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悉的郝湘榛
秦景林
他热爱文学，有敏锐的文学眼光和深厚的文学底蕴，他创作的《半边天》成为专用名词，他的多部作品获国家和山东省的奖项，他备受著名作家王希坚和浩然的看重，他就是郝湘榛。郝湘榛一生耿介直爽，嫉恶如仇，在远离家乡的临朐无私奉献了50年，为临朐和潍坊地区培养了大批新闻和文学艺术人才。郝湘榛文笔老辣，出手不凡，虽遭遇不幸，却仍以书写真实的生活、善良的愿望和美丽的人生为追求，在他眼里，这是文学的真谛。
作品《半边天》风靡全国
中国已故的著名作家浩然九十年代初期在为《潍坊泥土文学丛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郝湘榛、郭建华、秦景林、王汝凯都是土生土长在鲁中平原上的乡土作家。他们从小就生长生活在农村，熟知农村，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热爱父辈祖辈们的耕耩锄割，耙搂镢抓的庄稼汉形象；喜欢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新面貌和崭新的农民形象。他们作为酷爱文学创作的一群新人，不畏艰苦，夜以继日，孜孜以求，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埋头写作，讴歌新农村几十年，歌颂农民几十年，始终保持与农民的密切联系，坚持不懈地进行艺术磨练，写出了许多庄稼院里酸甜苦辣的有趣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浩然曾多次来潍坊深入生活，辅导培养山东的后辈作家和文学青年，并且写出了以早年在昌乐创作生活基地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活泉》，也培养了一大批后辈作家。在潍坊、高密、昌乐、高崖水库、临朐、诸城等地的文学创作讲习班上，他曾经称赞道：以老作家郝湘榛为代表的潍坊市的这个描写新农民，描写新农村，描写农业现代化的乡土文学作家群体堪称是讴歌农村，讴歌农民，讴歌家乡父老的乡土文学作家群，这个乡土文学作家群体队伍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相信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丰厚文化沉淀、背海面山、人杰地灵的潍坊这片土地上将来肯定会涌现出一些文学大家……
其实，当时站在浩然面前的郝湘榛已经就是文学大家了。郝湘榛1929年12月出生于益临县郑母乡高墓村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1953年，年仅24岁的郝湘榛就脱颖而出，发表了反映新中国建国后农村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处女作《王家湾》，省文联部委负责人王希坚慧眼识珠，积极推荐、引导和扶持。郝湘榛1955年又连续发表了《一个家庭的变化》《方向》两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奠定了郝湘榛先生在山东文坛上坚实的基础。
正当郝湘榛先生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信心满满，鼓满风帆，远征起航的时候，一场陡然而至的政治风暴来临了，一颗刚露头角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在1957年的那场斗争中泯灭了光辉，从文坛上消失了。这也许是他一生厄运的开始……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只听说临朐县有一位大作家十分了得，并不认识郝湘榛先生。那时候全国兴起演出革命样板戏，各省市县区都有京剧和地方戏剧团下乡演出革命样板戏和改编剧目。文艺界涌现出许多样板戏的爱好者和创作者。那时候我还是个“老三届”，上山下乡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是个文学创作爱好者，经常创作些小说小戏啥的在报纸上发表，因此受乡镇宣传部门指派，每年都要为县市区文艺会演创作新剧目、新剧本、新作品，因此，每年都要参加省市地区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
那时候，省市地区每年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质量和层次都是比较高的。每次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有30多个人，都是省市地区审查选拔出来的各县市区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佼佼者，大家会带来戏剧、小说、曲艺等文学作品或者半成品，到学习班里参加讨论修改，之后再交由省级或国家级刊物的编辑们审查定稿，然后在刊物上发表。
在1975年春天的一次地区小戏创作学习班上，有人告诉我说：“学习班上来了一位大作家，创作《半边天》电影的作者——郝湘榛。”我们都觉得很好奇，就问：“以前咋没听说过这个人啊？”此时，他创作的快板剧《半边天》和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正风靡全国。那时候没有电视，文艺作品极少，可看的电影也非常少，而《半边天》正是在这时候上演的，而且是和那几块样板戏电影“等量齐观”。就是这个人创造了《半边天》这个新词汇。“半边天”这三个字作为专用名词首次被编进《现代汉语大辞典》，后来成为妇女们的代名词，也正是由郝湘榛先生的这部电影而开始的。
一个人一辈子，或许能干很多事情，但是，能为国家词典创造一个词汇，并成为浩瀚的中国文库中一粒珍珠般放射光华脍炙人口的习惯用语，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眼前的这位不起眼的老头儿做到了。那时候，每年获得批准在全国新上市的电影屈指可数，《半边天》是唯一准许在农村播放给农民看的电影。《半边天》在全国上演，风靡城市乡村于一时。
《半边天》成为提高妇女地位、尊重妇女形象、解放妇女劳动生产力的专用名词，但是，《半边天》的作者却莫名其妙的悄无声息，不露声色。许多人都不知道《半边天》的作者是谁，电影字幕上写的是：“集体创作”。明眼人一望而知，背后一定有原因。“文革”时期这种现象经常发生，也不足为奇。
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人以其独特的视觉和思维方式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物，呕心沥血，高度思维，凝炼集中，创作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人物。《半边天》能轰动全国，自然也是作者个人长期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辛勤创作的结晶，绝不会是集体创作的天方夜谭。作者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所累，连一部好作品的署名权也被剥夺了。幸好那个特殊年代已经接近尾声，《半边天》的作者也就近在眼前，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有一天，文学创作学习班上的朋友告诉我：“看见了么？前头那个黑老头就是郝湘榛。这人十分了得。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就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曾经轰动山东文坛……”他指着那个独自行走在人群前头的黑黑的背影儿向我介绍，我开始注意起这个老头儿来。我们是在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空余时间下乡劳动时谈论起这个人来的，当时学习班参加劳动的人都成群结队的，却看见那个黑老头远远地独自走在前头，像只领头的黑山羊。黑黑的帽子、黑黑的制服上衣、黑裤子、黑鞋子，黑框眼镜儿，在田间慢悠悠的走着，偶尔一转身，还会露出一张黑黑的长脸来……
不久，那一期文学创作学习班就结束了。各人都带着创作任务回到自己县里。以后又办了几次文学创作学习班，不知什么原因郝湘榛都没有来，我也把这件事忘记了。
心有禁忌独居黑屋子
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认识了郝湘榛。
1978年秋天，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就从广播里听到了联合公报发表的消息，人人惊喜、欢呼和振奋。因为从此之后，阶级斗争不讲了，阶级成分取消了，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摘帽了，许许多多的人被解放了。这一年春节前后，村镇上的龙灯耍得特别欢，锣鼓敲得震天响。我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第一缕曙光，许多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又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不久，我们这些在“文革”运动后期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毕业生们，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农业学大寨，苦干八年以后也陆续回城，各自回归找到了归宿。我回到县城分配了工作，租居在临朐县城南关一户农家小院的两间茅草房里。
在南关赵家胡同的这个农家小院里，虽然生活艰难困苦，我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回城机会，潜心刻苦读书完成学业，默默笔耕……不久，我以投稿命中率最高打动编辑和主编而受聘为《中国乡镇企业报》驻山东记者站记者、《中国企业家报》特约记者、《发现》杂志的编审。我跑遍山东省采访创作了大批反映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乡土人文风情的文学作品，在《大众日报》《北方文学》《芒种》等刊物相继发表。反映黄河滩上经济巨变的长篇通讯《最后的报告》，反映临朐农民发家致富的《年轻的庄稼汉》，反映临朐农村优秀党员干部的《党委书记的一天》等系列作品，荣获了国家和省级奖励。
因为在文学创作上的日渐红火，我和县里文化部门的接触也日渐频繁起来。有一天，我去文化馆参加一个文学创作会议，就在会议结束出门时，看见了一个人。几年前只看见过他背影的那个人，就是那个黑老头！他僵硬地直立着身子默默地站在那里。我们对视了半天，他才说出两三个字：“你，来了！”他很显然早就认出我来了。还是几年前曾经看见过的那个背影，不过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苍老的正面形象。
双脸子黑棉鞋、半筒子黑棉袜、黑制服棉袄棉裤；黑黑的面颊上架一幅廉价的黑框眼镜；黑框眼镜后面是浓重的两道黑眼圈套着的两只黑幽幽的饱经沧桑的眼睛。凌乱的几绺灰黑的头发上面压着的是一顶陈旧的黑帽子。浑身上下都是明光光的，似乎覆盖着一层黑漆！他手里提着一把被烟火熏燎得黢黑黢黑的黑燎壶，嘿嘿半天才说：“我燎水，下茶你喝！”说话的语气里带着惊喜，带着亲切，似乎见到了旧朋好友。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且，也纯乎是个意外！十分偶然的相遇！
他话语不多，这一句之后就再也无话了。他在水龙头上接了半壶水，就蹲在县文化馆大院东南角上——很不起眼的一间黑屋子的墙角下，昂烟把火地去生一个黑黑的煤油炉子，炉子上坐着那把黑燎壶。阴天潮湿点不着火。燎壶里的水始终没烧开。他拣起几片梧桐树上落下来的黄叶子擦擦油污的双手，又拍拍后腚，抱歉而无奈地说：“唉……”
老头的惯常待客之道就是烧水冲茶。但是，那天的茶水没烧成，自然茶也没喝成。其实那茶也是廉价的茶，除此之外，别的他委实没有，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以售其虔诚之心。他吸着用白纸条卷成的喇叭筒装填的土烟叶子，饶有风趣地说：“土烟，土耍，就不让你了。”我的直觉和潜意识都告诉我：老先生生活得太艰难了。那时候虽然人人都很苦，毕竟有工资的人应该会好一些才是。
那一天，因为无茶待客，他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奈。我讪讪地说，不必在意啊。其实，我暗指的是老头以往的不幸遭遇，谨慎地对他言语道：“孔子曰：逝者如斯夫。大风大雨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朝阳还会远吗？”老头痛苦地摇了摇头，那番苦痛的样子似乎像是喝了一碗苦不可言的中药，痛彻骨髓。我不知道他内心的苦痛程度，反而俏皮地安慰他道：“别丧气，土豆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他无言以对，默默地一直把我送出文化馆的大门以外。我走出很远了还看见他站在瑟瑟的秋风里。这也是他的待客之道。
这是我30多年前第一次遇见郝湘榛先生的真实记录。
“文革”时期的六七十年代，国家经济落后，社会上物资匮乏。老百姓缺吃缺穿，更缺烧的。我看见先生的窘况，第二天，和一个叫孟祥增的文学青年到县里的焦化厂洗煤池子里挖了满满一地排车黑煤泥给先生拉过去。老先生喜欢得双手直拍后腚，大声吆喝道：“哎呀，哎呀，人哪！人哪！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高声唉叹了半天。先生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就连他对朋友的感谢也是很有味的。看着我们被煤泥抹得浑身黑不溜秋的，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上洗干净了手脸腿脚，就说：“你看，这不洗干净了么？”而先生却忽然沉痛地说：“哎，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永远也不会还原的。”我抬起头来看着先生，猛然醒悟，半天竟无言以对。
我是1976年回城之后调到县工业局工作的。我把我自己分配的一吨煤给先生用了。看见他虽然在临朐工作20多年了，仍然家徒四壁，我心中一阵阵酸楚。
那天闲聊起来，我随即向老头提议：“搬出这间黑屋子吧，搬到城南关村去，我这就给你联系，租个农家院落居住。还更自由方便些，顺便把老婆和儿子闺女也一起接出来，做饭照顾生活……”那时候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允许可以在单位以外租房居住了。
那时的郝湘榛先生已经50多岁，还仍然孑孓独立，形影相吊，在文化馆迥然单身一人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令人心酸。他嗫嚅半天，未置可否，我知道他还有许多顾虑……我就极力撺掇，打消他的许多顾虑禁忌，帮他解放思想。
其实，这件事情过去多年，我已经忘记了。后来，别人翻看郝湘榛先生的日记，看到他在日记里写道；“景林拉来一车煤泥，能烧一冬天，可解燃眉之急。穷送一瓢地瓜干，强似富给一块大金砖。”
再次执笔《人之初》获奖
不久，郝湘榛先生搬出县文化馆那间黑屋子，来到临朐南关赵家胡同的农家院里租房居住了。他终于冲破困扰他的樊笼走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们从此成了朝夕相处的文朋诗友，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我们在一片屋檐下，比邻而居。这里是县城南关的赵家胡同。一条长长的古老幽深而又曲折的小巷子，青青的石板路，古老的碾盘、石磨马车，拱圆形的青砖门楼，苍老的古槐树，参天的老楸树，如伞如盖的梧桐树都成为我们并肩结伴上下班、出出进进，徘徊流连的见证……
下班之后和星期天，我们每天傍晚都要相对坐在门前的葫芦架下聊天喝茶。一张小桌，两个茶杯；茶是老茶，九山干烘。到了晚间便是一壶小酒（地瓜干老烧酒），两盘小菜（一盘腌白菜，一盘蒜调老黄瓜），四目相对共同举杯而饮。酒是烈酒，菜是野菜，饭是临朐酸煎饼卷葱抿黄酱、地瓜、粕馉、大碴子粥。相邀对月共饮，促膝彻夜倾谈。谈天论地，谈论人生，谈论文学。谈论戏剧创作——上海刚刚上演的轰动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谈论小说创作——《苏联文学》上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谈论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辩证法，谈论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萨特的存在主义，昆德拉的魔幻现实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之异同，细数世界大作家及其作品：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卡门》、苏联的肖洛霍夫和他气贯长虹的鸿篇巨制《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那时我自己正在自修大学课程，也在上另一处大学……
1978年的改革开放，像一声春雷开启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启了政治经济各行各业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也使得很快进入八十年代的国家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真正到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思想大解放的最佳时期，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改革开放大潮的社会大背景下互相切磋，互相激励，畅谈创作遐想，解放文艺创作思路，大胆探索各种新潮流派系的写作形式，尝试意识流思维创作的新模式、探讨学习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想。我们的有益探索和学习弥补了没有上大学的缺憾。
在日常的接触交流中，我越来越多的接受了郝老先生的熏陶，交流学习促使自己的社会阅历、文学知识的积淀逐渐深厚起来，潜在的创作欲望就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了。不久，我在青岛出版社的《小红花》上发表了翻译的作品，歌颂纯真善良的《仙鹤的故事》。之后，我和郝湘榛先生探讨过的创作模式渐渐都在我的笔下开始尝试起来。我首先以章回体的文学形式创作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扯不断的姻缘》，发表在1980年8月的《山东文学》月刊上，意在呼唤“文革”后的社会安定团结，弥合多年来派系斗争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戒备心态。
郝湘榛老先生也在沉静凝思一段时间后，重新执笔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文革”后第一次动笔，就写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短篇小说《人之初》，发表在1980年10月的《山东文学》月刊上。《小说月报》在第二年的第一期上转载了这篇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他在这篇小说里十分痛心地批判了“文革”时期“父子反目，妻女成仇，动辄造反，背叛人伦”的社会乱象和给我们的生活和家庭造成的不幸，呼唤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和遵守法律道德的社会秩序。
“人之初”是中国启蒙教育《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郝湘榛先生在“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里就触及到了“文革”后期，社会上和文艺界都需要真善美回归的重大课题和人性问题。中华民族积累了几千年的文明礼仪，真诚博爱、善良仁慈、诚实守信、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优秀的古老文明传统都被“文革”一场动乱荡涤净尽，尤其“文革”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思潮不正，人们思想上的混沌都是渊源于“文革”的遗患。郝老先生那年50多岁，正是知天命，知人生，知社会，知文学的最佳时期，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社会问题，及时写出了《人之初》所揭示的社会教育核心课题。向全社会呼唤：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呼唤人性回归，善良回归。
1980年我和郝湘榛先生都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这是我们互相激励，共同切磋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一年的春节期间，郝老先生坐在小酒桌前与我斟酒相约：山东有8000万人口，百分之九十都是农民。我们就是要写农民，写农村，写农业，为农民而写作，写出来给农民的子孙们看。我们相约都在《山东文学》月刊上发表作品，以壮大乡土文学，家乡文学在山东文学的影响和声音。之后我们几乎天天闲聊，天天探讨，互相切磋，互相比较，探讨文学的真谛：在于书写真实的生活，书写善良的愿望，畅想美好的梦想，美丽的人生。
从冬天到春天，在这个赵家胡同曲径幽深的农家小院里慢慢地聚集起了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小小的文艺恳谈例会。后来参加这个例会的文学爱好者闻风而至，越聚越多……
郝老先生因为有着敏锐的文学眼光，深厚的文学底蕴，丰富的社会积累，用几十年的文学情感酿成的短篇小说《人之初》获得山东文学创作一等奖，在全省文学界引起轰动。
郝老文笔老辣，出手不凡，一年之后又重新振作精神写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作品：《腰杆儿》《煮不烂换虾酱》《借猪的故事》等新作品。第二年，郝老先生创作的小说《腰杆儿》再次荣获山东文学创作奖。从此，郝湘榛先生的名字在山东文坛上重新响亮起来。
郝湘榛的恩师，当年曾举荐引导扶持过他的老作家王希坚老先生也重新复出，走上了文联的领导岗位。当文艺的春天再次来到人间，祥和的阳光照耀大地的时候，二人时隔22年，再次在全省文艺创作会议上聚首，弹冠相庆，唏嘘落泪，恍若隔世一般。
老哥俩那一夜喝得酩酊大醉。
倾力培养文学爱好者
在郝湘榛先生热切地帮扶殷切地鼓励带动下，1976年我创作的小戏《返青水》在地区汇演得奖。1978年翻译出版了《仙鹤的故事》。之后又连续写出了儿童中篇小说《山胖子》，短篇小说《年轻的庄稼汉》《党委书记的一天》《大染坊》《大沙滩》等系列作品分别发表在《巨人》《北方文学》《春风》《海鸥》等刊物上。1983年，儿童小说《山胖子》由山东电视台拍摄成第一部同名儿童电视剧，在全省播出后反响强烈并获得山东省文学创作一等奖、全国儿童电视剧优秀剧本奖。
郝湘榛先生和追随其后的我的创作成绩渐渐红火起来。许多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朋友纷纷往县城南关的农家小院里聚拢，尹炳祥等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干脆搬到县城南关来和我们毗邻而居，参加文学气氛浓郁的农家小院文学沙龙。每到夜晚，柔和的月光抛洒在古老的梧桐树婆娑朦胧的伞盖下，一张小桌，一壶老茶，十几个马扎，大家围在梧桐树下，时而激烈地争论，时而幽默地诉说，时而静静地倾听郝老那声情并茂的典故……参加这个文艺沙龙的文学青年由三四个人渐渐增加到十几个人。
大伙儿举行文艺沙龙晚会，有时候也会举杯对月同庆共饮。九山的栗子、寺头的枣，五井的山楂、辛寨的梨，冶源的煎饼不用提，常常都会摆到这个沙龙晚会的餐桌上。回忆那时候经常来南关参加文学研讨会的有王鑫、张玉生、马同秀、尹文良、冯益汉、李淑玲、聂增爱、王汝凯、张爱良、尹炳祥、张中海、于振海、周成海、张兆辉、张来信、王光明等十几个文学青年。他们当时都是倾慕痴迷文学大家郝湘榛老师的人品和作品而来，也是追慕文学创作的一群青年。这些青年们从郝湘榛老先生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文学创作知识，获取了文学创作的真谛，成为后来山东文坛上很有成就的作家创作队伍，他们创作的戏剧、小说、影视、小品、诗歌等脍灸人口。
1982年前后，郝湘榛先生和我相继搬家离开南关赵家胡同那座农家小院之后，南关的文艺沙龙解散。代之而起的是县委宣传部每年组织举办的以郝湘榛为主讲的大型文艺创作讲习班和新闻讲习班。从1982年到1989年离开临朐，我参加了大约五六次文学讲习班的讲课。每次都在郝老先生的指导下认真备课，认真讲课。郝湘榛细心地告诫我：“我们讲文艺创作，给农村的孩子听，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讲真善美，把文学创作最核心的东西讲给大家听，要拿出真材实料来……”所以，先生每次都很放心地安排我主讲大学的美学教程《美学》。讲解文学创作中的24种美：雄浑之美——人与大自然的冲突连接在一起；骠悍之美——原始而蓬勃的自然生态之气；柔婉之美——若杨柳委婉多姿，似蚕丝绵绵不尽；洗炼之美——语言文字洗炼、精炼……而郝湘榛先生则在课堂上着重讲：“真诚，善良。为人要真诚，初心要善良。要写出好作品，首先要做个好人，做个善良的人。天底下只有善良的人才会做善良的事，才会写出好文章……”这样的学习班大约举办了五六年的时间，每期报名参加的都有五六十人，尤其九山、沂山、箕子山、五井、寺头、蒋峪、大关南部山区青年居多。最多的一次竟有80多人，朐山前的教师进修学校盛不下就改在县工会的大礼堂里去讲课。遥想当年那番热气腾腾、轰轰烈烈大力推动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的景象，讲习班生动活泼的场面，大家都围坐在像弥勒佛似的郝湘榛老师周围，静静地聆听，虚心地求教；热烈讨论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不知不觉时光已经流走了30年！30年前就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热爱文学、从此走上文学发展道路的青年。像大众日报社的谭佃贵，潍坊红领巾报社编辑部的聂增爱，青州日报社编辑部的刘良君，企业家王长瑞、王兆东、冯玉兰、张翠娥等许多出类拔萃的青年都是得益于当时学习班的培训和学习，都是得益于郝湘榛先生的谆谆教导而走出人生的辉煌之路的。还有那些经过培训转而经商、务工、务农的其它行业的青年也都成绩卓著，走上了富裕之路。他们心里永远怀念着一个人_——郝湘榛先生。
在我即将离开临朐县城调往潍坊市文化局工作的前夕，我去向我的老师郝湘榛告别。那是1989年春天，一个春光明媚暖融融的夜晚。我们在他城西新居的小院子里和以往一样聊天喝茶，推心置腹、促膝深谈。他深情地寄希望于我说：“看见了吗？改革的新时代来临了，社会也许从此就会好起来了。你虽然要走了，但是，不要再像我，白白浪费了许多年。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即如孔子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你要抓紧努力，加倍珍惜现在难得的这段好时候，抓紧写作，一定不要放弃写作。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都很看重你。你宁可放弃仕途，也不要放弃写作。做官毕竟是权倾一时，炫耀一时，写出几部有震撼力的反映新时代的文艺作品来却是永恒的。不知会催促多少人昂然奋进，不知会教会多少人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文艺作品的能量是无限的。一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词引导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奔向延安。这个号召力量大不大？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振奋了多少青年。你须记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我们就是制造或者创造这进步阶梯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人就能干的伟大事业……”
1992年，郝湘榛在赠给我的他的著作《人之初》短篇小说集的扉页上挥笔道：“扬长避短，发现自己。”准确地指出当时我在创作上的迷茫和矛盾心态，为我以后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每当我看到这铮铮有力的八个大字的赠言时，就在心里默默地说：“谢谢您，郝湘榛先生。”
浩然着重推荐郝湘榛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文艺复兴的鲜花，临朐县委领导看到临朐县的文学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不断在全国刊物上发表，涌现出大批年轻有为的文艺作者，县委因势利导，积极扶持。县委宣传部在文化馆成立了以郝湘榛为骨干领导的文艺创作室，每年都要举办三至四期全县规模的文艺创作讲习班，聘请郝湘榛以及全国著名作家、记者、编辑来临朐讲课。临朐县文艺创作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好时代，全县文学创作迎来大面积丰收的喜人景象：继创作的电视剧《山胖子》在全省全国获奖之后，1984年我和冯益汉等临朐籍作家又创作了六集电视连续剧《水浒李逵》，荣获了山东省文化厅、省文联、省广电厅联合颁发的“文艺创作一等奖”。之后是郝湘榛、冯益汉、马同秀、尹文良等创作的一批小戏曲《陈毅打场》《风雨别》《借媳妇》《家常饭》等在省内外演出，荣获文化部多次奖励。临朐县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小戏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县”的荣誉称号。临朐县从此竖起“小戏之乡”的文艺大旗。之后是张中海、于镇海、周成海、张来信、张朝辉等一批青年诗人纷纷在人民日报和许多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作，纷纷登上中国诗坛；张中海被称作是从高粱地里走出来的优秀青年诗人，他的诗作深受广大农村青年的欢迎。
老作家郝湘榛焕发青春，老骥伏枥昼夜执笔创作，又先后写出了《三个女人一台戏》《山妮告状》《吃饭歌》《酒殇》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女作家李淑玲的小说《黑嫂子》在青岛文学发表引起文坛关注，还有聂增爱的小小说、王光明的曲艺作品、张玉臻的小品……李大源的竹子，王承典的牡丹，孙治的书法、冯介梦的烙画也扬名省内外……
这一时期临朐文艺的百花园里真正是繁花似锦，桃李满园，临朐县的文学事业发展也促进了潍坊地区的文化事业……
郝湘榛先生在其知天命之年迎来党的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在各项好政策的感召下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他的创作成绩赢得全市全县人民的高度赞扬与称颂，并连续两届被选举为县政协委员和政协副主席。
郝湘榛先生在他的泥土文学丛书专辑里有一段简洁的自我介绍：
郝湘榛，命运不济，1929年生在青州市一个穷困的农村家庭。从记事起就来了鬼子，以后就解放战争拉锯，学校办办停停，躲躲藏藏，弄得没大捞着上学。1942年瞎了秫黍，又几乎饿死。1949年当小学教员，因为爱好文学，还发表点小东西，就拔到了县文化馆。曾出版过三个小册子；打成右派，一下子抠去了22年。后来改正了但也老了。常感疲劳，精力不行，现在临朐文联主办讲习所，全扑在培养文学新人上了。
这段十分简洁，但是非常有特点的自我介绍，真实地道出了一位长者的忠诚、厚道、坦诚、实在和大家风范。不造作，不虚假，透出一个人极其高贵的品质。我看过数不清的作品，特别注重作者自我介绍。著书立说的人真正实事求是评价自己的人少之又少。我的良师益友，仅就这一谦虚大度的精神就足够某些人学习一辈子，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这位先辈面前显得渺小，只能望其项背！
郝湘榛先生这段不长的文字里还有另一层意思。他特意写道：“1942年瞎了秫黍，几乎饿死。”寥寥十几个字真实地道出了中国农村的农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农民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却仍然吃不饱肚子；年年种地，年年挨饿。
这是我和郝湘榛先生两个人在茶余饭后经常闲聊的话题。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好政策促使我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粮食问题的短篇小说《地瓜井》《泔水》《反射》《无为》等作品，分别发表在《春风》《北方文学》《芒种》月刊上。
郝湘榛先生则棋高一着。我们讨论的是农民吃饭问题，他却从全国几亿农民缺吃少穿艰难困苦生活的背后，敏锐地观察到：由于世世代代缺吃少穿而造成的人性的扭曲、人格的降低、品质的低下。人为了吃饱肚皮可以不顾一切人间的文明礼仪，人道尊严。也道出中国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落后的一面和无可奈何的境地。于是，他写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具思想高峰的巅峰之作《鼠人》。《鼠人》发表在全国著名的刊物《大家》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后，浩然先后几次到潍坊地区来体验生活，到昌乐、高崖水库、临朐、高密、诸城等地和潍坊的乡土文学作家们座谈交流，发现了潍坊地区一大批善于描写新农村、描写新农民、描写农业现代化的本乡本土的文学作者和优秀作品。这位热心的老作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跑县市区访问作者，亲自审阅、筛选引荐、推出了第一批《潍坊泥土文学丛书》。郝湘榛先生是被浩然先生重点走访，重点推荐的老作家，并极力向文化部门推荐郝先生，率先向全国推荐他的作品。
我有幸相随郝湘榛先生，朝夕相处、耳目熏染，在临朐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提高了文学修养，积累了丰厚的文学素材，创作出了几部电视剧，几部长篇小说，几部戏剧，几十部短篇小说，百余篇散文和几十首诗词等作品。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我首先感谢和我朝夕相处、谆谆教导我的郝湘榛先生，也感谢临朐这片灵山秀水，感谢父母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朋诗友。
遗作《天国梦》终成一梦
我是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就在高考前夕“文革”爆发，耽误了应届毕业的高考，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去八年，从1966年到1976年回城，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耗费了十年光阴。“文革”之后成为亿万人议论、争论、评论、回忆的话题和经常讲的故事，自然也成了我和郝湘榛先生茶余饭后经常闲聊的话题。两人的遭遇经历大都感同身受，深恶痛绝。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突然向我感慨地提议说：“那场文化革命是个大事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亲身经历的人应该写出长篇巨制来反映这段历史，这是当代作家的历史责任！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面世和其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与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历程分不开的。无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还是高尔基的《母亲》，无论是鲁迅的《故乡》，还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都是作者本人在那个时代的见证与感悟。《史记》之所以坐拥中国古典文学翘楚位置，就是司马迁本人见证或者考察了历史……”
我知道此时郝老先生的思绪、思考和思想都已经聚焦到了“文革”这块当年还未开垦的文学处女地！但是，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许多人对这段历史还是讳莫如深，文艺界也鲜有作品发表。我跟先生说：“可以思考，可以缅怀，可以回忆，可以先讲故事……”我们的讨论始终也没有结果，最终不了了之。
当年山东文坛的领军人物老作家王希坚先生慧眼识珠，之所以极力推荐郝湘榛先生，就因为郝湘榛的写作气度不凡。他当时创作的反映农业合作化之初的几部小说已经引起轰动，只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时过不久他和王希坚先生都先后遭到厄运，从文坛上消失了。
进入新世纪，当代青年们的文化水平、文学素养普遍提高了。文章也许人人会写，作家也许不乏其人，但是，真正有气度、有特点、出手不凡的文学大家和伟大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文艺界朋友们追思起来，都不无遗憾地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看遍天下文章，都不如一本《人之初》好看！还是郝湘榛先生的文章，文风特殊，味道特殊，幽默风趣。
我和先生相处长达30多年，我深知先生如果再长寿一些，他的警世之作或许就面世了。他曾十分懊恼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不是打成右派，白白浪费了接近三十年时间，我会写出一些好东西来的！后来改正了，也老了。”这是老人的一段无可奈何的道白。先生从1957年到1978年，整整22年最富光华的时光浪费掉了。50岁后的郝湘榛先生尽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接连不断地写出了十五六个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半边天》，细数起来，已经算是高产作家。毕竟上天给予他的时间太少了。在他逝世后的这几年，我们又陆续地发现他一些未经整理和未写完的遗作《来了人儿》《自己下棋》《天国梦》。《来了人儿》是个饶有风趣的短篇小说。他以贯有的文风和讽刺口吻，写出了一位山村里少吃缺穿、十分贫穷的老农民心态，以一系列吝啬的做法招待穷亲戚的故事。故事情节很简单，但细细读起来，令人捧腹。
《自己下棋》是反映自己晚年轻松、休闲心态和矛盾心理的短篇小说，写出了街头巷尾那些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游手好闲者之流，聚集棋盘围观对弈双方，偏三阻四、争胜好奇，胜者骄狂，败者气馁的各种嘴脸。作者最后写明“与其与人下棋，不如自己对弈”深沉的哲理话题。
《自己下棋》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有一天，我去先生家，院子里静悄悄地，以为先生睡了，正欲转身退出，不料隔帘看见先生竟然独自一人在下棋。我笑了。先生也笑了，说：“拟一个假想敌人作对手和你对弈，很有味道……”于是推开棋盘和我说话。没想到多少年后，他竟遗留给我一篇没有写完的小说《自己下棋》，真叫他一语成谶。
先生曾经亲自对我说过：“我最喜欢卢梭的《忏悔录》。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卢梭一个人敢于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件一件坦然无余地忏悔出来，并且告诉世人。这样的人才值得敬仰。”
多少年后，我看到了他深藏在箱底的宏篇巨制——《天国梦》的开篇部分。《天国梦》是反映1966年“文革”期间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故事。开篇就写道：“那列开往北京的列车，真是吓人，弧形滑溜的车厢顶上，竟和聚了蝗虫那样踞满了人。细看，是些清一色的半大小伙子和稀嫩可餐的年轻姑娘，多疼人哪！要是过隧道被搡下来，或是一个打盹儿被晃下来，那可就麻烦大了。可他们像有神经病似的满不在乎，还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忽然又可着嗓子大声唱那支非常流行的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了一遍不过瘾再唱一遍，又唱一遍，越唱声音越大，身子往上一蹿一蹿，后来竟成了喊叫，有的竟转了嗓。唉！大家这样坚定地下了决心，这样坚定地不怕牺牲，就是神仙也没法治了……”这就是《天国梦》开篇第一节的描写……
从作者那笔调，那口吻，那些个比喻，那老辣的文风一上眼就看出来，这是郝湘榛先生的大手笔。我知道，这是作者思考谋划运筹了多年的结果。作者慢慢展开画面娓娓而叙，侃侃而谈，写了三四万字之后就突然停下，没了下文！故事还没讲完就戛然而止。先生没有说明这件事情的原委，也从未向我提起过，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
倘若先生一鼓作气，一路写下来，很可能就是一部浩浩荡荡几十万言的宏篇巨制也未可知。很可惜，《天国梦》没有写完，最终成了天国梦。我猜测可能与先生之后某些思想变化有关联。很遗憾，《天国梦》没有成型。
病床上仍然惦记写作
人生的不幸，来自天灾或人祸，常常骤然而生，陡然而至，不可抗拒，终成灭顶之灾。
易经上说，阴盛阳衰，阴至极兮阳气生：阳盛阴衰，阳至极兮阴气生。正当郝湘榛先生春风得意马蹄疾，准备放手大干书写春秋的时候，文艺界的阴暗角落里却骤然泛滥起一股“创作自由”的歪风。上级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毕竟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是逐步开放的。这场运动不久也就过去了，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深深地触动了先生已经受伤的心灵。先生还是沉默了。我记得那些苦闷的岁月来临的时候，先生总是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街巷里、阡陌间和河边的小路上；孤独地坐在屋子里抽烟喝酒，弄得那间不大的房间整天烟昂昂的，容不下人。我深知先生内心之苦痛，常常和家人规劝先生：“把烟戒了吧！”先生只是一脸苦笑，一声叹息，一副无奈，一阵惆怅。
人世间的事情常常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先生内心苦闷郁结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1986年的正月十四下午，郝湘榛的大女儿、女婿、外甥一家三口来县城看望先生时不幸遭遇车祸，全部遇难。一日之间失去三位亲人，全家人都被这塌天大祸打懵了。儿女是至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可以想象先生当时是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打击！
先生过后曾老泪纵横地告诉我：“这是继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之后的第三次伤害，这是厄运对人生的打击。”郝湘榛先生的身心从此走下坡路了。精神疲惫，一脸倦意，缺少了以往那种叱诧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气，先生半年之内似乎颓然老了几十岁。
2003年秋天，奋斗了一生，从不曾进过医院的郝湘榛先生不幸染病，不得不住进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诊，先生是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肾病、肝癌晚期等综合病症。在延时就医期间，我和潍坊市文联副主席王汝凯等临朐籍朋友多次探望，常常为苦于无能为力救治先生而徒增伤悲。师友在危难之际，眼巴巴看着想说而不能语，相望而不能相救，情何以堪！
先生躺在病床上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现在，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形势大好，连农民种地都不缴税了，国家都给补贴了！这是任何朝代都没有的好政府啊，好机会啊！文化也要繁荣，也要跟上。你们可要写啊！写啊！别荒废了宝贵的时光啊……”先生临危之际深知时光之宝贵，他终究没有叙说自己的病情，即便沉浸在病痛之中也只字未提，反倒更加令人心酸。先生自始至终也没有丝毫的颓废情绪，却一再嘱咐我们：“写啊！写啊……”这就是郝先生的临终嘱咐。催人奋进的临终嘱咐。
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生之死虽无泰山之重，绝非鸿毛之轻。先生是一位气宇轩昂，高高直立在人间堂堂正正的硬汉，虽然才高八斗，却是命比纸薄的人。先生倒下去，令人心碎。
如今先生仙逝十几年了。我和王汝凯都没有辜负先生的临终嘱咐和最后的深切期望，一直都继续写作。今年我完成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沙滩》。以此敬献在先生灵前，告慰郝湘榛先生的谆谆教导和殷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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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
老师郝湘榛先生辞世谢容，我参加追悼会送别，止不住泪如雨下，特写诗以悼念。
黑帽黑鞋黑裤黑氅衣，
黑色的眼镜也亦剥离。
黑黑的脸盘已经沉寂，
零乱的头发梳洗整齐。
一生都不修边幅，
今日却被刻意修饰;
很少衣衫整齐，
此刻却穿戴整齐；
很少休闲自在，
今日却静卧在鲜花丛里。
很少不睁眼观察尘世，
今日却二目阖闭。
很少不发表高谈阔论，
今日却双唇拢起。
很少不奋笔疾书，
今日却休闲在这里。
即将驾鹤西行，
即将攀上云梯，
即将乘风归去，
从此撒手人寰，
远离这喧嚣的尘世。
从此，听不见那愤世嫉俗的呐喊，
那呐喊，喊出了《方向》《半边天》。
从此，没有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忧思，
那忧思，使人想起了《人之初》《鼠人》。
门前的瓜棚架下，
从此，没有了阔论畅谈；
寻常巷陌里，
从此，没有了低语豪言；
文朋诗友群里，
从此，没有了您的笑容；
老家的庭院里，
从此，没有了您的身影；
只有沉寂，只有静谧，
只有远逝的梦境……
只有静静地平躺在那里的驱体。
只有一袭薄薄的缁衣，缁衣。
一个人苦难的生涯永远结束了。
一介贫寒文懦的身影远去了；
一团播撒春雨的乌云飘逝了。
一支书写春秋的如椽巨笔休歇了。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刊登于2016年12月4日《潍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