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家道口伏击战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诸城的土地。第七区区长路景韶在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的积极建议下，集结第七区各乡武装力量，编为一个大队，路景韶兼任大队长。他率领这支游击队，在芦河河崖渡口设下埋伏，对沿着诸高公路南进的日寇发动了一场袭击，打响了诸城抗日第一枪。此战大灭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本期撰稿：隋炜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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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回乡组织抗日
年轻时的徐宝梯（陶钝）。
年轻时的臧克家。（资料图片）
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边的连天炮火震动了诸城大地，诸城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尤其是教育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演讲；诸城人开始修建临时机场、挖设防空洞……不少在外的爱国青年回乡组织抗日活动，在当局“弃城跑路”的混乱局势下，拉起抗日队伍。
诸城人民誓不当亡国奴
如火如荼开展抗战活动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所谓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黄杰的税警总团开进诸城，声言前来守土抗战，也曾鼓舞过诸城人民。
此时，诸城抗战气息已相当浓厚。大街上贴满“誓死不当亡国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甚至有商号里贴着“经商不忘爱国”“支援抗战义不容辞”的标语。各校学生组成救亡宣传队、支援前线募捐队，时常出现在大街小巷。学校里、军营中、街头上时常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等铿锵有力、动人心弦的歌声。这其间，在诸城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诸城大户“班荆堂”臧家某老爷，自七七事变后非常关心时局，嫌报纸不及时，重金从上海买来一台有5个灯泡的收音机，每天收听前线消息。可是在廊坊失守、北京告急的紧要关头，收音机里还传出“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滥调。那位老爷气极了，找来斧子朝收音机一阵猛劈，边劈边骂：“叫你不放弃和平！叫你不轻言牺性！”这件事可见诸城人民爱国情感之一斑。
在诸城各界人民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抗日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诸城国民党当局再也不能装聋作哑，由县府出面召集工商教育各界头面人物、社会知名人士和旅外学生组成了诸城抗敌后援会。举办各种训练班，从学校、机关、工商店号、群众团体抽人培训，学习内容有军民合作、统一战线、军事常识、战时急救、防空防毒、抗战歌曲等。还以“后援会”名义派人到各区、各乡组织训练班，抽调家中备有枪支的人去乡里受训。
诸城的抗日宣传到农历十月山会前后达到高潮。利用农民赶山会的机会，各校师生纷纷组成救亡宣传队去现场演讲或演出爱国话剧，向农村群众宣传抗战，揭露日寇在沦陷区惨无人道的种种恶行。其中十三中演出的《一片爱国心》、府前小学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非常鼓舞人心，特别是《放下你的鞭子》感人至深。这是一出街头话剧，短小精悍，由教师徐天石、官钧民和女学生田淑贞共同演出。他们的表演真切动人，当人们听到剧中老人痛哭流涕地诉说亡国遭遇时，很多农民也在擦眼抹泪，抽泣不已。在各地争相邀请下，剧组师生先后去过相州、枳沟、贾悦等地，所到之处备受欢迎。
随着形势日益紧张，诸城各界的备战行动也更加积极起来，有关当局受命在城西台潍公路西侧修建临时飞机场，号召发出后，全城群众、工商界人士、各校学生踊跃参加，很快完成了任务。城里居民家家户户都挖防空洞，准备了灭火的水桶、沙子。各校也挖了防空洞、防空壕沟，进行了行军野营及防空防毒演习。
爱国青年纷纷返乡 探问局势组织队伍
诸城旅外学生及教育界的青年多数已返乡，皆认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如继续读书或工作，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将来国家如不幸沦亡，即使完成学业，亦不过一高等亡国奴而已，遂相约参加地方抗日武装组织。此时，以第七区队为主干的诸城总队新组建了一支约百人的青年队，队员均为爱国青年，成为主力。
那时，诸城有外地回乡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东北来的流亡青年，民众抗日热情不断高涨。臧家琳是臧克家的族弟，他考上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准备南迁安徽，臧家琳不愿随迁，在表姑隋灵璧的指点下，离校回到诸城抗日。
1937年夏，路家道口村的路君约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四年级，即将毕业，没有随学校西迁重庆，匆匆回到家中。一则是因他的未婚妻已在家里了，要抓紧时间完婚。二则更因他想在家乡参加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战斗。学校于1937年10月西迁重庆，路经武汉时，系中教授曾电催其返校，嘱其勿轻易放弃未竟之学业，他以上述理由拒不返校，参加了青年队。
徐家河岔村的徐宝梯（即陶钝），在北京大学读书，即将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因抗日被捕下狱4年，后被营救出狱，在济南教书。学校要往西迁，退往湖北西部再入川。教职员可以发部分路费，学生愿跟着的可以自费跟随。当时摆在徐宝梯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跟着学校向后方流亡；第二条路是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第三条路就是回到家乡拉游击队，占领诸城南部五莲山区，敌人一时到不了那里，到时再同党领导的队伍联系。经过考量，他选择回家拉游击队抗战。
但是，抗战初期的混乱局势又使大家十分困惑，诸城各区、乡都有地方武装，人数不等，总数在二三千人，卢沟桥事变后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大敌当前，县长和县政府的其他官员们并没有发动和组织民众战斗，只忙着准备弃城跑路。面对这种局面，大家更为焦急不安。
徐宝梯天天去找路君约探问局势，他认为应该把散乱的自卫队组织起来，训练成抗日游击队，并力主由路景韶挑头。为此，徐宝梯曾多次与路景韶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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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钝
陶钝，原名徐宝梯，字步云，诸城昌城镇徐家河岔村人。曲艺研究家、作家。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青岛、济南任教。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艺活动。1932年3月被捕，1936年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陶钝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是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时期，他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接连发表《杨桂香鼓词》长篇唱本和《上升》《黄犍》《麦黄杏》等短篇小说，作品真实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1948年春天，他积极参加土改，为创作积累素材；9月重新入党(原党员关系已丢失)。
新中国成立后，陶钝先后在山东省曲艺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担任领导工作，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55年调北京中国曲艺研究会工作。1958年当选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79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1988年在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并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1996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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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景韶听劝拉队伍抗日
路友于（资料图片）
明万历《诸城县志》。（资料图片）
在诸城县七区中，第七区的昌城乡相对富有、教育发达、武装力量强。驻区武装已成规模，大敌当前，在众爱国青年积极劝说下，第七区区长路景韶决定拉队伍抗日，他组织了500人的游击队，并兼任大队长。
路景韶为第七区区长 其弟路友于为烈士
位于昌城乡东南部的路家道口，东邻后道口村，西接卢(芦)家河崖，南邻车家道口，北邻福胜村。据路君约《路友于家世》载：路氏原籍山东临淄，明正德年间来此立村，村名初称“路家村”，因地处官道路口亦称“路家道口”。明万历《诸城县志》八乡里社载：“福胜社，路家村。”清道光《诸城县续志》疆域考载：“昌城练，小道口；逄哥庄练，大道口，小道口。”诸城到高密的驿道就此由西南部穿越芦河，又从村西通向北。
此时，诸城共有七个区，路家道口村的路景韶是路友于的大哥，时任诸城第七区区长，为人豪爽。路家在当地是独门孤姓，也是世家乡绅，家风清正，声望较高。
路友于在日本留学时结识孙中山，1924年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任秘书，从事革命活动，为人刚毅忠诚，见解深刻，出类拔萃，被认为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在1926年的国民党二大上，他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农民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作了“关于弹劾西山会议派”一案的审查报告。1927年张作霖的奉军进占北京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党人，北方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们除李大钊外都离京南下。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路友于不顾友人劝阻，只身北上潜入北京，与李大钊等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起壮烈牺牲。路友于的事迹在当地有很大影响。
路友于牺牲后，国民党政府长期不承认他是烈士，后经丁惟汾等人的请求才给予抚恤金。但这份荣誉和待遇并未落到其遗孀和儿子路强谊、女儿路端谊身上。大哥路景韶因路友于的缘故当了第七区的区长；三弟路汝谨原在医科大学就职，工作却不认真，路友于多次批评教育他，他却弄到了诸城县党部委员的身份。这兄弟俩在昌城乡南门外和路家道口村分别为路友于立了一座碑。
路景韶40岁以后留了胡子，又被称为路大胡子。
第七区最富有教育发达 各区都有驻区武装
诸城的七个区都有一定实力，从1934年起，各区开始训练壮丁，每区从所辖各乡抽调壮丁，到区公所驻地接受武装训练。按各农户占有土地数量依次抽调，土地多者先出（多数地主为了避免其子受苦，出钱雇人受训）。每期训练人数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三四十人，时间长者五六个月，短者三四个月。训练完后就留区组队，成为驻区武装。枪支弹药也按各农户种地亩数集资购买。由于诸城大地主多，土地财产高度集中，所以建立区、乡武装，防匪防盗，首先对他们有利，自然他们也无法推辞出钱购买枪械。
1937年，每个区(即每个大队)都拥有四五百人的基本队伍，后来，区下各乡所临时组织的乡中队(每个中队二三十人至八九十人不等)，每个大队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尤其三、七等大队的武装特别强悍，成为他们各自称霸的资本。
而第七区是诸城县除了第一区外最富的一个区，有50个村，10个乡，大小地主很多，乡长都是地主。如逄戈庄乡（今属高密）乡长是清朝刘墉之后，即便到了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还是有几十顷地的大地主。巴山乡王家是着名古董收藏家，因为保存商朝的一个盉，堂号“商盉堂”。每个乡都有几家或几十家有三顷、五顷地的地主。地主为防土匪绑票，自己备枪支、养保镖，所以都成立了乡队，每支乡队二三十人不等，多至七八十人。每村都有土围子。晚上围子关门上锁，乡丁上墙巡夜。
第七区又是教育最发达的区。除了第一区，第七区所辖的昌城和第二区所辖的相州都是完全小学最多的。只昌城就有4处完小，人数都在百人左右，初小每村至少有1处，有的2处。乡里的小地主但凡有文化的都兼任小学校长，小学教员是聘请的。所以第七区的知识分子比较多。
路景韶听从劝说
成立抗日游击队
此时大敌当前，县官把家属、细软都运走了，坐在县衙的任务是严禁抗日宣传和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下，徐宝梯等返乡爱国青年考虑，区里已有这样一支武装队伍，是否能争取为抗日游击队。如果置之不理，他们会当维持会，为害更烈。如这些枪落在汉奸手里，就加强了敌人的羽翼，而把他们拉上抗日的路，还是能起点作用的。他们也可以促使地方势力使之不当汉奸，减弱敌人的统治力量，所以他们决心和路景韶合作。
首先徐宝梯和路景韶谈：“（路）友于兄在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直至牺牲也是和共产党一起的，他成了国民党人的榜样。这样的国民党人，不仅国民党尊重他，全国人民都尊重他，连共产党也同样尊重他。政见不同，救中国的意志是相同的。”这话或许打动了路景韶的心。路景韶的五弟又在旁帮腔，路景韶表示了不当汉奸的决心。他说：“当了汉奸，对不起为国牺牲了的二弟！”
在徐宝梯和路君约等人的劝说以及考虑到大趋势下，路景韶决心拉队伍抗日，坚决打击日寇，保家卫国。徐宝梯建议保存地方行政武装，整编为抗日游击武装。第七区是平原，南入障日山区不过20余公里，几小时就可以避开敌人。整个区编为一个大队，路景韶区长兼任大队长；10个乡编为10个中队，乡长兼中队长。这样500人的游击队就成立了。日寇来了，避免和他们直接战斗；汉奸队来了，让他们无法立足，惩治他们。敌人若占了诸城，也统治不了第七区。路景韶为了保存实力，保身保家，完全接受了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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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君约
路君约，1912年出生于诸城市昌城镇路家道口村，家庭殷富，为人开明，路友于是他的二哥。幼年时，初读自家办的育才学校，后转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其间，二哥路友于经常带他逛书店、见朋友。路友于殉难后，只有17岁的路君约为二哥到处奔走、收尸。1933年，路君约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数十年致力于心理测验学的研究与实践，在台湾开创并推动行为科学的建立与发展。路君约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关心国家统一和家乡建设，曾参加过5年的抗日游击队，晚年在家乡重建友于学校，以纪念二哥路友于。2005年，路君约病逝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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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婚礼召开县区长会议
赵明宇
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张照片。（资料图片）
为动员全县各区联合抗日，徐宝梯出主意，在路君约结婚时邀各区区长商定此事。徐宝梯等人在婚礼前作动员讲话，他摆实事讲道理，表示全县的区长要团结一致在敌后和日寇周旋。这番讲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会议商定到场的6个区各区建区队(大队)，在各乡建中队和敌人周旋，有需要时互相配合，一致行动。
路君约以结婚为契机 邀请全县区长聚集
为召集各区长会议，号召全县一起抗日，大家煞费苦心，用什么名义召集会议呢？徐宝梯提议，以路君约结婚为契机，邀大家商定此事。这个主意不仅路君约认可，路景韶一听也兴高采烈，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于是，他发出请柬：“舍弟君约与汪女士订于(农历)九月十九借登高赏菊的佳日举行婚礼。希大驾光临。”
其间，区长、区队教练、来往的乡长们每天在区里一起吃午饭，徐宝梯、路君约等人也去。徐宝梯因是个大学毕业生，又为参加爱国活动被韩复榘关了四年，几乎枪毙，如今回乡抗日，大家都尊重他。乡长等人和区长说话都有顾忌，区长责骂他们很是厉害，大家实在抵挡不住就求徐宝梯说句公道话，常常是徐宝梯一言解纷争。
他们中不少人吸鸦片，徐宝梯等爱国青年不参与。有一次一位乡长开玩笑问徐宝梯：“你这个邪门不沾的新人物，怎么能和我们这些破旧货在一起？”他随声答：“抗日的人无论谁都可以在一起，当汉奸的什么人也不能同他说话。”这句话使他们更乐意同他谈话。
1937年农历九月十八，婚礼前一天，贵客陆续到来，共到了5个区长，10个乡长。他们到时都是“两辆自行车”的配置——警卫员挂匣子枪，区乡长自带手枪，张扬地聚集在路家道口村小学校舍。
赵明宇受邀参加婚礼 一心抗日支持会议
徐宝梯还出主意邀了路友于的好友赵明宇，他待路君约如同大哥。赵明宇，字震寰，生于1903年，诸城县相州镇人。在相州王氏私立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赵明宇温文尔雅，爱读书。他从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一所大学的文学系，五四运动后，他与王统照等人创办《晨光》杂志，打造成当时北京有分量的文艺刊物之一。
赵明宇在济南时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北上倡议召开国民会议时，赵明宇有较多的活动。他是一个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李大钊、丁惟汾、路友于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时，对他非常信任。山东国民党内主张联共的人员组成“励学社”，赵明宇任学社秘书。所有的活动通知，均由路友于通知他，他再转达西城各校社员。
1927年，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一批革命人士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被捕，就义前多方营救和就义后烈士遗体的收殓等事，都是在赵明宇处联系办理的。
赵明宇大学毕业后，受青岛胶济铁路局工作的朋友推荐，担任了青岛铁路小学的校长。铁路小学离青岛火车站很近，很多朋友和革命同志上下火车时，常在他那里停留。
七七事变发生后，赵明宇结束了铁路小学的安逸生活，拒绝了“日本人来了同样可以作铁路职员”的诱言。当时在他面前只有流亡大后方或回家乡打游击这两条路。他最终回到相州，相州属诸城县的第二区，国民党的人员很多，国民党总部虽远在重庆，却任命诸城县的国民党重要分子掌握名为抗日的游击队——第二十八支队，以诸城二区为基点，反把长期主张国共合作的赵明宇孤立起来。
赵明宇前来参加婚礼，还带了一批从各大学肆业、毕业的学生来。他到了便对路君约说：“若非徐大哥（徐宝梯）在此，我是不会来的。”
从农历九月十八这天晚上起就鼓乐喧天，宾客盈门，婚礼开始了。酒气熏人，鸦片烟香四溢。徐宝梯、赵明宇、路君约和大学生们还有路家同姓的几位高中和师范毕业的青年一起，针对当前形势展开了讨论。这时正是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寇王牌军坂垣师团之后，大家认为：坂垣师团可以歼灭，其他日军就都可被灭，日寇没啥了不起；另一方面，平型关大捷也说明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已经从陕北出来了，进入了山西，进入河北、山东都是指日可待的事。这一讨论，大家抗日的信心更足了。
赵明宇对借路君约婚礼召开全县区长会议的作法十分赞赏，他决定留在这里作第二区的代表，有事便于商量，也便于他和第二区的王区长及时联系。
婚礼前召开动员大会
徐宝梯讲话博得喝彩
农历九月十九上午召开区长、乡长会议，区长请徐宝梯和赵明宇发言。赵明宇说他不常讲话，讲不出来，要徐宝梯好好讲。徐宝梯的讲话大意如下：日本帝国主义若干年前就图谋灭亡中国，6年前占领东三省还不满足，已开始向华北进军，不久前又从青岛登陆。韩复榘不战放弃山东，我们如果不自己起来保国保家保身，就要当奴隶。他又以平型关重创王牌日军坂垣师团为例，说明日寇是可以打败的。一方面主力军在正面抗击，另一方面游击队在后方打扰，他们就难以在中国站住脚。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了，全县的区长也要团结一致在敌后和日寇周旋。
徐宝梯的讲话得到区长、乡长们的一致认可。他们没有鼓掌的习惯，只在徐宝梯讲完之后异口同声地说：“讲得好，讲得对，徐老弟是我们的总参谋。”
在一片喜庆氛围里，这些头面人物聚会时公推路景韶为诸城保安总队副队长，路君约任路景韶的秘书副官。到场的6个区各建区队(大队)，第七区大队为主干，称为第一大队；在各乡建中队，平时分散在各区和敌人周旋，需要配合的时候互相联系，一致行动。
下午婚礼时，新娘把脸垂在胸前，大家也没看到她长什么模样。路君约是小弟，这些老大伯不好闹得太厉害。乡长们虽是下级，论年龄比他还大，在此情况下，只能跟着作出欢笑的脸色。新人入洞房后，宴席开始，来宾高声谈笑，猜拳行令，推杯换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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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
韩复榘（1891-1938），字向方，直隶省顺天府霸州煎茶铺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
韩复榘19岁离家闯关东自谋生路，后投效兵营。以擅长作战并兼通文墨而发迹。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7年其部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一军团总指挥、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华北事变后，韩复榘曾取缔抗日宣传，讨好日本。1935年授二级上将衔。西安事变爆发后，又曾致电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山东及黄河防务。但为保存实力，虚与日军周旋，不战而退，连续放弃济南、泰安和济宁等地，全国舆论哗然。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在到开封出席军事会议时遭到逮捕。同月24日，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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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训练队伍实力大增
路家道口村今貌。
如今的昌城街道街头。
路景韶依据会议安排，以第七区的队伍为中心，整编了各乡的武装力量，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因日本已经占领胶济铁路的迫切形势，所以说服各乡加入整编队伍并不困难，整个区共11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进行训练，第七区的实力大大增强。
整编队伍成立游击队 大势所迫各乡纷纷加入
第七区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后，路景韶兼任区大队长，王冠三任区队副，路强谊（路友于儿子）任中队长及通讯排长，徐宝梯任青年队队长。赵明宇担任了大队部秘书，帮助路景韶办文事。赵明宇团结第二区的一批青年，编入了徐宝梯的青年队，同时以乡为单位发动群众，组织“民众自卫队”，建中队，并在婚礼后第二天开始进行队伍整编。
赵明宇等人入村劝说有枪支的人家加入游击队，表示都要把枪支交上，免得日后日本人来，大家的枪支被汉奸收去，帮助了敌人。要保存枪支，最好自己带着枪参加抗日。徐宝梯和堂侄徐焕辰前后集合了十几个人，十几支枪，成立了一个班，准备交给大队长。扛枪的都是青年，都有相当的射击技术。徐焕辰带着自家的一支枪，担任班长。他在师范受过军训，懂得一些军事常识。
之后，他们到区里研究整编抗日游击队的具体事宜。一个乡只够一个排的建制，名字叫分队，乡长们可能不满意，而且有的乡也够连的建制，不如给他们一个中队的番号。10个乡10个中队，冠以乡的名称，例如昌城乡中队，区队编为直属中队。整个区共11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
经研究确定：先整编直属中队，把年老体弱、不能扛枪的遣散回家。
整编开始，徐宝梯先讲了当下形势，他说：“日本兵旦夕可到，这地区马上就要失陷，我们要拉起队伍和敌人周旋。特别是我们把枪支收起来了，汉奸队来了，找不到枪支，就容易制服他们，使他们不敢直接为非作歹。”他向队员们讲解“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队员们以往早已受过基础军事训练，立正、稍息、齐步走都能做，但是没有听过政治讲话，初次听到抗敌宣传讲话，很感兴趣。
整编乡中队，先从近处的昌城乡开始。也是把乡丁集合起来，先由区长发表整编的命令和整编建制，把队和班编好，然后徐宝梯就作抗日宣传讲话，还是讲形势、战略战术。
这时韩复榘已离开济南，日寇已在青岛登陆，没费一枪一弹，胶济铁路完整地落在敌人手中。高密已驻有日军，说不定什么时候敌人就顺着诸高公路往南来。所以乡中队连日整编，形势也促使各乡长作了整编准备。整编很顺利。
第七区10个乡中，逄戈庄中队最大，80余人，够一个连的人数。这个中队一律是德国老式套筒枪，式样虽笨，使起来却很顺手，射击也较准确。中队长是各家推出来的原来带队的人。乡丁则是从佃户中选拔的，每人每天1升谷子。1升谷子碾成小米够2斤半，有这份口粮，一家三四口人可以不挨饿。乡丁每天有两小时的操场训练，其余时间白天轮流站岗，晚上分班值勤。诸城的逄戈庄刘家是刘墉后人，刘墉正支已经败落了，借他的势力起来的旁支均辈辈是地主。他们住在逄戈庄和刁家庄，两个村都有半砖半土的围子，相距不远，又有80名护院乡丁，所以土匪不敢惹。他们再拿出部分钱打点官府，官府也不得罪他们。他们的日子一直很安稳，但日本人来了便再难安稳，所以区里来整编，他们真心欢迎，整编以后等候集合命令。
整编巴山乡，王家巴山隔河与相州相距只有2.5公里，受相州的影响很大。这里出了一批大学生，还有一批文艺工作者，都不在乡下了。整编的最后一个乡是离道口30公里的柴沟乡。整编完毕，太阳快落山了，到了百尺河已近晚8时，各自分道回家。
成立训练班培训基干
诸城出现各路游击队
经整编后，区部队对队伍进行各种训练。另又抽调部分有文化的青壮年，组成诸城县第七区抗敌后援会训练班，培训基干。
训练处设在道口友于小学校内。训练分军训、政训两科，内容有：游击战术、防空常识、救护常识、“三民主义”党义教育等。此外，每天清晨还有两小时的操练。训练每两周为一期，每期学员约30名。授课人员有：徐宝梯、赵明宇、王仲怡、于佩文、路君约、王明复、王毅民等，他们为挽救祖国危亡，积极为家乡抗敌工作献计献策，贡献力量。该训练班共计举办了两期。
友于乡中队的队长王秀峰是福胜村人，全队五六十人，队部设在福胜村，枪支武器来自本乡各户，最好的步枪算是汉阳造、捷克式，大部分是土造枪，短枪是匣子枪；每个队员配一把大刀，这是请铁匠现打的，两支铁匠炉叮叮当当打了好些日子。队员们列队操练时，背后大刀把上的红布分外显眼，更添威武，大家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显示出高昂的抗日热情。
另外，在徐宝梯和路君约建议下，大队成立一个宣传队，徐宝梯任队长，路君约任副队长。把徐焕辰带的河岔的一班人和道口的路家子弟，以及从第二区来的学生青年都归宣传队领导。
在整编训练后，第七区实力大大增强。以至于到了1938年春，诸城境内出现了打起抗日游击队招牌队伍，二十八支队，还有张步云部、厉文礼部、李洪升部和郭金章部。5支部队抗战初期在诸城各霸一方，称之为“五霸”，七个区的区大队，称之为“七雄”。第七区凭实力位居“七雄”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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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袭击率队进山区
障日山。郑泽强 提供
龙湾头村。张涛 提供
日军占领山东，传言已到高密，为了躲避袭击和重整部队，路景韶带游击队南入山区。农历年关日近，相随人员及队员多考虑返家过年，有的偷偷跑了，部队减员严重，因而路景韶率队北上，于农历十二月廿五回到路家道口村过春节，同时继续集结扩大队伍。
为防突袭紧急集结 各乡中队南入山区
敌人在胶济路上活动频繁。据去红石崖（青岛海湾西侧）办年货的乡人回来讲，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各商家关门停业，日军命令开门营业，不开门的，日军便砸开门，将人抓出来毒打。于是，青岛市商店都被迫开门了，把现有的货物拿出来出售，只收银元，日军来买东西，使用正全银行的票子。从青岛开出的木帆船上没有乘客，只是把火柴、洋线等过年需要的物品运到红石崖，农民来办货的还能买到一些东西，只是价钱高一点。
日寇要占据山东，计划修两条铁路：一条从高密南到徐州接陇海线；一条从济南西到顺德，可以伸延到山西。经过五四运动，“二十一条”不得实现，后来中国又收回青岛，这两条铁路没有修成，中国自己修了台潍公路，从潍县到台儿庄，也接上了陇海线。台潍公路路基相当牢固，高出地面，是潍县坊子煤炭南运的主线。台潍公路经过诸城河西南去。诸高公路也修到那里接上了台潍公路。
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在徐州集结，准备抗击敌人。问题是敌人的运兵干线要经过台潍公路，还是诸高公路？若经过诸高公路，路家道口村离公路不过1公里。看来敌人要从诸高公路南运，所以传言日军已活动到高密。部队如果被突然袭击，各乡队就拉不出来，甚至被敌人俘虏，逼作汉奸。
为了把乡队集合起来拉出去，区部队几个负责人商量，传令称敌人集结在高密，公路已修到柴沟准备南下，为了避免遭受袭击，重整部队，于当晚9时各乡中队都在路家道口村集合，南入山区。
如此一是为避敌，一是为演习，令到之处，各乡中队不敢停留，陆续来到路家道口村。敌人就要来的消息已传了几天了，因此各家并不觉得意外，马上烙锅饼打发自家的人出行。
于是12月下旬，路景韶率游击队向南部山区行进。入山这条路除了约10公里的辛兴乡这段以外，再往南就是崎岖不平的山路了，自行车不能骑，只得留下存起来，大队长把坐骑和种地的两匹马拉出来驮上行李。直属中队在前，副大队长兼教练在前头指挥，后边就是大队部，包括宣传队在内。再往后是逄戈庄乡中队，枪支人员最整齐，还有两匹马。走5公里多便休息一次，无人掉队。天明就到达了障日山前，在树山子村驻扎下来。村里惊慌了一阵，察知是游击队才安定下来。各中队分别找房子。村里送来了开水。走了约20多公里，这时大部队又饥又渴，开始喝水、吃干粮。各中队安排打铺睡觉。到了这里，离开公路不远，知道敌人还没来，估计也不会追了来，所以大家都睡了。
这时第五区区长闻讯赶来，埋怨没有通知他。大家说敌人活动消息传来，须马上行动，来不及通知了。“来得鲁莽，望祈恕罪。”路景韶开玩笑说。
队员思乡偷跑回家 部队北上返家过年
驻扎3天后，队员们记挂家里，各队各家都有人来探望。有来的人说：前天腊八，往年赶昌城集是一片过年的光景，今年什么也没有，年集十分冷清。四五天以后，不但有人来看，还有家属来叫回去。对于人手短缺、没有男人照顾的家庭，队里准这些家庭的队员们3日假，回去安排一下再回来，事实上回去的没有人回来。富的人家回去讨债买过年的东西；穷的人家负债，家里人还要当家的回去设法还债。有的人记挂孩子，有的人记挂老人，普遍希望夫妻过个团圆年。部队只能转移，使家里人不知情。不准假，减员的情况就会好些。
队伍又移到常山以南大村子龙湾头（诸城市皇华镇）。400多人驻扎在一个村，安顿好了，再派宣传员给大家讲抗战道理。徐宝梯和路君约都到各中队去，了解到离日军到来越近，减员越多的情况。开始队员还请假，只是中队长说服、恐吓也止不住。特别是逄戈庄中队，队员是每人每日一升谷子雇的，大半时间还是在家种地养家，当乡丁的还有家中是单人独手过日子的，队员丢下妻子走了，心里放不下；这时又想到人不在，谷子不会发了，走以前粮食就不多，这一走被留下的都倒弄完了，哪里还能发粮？所以在夜里站岗时丢下枪跑掉。
大队经研究认为，农民从来离不开土地，老少一家人，特别是春节谁家还没点家务，逃跑是难免的，如果严加处理，会使不走的人也不安心。因此决定放下枪支走了的，暂时不追究。
龙湾头离县城20公里。大队放出侦察员在城里探听，得知敌人修好了高密到柴沟镇的20公里公路，还要向南修。诸城县长行李包都打好了，准备逃跑。鉴于这种形势，徐宝梯建议率大队北进，靠城5公里左右驻下，加紧侦察城内消息；路景韶可以区长的身份进城和县长谈判，要他把县的钱粮、文卷、人员、信印临走时留下：一旦县长逃跑，游击队就进城，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动群众，把粮食、物资大量往山里运，愿意跟着抗战的人，也可以迁出城外，到山里安家，日军不来骚扰，就不离开。但龙湾头非常安静，路景韶在这里可以大量吸鸦片，因此下不了决心，一天天拖下去。忽然侦察人员报告，县长弃城逃跑，高密县蔡晋康拉着游击队进了城。大家很懊丧，大量的物资被他占去，本县游击队反而落空。
农历年关日近，腊月廿三已经过去了，相随人员及队员多考虑返家过年，队里兵员减少快一半了，再不回去，连直属中队也走完了。大队长不断喊叫、发威也没有用。农历十二月廿五(1938年1月26日)，路景韶决定拉回路家道口村原地过春节。同时继续集结扩大队伍。
游击队回来了，敌人没有来，群众情绪还是兴奋的，不管怎样，过了年再说。腊月廿八，杀鸡、屠猪，家家户户准备过年，带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情绪，能吃的就吃，能喝的就喝，过了今天，不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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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伏全力猛攻入侵日寇
伏击战发生地芦河河段。
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先后占领济南、青岛及整个胶济线。1938年2月2日（正月初三），日军从高密出发沿高诸公路开始进犯诸城。2月3日，路景韶带领抗日大队在芦河河崖渡口设下埋伏，分工协作，打响了诸城抗日第一枪，给敌人以沉痛一击。
埋伏芦河河崖渡口
分工准备与敌拼斗
路景韶率游击队返回路家道口村后，张步云部亦推进至路家道口以北约7.5公里的沙窝一带，并对游击队多方威胁。其间，游击队已经集结扩大为近千人。其中有来自第七区各乡爱国志士，原在东北临江任县长，后于九一八事变后领导抗日的崔仁卿所辖之第五大队，还有其他地方武装，汇成了一股抗日力量。
1938年1月30日起，飘雪不停。1938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午后3时许，忽有百尺河来人报告说，有日军自高密沿着高诸公路移营百尺河，似是敌人后卫部队。路景韶当即派徐光耀前往侦察。据报：百尺河街里已有鬼子兵，还有汽车、辎重、马匹等，看情形要在百尺河住宿，第二天南下去诸城县城。高诸公路南接临沂、徐州，日军试图打开这条战略通道，向台儿庄、徐州集结兵力。
距离路家道口村西约0.25公里处，有一处芦河渡口，是往南去诸城县城的必经大道。部队遂决定下令戒备，在芦河河崖渡口伏击日寇，并立即通知分散队员紧急集合，听候命令。2月3日凌晨1时许，集合60余名队员，分为三个班，一班去道口河口破坏桥梁（该桥每到冬季前用木棒架起，桥面以高粱秸铺成)，二班去河口桥以东断路，阻止敌人车辆前进，三班沿公路两侧割电线，破坏敌人通讯联络。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只见公路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影，这是驻百尺河的日寇先头部队出动了，军车和部分马车轰轰隆隆地行进着，行至河崖渡口，因公路已被挖断，车辆陷住，敌人停止前进，日寇汽车五辆停下，车上的五六十个鬼子大部分跳下来，有的察看地形，有的去西河崖村及福胜村抓民夫抢修渡口桥梁，有的抓鸡、奸淫妇女，两个村内鸡飞狗叫，西河崖村有两名妇女被日本兵奸污后又用刺刀活活捅死。
对此，路景韶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一、我们是为抗日而组成之地方武装，今敌人已到身边，必须义无反顾，挺身作战。二、将散驻东道口及福胜村的部队全部集中到路家道口，决定全力与敌人拼斗。三、村中非战斗人员，劝其离去暂避。四、从手枪队和青年队中挑选80人成立出击部队，副大队长王冠三率领，领班的小队长是路怀、邱衍玺、隋玉池三人。他们负责直趋敌人汽车，予以正面袭击和摧毁。隋玉池带一分队至河崖村前，从侧翼包剿敌人，伏击其可能与诸城的联络。派第一中队分两部分，直趋河崖与福胜村，捕捉在村内的敌人，并掩护正面袭敌的队友。命令各乡自卫队集合，上围墙加强守卫。另有青年队约20人作为预备队，听候调动。
队员们听说要打鬼子，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的擦拭枪支，有的挑选子弹（枪弹都是各人随身带来的)，大家一致表示：小鬼子送上门来，就得狠狠揍，要他们看看咱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
伪装成修路百姓 向敌人发动袭击
北风呼啸着，白雪覆盖着大地。研究部署后，部队于3日8时分别出发。首先有20余名队员走出路家道口村围子的西门，他们扛着铁锨，拎着条筐，腰里别着短枪、手雷，伪装成为“皇军”修路的百姓，队伍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逐渐靠近敌群。当走到一片坟地处，队员们迅速隐蔽下来，队长一声令下，一齐朝敌群开了火。枪声、手雷的爆炸声和队员们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日寇自侵入胶东以来，从未遇到抵抗，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却在这小小的路家道口村遭到地方抗日武装的袭击。
面对突袭，鬼子竟惊愕不知所措，愣了一会，及至偷袭队员向其开火后，日军才奔返汽车抢取枪械，然后慌慌张张进入附近原五十一军于1936年所修筑的防御设施中，开始还击。
面对敌人的顽抗，队员们猛打猛攻，坚决不让日本鬼子跑掉，有几个鬼子龟缩在公路一侧的壕沟底，连头也不敢抬；冒险反扑的鬼子，有的被手雷炸倒，有的拔腿就跑。队员们沉着战斗，紧盯着敌人，鬼子不靠近不开枪。枪声时断时续，双方相持约两小时。战斗中，我方一安姓队员头部负伤，鲜血直流，仍坚持不下火线。这时他想的是，打死一个鬼子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而对个人生死却置之脑后，表现出中华儿女的英勇气慨。
在敌我相持之际，负责伏击的小队长隋玉池，于10时左右发现有日军由白家岭村徒步沿公路向西南诸城方向逃窜，隋玉池、路怀立即带着几个队员紧追上去，只见这几个日本兵踏着半尺多深的积雪，没命地跑着，扔掉了背包、水壶，后来又丢弃了子弹盒……队员们边追边高喊着“拿活的”“缴枪不杀”围猎野猪似的逼了上去。
眼看就要生擒他们了，忽从东北方向飞来一架灰色敌机，低空盘旋扫射着，队员们只好停止追击，就地卧倒，有的还仰面朝敌机射击。趁此时机，一个鬼子架着另一个被打伤的鬼子逃跑了。
敌机过后，他们拣得“三八式”大盖枪一支，其枪管内仍塞满凡士林油，可见该枪出厂后尚未使用过。还缴获两盒子弹共60发、牛皮背包一个(内有“黑川部队”字样)、黄呢军大衣一件。大家拿着这些战利品，乐得美滋滋的，特别是争相传看着那支崭新未用过的大盖枪，如获珍宝。同时，也都为没有活捉那两个鬼子而感到遗憾。
部队集中撤回村中
敌人尾随久攻不下
鬼子遭到突然袭击后，又摸不清我方虚实，只好于11时左右调来援兵，他们跳下军车，重新组织力量，以国民党军早年修筑的战壕和一块坟地为掩护，向游击队发起进攻。敌人虽系仓皇应战，但因出击队员均无战斗经验，不但未抓住战机继续猛攻，反而逐步后撤，直退到路家道口村的围子墙以内。派出的掩护部队也分别退回村中。待游击队全部集中到村内围堡后，敌人尾随上来，包围了路家道口村墙的西、南、北三面进行攻击。
游击队没有撤出，在围子墙上居高临下打击敌人，鬼子一动，就遭到排枪和手榴弹的攻击，基本攻不上来。
日寇攻到村西北路家道口墓地，已进入守墙自卫队射程之内，遇到了猛烈的抵抗，进攻数次都被击退，只好以坟地作掩护向村内射击，后又添了挺机枪不停地扫射，火力更猛。与此同时，日寇向村里发射几发炮弹，这使村中百姓更加惶恐。
敌我攻守战斗间歇之际，约中午时分，在昌城行医的罗显亭大夫（日照县人），同其助手（许姓，孙家庄人）高举着红十字会旗，提着药箱，由东门进入道口村里，为负伤的队员及时包扎。他们这一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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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诸城游击抗日先河
路家道口伏击战（油画）。
路家道口抗日遗址。
路家道口伏击战一直激烈持续到深夜，次日晨，日军又派约百余人自路家道口村南面迂回来袭，却扑了个空。路家道口伏击战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意义重大。路景韶领导的游击队经此一战声威大振，人员增至千余人，只是这支地方实力派主导的部队存在诸多问题而难以生存，于1942年解散。
激烈战斗到深夜 六人牺牲
1938年2月3日下午，太阳偏西，天灰蒙蒙的，敌人的迫击炮弹呼呼落到村里，机枪疯狂射击，攻击接连不断，守卫西面围墙的队员有两名壮烈牺牲。
其中一名丁姓队员，20岁，原在青岛工作，后来回乡抗战，据守在西围门顶上，当他探头察看敌情时，不幸被击中头部，光荣牺牲。指挥战斗的中队长钟跃文在东门里被炮弹炸伤腰部，伤情十分严重，转移前用条筐抬到王家岭村，当夜就停止了呼吸。
下午3时左右，忽报东北角楼守墙的卢昌受伤，大家都为之一震，队友们去探望时人已抬下围墙，他头部鲜血淋漓，不多时就停止了呼吸。卢昌是东福胜村人，年约28岁，外号卢二匠，他当天上午坚决要求参加自卫队打鬼子，队长同意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后被分配到东北角楼防守，在打击日寇的进攻中表现得很勇敢。
卢昌的牺牲更激起了大家对鬼子的仇恨，队员们不顾个人安危，坚守战斗岗位，英勇还击敌人的进攻。北角楼有一个队员站着端枪朝敌射击，口中还怒骂着：“小日本狗子，尝尝我们的子弹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
临近黄昏，为确保群众安全，区队部开始组织百姓转移，老乡们扶老携幼，手提肩扛，快速而有秩序地出了东门。当行至福胜村，路家道口村北基地上的鬼子发现有人活动，便用枪射击，打死一人，不知姓名，听说是从黄疃村迁居来的，所以都称他“黄疃家”。
战斗一直延续至深夜，日军占领诸城的先头部队始派援军携炮前来助战。战况极为激烈，日军凡三发炮弹为一组，自围墙东北角至西南角，东南角至西北角，排列对角交叉射击，猛烈的炮火使全村笼罩在硝烟之中。
深夜12时许，鬼子仍摸不清我方情况，也不熟地形，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没有攻破围子墙，敌人只好停止攻击，抬着8副担架悄声撤离。我方部队也随即组织转移，伤员和勤杂人员先行撤出，战斗队员断后，就这样从容撤出了路家道口村。天未亮，队伍先后抵达东南乡的齐沟村、米沟村（均属辛兴乡）安顿下来。
此次战斗游击队有6人不幸牺牲。此外，特别让人痛心的是赵明宇。从没拿过枪的他带着同来的青年队员上围子墙抗敌，这是他第一次战斗。但是在队伍撤出路家道口村后，由于目睹游击队不能团结抗日，革命志士被排挤，他因此退出队伍回家，从此抑郁生病。1938年秋，赵明宇去世，享年36岁。7年后，王统照写诗4首以悼念。
《悼赵明宇君》
王统照
乡熟犹忆读书声，
神采髫龄见默冲。
飘慕终童能厉气，
独怀宗悫（què）破长风。
三年哀国同堂旧，
一代人才巨冶中。
期尔少年能努力，
及时谈荡奋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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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载青丘施圣功，
八年桃李化春风。
忍观沧海扬尘急，
尚忆新亭对泣逢。
晦夜飞涛笳鼓竞，
寒秋落木燕鸿空。
风烟何日消除净，
方得舒忧白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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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烽火大江潮，
痛愤弥天共驱讨。
岂有男儿甘俘虏，
忍看胡马牧神皋。
兵称忠义合乡党，
气壮风云集故要。
此志未伸先自殒，
九原终古恨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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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愁难迁志未纷，
死亡无悲恬殉身。
山河此日真还我，
风雨清宵永忆君。
秋草孤坟蝶梦化，
沧波落日雁群分。
是非死后真难论，
揽涕高丘望暮云。
王统照写于1945年10月13日。
日军次日折返报复 战后复盘总结经验
路景韶带领的游击队撤出路家道口后，敌军亦撤回诸城城内。
鬼子吃了苦头自然不甘心，2月4日晨5时许，日军又派出约百余人，携带山炮一门，自路家道口村南面迂回来袭，把村三面包围起来，在东门外架起机枪向村内狂扫一阵后，见没有一点动静，又小心翼翼地进村内绕行一周搜索一番，因群众早已安排撤出，没发现任何目标。为了报复，他们放火烧了西大门楼及部分房屋，随后便匆匆离去又返县城。途经福胜村时，一郑姓农民因听到路家道口村有枪声而去村东北角高地观望，被鬼子打死了。
从这场战斗看来，敌人的目的是要把这里的游击队轰走，继续南进，或占据临沂一带，所以并不追撤走的部队，只是在村头大树上，刮去一段树皮用墨笔写上“道口”两字，要前进部队到此警戒。
路君约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事后我方做了检讨，之所以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除了我方人员军事素质太差之外，在作战的指挥上也有明显的失误：其一，在袭击敌人的汽车时，我处主动地位，日军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如选英勇善战之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夺取敌人汽车，则日军或可全部就擒。结果未能抓住战机夺取汽车，却与敌处于僵持状态，招致被动。其二，不可与敌人作阵地之战。袭敌后未紧急撤离，反而全力困守路家道口一个孤村，结果遭到日军围困，不仅消耗掉来之不易的四五万发子弹，且险遭全军覆没，此仍犯了军事上之一大忌。
路家道口阻击战虽未给日寇造成重大伤亡，也未能阻挡其占领诸城，但仍不失为意义重大的一战。路家道口伏击战打响了诸城人民抗日战争第一枪。自日寇兵不血刃，占领了山东省府济南和战略要地青岛后。在山东半岛胶济铁路沿线，几乎所到之处很少遇到抵抗。而在诸城县小小的路家道口，却遇到了地方武装的袭击，此战大灭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也给后来其它各游击队开了抗日的先河。
路家道口战役之后，乡村间流行着一些民间歌谣，其中一首是：“正月初四满地雪，日本鬼子打中国，大兵进到十里铺，道口庄里开了火。”歌谣表达了民众团结打鬼子的畅快心情。
游击队声威大震 队伍迅速扩大参与多场战斗
路景韶领导的游击队在路家道口伏击日寇后，声威大振，各地爱国青壮年纷纷投奔，队伍迅速扩大到千余人，部队番号也变为保安团，后改为第九旅，直属苏鲁战区领导，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诸城、胶县、胶南三县的边境山区，曾配合刘勇部队打击伪军，联合其他游击队在胶济铁路线上破坏交通，使鬼子惊慌不安；还有参与直接打击日伪军的石岭战斗、鹞子窝战斗、双庙战斗等。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愈加严峻，这支地方实力派主导的部队，坏习气愈加暴露。部队没有严格训练，纪律不严、组织涣散，吸食鸦片、贩卖烟土成风，欺压百姓，抢掠财物的事时有发生。游击队没有根据地，在胶南的泊里、琅琊台驻扎时间最长，也只是1年多，后来只能维持生存，渐渐失去战斗力。由于这支部队抗日打仗比较坚决，也成为日伪攻击和分化的重要对象，这一带又“群雄”并起，地方实力派秦启荣、厉文礼、蔡晋康等各自拉队伍抢地盘。路景韶这支部队在这种杂牌军相互摩擦火拼中，逐渐被排挤而无法生存，遂于1942年解散。
本期图片由隋炜凤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诸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诸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