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一徐干
作者：刘其安
在昌乐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东汉末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徐伟长已经逝去近1800年，然而他的墓冢和著作《中论》却留了下来，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徐干（171—218），字伟长，汉魏时期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人。民国版《昌乐县续志》载：徐干墓在昌乐县城东北隅。干墓，见魏书地形志都昌条下。今昌乐即魏之都昌，徐干其为县人无疑。《寰宇记》误以潍州东51里（《齐乘》作50里）之五冢南首最大者为干墓。而据唐延载年间《王义和造桥记》：“（桥）右乃孤竹伟长之陵庙，西接丹川”，丹水绕城西北流，干墓在县城东北，以地形论，正与造桥记所云相符。有人以为徐干的墓冢在今天的尖冢村（距此桥西北仅５公里，从前有汉墓大冢数座）一带，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因为此桥桥北有土埠，村人称之曰庙地，从前又有古村落曰大寺村，此村名地名与碑记中的“右乃孤竹伟长之陵庙”好像有某种联系，所以也有人以为徐干墓在此。
《昌乐县续志》还收有佚名前人诗二首，写徐干墓：
其一：
建安七子并蜚声，
北海文章特擅名。
中论一编人共读，
雕虫著作不能争。
其二：
发情思古辄流连，
蔓草荒榛访墓田。
汉魏祗今无寸土，
先生大冢尚岿然。
据史书记载，徐干小时候受家教熏陶，自１４岁开始发愤读五经，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以至父亲经常加以阻止，生怕他熬坏身体。徐干２０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并博览群书。他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有所思辄提笔一挥而就。与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东汉末年，官场腐败，官吏结党营私，永乐太后于西园署卖官，灵帝则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导致天下哗然，怨声载道。董卓乱后，两都残破，群僚饥困，尚书郎以下百官都自出采稆，常死于断壁残垣之间。其后曹操迎献帝归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在这样政治动乱、士风沦丧的社会环境中，徐干却出于污泥而不染，“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屡屡谢绝州官牧守的聘任。曹操曾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掾、五官中郎将文学等职，他却无意仕进，辞职归乡，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教授门徒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虽生活困窘，“并日而食”，却从不悲愁，“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所以后来魏文帝曹丕称赞他 “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徐干擅长辞赋，能诗，“其五言诗，绝妙当时”，魏文帝极为赞赏，曾说：“干之《玄猿》、《漏卮》、《园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张、蔡指张衡与蔡邕）。徐干的著作，今天多已散失，仅有《中论》、《齐都赋》等传世。《中论》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文章风貌。对于天道人事的思考，徐干有着独到的见解。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对于浩瀚的苍穹，自始便充满了各种揣测。虞夏以前，洪荒湮远，难加稽考。殷人敬天事鬼，周初人文精神跃动。到孔子之时，天已有了多种意涵，包含命运之天、意志之天、理序之天、自然之天等。墨子主天志天命，其言曰：“夭寿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下逮战国，庄子主天人合一，孟子主知天事天，荀子则主制天用天。秦时《吕氏春秋》曰：“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西汉之时，董仲舒大倡天人感应之说，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对老子所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下及东汉王充，力评天人感应，狂张命运之旗，认为“有死生夭寿之命”，“有贫贱富贵之命。”而且“凡人受命，在父母受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的命定思想，对于乱世人心并无提振之功，有的只是消极的承受。徐干作为生活在权臣当政、群雄割据的汉末乱世的一代大儒，其天人观念的理论和思想主要以阐发中正之道为宗旨，力图矫正时弊，重建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集中体现在他的传世著作《中论》中。
《中论》共二十余篇，是徐干未竟之作。针对当时华而不实的文风，徐干指出儒士应当“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以阐发大义、弘扬圣贤之道和传播教化为己任。《中论》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教育的意义、宗旨、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较为精辟的论述，这在汉代学者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在阐明圣贤治学之道的同时，徐干还批判当时的不良学风和士风。徐干的文章风骨和教育思想，穿过历史的时空，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徐干极重学习，所以将〈治学〉篇置于《中论》之首，并且说“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可见他认为人之初性本美。但如果不学习，则不会成为君子。学习才有成功留名之可能，〈治学〉篇说：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通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蒙未知，譬如宝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照焉，则群物斯辩矣。从徐干的理论来说，人要追求福报，则必须积德行善，但积德行善者，是否必然有福报，却是另一回事，而人之追求成为一个君子，姑不论其是否有目的，仅就其“成德立行，没身而名不朽”这一点而言，徐干认为是透过学习而来的。如果不学习则空有美质，如宝物之在黑屋子里，终不免蒙昧不见。而且“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经人伦。”换而言之，要“经人伦”便须“有懿德”，而要想“有懿德”，则必须透过学习，可见学习之重要。“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徐干认为人通过学习可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也就是说学习在调理人的精神、思维、情感和本性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是“圣人之上务”。学习之于人，如同太阳照到黑暗的屋子里，里面的器物立刻昭然可观一样。学习就像照亮内心的太阳，可以启蒙开智。“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这句当是徐干对孔子“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三人行必有吾师”等教育思想的继承、理解和发挥。学习的关键还在于立定求学的志向，他强调主观努力的重要，指出人无志不立：“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徐干认为人对待学习要像日月之行一样，终身不辍，死而后已。也就是说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事实上，徐干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人。
徐干不满于汉末朝政废弛、道德沦丧以至学风败坏的现象，他抨击当时社会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朝廷选士只重虚名，致使士人离开故土，四方交游。这些人不修德行道艺，却热衷于夸夸其谈，矫饰其行，结党营私，互相吹捧、互相提携，沽名钓誉。尽管当时“冠盖填门，儒服塞道”，看上去似乎尊学尚贤的风气很盛，其实这些人之间的师生关系徒有虚名，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师生关系竟然不再是教与学的关系，教学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至于那些“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徐干揭露他们是“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这些人志向低下，行为卑劣，还不以为耻地高谈大论。于是徐干感叹：“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由此我们隐隐可以感觉到汉末教育日益腐败，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是造成当时动乱局面的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在此告诉我们，教育的腐败现象是不可小觑的。任何一个社会，当教育失去公平的时候，一个国家的人才如何选拔出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有人说教育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不无道理的。
徐干在《治学》篇中以“大乐非取于一音、嘉膳非取于一味”为喻，说明圣人之德亦非取于一道。他提倡研究学问要“大义为先，物名为后”，批评诂训学派形式主义的治学态度。他说：“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他指出做学问应当博采群道，主张借鉴别人的得失经验，以补个人之不足，他说“人之耳目尽为我用，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是谓人一之，我万之”，把博采众识的道理说得极为透彻。但他同时指出，博采群道却不能把学问做致杂乱支离。他批评当时鄙儒的所谓博学是“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做学问如果不注意系统归纳，把握学问的大义，而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这种学业即使再广博，也不过是徒然地费心劳神，白费时光而无成就可言。
《治学》篇中将六经誉为“群圣相因之书”。徐干认为圣人虽早巳辞世，但“其道犹存”于六经之中。“今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徐干推崇《周礼》中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学，认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他批评当时儒生只知道全力读经却鄙视技艺之学。他认为“艺”是智慧的体现，是从事具体事务不可或缺的。艺还是成人之德的必要条件。如果将人比作树木的话，那么德就相当于根干，艺相当于枝叶，“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六艺的作用虽各有不同，但均可使人的德行更加完美，故“盛德之士，文艺必众”。他还认为，以艺明道，以艺成德，切不可“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伦”，也是学者的大义之所在。
在人才观问题上徐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圣人以尽之大才为美，并非空为行善，无智怎能“为仁”。他称誉管仲、张良虽德行有疵，但才智卓著，能兴功立业。同时又反对专重才智而不顾德行。他主张士人应当德才兼备；用人应当用其所长；看人应当看其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
徐干在《务本》篇中说：“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总是将学问道德首先用于自我人格完善，而小人懂得一点东西后，总是首先去对着别人。他认为不先求修己而欲治人是舍有而思无，舍易而求难。因为“身之与家，我之有也，治之诚易”，而“人之与国，我所无也，治之诚难”。修己可完全取决于自身意愿，而治人则非自己所能决定的。而且自身修养不足，也不可能使人信服。他以孔子修《春秋》为例，凡鲁国本国之事，“小恶必书”；凡他国之事，“大恶始笔”。“详内而略外，急己而宽人”。对待他人的善恶，徐干认为应首先作为自身修养的一面镜子，即“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这样就可以使自身德行天天有所长进。指出君子之所贵者，在于“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言行不一，就会有损于己而失信于人。故行为比言论更重要。“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 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明要力求先做了再说，而不是先说了再做。一个人的言论则应尽量谨慎一些，含蓄一些，就会避免言行不符。徐干还指出道德修养就是不断净化心灵的过程。君子修德总是“积小致大”，自强自重，始终如一。“琴瑟鸣，不为无听而失其调；仁义行，不为无人而灭其道。”而小人急于见功利，“行一日之善，而求终日之誉”。
徐干认为言贵则身尊，身尊则道重，道重则教立。所以他强调“君子必贵其言”。他指出：“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若与之言，必以其方。”例如与农夫则论以稼穑，与百工则论以技巧，与商贾则论以贵贱，与府吏则论以官守，与大夫及士则论以法制，与儒生则论以学业。这样可使“辞足以达其智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要”。徐干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他提出了君子施教的具体原则和方法。首先应把握学生志向、兴趣所在及气质、性情的特点，“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然后在施教过程中随时注意学生领会和接受情况，要从言语、视听、表情、行为等各个方面加以观察，“唱焉以观其和，导焉以观其随”。在充分了解学生自身特点及学习情况的条件下，为学生开辟学习途径，根据以往基础掌握学习进度，详细讲解使其明了，多方引证使其渊博，同时又要确立标准以使其学有正道，疏通线索以使其学有条理。要做到“疾而勿迫，徐而勿失，杂而勿结，放而勿逸”，使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学习而有所收获，这就是君子“导人必因其性”的道理。
建安文学的领袖魏文帝曹丕曾经高度评价徐干：“干着《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徐干的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真知灼见。
徐干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魏略》云：“（建安）二十三年，太子（曹丕）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按照《三国志》及曹丕《与吴质书》所言，则徐干应当是生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卒于献帝建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而《中论·序》则云：“（徐干）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遭疠疾，大命陨颓。”依《中论·序》此说，则徐干应当生于东汉灵帝四年（171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又傅璇琮、沈玉成《中古文学丛考》以为《魏略》所云“二十三年”当作“二十四年”，如是则可证《中论·序》之说成立。两说之中必有一误，但是考虑到夺去徐干等人生命的那场瘟疫发生于建安二十二年，所以《三国志》和曹丕《与吴质书》中的说法还是较为可信的。如此，徐干染疾辞世应是４８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