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摸顶的光
祝红蕾
一、摸顶的记忆
1989年一个夏日，周士军老师带我见到了郝湘臻先生。
在文联小院听完课后，郝湘臻先生留饭。那是我在临朐县城吃的第一顿饭，大约有七八个人，多是乡镇上来听课的文学青年。郝先生开了白酒，每人斟上一盅。挽着髻穿蓝黑大襟褂的师母颠着小脚为大家倒水添饭，饭后又切了黄色的小香瓜端上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香瓜，它不同于甜瓜的汁水泛滥，也不同于面瓜的口感绵软，一口咬上去，甘美甜蜜的世界打开了一个洞。那金色的月牙一样的一瓣瓜，成了我记忆里永不褪色的黄月光。
席间，郝先生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我一一回答，他摸了摸我的头顶，说，先好好学习，打好基础。
我懵懂地点点头，那时并不懂得其间深意。
周士军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已经在《海鸥》（《青岛文学》的前身）等杂志上发表了若干小说，是正当时的文坛俊秀。他身材高大，背微微前倾，经常在语文课上声情并茂地给我们朗读经典文章。有时候读着读着，眼眶就湿润了。几乎每个周五下午的作文课，我的作文都会被读到，这大大激励了我的写作动力。周老师将一篇题为《春雪》的作文，推荐到《海浮文苑》，发在了一版倒头条，还写了评论。后来又推荐我发了一篇题为《四奎》的小说。对一个初中生来讲，这是多么巨大的鼓励。在听课之余，我断续听到郝湘臻先生低声说，好苗子，要多扶扶；又间或高声道，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啊，这东西可了不得！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文学本身！！说到激动处，他表情激越，挥舞着手，如入无人之境，又仿佛在指挥看不见的千军万马。
只可惜那时并不懂事，没能记下先生那些写作最本质的真知灼见。
也不懂周老师为什么读着文章就流泪了，也不懂郝先生为什么那样地就容易激动起来。
他清瘦黧黑的面孔，浓黑的眉毛，喝茶的杯子里有着厚厚的茶山，当然那茶也是浓酽的，仿佛是药，而不是茶。右手手指因为时常拿烟，有些焦黄。不谈文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黑而沉默且严厉的老头，一谈到文学，仿佛一团火焰跳进了煤炭，立即变成了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又仿佛一块块天外陨石掉进了一眼黑井，灵感的浪花激荡，妙语如珠四溅。
后来我到青州读书，有幸参加每月的文学聚会，也认识了孙贵颂、杨如雪、史鑫等文学师友，加入了青州市首届文学联合会。那些聚会是多么的现代和时尚，我第一次见识了舞会、咖啡、吉他、唱片机、电脑、打印机，当然最核心的是文学，散文、小说和诗歌，还有美术老师讲油画、音乐老师讲交响乐。那些文学聚会哺育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当谈到拜师请教，几乎众口一词地都提到了郝湘臻先生。
“郝湘臻先生才是大家，我们都只能做他的学生。”
我再度去拜访郝湘臻先生的时候，已是1997年。那时我喜欢上了张爱玲，沉迷于华丽词句与时尚感觉。
郝先生已搬去铁道旁建筑设计院内的一处平房居住。其时正是冬天，火炉子上旧水壶里咕嘟咕嘟炖着热水，杯子里泡着浓茶，房间里烟雾缭绕，郝先生越发黑瘦，深切的咳嗽也在隐没的烟雾里时断时续。他话并不多，也不复往日的精神，问了我一些写作的情况。那时虽得意于遣词造句的雕虫小技，但是并无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在那严厉目光下和铿锵不绝的咳嗽声中，只觉得坐立不安。
那是怎样寒素的一个房间，几件最简陋的家具，和一个老农家的摆设并无不同。一个黑铁烧火炉将灭未灭的燃烧着，估计是不舍得煤炭。和原来去的文联小院——那个众人环绕言笑宴宴的场景是多么相去甚远。出得门来，寒风萧瑟，梧桐树的叶子啪嗒啪嗒地跌落到地上，阳光疏淡照着满地滚动的梧桐叶子，寒风一吹就更凄凉了。
站在大街上，我恍恍惚惚，只觉得委屈难过，怎么会是这样窘迫的光景。曾经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国家一级作家、《半边天》词条的贡献者，这么孤独寂寞地度过晚境。我劝说道，咳嗽就不要抽烟了。师母叹口气，唉，说不听，还是要抽，要把命抽没了就舒索了。
再次去的时候，我按照郝先生的嘱咐，我将新写的一篇怀念童年小狗的文章交给他，满怀期待地坐在一旁等待他的夸赞。他立即打开稿纸阅读起来。读完，沉默了半晌，不置一词。我紧张起来，却不敢问他。他喝了一口浓茶，又抽起烟来，云雾吞吐间，叹口气，“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伤及了文章的气息……”一句话未完，汗水顺着我的脊背淌下来了。
我带去的止咳药，他连看也没看一眼，想来是极度失望了。时隔多年我还记得其时那种由自得到失落，再到紧张，乃至看到自己水落石出的浅薄和鄙俗，双耳燥热，羞愧难当。
一切都躲不过郝先生锐利如剑的眼睛。他的犀利足以戳穿所有的肤浅、招摇和大而无当，直击事物本质。没有直面真实的力量，就不足和文学把酒言欢。
那个时候的自己内心单薄脆弱，不想面对苦难和煎熬。喜欢繁华热闹，喜欢人生得意须尽欢，偏好现代时尚的事物，也并不想“直面惨淡的人生”，与真正的写作也就渐行渐远。
2003年的一个夜晚，在一场噩梦中惊醒，惊悸中犹记得躺到床上后，死神下令关掉了灯，困顿绝望感久久不散，无法入眠。
2020年隔离家中，热闹的潮水退去，我也一点一点梳理内心的秩序，缝补那些千疮百孔的破洞。读到《西游记》中，唐僧上得无底摆渡船后，见上游漂过一个尸首，大惊失色。行者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那么站在摆渡船上的到底是谁？看到这里，不由悚然惊动，想起那个梦，重新思考写作于我的意义。
2022年我到北师大学习。学校女生远多于男生，和它的前身——成立于1908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很有关系，鲁迅在此任教并写下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鲁迅雕像前经常摆满鲜花，时有年轻的学子拍照留念。站在姹紫嫣红的芍药丛中，我想起了寂寞的郝湘臻先生，百感交集，那个有着鲁迅那样凛冽表情刚硬骨头的黑瘦老头，被誉为临朐文坛“祖师爷”、临朐文学老墩头的老头，到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他？
二、一个作家和他的时代
和郝湘臻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将借他的《我是猫》送还。当时他身体已很虚弱，精气神也明显地不如以前了。却依旧问我有没有写新作品，我支支吾吾。他皱着眉头说，要写，要写啊。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诀别。
2016年清明，周士军、张克奇、李芳等一众文学师友，还有郝老的女婿张爱良等一并去郝老坟前祭奠。纸草焚烧如黑蝴蝶，白酒奠到碑前——是之前郝老不曾喝过的好酒。他这一生，抽劣质烟，喝地瓜干酒，不多的钱全扔到和文学相关的事情上了。看那荒草和野地，想起那黑脸上的笑，那铁一样的孤独和沉默，不由都落下泪来。默立中忽然见一只大鸟长空悲鸣着穿越高空，一径往南飞去。
到郝老家里，师母面目慈祥，目光温和澄澈，仿佛从来没有经历那些人间磨折。只是长久地握着我们的手，一个劲握着，看着我们的脸，半天都不曾把视线挪开。
她一定是想在我们——这些郝老喜欢的、寄托了厚望的人脸上，看到郝老的影子。
生于1929年的郝老，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十年动乱、改革开放，他的一生浓缩半部新中国发展史。
1953年，年仅24岁的郝湘榛发表了反映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处女作《王家湾》，1955年又连续发表了《一个家庭的变化》、《方向》两部中篇小说，在山东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正是一个写作者祖意气风发的岁月。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郝老被打成右派，十年浩劫蹲牛棚坐板房，人间冷暖都让他尝了一个遍。最郁闷的日子，他把自己关在屋子，一个人摆好棋盘，跟自己对弈。
我常想，是什么支撑他走过了那些黑暗无边透心凉的岁月？
或许还是手中的笔。他从未停止阅读和思考，在最孤寂的日子里，他依然在写写画画。想要用一支秃笔，向人间正道讨个说法。
1972年郝湘臻先生创作了数来宝剧《半边天》，因贴近生活朗朗上口而深受群众喜爱，一针见血地对影响农村发展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剖析，“眼睛里堵着块半头砖，老是看不见半边天”。当时女性参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风潮，陈旧思想导致的“男女同工不同酬”成为阻碍发展的绊脚石。幽默风趣活泼上口的数来宝改为戏剧小品后，一发不可收，“搬掉眼里的半头砖，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唱词更是暗合了时代的发展心声。在女性文学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回看《半边天》，郝老在那个年代对女性力量的认同和尊重，比如今的觉醒者早了整整五十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认知，在那个许多女人还在裹小脚、被称作“家里的”年代！
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为一切弱小发声，而不是站在“小我”的恩怨上，发泄一己之私一己之恨。恨到极处他也痛骂，失望到顶，他也怨怼。但是说完骂完，拿起笔，又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作家。那些人世间的不堪和屈辱，仿佛水过地皮湿一样，不曾沾染他的创作“金缕衣”。他重新抖擞精神，笔下又投入进百倍的热情，仿佛立在云端看到人间苦难，虽恨铁不成钢，但总觉得可恨之人皆有悲悯可叹之处。
所有的苦闷与痛苦，他都用烟酒、用肉身的苦痛来抵挡，而保持笔端的纯粹、端正和宽阔。他是真爱写作，真正敬畏着手中的一支笔。他是真爱这人间，哪怕磨难接连不断。
好作家内心定有侠义在。世界坍塌，但是内心稳定自成秩序，也对自然万物和人事更迭极为敏感。
1973年，由山东省吕剧团改编排演的吕剧《半边天》，由团长郎咸芬带队到临朐举行专场首演。
1974年，吕剧《半边天》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影片，在全国放映，风头一时无两。《半边天》成为提高妇女地位、尊重妇女形象、解放妇女劳动生产力的专用名词。“半边天”作为专用名词首次被编进《现代汉语大辞典》，后来成为妇女们的代名词。
快板剧《半边天》从诞生到成功，见证着临朐小戏的创作历程。在它的影响下，临朐小戏创作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叫响了山东，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是临朐文学创作史上的一次高峰亮相，也成为临朐小戏之乡的“开门红”。
《借媳妇》《陈毅打麦场》《三个女人一台戏》《山妮告状》等一大批庄户小戏唱遍了村郭山乡，临朐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戏之乡。
优秀的作家总是能捕捉到时代的先声，并且最快地做出回应。如同在一片混沌中最先看到天边还被覆盖着的星辰微光，在无边的静寂中最早听到天籁之声，在寒冬中就敏锐感知到新芽迸发的脉动。
郝湘臻先生正是这样的人。1978年改革开放的讯息如春雷传遍了全国，郝湘臻先生仿佛最早听到了鼓声，迅速写出了呼唤“人之初性本善”的短篇小说《人之初》，发表在《山东文学》，《小说月报》转载了这篇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
他的小说语言简练，常有短句，间有土话俚语，行文泼辣利落，节奏疏朗有致，极具叙述魅力。他敏锐地洞察到骨肉的分离、人心的离散，是时代和家庭最大的悲剧，仁义良善终究是人心所向，秩序所归。批判精神与重建意图兼具的《人之初》被评为《山东文学》优秀作品一等奖。
一年之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作品：《腰杆儿》、《煮不烂换虾酱》、《借猪的故事》等。小说《腰杆儿》再次荣获山东文学创作奖。
冤案也得到了平反，年过五旬的郝老迎来了人生第二个创作盛期。
1992年，郝老的小说集《人之初》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5篇小说，展示了他文学艺术的追求和成就。
他看到了新世纪的变化，社会快速发展映照出了人心的膨胀，“他无力安在堰墙上，石头掉下来了，就这样，他两手还照常举着，手上沾着泥土，嘴里含着泥土。他走了。东方太阳露出了头。伸着两手的苏大忠，就这样空着两手走了。他想捞取什么，可什么也没捞到。他手上和嘴里都带着泥土，他走时是一个土人。”这是一个贪婪者的下场，郝老早在2002年发表在《大家》第四期的《鼠人》，多么像一个神奇的预言！
十年之后国家八项规定出台，十一年后提出了光盘行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人，毕竟不能像老鼠那样活着。
最为惋惜的是他2003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国梦》未能完成。
就像郝老一直在对写作者讲的，要写啊，写啊。
他的一生就是写作的一生，适逢其时写，遭遇困厄时写，一息尚存，就写下去。
三、他的孩子们
郝湘臻先生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全部务农。但他很少管他们，并且动不动叱之为“不成器”。他口中的不成器，就是不热爱文学，不愿意写东西。他对待自己的孩子很薄，从不愿意为他们找工作，求人找关系，冷着一张脸，说，要凭自己本事吃饭。
他更偏爱的是另一群孩子，那些遍布在全县各个乡镇的文学青年们。那些热爱文学被伺候土地的老人叱为不务正业的青年，才是郝湘臻先生的心头爱。他看到他们就乐呵，好吃的好喝的，都统统拿出来填补了那些永远饥肠咕噜的心灵和肚皮。
周士军老师是他的得意门生，我是周老师的学生，论辈分，我应该叫他师爷，但是因为他的厚爱，我竟然成为周老师的同门，分享着他甚于自家孩子的“偏爱”。
据年长我的文学师友所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后，他仿佛枯木逢春，再次意气风发起来。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他当时在县城南关的小院里谈笑风生，热爱写作的文学青年纷纷聚拢来，参加独具一格的小院文学沙龙。一张小桌，一壶老茶，十几个马扎，大家围在梧桐树下，听郝湘臻先生聊文学，谈人生，每个人都摩拳擦掌，话越说越密，谈兴越来越浓，人越聚越多。那是一段多么闪光的日子，那些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逐渐成长为编剧、诗人、小说作家、影视作家，分散在各行各业，成为了文学创作主要的力量。
相邀对月共饮，促膝彻夜倾谈都是经常的事。谈天论地，谈人生；谈文学，谈戏剧创作、小说创作：谈论哲学、自然主义创作……每次相聚，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那些有幸参与的文学青年，说起那些聚会，眼睛都闪烁出惊人的明亮，那是多么深厚的馈赠，多么闪光的输送，滋养了不止一代人的心灵。
1982年前后，郝湘榛先生搬离了南关赵家胡同，随后宣传部每年组织举办以郝湘榛先生主讲的大型文艺创作讲习班。“要讲实话，讲真话。讲真善美，把文学创作最核心东西讲给大家听……”郝湘臻这样跟讲课的人说，他自己也这么讲：“为人要真诚，初心要善良。要写出好作品，首先要做个好人！……”
这一讲就讲了十多年，好多乡镇上慕名来听课的学生离家远，郝湘臻先生便留学生们吃饭。那时候日子都穷，他不多的工资几乎全部贴补了文学青年饥肠咕噜的肚子。
旦夕祸福难预料，1986年郝湘榛先生的大女儿一家四口来县城看望他时，不幸遭遇车祸，大女儿、女婿和外孙一家三口遇难，仅有一个不足四岁的外孙女幸存。一天送走了三个至亲的人，这致命的打击，让郝老一夜之间白了头，半年之后身体精神越发颓唐下坡。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他一个人在街上、在河边，孤独行走着，枯坐在屋子里抽烟喝酒，房间里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而他就在那烟雾里坐着，半天没有一句话。
只有当写作者到了家里，他的脸上才阴云转晴，谈起文学，谈起写作，两眼放光，浑身有劲，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当我在文联小院第一次见到郝老的时候，他已经历经被打成右派、牛棚班房、白发人送黑发人等磨难，仅其中一项就足以击垮人的斗志。他把一杯杯苦酒默默饮下，无话可说的时候，烟吸得更凶了，仿佛要用那劣质的烟火，将内心翻腾的苦痛压下去。
他把写作和培养学生当成了人生的寄托，只有这两样，可以让他沉浸其中，乐以忘忧。
他是一个洞察了人生况味的先行者，极力地要把人推到那温暖光亮的地方去。仿佛一个老农对着年轻的后生说，挖啊，挖啊，下面有煤，挖下去，下面有火，有光。
他个性耿直坚硬，不弄玄虚，即使几百字也要写人心、写人性，写人在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况，他对文学品质的坚守和热爱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地步。他以舌舔火焰，也以肉身磨刀，间或有刺啦火星闪烁，那是刀刃与硬骨头的摩擦声。
岁月让我明白，写作不是舞文弄棒，不是绣花描红，更不是吟风弄月，而是刀口舔蜜，油锅取栗。是明知道刀口，明知道油锅，还要伸出舌头，伸出手，最后甚至把整个身家性命都扔进油锅的煎熬中去。
这是大勇敢，大果决。我懂得了人生况味，明白了郝老的激动和痛彻。
2003年10月11日，郝湘臻先生带着半部未完成的《天国梦》，带着无穷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写到这里，我突然惊悟到2003年那个关于死神的梦境。隔着20年，犹记得死神下令关灯后，世界顷刻陷入无边的黑暗，醒来后惊怖恸哭不止，只以为自己死去了。那是冥冥之中郝老给我的信息吗？当时竟然不懂。想到这里，锥心之痛，不能自已。
若干年后，学生们都记得他那长长的黑国字脸，黑框眼镜，黑黑的眉，眼圈也常常是黑的，还有黑色的衣服和布鞋，整个人又严厉，看上去仿佛一块黑色的生煤炭，发出冷冽的光。但他的心又是极软极热的，看不得他人受痛楚，只默默地把苦一个人扛下来，吞下去。
可以想见，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披衣而坐，在纸上，在他心中的莽原头拱地，肩抗犁，既劳苦孤独，又乐在其中。端起茶杯喝一口浓茶，点上一支烟。又是一个夜晚过去了。
如一块煤炭，在深深的地下经历了重重高压，却只是缄默着，不说苦痛，不提磨难，只是在最需要处才发出耀眼的火光，于无声处发出震耳发聩的燃烧声。
这火光，这声音，却具备了穿透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这火光这声音在说，写啊，写啊。向深处挖，向无穷处探索。
一个写作者的使命是什么？
牛要耕地，鸡要打鸣，写作者要拿起手中的笔。
关于写作，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我只听到那个恳切的声音在黑夜里说，写啊，写啊。
写下时间，写下历史，写下阳光，写下风雨，写下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惊天动地又悄无声息的事。
那摸顶的暖和光依然在，我终于可以说，郝老，您放心吧，我在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