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联工作的日子
刘良君
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青年，意气风发，粪土万户侯。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影像，不是一时一地的个例。那时改革开放的劲风，吹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也悄悄打开了人们探索世界求知未来的心扉。
文学青年的“梦”
八〇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是个十七岁很叛逆的孩子。班里有我们三个同学，经常在黑板报上写点小诗，散文，班主任老师就戏称我们“三剑客”。结果，我以“文人”自视的“清高”，放弃了“科举式”的高考，决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的两位“剑客”同窗经过深刻反思，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文朋诗友”，又刻苦复读了一年后，转身踏进了“象牙塔”的大门。
所有给自己打上“文人”标签的人，大都眼高手低，社会上好多东西都入不了自己的法眼，也不屑于去做。其实，真实的自己是好多看似简单的事什么都干不了。
我干了半年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漏记了一笔账赔了三十元钱，等于白干半年活，干脆把账本一扔，不干了。
听说益都卷烟厂有一种叫“远景”的香烟在青岛供不应求，就托关系批发了一箱，连带着一些滞销的杂牌香烟去青岛贩卖。结果到沧口火车站下车，因贩卖烟草手续不全被查获了，最后求爷爷告奶奶卖完香烟一算账还亏了几十元钱。
我自己认准了不是个做生意的买卖人，干脆做起了装卸工，三五个人一队，装卸水泥，煤炭，钢筋……每天3.5元。一个拖挂车队来了，车子开进仓库里，每人负责装卸一车十吨的水泥，从车上卸下来，再码垛，十包一摞。偶尔水泥包碎了，仓库里全是水泥粉尘，大家都没有口罩，卸完一车货，鼻孔里的水泥都凝固了，用小手指一点一点抠。干完活下班后，冲个澡，来不及吃饭，骑辆破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区工人文化宫看书，直到关门最后一个被催着离开。
那个时候什么书都想看，区工人文化宫不大，世界名著不多，就有十几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等，杂七杂八的工厂职工读物和杂志居多。但我最喜欢读的还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有时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心里总是感觉委屈得很。
那时有空也写点东西，以随笔、感悟、小诗居多，一摞摞地码着。过些日子再看，认为很幼稚，干脆就烧了。如此往复，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
我认识了郝湘榛老师
八二年夏天，我参加了文化馆在临朐师范举办的为期半个月的文学讲习班。第一次见到了郝湘榛老师。他身材魁梧，黑黢黢的面庞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一双不大的眼睛闪着明亮的光，好像能看穿人的心底。“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写人的。把人性最原始的，最本质的东西用朴素的语言暴露给你看……”。“人生下来是纯洁的，像一张洁白的纸，踏入社会，有了世俗环境的熏陶，就wu了……”。起初，我以为是“误了”的意思，后来，听郝老师多次说起这个词，我才明白是“污了”。纯洁一旦被“玷污”，自然令人扼腕叹息，郝老师每次说“污了污了”，总是一边跺脚一边用右手手背拍着左手掌心，痛心疾首。
讲习班的所有作品，郝老师都不厌其烦地一一点评，丝毫没有不耐烦。学员们每次找他提问，他总是微微笑着，直视着你的眼睛回答，仿佛看到人的骨子里。
八二年中秋前夕，郝老师带着我和聂增爱（学员），从临朐乘公共汽车到益都，又从益都乘火车去昌乐，参加《山东文学》编辑部组织的短篇小说改稿会。
那时交通不便，现在开车一个小时的路，我们辗转跑了一天。那年，郝老师五十一岁。聂增爱十六岁，我比她大三岁。事后想起来，郝老师就像一个父亲，带着一双儿女行走在逃荒的路上。
改稿会在离昌乐火车站不远的昌乐宾馆里，我和郝老师住一个房间，经常听到火车的轰鸣和汽笛声。大家习惯夜里改稿子，白天聚在一起逛街、讲故事。我记得郝老师讲过两个故事，都是讲山里农民的生活，土得掉渣的那种。讲到关键处，他总是站起身一边表演一边讲，绘声绘色，不等讲完，自己先憋不住笑起来，像极了天真的孩子。
当时山东有名的几个作家和《山东文学》的王良瑛老师，还有一些前来约稿的杂志社的编辑都在。正赶上过中秋节，由于作家们大都是烟鬼，编辑部就特意从益都卷烟厂搞来一批白皮“云门烟”，一人发了两条，供熬夜改稿用。郝老师让我学着吸烟，我不敢往下吞咽，一吸就咳嗽，我怕呛。郝老师说：愁茶闷酒逍遥烟，点上烟吸着吸着思路就打开了……我就是那时开始跟着郝老师学会抽烟的。
我的小报和《海浮文苑》
会后，我又回到了充满野性且死气沉沉的村庄。这里是文化沙漠，没有图书，没有杂志，村里订了《人民日报》和一份《参考消息》。全乡里仅有一家不大的书店，常年摆放着几十本落满尘土的图书和养猪、育苗手册。
那时，我们缺钱、缺书、缺老师、缺科学文化知识，但从不缺文艺青年和诗歌狂热者。
我骑着自行车串联在相识与相闻的文朋诗友间约稿、聚会、探讨……当时主要成员有张爱民、武秀萍、刘启敏、刘延秀等。
利用我堂兄在省高院工作之便，讨来厚厚的一摞八开单面表格纸，自己买蜡纸，再借来村办小学的铁板和油印机，印出了第一份自编自刻自印的杂志——《碎阳》。八开的表格纸对折，印在没有字的空白面。每一期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封面是阳光透过参天大树的树叶缝隙，洒落在地上，像是破碎了的太阳，遂起名《碎阳》，很有意境。
杂志出到第三期，传到了县城，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派人去调查，没有发现什么反动问题，说杂志名字与当时国家领导人名字冲突，容易引起联想，就叫停了。立刻惊出一身冷汗，想想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有多么可怕。
八三年六月，我在山西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兴国街》，那时县里非常重视，宣传部打电话到乡里，乡里派人骑自行车通知我去宣传部报到。这样，我又能在文艺创作组跟在郝老师身边学习了。
文艺创作组在县委大院宣传部的东头北侧，两间房子连在一起，放着三张不规则的桌子还有两张大通铺，一张铺在东山墙下，一铺在进门西侧靠南墙。通铺是木板钉在一起的，比一般床宽，可以睡两三个人。我经常和尹文良老师睡在一张铺。天冷的时候还挤到一个被窝里。东头的铺是冯益汉老师和马同秀老师的，郝老师住家里。王鑫老师是文化馆长，偶尔去转转，探讨一下作品。忘了张玉生老师住在哪个铺了。总之，创作组这么多人，除了郝老师和我天天在这里，其余的老师比较自由，外出采风或是居家创作都没有约束。谁来了谁用桌子，谁住下谁从橱子里拿出自己的行李卷摊开就睡。人多了就挤一挤，没有任何讲究。
八四年十二月中旬，宣传部在县政府招待所组织召开全县七十名代表参加的第三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恢复了县文联，并产生了文学、戏曲、书画三个协会。冯恩昌副部长任文联主席，王鑫馆长任副主席，郝湘榛老师是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我既是会议筹办人之一又是会议代表，全程目睹了会议盛况，深切感受到临朐人对文化的崇敬和热爱。
文联办公地点设在北关县吕剧团大院内，是前排东侧腾出的四间平房。我按照领导指示去筹建办公室，领着三个人的施工队伍刷墙，刨地铺砖。正是寒冬季节，干了十多天，后来直到放上一张三抽桌，拉上一部电话机，搭上一张床，才算安顿下来。
我和郝老师在最东头的房间，南北有窗，他朝南窗，我朝北窗，我们背对背办公。文联安排我负责小报编印和校对以及外联工作和日常琐事处理。过完春节，我跟着于振海老师去潍坊电影公司《十笏影苑》编辑部跟蒯凤杰老师学习报纸排版。在三月份出版了临朐县有史以来第一份铅印《文艺小报》。
创刊号发行不到一个月，改名《海浮文苑》，用了原山东省委书记、临朐老乡高启云先生亲笔题字的报头，印刷出版了第二期报纸。高启云先生很讲究，他看到小报后，对自己写的报头不满意，就又写了两幅，用毛笔写了封信，谈了自己修改报头的想法和对报纸的建议。寄到文联，现在那封信和报头题字还被我珍藏着。
文联艰苦的经商之道
人的精神重要还是物质重要？这是哲学家们争论已久的问题，勿需多论。但在当时文联人的眼中，答案必然同等重要。不搞文学生不如死，可是搞文学没有经济基础也不行，饭都吃不上，不能自食，何来其力？
文联经费很少，日常压缩到极致的开支，也供不起一份报纸如期出版的费用。郝老师让我看着天气生炉子，只要不阴天下雪，看到早上出太阳就不用点炉子，这样可以节约一点煤。他说：冷了就在屋里来回活动一下，搓搓手，到中午就不感觉到冷了。
文联要订阅报刊，要印刷稿纸信封给作者回信，样样不能少。为了省一点钱，郝老师让把信笺纸印成三十二开，这样方便还省钱，不浪费。
开始，约定每月出一期报纸，我们从县组织人事部门要来临朐籍在外地工作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名单和通讯地址，让我代表县里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用红纸印刷出来，和报纸一起寄给他们，以解乡愁。临朐籍在外地的领导以南下干部居多。知道家乡的贫穷和困难，纷纷寄来十元，二十元的汇款单，有的干脆在信封里夹着五元或十元的现钞。他们要求把报纸办成综合性的，不要只发表文艺作品，可以加上实时的消息。后来我们对版面稍作改动，加上一点文化信息，算是互动。
当年的文学爱好者，也是后来在江北做盆景很有名的张洪臣先生，听说经费短缺办报困难，到文联找到郝老师二话不说，捐献了五百元现金。郝老师感慨不已，第二天就安排我骑自行车去龙岗张家辛兴张洪臣家实地采访，写了报告文学《追求艺术的人》，发表在第三期的《海浮文苑》上，也算是文人对文人的一种尊重方式。郝老师说：谁挣钱都不容易，一个文人能放下面子做买卖，比让他在大街上光着身子跑一圈都难。说完就沉默了，一个下午都不再说话。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可能是在想卑鄙肮脏的金钱定律。
不管怎样，只要生存就离不开金钱，要想办事就不能没有钱。
终于，王鑫老师和郝湘榛老师在商量了十几天后决定文联要下海了。
文联地处县城北关，大门口就是每逢二、七大集的主要街道，客流和店铺都不少，算是条不错的商业街道，只是平时的客流量少一点罢了。
文联和吕剧团协商，要下了大门右侧临街的一间小房子。把窗户改成对外营业的门脸，开起了“潍县肉火烧”铺。经营店铺的三个人，有喜欢篆刻的张世褆兄弟二人，还有一个是喜欢文学创作的谭树花。火烧铺红火一阵过后也渐渐归于平静，毕竟那时人们生活水平太低，五毛一个的肉火烧不是随便一个人消费得起的。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只好悄悄关门大吉。但我还是要感谢火烧铺，那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吃肉火烧最多的。他们因为现学现卖控制不住火候，火烧一不小心烤煳，黑乎乎的，卖不出去，只好贱卖便宜我们，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再后来，郝老师怕连累文联，心一横，拿出所有积蓄在全县招聘演员，自己办起了活宝剧团。一共七八个人，女主角叫朱占美，是蒋峪常庄店子人，不知近况如何？当时在吕剧团演练大厅排练了一系列《大军阀韩复榘》和《武大郎开店》等讽刺剧。从服装到台词又好看又好玩，这说明郝老师眼光很超前，很有独到的前瞻性。多年后才知道，那时的活宝剧就是现在最红火的小品。可惜当时观众衣食堪忧，欣赏水平太低。到乡镇巡演了几十场，又是住宿费又是车马费，入不敷出，最后落得无疾而终。
心殇，是一种永远不想提及的思念
二〇〇三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郝湘榛老师生命定格在这一神圣的时刻。沂山悲恸，弥水悲泣，往事依稀，泪眼蒙眬，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对他无尽的思念。
我和郝老师一起共事四年多的时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我们在一间房子里办公生活，他的音容笑貌都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终生挥之不去。
他经历了二十二年的不公正待遇，却从来很少去评价某个时期、某个人的得失对错。他偶尔谈到极左时期说：就像学校要放麦假开大会，校长讲话不许下河、不许偷菜、不许摸雀等等。等开学的时候，校长又开大会问，有违反纪律的主动站出来，如不承认，一旦被别人举报，立即开除学籍。有的学生举手承认摸雀了，校长问，用哪只手摸的？学生说这只手，校长一把抓住学生摸雀的手，手起刀落，齐腕断下。然后对全校师生说：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印象中，郝老师身材很高大，走起路来却总是佝偻着身子，穿一身陈旧的中山装，双手背在身后交叉提着一只灰色皮革提兜，上面有一朵白色的兰草印花，包里平时装着几本杂志和本子，有事回家顺路买了菜也装在里面。
他喜欢吃韭菜，一年四季都喜欢。夏天的烂韭菜几分钱买一堆，中午他买回家让老伴择菜清洗，晚上下班时到我面前说：走，吃韭菜饺子去吧！我就高高兴兴地跟在他身后去改善生活。那时我一个月三十块钱，除了填饱肚子，连买本书都很困难，整天自己煮面条吃，很少到政府食堂去吃饭。去郝老师家吃饭最多。郝老师除了喜欢抽烟就是喝酒，他家里和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大多是文学爱好者，有几十年的老友，更多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等到饭点，郝老师就会领着不富裕的文学爱好者们去他家吃饭，家里有什么吃什么，一般不多准备，一个大锅菜和时蔬加酱油拌的小菜，人多了菜不够吃，就再一人一只腌鸡蛋。郝老师家里的腌鸡蛋与众不同，人家是先腌后煮，郝老师家里的是先煮后腌，他说这样方便，来了人捞起来就能吃，既放的时间长，还免得客人怕麻烦。
郝老师酒量不大，经常喝酒，却几乎没见他喝多过。
他喜欢烫酒喝，把几种不同度数、不同香型、不同品牌、不同价钱的酒掺在一个酒杯里。放在搪瓷缸中用热水烫，冬天则直接放在火炉上煮。正巧赶上家里有剩下的红葡萄酒、柿子酒、山楂酒之类的果酒，也是向白酒里兑，没有比例，随心所欲。就像是喝鸡尾酒，口感很不错，喝了以后上头快，见风倒。一次在郝老师家喝了他的“鸡尾酒”，头重脚轻，走路歪歪斜斜的，出门吐了一地。第二天郝老师进了办公室自言自语道：喝酒要适量，酒喝多了伤身体还容易误事啊。像是在说给我听也像是说给他自己。
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命运多舛好像就是说的郝老师，起起伏伏，一波三折，就像是命中注定。
八六年农历正月十四，在营子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惨烈的公交车坠河事故，车上十余人遇难，郝湘榛老师的长女、女婿和外孙一家三口在事故中不治身亡，仅有一个不足四岁的外孙女受伤住院。县广播站一遍遍播送着为受伤小女孩寻亲的紧急通知，全县人民都焦急地关注着，希望有好消息传来，能舒缓一下无形的压力。直到正月十五傍晚，我接到一个转自益都谭坊镇的电话，是郝老师老家打来的，问郝老师女儿一家四口来看他都到家了没有。我一听头就炸了，轰的一下，仿佛遭到了电击，我预感出大事了。
我骑自行车到了郝老师家门口，悄悄地把正在做饭的郝老师的二女儿郝秀玲叫了出来，告诉她情况，她来不及给家里打招呼，坐到我的自行车后座上连声喊：快快快，快去县医院。
在挤满伤病员的走廊里，我们找到了还不到四岁的外甥女晴晴，她头上包着绷带，被一个病友抱在怀里，郝秀玲一把抢过孩子急切地问：你妈呢？晴晴，我是你小姨啊。孩子吓得大声哭起来，旁边的病友好心地提醒，这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去太平间找找看吧。直到进了太平间看了一眼不到，秀玲姐一句话没说就晕了过去。
郝湘榛老师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本就黝黑的脸上又多了两个紫黑色的眼圈。从此，他变得话更少了，有时说着话突然停下，不想再继续下去，就狠狠地吸一口烟，用一声轻轻的叹息结束。
后来，我应聘到青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从文学创作改行成了新闻记者。
偶尔有时间了就来看看郝老师和师母，他拉着我的手问：又写小说了吗？别扔下。我自嘲地说现在改行成了吹喇叭的人，有愧于老师多年教导。他以后见面就不再问我了，生怕我为难。
八九年底，我去了青岛，进了大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文字还是那些文字，写文字的却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孩子。我常问自己，我还是郝老师那个学生吗？从此，我算是真正地背井离乡，彻底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土。
二〇〇〇年底，我驱车回临朐看望郝老夫妇，应该是他刚完成《鼠人》剧本不久，一共打印了几份，用夹子夹着没有装订，给我一份说：你朋友多，帮着看能不能联系上张艺谋导演，我喜欢他拍的电影，有深度。我看他身体大不如从前，就劝说他跟我一起来青岛，在我家里住了一周。当时我有两套房子，一幢楼的两个单元，在同一楼层的一墙之隔，我问他是自己住还是和我们一起住？他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住，说是方便。每次吃饭我陪他喝点酒，给他房间桌上放了一条烟，嘱咐他少抽，他都连声应着。但夜里经常听到他咳嗽的声音，他睡不着就躺在床上看书，点一支烟，掩着房门，只留窗户一条缝隙。
他除了晚上要我陪他去逛旧书摊，其余一概不让我陪他，去书店，文化市场都是一个人行动，也没有迷路。走的时候带着自己买的书又挑了我书架上的十几本书，说临朐买不到。
最后一次见郝老师是二〇〇三年夏天，我从济南开会回来路过青州的时候，心中一动，就给临朐的好朋友窦锦祥打了个电话，问郝老师的近况，他说：不太好，现在医院住院。我立即让司机开车去了临朐县医院，进门看到郝老师二儿子郝学家坐在一边陪着他打吊瓶，郝老师躺在病床上，脸色发黄，精神萎靡不振。郝老师看到我挣扎着坐起来一把拉过我的手，眼里雾蒙蒙的，盯着我看。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他流泪，我一直不相信他也会流泪，因为他一生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泪水早就流干了吧。而我也早已不禁泪流满面。
二〇〇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我是接到谁的电话通知？九月十八日我是怎么去临朐殡仪馆参加郝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又是怎么回的青岛？直到多年后，一直记不起来。就像是我的记忆凭空被人剪去了一段，随手放到了一个神秘空间储存了起来。但是我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出现。
我祈求这段记忆永远不要再找回来。那一天该有多么悲伤，多么无助，多么黑暗呢？
我愿意选择忘却，这是我二十年对郝老师不愿怀念，不愿动笔，不愿面对的根本理由。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他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想失去他！
他是我的老师，他更像是我的父亲！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一生一世！
农历二〇二三年九月初一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