热，无论球类还是田径运动，参加者日益增多，许多运动项目水平迅速提高，在后来的全省数届运动会上，一中常获总分第一名，涌现出不少一流选手，足球队刻苦训练，在济南各校比赛中名列前茅。
路友于在一中上学期间，省社会教育宣传所在济南办了一处京剧易俗社，设在大明湖南门路南，请了一些著名京剧演员任教，主要是学演新戏，这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他们根据聊斋故事新编的《青梅》《珊瑚传》等，内容清新、格调高雅，公演后受到了观众好评。路友于是个京剧迷，时常来这里看戏，对这些新戏的演出极为赞赏。在这些京剧新演员中，有个叫邱步武的男旦，他长得眉清目秀，唱做俱佳，惟妙惟肖，虽是学员，但身手不凡，路友于一见即惊其为奇才。
为了使京剧易俗社发展壮大，使京剧艺术后继有人，路友于不但常去看戏，还组织一中的20多名同学成立“邱社”为邱步武捧场。他常与邱步武接触，观看其演出，为其做宣传。邱步武对路友于及同学们的关怀鼓励深为感动，艺术上进步很大。邱步武出科后改名王芸芳，成了上海著名旦角演员。
关心民众疾苦国家前途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王统照
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路友于开始忧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在校写文章很出名，经常抒发爱国情怀。他东渡日本留学，因病回国休养，阅读了一系列进步书刊。1923年春，路友于受邀到《益世报》任编辑，撰写时评文章针砭时弊。
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参加讨袁护国运动
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路友于十分关心国家前途、民众疾苦，结识了许多老同盟会会员，思想上受他们的影响很深。
路友于的卧室内有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一幅是中国地图，他经常面对着地图，为中国的贫困落后感慨万端，同时又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瓜分而切齿不已。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在思想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时，他不由拍案叫绝，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有血有肉！”对李大钊生发出由衷的仰慕。
1916年，吴大洲、薄子明在周村组织讨袁(世凯)护国革命运动，路友于曾前往参加。同年，王翔千等爱国进步人士曾发起组织诸城旅济学生会，出版《诸城旅济学生会季刊》，意在宣传爱国、进步思想，路友于在刊物上撰文，第一期上曾刊载其《罪言》《朋友劫》两篇文章和14首诗。
在校以文著称
作文古诗皆佳
路友于在学校以能文著名，他的文章无不抒发爱国忧民之情，气势豪迈，激情满怀，在师生中影响很大，因此在省立第一中学，他与王统照、杨金城三人被誉为“诸城三杰”。三人中杨金城年级最高，路友于次之，王统照最低。他们的语文成绩都很优秀，也被誉为一中“三大文豪”。
路友于每次作文，老师都以范文举荐全班，称赞不已，其文构思精巧，寓意清新，语言流畅，读之意味隽永。
当时在一、二年级任教的国文教师李春浦是前清秀才，对路友于的文章极为称赞，经常将其作文中的精彩句子写在黑板上，敲着黑板说：“金石之声，好劲货！”任三、四年级国文课的教师蒋绍堂系前清拔贡，在课堂上常说：“路友于的文章连我都难改，要改动一个字也得同他商量。”
路友于的古体诗亦甚有韵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曾写有《虹桥望晚》：
城高秋老万人家，向晚余辉树杪斜。
河上临风倍惆怅，暮烟横断乱飞鸦。
这种暗淡、凄迷的景象，岂非旧中国的缩影？春游龙洞《题龙洞石壁》五言绝句：
名山皆有洞，何洞伏神龙？
投笔自兹去，寒岩夕照红。
短短的20个字里，情景交融，他在游山观水时也没有忘记救国的志向。他和李国梁酬和的诗中有一首七律：
万木经秋半已凋，西风诗思两飘萧。
断桥日暮鸦声急，古道天寒驿路遥。
醉爱着山醒对月，狂来说剑怨吹箫。
李陵抵死宁忘汉，塞草衰黄胡马骄。
诗的气势辽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其五、六句构迭精巧，在七律中别具风格。他借古喻今，抒发爱国情怀。
1918年秋，路友于从省立第一中学毕业。
东渡日本留学 因病回国休养
路友于向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目睹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报国之心益切。他在省立一中上学期间即有赴日留学的愿望，1918年中学毕业后，他变卖家中40亩土地，加上亲友的资助，得以东渡日本留学，先就读于预备学校，后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
这期间，他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学到了不少知识，同时积极参加“山东实业学会”的活动。据1920年1月东京发行的《山东实业学会会志》（第三期）本会记事栏内报道：1919年4月27日，该会在东京神田区三畸町吉田屋召开改选职员大会，选举干事长、文牍、会计、编辑员等。路友于被选为编辑员之一。
在日留学期间，他奋发攻读过于劳累，又营养不足，两年后染肺病。这时在中国，“五四”运动已经爆发。路友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在巴黎和会上的蛮横态度无比愤慨，加之当时负责管理留学生的中国驻日使馆官员和日本人勾结，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这使路友于再也待不下去了。
1920年，他回到国内，在烟台高秉方家养病，高秉方在抗战期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在烟台养病期间，路友于读了《新青年》和《新潮》等进步书刊，还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他又赴济南柳埠休养。
经过一年多的疗养，路友于的身体基本恢复了健康。1922年下半年，路友于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结识了国民党早期人物（曾在山东主持中国国民党党务工作）、诸城同乡王乐平，又见到了省立一中的同学、诸城同乡杨金城，路友于向他们表达了忧国之心，倾吐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后来，路友于经王乐平和丁惟汾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遂奋身投入政治生活，志在改革国事”。
任《益世报》编辑
写文章抨击时弊
1923年春天，路友于应朋友杨金城之邀，到《益世报》任编辑，杨金城也在该报工作。路友于在这里编辑国内外新闻，并利用“小言”和“时评”专栏，撰写一些时事述评文章，他写的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笔锋犀利，逻辑性强，观点明确，语言简练，对号召人民、打击敌人起到很大作用，也使这家报纸很有政治特色，引起了北京各报的关注。
在《益世报》期间，路友于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学习文学专业。他晚上工作，白天听课。从报馆所在地的南新华街到当时北大所在地的沙滩，大约两三公里的路程，路友于大多时候步行，偶尔坐黄包车。刚进报馆的第一年，路友于的月薪只有30元，仅能维持较低水平的生活，而他上大学还要付出一笔费用。经济拮据，他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吃饭多是到邻居的饭馆里吃些炒饼，很少吃菜。扛不住长期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身体渐渐衰弱，还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失眠。
不久，杨金城病故，路友于痛失挚友，作挽联一幅：“自号飞仙(杨金城，字一鹤)，竟成忏语，已成留影，拟作古人。”后《益世报》被直系军阀收买，发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1924年夏天，路友于和同道朋友先后退出《益世报》。
宣传推动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党一大
该证书为路友于手迹，孙中山亲笔签字。
1924年，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成立，路友于被选为执行部候补执行委员兼任秘书。他热诚拥护新三民主义，积极推动国共合作，要接待一批批的来访者，听汇报、作指示，还要处理函电，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总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成为执行部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设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路友于主持日常工作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路友于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称之为新三民主义。闭会后，为加强对北方革命的领导，受孙中山委派，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委设立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执行部设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8号。李大钊、张继、于右任、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等为执行委员，经王乐平推荐，路友于为执行部候补委员兼任秘书，负责主持日常实际工作。根据执行部指示，还成立了北京特别市党部，也在翠花胡同8号办公。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北方国共两党的工作都在李大钊领导之下，因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路友于热诚拥护新三民主义，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经常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办公的有10余人，包括秘书、文书、联络员、勤杂人员。此时，执行部领导北方的六七个省，还有北京市的各大学和群众团体。前往联系工作的进步青年、群众团体负责人和各省的代表络绎不绝，路友于要接待一批批的来访者，听汇报、作指示，还要处理函电，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总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成为执行部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中苏邦交也同时建立。为纪念中苏友谊，路友于按捺不住心中喜悦，为儿子改名为“强谊”，意思是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为女儿改名为“端谊”，意在使这种珍贵的友谊沿着一条端正的道路前进。《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在北京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为此路友于奔走于各群众团体和报社。
这段时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路友于为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发展党员、培训骨干，发动北方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刘清扬曾评价路友于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特别市党部中的中坚力量，人极冷静沉着，寡言沉思，但其挺秀而生动的文笔，实能反映出被压迫大众身心的痛苦和愤怒。无论是党部或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动人至切，几乎每个人都会因他的鼓励而奋起。
协助李大钊筹备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决定北上，共商国是，并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全国各地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
听到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北京的群众和爱国学生兴奋异常，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为迎接孙中山北上，1924年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积极筹备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相关工作。路友于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中，一方面与各地代表、北京各群众团体和各大学的进步青年学生广泛接触，酝酿成立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李大钊从各大学物色对象，作为代表派赴各省去宣传国民会议。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25年1月4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团体200余个，代表400余人，路友于、王尽美等10余人以山东代表身份出席，会议通过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1月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虎坊桥阅微草堂旧址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会议推举路友于为主席，并选举李一鸿、路友于为文书主任。2月27日，国民会议促成总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李一鸿、路友于、安体诚为文书。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总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幕，出席代表89人，参观列席者800余人，路友于是代表之一，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陪同代表会见孙中山
替总理写就派令证书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后，路友于陪同选派好的各省宣传国民会议的学生代表会见孙中山。
时年23岁的李世军（甘肃人）作为当时的年轻代表，曾在文中回忆路友于带他去见孙中山的细节：
大清早我就跟路友于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路上，我们尽情畅谈。友于告诉我中山先生来京，将与冯玉祥、段祺瑞共商国是，召开国民会议，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之大计。还告诉我，总理召见必定委以重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听了友于的话，万分高兴。到了天津张园行辕，先由汪精卫、丁惟汾接待了我，交谈了几句，然后说：“中山先生了解了你的情况，很喜欢你，特意召见。”后由丁惟汾领我俩进入总理卧室，见总理精神尚好，坐在床边的圈椅上。丁惟汾向总理介绍了一下，我向总理鞠躬问好，总理微微欠身点头，问我：“你是甘肃人吗？多大年龄？”我答：“是的，23岁。”总理接着就夸我在北京干得不错，又训勉我说：“你年轻，正是干革命的时候，干革命只要有勇气就会成功。”我回答：“一定记住总理的训示。”他又说：“甘肃这地方很重要，不仅是中国地理中心，也是将来的建设中心，要多做工作。我现在派你代表我到甘肃去一趟，宣传我的《北上宣言》，劝当地军政首长，要他们响应我对时局的主张，做好召开国民会议的工作。”我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完成总理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总理很高兴，随即转过身，从桌上拿过一叠布纹信笺，并要身边的路友于替他代笔，给我写去甘肃的派令。
路友于接过信笺，挥笔立就。派令是这样写的：“派李世军为临时宣传委员，前赴甘肃宣传本总理对于时局之宣言。”落款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写好后，路友于呈交中山先生审阅。总理阅后，亲自在落款下面签上了“孙文”二字，并嘱路友于代他盖上章。我双手接过证书，鞠躬告退。回北京后，我匆忙收拾了一下行装，找路友于辞行。他嘱咐了我一些路上注意事项和如何开展工作的话，最后说：“大胆干，有困难就来信联系。”次日，我便启程上路。到达甘肃后，我先后在平凉、天水等地召集了数次各界群众大会，宣传《北上宣言》，还在两地分别成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
路友于代孙中山为李世军所写的派令，李世军一直珍藏在身边，后将它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让这件革命历史文物传之千秋万代。
组织示威反对军阀卖国
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部分代表
《孙中山先生荣哀录》
孙中山病逝后，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疯狂镇压革命运动，路友于积极配合李大钊，在工人、学生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举行集会，公开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五卅”惨案后，路友于起草《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又组织参与“关税自主运动”，负责电文拟稿修改。
成立“中山主义大同盟”
孙中山病逝参与治丧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和不安。他们一方面联合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极力破坏国共合作。
1925年，路友于邀邓飞黄、廖维藩、李冠洋、陈资一和李世军等人聚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山主义大同盟”，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路友于被选为大同盟负责人。组织成立后，还在报上发表了宣言和文章。
大同盟以其进步性和正义性吸引了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不长时间就发展到400多人，革命活动也日渐活跃，许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他们首当其冲。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唤醒了民众，鼓舞了斗志，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路友于参加了治丧处秘书股工作，与范体仁等负责治丧处的文电、函件处理。3月14日，路友于又任治丧处主稿。
3月19日，公祭当天，北京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人山人海，路友于执绋舁，引总理灵棺至中央公园停放。移灵西山碧云寺那天，路友于像是总指挥，跑内跑外，忙得满头大汗。
从孙中山病逝，路友于一直忙碌，来自国内外成千上万的函电几乎都经他之手，他有条不紊的处理。治丧活动结束后，路友于主持编辑了《孙中山先生荣哀录》。
声援“五卅”惨案斗争
起草宣言坚决反帝
孙中山逝世后，政治局面错综复杂，路友于积极配合李大钊，在工人、学生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举行集会，公开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市民于6月3日、10日、25日举行空前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路友于从会议筹备到召开始终积极参加，起草了《北京国民大会宣言》。
在召开国民大会的前两天，路友于受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委托，携带着宣言，到宣武门前铁厂21号槐庐找徐芝畦、李澄之、郝任夫、郝圣符等谈话，说明此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嘱咐同志们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并留下一部分大会宣言，叫他们游行时散发。
6月10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了由路友于起草、李大钊审阅后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言最后郑重宣告：“自惨案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决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这一庄严声明，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
组织参与“关税自主运动” 负责电文拟稿修改
1925年秋，路友于兼任北京大学教师，讲授市政学。当年秋，苏联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在军阀统治的北方，招生主要靠北京执行部推选。路友于通过李大钊、于树德，保送路孟凡、王绍文、高晶斋、赵仲容等10余人前往学习。
“五卅”运动后，全国性的反帝怒涛更加汹涌澎湃。为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争取关税自主，1925年10月，路友于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关税自主运动”。与此同时，他还参与组织“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的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下，革命党人在北京成立了关税自主促进会，发动北京各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进步团体开展关税自主宣传的签名运动，并发出了警告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代表书，号召解散关税会议。
路友于领导了这些活动，召开筹备会议，负责文电的拟稿和修改，还要参加集会和游行。“首都革命”出现高潮。11月16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召开筹备会，出席者有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30个团体代表，议决成立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筹备会，定于24日在天安门前召开示威大会。
路友于作为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这一会议的筹备与领导工作。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大会，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两处集合。就在群众在北大第三院快要集合齐的时候，大批军警从大门外涌来，学生们急从后门冲了出去，很快又被军警围上，很多学生被军警打伤，路友于和于树德头部滴着鲜血，但还在指挥群众向外冲。
敌人的血腥镇压激怒了群众。天安门前接连举行几次更大的集会，特别是1925年11月29日，北京各团体在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发动了一次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运动。数万名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真正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
“三一八”惨案中 指挥请愿群众撤退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事后，日美驻京八国使团反咬一口，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和最后通牒。
北京的群众愤怒至极，3月17日，北京各团体代表在北京执行部领导下，来到国务院、外交部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请愿书由路友于草拟，经李大钊修改。强烈要求执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复八国通牒。未料到请愿代表被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打伤，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义愤。
3月18日，北京学生、团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各帝国主义国家之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李大钊在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号召群众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打退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会后，李大钊、路友于组织带领数千名群众，组成声势浩大的请愿团，浩浩荡荡向铁狮子胡同的临时执政府挺进，学生、工人和市民整齐排列在执政府大门外广场，有两三人代表请愿群众进入大门，要求面见段祺瑞，但未能进入办公室，即被卫队逐出。
游行队伍左为工人队伍，右为学生队伍，在代表们退出执政府大门时，路友于站在左边石狮子台上，说了声“段执政不在”，同时有人叫喊要到段公馆去，一定要找到段祺瑞。话未说完，铁门枪声四起，段祺瑞执政府竟公然开枪屠杀，好几人相继中弹倒地，群众队伍乱了，仓皇躲避。
李大钊和路友于沉着指挥群众安全转移撤退，同时路友于又组织力量领取红十字会符号，在执政府门前营救受伤同胞。执政府门前，尸体枕藉，遍地是血，许多被害者的衣服、鞋子都被士兵劫去，景象十分凄惨。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此次惨案造成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后，路友于又去安葬死者，慰问伤者及遇难者家属，使遇难家属及受伤者深受感动和鼓舞。“三一八”惨案后，张作霖的奉军开进北京，“首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
反对右派坚持国共合作
西山会议现场
张作霖
“西山会议派”公开反苏反共，李大钊组织成立左联与国民党右派抗衡。路友于经常召开大小会议，揭露国民党中的少数人制造分裂，阴谋夺权的罪行。国民党二大上，路友于等多数国民党左派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一起，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蒋介石提出反对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路友于返回北京，与李大钊共商对策，稳定北方的局势。
国民党内部出现分歧
立场坚定支持李大钊
正当北方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分子也在积极筹划反共，蓄意破坏国共合作。特别是孙中山病逝之后，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人制造分裂。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左派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右派却极力反对。
1925年1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国民党中一些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的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公开反苏反共，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公开宣布取消李大钊等同志的国民党党藉，会上，在北京南花园1号组织了一个所谓“北京特别市党部”，与翠花胡同8号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公开对抗。
面对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如不及时揭露，国共合作就要遭到破坏，北京的革命斗争就将前功尽弃。对于他们的猖狂进攻，李大钊依靠共产党员和路友于等多数国民党左派，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期间，路友于站在李大钊的一边，同“西山会议派”斗争得很坚决。即使北京执行部内部出现分歧，路友于还是坚定地跟李大钊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个国民党人能有这样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成立左联与右派抗衡
传“路友于舌战群右”
对此，以李大钊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曾多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击“西山会议派”的问题，并将当时北京国民党左派组织、包括路友于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三民主义实践社”“新中革命同志会”和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组织的“新军社”等联合起来，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与“西山会议派”针锋相对。“左联”的成立使革命统一战线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
“左联”成立后，路友于既要直接领导大同盟，还要担负整个左联的工作。他写文章揭露和批评“西山会议”，笔锋锐利，生动透彻，读过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路友于经常召开大小会议，且逢会必讲三大政策，讲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揭露国民党中的少数人制造分裂、阴谋夺权的罪行。他经常在基层召开辩论会，从理论上揭露“反共”“溶共”的反动本质，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有“路友于舌战群右”的说法。国民党右派则四处散布“路友于带着一伙人搞左倾”“路友于被赤化了”等滥调，借以攻击他，从而破坏国共合作，反对革命运动。
这一阶段，路友于经常彻夜不眠，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身边人都为他担心，他却毫不在意。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使每一个同志感动并备受鼓舞。
参加国民党二大 弹劾“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的阴谋很快为多数人所识破，南花园1号的所谓“北京特别市党部”也很快关了门。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256名与会代表中，共产党人有100名左右。路友于作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国民党二大上，路友于等多数国民党左派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一起，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大期间，路友于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农民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1月13日，路友于在大会上作“关于弹劾西山会议派”一案的审查报告。同日，国民党左派与吴玉章等七人提出讨论本党对外政策进行提案。
大会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决定继续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决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制裁了国民党右派。路友于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作“关于提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处理结果：永远开除西山会议的策划者、右派分子谢持和邹鲁的党籍，给其他参与支持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以严厉的处分。
1月底，路友于返回北京，任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兼秘书主任。后来，他与友人谈起此事，语调深沉地说：“历史上凡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抵制《整理党务案》 担忧革命前途
1926年5月，路友于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做出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党政大权都掌握在蒋介石一人手中。路友于对此表示极大不满，并坚决抵制。
会后，心急如焚的路友于返京，与李大钊共商对策，稳定北方局势。由于北京执行部一些国民党要员开始向右转，“中山主义大同盟”已失去进步性，路友于决心将其解散，并撰写《告同志书》，公开批评党内某些坚持国民党是正统的错误观点，此文刊载于《党声》杂志。
7月，路友于赴广州，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从7月至9月中旬，他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第42次、43次、45次、46次、48次、49次，51次、52次、57次会议。
在广州期间，感慨当下局势，路友于曾给一位革命友人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主要内容有四点：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整理党务为名，实际上某些要人（指蒋介石）为了篡权，要推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国共两党，搞独裁统治，这是西山会议留下的隐患。不同的是，西山会议只是极少数人反对国共合作，成不了大气候，而这一次却是国民党内握有实权的要人一手发动的，并有相当力量，来势不可低估，要从坏处着想。二、对广州当前动态要冷静分析。现在帝国主义尚未赶走，军阀尚未消灭，正需国共两党团结奋斗之际，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凡有良心之中国人，是决不会同意的。要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勿忘先生生前关于‘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教导，要分清是非，坚持正义，万勿盲从，否则，一步走错将遗恨终生”。三、目前北京局势更糟，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南北呼应，已贴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的布告。“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和大钊等同志已做好为维护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牺牲的思想准备”。四、国共关系不好了，下一步要全力做好农民、工人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基础，没有他们作基础，中国革命不会成功，你要到农民、工人中去，同他们交朋友，发动他们起来革命，这是长远大计，切记遵从……”
在路友于等人的努力下，国共合作的局面一直坚持到1927年。李大钊曾赞他有学问，有胆识，虚心工作，平易近人。
不顾劝阻返京联络同志
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大门（资料图片）
刘巨全（资料图片）
1927年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中，路友于虽不在京，仍被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张作霖正疯狂镇压革命，北方形势险恶，路友于不顾同志、朋友的劝阻，辗转返回北京，满城奔走，召集同志谈话，太过劳累以致旧疾复发。
因公缺席父亲葬礼
改选担任商民部长
1926年9月下旬，北方工作更显紧要，路友于决计北行，遂返回北京，被任为北京政治分会执行委员。
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路友于去武汉磋商党务。这时，他接到家信，称父亲因病去世，催其返乡，但他最终因公务繁忙，未能成行回乡。不久，他又转赴江西南昌，晤见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1927年2月，路家为父举行葬礼，路友于仍未回家。事后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参加父亲葬礼，儿本义不容辞，然当前时局紧张，公务繁忙，不得脱身，非儿不孝，实无法顾及，望母亲大人见谅。儿素知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自古以来忠孝难以双全。儿既以身许国，当为国效劳，不遗余力。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儿纵为家事而舍国事，亦恐非您老人家所愿。”信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原来母亲和兄弟们都对他不回家奔丧很不满意，见信后，全家人都被感动并谅解了他。
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中，路友于虽未在京，仍被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当时在共产党的文件上，我党对这次选举结果是这样评论的：“路友于，在青年中威信很高，他说，我们的国民党要有自己的左派。这次选举本来我党可以全部掌握，但是对路友于，我们还是选了他。”
排除万难回京工作
奔走劳累旧疾复发
此时，张作霖正疯狂镇压革命，北方形势险恶，同仁劝路友于暂留武汉，路友于说：“现在革命已到严重时期，成功与否，全视北方能否工作，吾辈当努力做牺牲者，岂屑斤斤为个人计安危哉！吾行矣！愿此间与会同志，爱护党国，勿生意见，则痛饮黄龙，握手期应不在远。”
1927年3月，路友于谢绝了同志、朋友的劝告，毅然北上，他一心想把北方的党壮大起来。而北京各同志因工作失去了指导，消息欠灵通，加上种种反动势力作祟，使许多工作都受了影响，更期盼着路友于的到来。
路友于返京的途中，在上海、天津又逗留几天，召集许多同志谈话、训练。在大连又误了一周的船，所以从武汉到北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在船上、车上无事可做，便买了日文书——政治、经济、社会及党等，他一方面抓紧研究，一方面准备到北方后做点翻译，办个中坚的国民党政治刊物，以帮助缺乏政治训练尤其是缺乏宣传品的北方同志。
1927年4月，路友于到达天津时，已有若干同志在京被捕，于是他将行李寄存旅馆中，只身入京。他满城奔走，召集同志谈话，常忘记吃饭，谈话谈到口干舌燥，一两星期内从未在夜间12点前睡过觉。以前因劳瘁所致的肺病又勾起来了。许多同志劝他到医院去，他却因为党务繁忙，终未能去。
奉系军阀捕杀革命同志 北京执行部被迫迁址
北京腥风血雨，奉军军阀在“讨赤”的口号下，到处通缉捕杀革命同志，查封进步报馆，一些爱国的新闻界知名人士被枪杀，其中包括《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连学生中留长发者及选读社会科学书籍的，都有可能被扣上“主张共产”的帽子，加上“赤党”的头衔。
张作霖还在北京组织了1000名便衣侦缉队及手枪队、自行车队各200人，专以伺察北京党人的行动，把北京分成若干区，分队负责，如第一侦缉队负责东交民巷，第三侦缉队负责北京大学一带等，肆意搜查公寓、学生宿舍，禁止书店出卖所谓“赤化”书籍。学术活动、演讲会及体育运动会也都被禁止，全体学生人人自危。
镇压革命运动一时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城内几乎是“偶语弃市”。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由翠花胡同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因为那里属苏联大使馆管辖，按国际法规定，使馆区是受特别保护的。革命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国共合作的领导机关北京执行部的委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但路友于不顾个人安危，仍随李大钊留在北京坚持斗争。
一次，路友于冒着危险到北师大革命青年秘密集会地点、宣武门内前铁厂槐庐（北师大学生宿舍），向大家分析了全国及北方革命形势，要求大家注意安全，以防意外。许多同志劝他暂时躲避，路友于说：“执行部的委员们几乎全部离开北京，但仍有很多工作等着去做，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必须留京随同李先生（大钊）继续工作。”
在此形势下，路友于仍到处奔跑，往来于东交民巷、北京大学及各同志住处等情况严重地带，遣发已暴露身份的同志，托同乡营救被捕者。
在北京奔走营救同志 关注农民研究土地问题
路友于平时好读书，沉默寡言，不喜征逐，不喜在群众集会时演说，奉系军阀虽震于其名，党外人认识他的绝少。因此路友于在北京奔走运动，侦查密探不认识其面目。
有一回晚上，路友于与郑镜秋、刘巨全、葛锦堂三位同志在刘巨全寓内筹划党务，知道有侦探把守以后，路友于还是走出来，不晓得是侦探一时没看见，还是看着他坦然的样子不像所谓“赤党要人”，总之，路友于走脱了。但很快，那三位同志相继被捕，有个侦探还对刘巨全的家人说：“我们并不是捕你们的人，我们是捕路友于的，路友于不是个大个子，很魁梧的吗？”随后相继被捕的就有三四十人。
环境更加险恶，东交民巷也完全不能出入了。路友于打算借此机会养病，但又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而他爱好研究学问的天性及求知欲又驱使他不能不研究，况且他最关心的，是在党的工作基础打好之后，把全部力量放在农民问题和下级工作上，他常对身边同志讲：“中国革命农民不参加，只能是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农工群众里头才有希望。”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重点来。那时，他在研究土地问题，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农商部搜集参考资料，还从外国买书，他曾写信给别的同志说：“我正研究农民问题，一两个月后，待工作稍一轻松，我就要到乡间去，实地做农民工作。”
与李大钊一起壮烈牺牲
路友于（左）、李大钊（中）、张挹兰就义前合影
路友于烈士纪念碑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遣大批宪兵军警包围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先后野蛮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数人。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判处李大钊、路友于等20人死刑。张作霖死后，人们才敢举行一些悼念活动，路友于的同乡和朋友为路友于开了追悼会，将其遗体移葬于西山。
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
逮捕中苏两国80余人
1927年4月6日清晨五六点钟，苏联大使馆附近已布满密探。很快，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150名，宪兵一队亦有100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东交民巷亦不准中国人往来探望，其余集中包围苏联大使馆，包括旁邻的中东铁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号，苏联大使馆完全被包围。
搜查队严守中东铁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三处大门，大部队立即全体入内搜索。此时里面的人见有许多军警趋入，听到有人向空中放手枪数响，意似报警，令人逃走。但当时军警一入室内，便又分头搜检，使得里面的人无逃脱余地。
当经逐屋查索，逮捕了中苏两国人80余名，被捕者皆一一捆缚、编号，先后送往军警厅，交由司法处审讯。当时事出紧急，很多人欲趁机逃脱，有藏身烟囱的，也有匿避厕所的，但军警搜查很严，这些人均被捕，李大钊、路友于也在被捕者中。
除了捕人外，还搜出各种物件，有毛瑟枪30余支、手枪10余支、自动手枪10余支、炸弹10余颗。而文件中最重要的，有共产党员名册、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名册等，还有中国共产党临时执政委员会方印一枚、雪耻大会圆印一枚及共产党各机关印信数枚，青天白日旗多面、万国旗多面、劳农旗帜多面、庆祝苏俄革命纪念横匾多张。此外，孙文相片、宣传印刷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由968号、第4号、第1号等多辆汽车分别运至警厅。
被审讯遭到严重摧残
与李大钊同上绞刑架
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人员被捕后，奉方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张作霖派参议何丰林任审判长，另由安国军总部司法部高等检察厅、卫戍司令部、警察厅等会派12人，主席法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曾等，检察官杨耀曾等在警察厅审讯。在敌人监狱中、在法庭上，路友于作为要犯被审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面无惧色、据理斥敌。
李大钊、路友于等被捕后，北京各界发出强烈要求释放的呼声，杨度、胡鄂公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多方进行营救。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向“法庭”下达了判处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邓文辉、张挹兰等20人死刑的命令。
之后20位革命志士分乘6辆囚车，被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那里早已经摆好刚从国外购进的绞刑机。但因杆（即绞架）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人。李大钊、路友于以及张挹兰女士，就义之前留下了一张他们的合影。
李大钊率先登上绞刑台，紧随其后的是路友于，路友于牺牲时32岁。
“友于园”内埋忠骨 陈毅发文悼念烈士
革命活动的参加者不敢公开露面，只好委托槐庐的炊事郭玉璞出面前往，他欣然同意。他找到北京一家杠房，一起到司法部后院，将路友于的遗体领了出来，又买了一口棺木装殓好，暂停放在僻静处。
为了安排路友于的丧事，李澄之、郝任夫、路谦叙、张缙、李乐三、李吉辰（后两人均为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和郝圣符等7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筹建的路友于纪念碑书写了碑文。以1500元购置了原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凌文渊在西山碧云寺下的一块准备用于建别墅的土地，委托北京志成中学的教员设计了陵园草图。按照设计，陵园内修建了一座半工字形小礼堂，离堂下30米处筑有坟墓，墓上用混凝土筑成约一丈见方的碑台，台上立有一座塔形纪念碑。遗憾的是碑落成后，于右任题写的碑文找不到了，故搁置下来，成为无字碑。陵园1928年全部建成，命名为“友于园”。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国民党军进入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在皇姑屯死于日寇之手。这时人们才敢举行一些悼念活动，1931年，路友于的同乡和朋友为路友于开了追悼会，将遗体移葬于西山，陶钝为追悼会写了挽联：“你牺牲了，你为革命壮烈牺牲，请到西山碧云寺问询总理，现在革命道路，何人走错？我活着啊，我是忍辱艰难活着，独对北地黄花岗痛哭英灵，将来反帝运动，有谁指挥？”
路友于殉难以后，国民党政府长期不承认他是烈士，后经丁惟汾等人的请求，才给予抚恤金。其家乡人民在诸城昌城镇和路家道口村分别建立纪念碑一座，上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路公友于纪念碑”。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此碑已不复存在。
1947年，陶钝与陈毅谈起路友于，陈毅问陶钝：“你和友于是同乡吧？友于是好人，是革命的，他还爱下棋呢！”1957年4月20日，陈毅到西山万安公墓瞻仰李大钊同志墓和一同殉难的烈士墓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0周年》的文章，并写了6首五言绝句，诗中倾注了他对烈士的哀悼与敬佩。
路友于在西山的坟墓因标志太简陋没被注意到，在兴建楼舍时又迁移另一地址，弄得无法辨认。1980年，他的女儿路端谊随同路友于旧友梁竹航、隋灵璧到西山寻找路友于墓址时，隋灵璧赋诗纪念：
为寻忠骨入深山，
斩棘披荆溯旧源。
幸遇老人亲指点，
鲜花捧献墓台前。
英灵化鹤高飞去，
遗教铭心忆昔年。
填海移山留善果，
神州十亿乐尧天。
本期图片由隋炜凤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