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之歌 【小说】
郭建华
Ｗ省原副省长徐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读着这篇讣告，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另外一个人。他叫丁大安，跟徐源同年同月生，同一天参加革命。他默默地战斗了一生，又默默地死去，长眠于荒坡上的黄土堆下。十几年来，每当看到报上登出什么讣告，我心里总隐隐地为他不平：应当为他补一篇讣告，立一块石碑。可是，这讣告往哪儿发呢？这碑文又如何写呢？他仅仅是一个马夫，而且背了“逃兵”的罪名……
也罢，且把零乱的片断当作死者的挽歌吧。
一
第一次偶然相遇，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盛夏的午后，骄阳似火。在公社开完会，已经十二点。为了不给孩子们耽误下午第一节课，只好牺牲午休，忍受点儿皮肉之苦了。
登上好汉坡，二里路的上崖，我足足流了半桶汗。好在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等到下崖，便“享受”县委书记的待遇了：两腿放松，单手扶把，任车子沿着缓坡徐徐溜下，兜起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小风——坐小吉普也不过如此吧。
我正悠然坐在车子上，享受着习习凉风，蓦然一个惊险的镜头闯入眼帘：一辆满载石头的马车停在路中央。车辕下躺着一个人，两腿拦在车轮下，脑袋歪在马蹄边。“啊呀！”我猛地刹了闸，把车子一扔，跑了过去。这可怎么办？我从没跟牲口打过交道，万一帮了倒忙，只要牲口向前挪动半步，不是马蹄踏碎脑袋，就是车轮将他两腿轧断。环顾周围，四野茫茫，不见一个人影儿。这儿不是大公路，又正在午后热浪头上，等一个人谈何容易！再看看那车马，只见两匹牲口正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撑持着几吨重的压力，用它们的生命保护着自己的主人。尤其是那驾辕的独眼老白马，两耳直竖，四蹄蹬地，简直就是四根木桩，牢牢地插进地。后鞧杀进臀部厚实的肌肉里，眼看就要绷断。
有这样两匹忠诚的牲口，我心里稍稍镇静了些。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闯一闯了。便俯下身子，猛地将那人抱起，躬身从车辕下钻出来，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把他安置在路旁一棵小杨树花花点点的树荫下，才发现车把式嘴角淌着白沫，浑身不断抽搐。估计不是中暑便是羊角风。于是，便给他屈腿弯胳膊，用拇指掐他的人中……
车把式终于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看看我，拉着我的手说：“同志，多亏了你……”
“好些了吧？”我问他，“好险哪！”
“没事儿。羊角风，老毛病了。一犯起来怪吓人，过去那一阵儿就好了……”他抱歉地朝我笑笑，“麻烦你了，同志，你贵姓？”
“我姓廉，教书的。你呢？”
“我是芳林寨的，叫丁大安。往后从村里走，家里坐去！”
“有羊角风这毛病，赶车可是挺危险的呀！”我说。
“没事儿。”他又淡淡地一笑，”这牲口忠诚。别看这老白马模样儿平常，可就是听话。我坐在车上，只要往车辕下扔一样东西，哪怕是一只鞋，一个烟巴儿，它‘咯噔’一下就刹住，不许多走半步的。只要我不赶它，它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纹丝儿不动，谁也撵不动它……”
抬头看看那老白马，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两条吃重最大的后腿根在不停地发抖。但仍然昂首挺立，气宇轩昂，灼灼烈日下，像一尊雕塑。
“同志，扶我一把。”车把式不安地请求道。
“你……”
“牲口吃不消，让它们歇会儿……”
“那……你歇着，我替你赶下去。”
“除了我，谁也赶不动。麻烦你了……”
我搀着他，慢慢踱到路当中。车把式从我手中接过鞭子，只轻轻一挑，喊一声“驾”，那独眼老白马便如释重负般地吁一口气，款款地迈动了四蹄……
一下好汉崖，路旁便有一棵大柳树，稠枝密叶，绿荫如盖，正是过路人歇脚的理想所在。丁大安将车搭在路边，邀我道：“再歇会儿吧？”语气极恳切。
我看看表，赶路还来得及，而且对他的身体总不大放心，便把车子往树干上一靠，拣一块干燥洁净的地面，坐了下来。
直到这时，我才有了打量这位颇有些传奇色彩的车把式的闲情逸致。他身量不大，瘦巴巴的，骨架里显得很精干，很结实，像一般庄稼人一样，赤着上身，皮肉晒成紫红色。身上除了那双用旧车胎自制的破凉鞋，就是那件大裆裤子。裤管刚刚没过膝盖，长不长，短不短，黑不黑，白不白。头发蓬乱，灰白间杂，像一个倒扣的山雀子窝。看去有六十岁模样。庄稼人老相，长年在外面闯荡的车把式更显老，实际年龄也不过五十出头儿。
“老丁，你把牲口训练到这个程度，可真不简单哪！”我赞叹道。
“哪里，”他谦逊地笑笑，“庄户牲口性儿绵软，比起军马，可好办得多了……”
“你参过军？”
“嗯。给师长当了十几年马夫。”
“哪年回来的呢？”
“咱们这儿解放的第二年……”
“这么说，你是老革命了？”
“什么老革命？不就是个马夫嘛。哈哈……”
“回来以后，上级也没安排？”
“安排了。给我分了房子，分了地。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大伙儿又选我当社长。我说，我不是当官儿的料，干不了。要是想当官儿，我就不回来了。我当了十几年马夫，喂马驯马，给牲口治点小病小灾的还算内行。如果大伙用我，我就再给大伙儿当马夫吧！就这样，我当上了社里的饲养员。
“我们村上还有个复员军人，叫陈福。他在部队上赶过大车，就自告奋勇当了车把式。我跟他说，咱们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受的教育多，大伙儿信得着，咱就得尽心尽力地干哪。这车马就是社里的半个家，担子重啊！他表面上不反驳我，背地里只想把车马当成自己的摇钱树。给自己拉东西，给亲戚朋友出车，恨不得一趟拉一座山，牲口死活他才不管哩！
“那一次，他借着给队里拉化肥的名义，给亲成家拉了一天石头。晚上喝多了酒，回来的路上，摔倒在车辕下。幸亏是空车，他捡回一条命，让车轮子压碎一个小脚趾。他这下倒像有了功，说这是工伤，要队里给他包着药费不说，每年还要一千工分补贴，说是残废金。不给，他就要扔鞭子。这不是明明的讹诈吗？我看不过去，当着大队、小队的干部，跟他辩了几句。他丢了理，把眼一瞪，说：‘有本事你赶！’他是欺负我有病。我心里话：你看错了秤！这几头庄户牲口，到了我手里，还不是块泥巴，要捏啥样捏啥样吗？我弯腰拾起鞭子，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他一看挟不住我，慌了；又托人说情，偷偷摸摸地跟我赔礼道歉，央我把鞭子交出来。我才不干哩！就这样，我赌着这口气，当上了车把式。说起来，凶险也遭过几次……”
我兴致盎然，正期待着他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偶尔瞥一眼腕上的表：糟糕！十里路程，只剩下半个小时了。于是，我不得不请他多休息一会儿，道个“失陪”，匆匆骑上车子……
二
再一次见到丁大安，是我调到芳林寨小学以后的事了。
芳林寨是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前那条柳叶河尤其可爱。河不宽，但一年四季总有潺潺不断的流水，而且总是那么清澈。河上有一座滚水桥，其实只是一条沙坝，两头高，中间洼，河水便从桥中间缓缓地流过。河水在低洼处转个弯儿，挂个拐儿，便留下一汪一汪的水湾子，养育了密密的柳林，亭亭玉立的莲藕，地毯一样的水草滩和繁花似雪的芦苇丛。
那天我骑车从滚水桥走过，正遇上丁大安放牧归来。他手里牵着一头骨架还没长够的青骡子，后边跟着几头大黄牛。身上背着一大捆河草，河水还滴滴答答地淋个不停。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还是那件黑不溜秋的大裆裤，还是那双自制的破凉鞋，不过，人可是明显地看出老来了。才不过三五年哪！庄稼人，日月总是艰难些。
“老丁！放牲口了？”我招呼道。
他站下了，抬起头，端详我一阵，“哎呀”了一声：“看我，这眼也不中用了。廉老师！听说你来了好几天了？”
“是呀。这几天忙着准备开学，也没得空儿去看你。”我说。
他告诉我，他又干起饲养员的老行当来了，并邀我有空到饲养室去坐。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上午的全体教师会上，公社分管文教的肖书记特别强调，各学校一定要上好新学期的第一课——普遍地对学生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一路上我搜肠刮肚，总没有想出万全之策。见到老丁，心头一亮，茅塞顿开：他是一位老革命，请他给学生讲一讲自己的战斗经历，岂不是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吗？
几头老黄牛显然已经不耐烦，相跟着径自走了。灰骡子也不安分起来，只是碍着缰绳在主人手里，不得自由，便伸过嘴巴，乱撕乱啃主人背上的水草。
“咱们走吧！”我提议说。我们并肩走着。走了几步，丁大安忽然收住脚步，弯腰到地上捡什么东西。因为背上压着一个湿漉漉的草堆，手里又牵着不安分的骡子，他弯起腰来，便显得十分吃力。我以为他丢了什么物件，赶紧帮他寻找，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时，他已经将背上的草堆在路旁一个树墩上放下，紧步向前追去。我这才发现，他的猎物原是一团黑乎乎的旧棉絮。那棉团儿被风催着，在地上身不由己地滚着，沾满了柴屑草刺。丁大安一把将棉团儿抓住，信手往腰间一塞。原来他腰带上挂着个破网兜儿，旧棉团儿、破布条儿、废纸条儿，应有尽有。
他大概发现了我对他的注意，便说：“日子紧巴，就得手脚勤快点儿。别看不起眼儿，积少成多，也能换几分钱……”
庄稼人的晚饭总是晚。不管天有多么长，不到上灯时分不开饭，生怕老天爷赐给的那点光阴浪费在吃饭、睡觉上。
我吃过晚饭，太阳还有一竿子高。我知道丁大安还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便信步往饲养室走去。
丁大安正坐在饲养室门前的大槐树下喝茶。身旁是晾水的大石槽。厚厚的槽沿上，放着一只没了把儿的茶碗，一个大搪瓷茶缸，口上盖块缺角少棱的玻璃片。
“来，廉老师，先喝碗茶。刚泡上，才头一碗呢！”丁大安热情地招呼着，一边把半截碌碡给我滚过来。看着那碗茶，我不禁暗暗打怵。当地庄稼人习惯的饮茶方式是，将那种叫作“干烘”的柴火棒似的劣等茶叶塞上半壶，开水冲过，久久地焖，直焖得像烟袋油子一样稠，然后倒出来，一气喝完，再不冲水。那味道又酸、又苦、又涩，很像中药汤。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便说：“茶碗里不是灰，是茶锈……”
嫌脏，是最伤庄稼人感情的。盛情难却，我只得端起碗，轻轻地呷了一口。奇怪！这茶水竟不是那种老“干烘”的正味儿。有些涩，但不酸，苦味也不那么重，略略带着一点儿清味儿，可谓清苦。我不由得又喝了一口，细细品评。正待询问，老丁说话了：“廉老师，慢待你了。茶叶不多了，我捋上一把石榴叶。别见怪……”
“极好！比那老干烘还清气。”我一边夸赞，一边将那碗茶一口气喝下，又去倒第二碗。
“穷毛病，学上就改不掉了。”丁大安给我倒上茶，谦恭地说，“说起来，我这毛病还是跟师长学的呢。师长爱熬夜，看书写文件，一熬一个通宵，全靠酽茶撑着。我成把成把地往茶缸里塞茶叶，倒出来的茶水就是跟墨汁差不多。他一只手写着字，一只手端过去就喝，从没说过一次‘酽’。一开头儿，我冲他剩的茶根儿喝，都苦得直打哆嗦。后来，师长见我喝茶，就拉我跟他一块儿喝。一来二去，越喝胆子越大，再酽的茶也不怕了。一天不喝茶，浑身就乏力，不对劲儿。这不，连这茶缸还是师长送给我的呢。这茶缸里面我从来舍不得刷，那茶锈可厚啦。茶叶不凑手，冲半缸自来水，喝起来一样有茶叶味儿……”
正说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闯进来。白背心，短裤，浓眉方脸，七分英俊，三分威武。要不是丁大安介绍，我绝不会想到会是他的儿子。
“爹，我挖的药材卖了一元七角二，你捡的破烂儿卖了一元三角三，一共三元零五分，你点点。”小伙子把手里的一卷角票和钢镚儿递给父亲。
丁大安在他那粗大的食指和拇指上蘸了点唾沫，眯起昏花的老眼，细细地点了三遍，把脸一沉：“哄我哩！怎么少了五毛？”
小伙子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包：“给你买了五毛钱的茶叶！”
“买茶叶做啥？”丁大安吼道。
“你不是没茶叶喝了吗？”
“我有石榴树哩！唉，你呀！啥时候才知道过日子呀！”父亲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命令儿子，“快给你廉老师换上茶叶！”
儿子忙乱的当儿，丁大安走进他那间只有巴掌大一个小窗户的卧室，磨蹭了半天，找出一只破手套，站在屋门口，借着落日的余晖，将那一卷角票和几个钢镚儿装进去，捏索了好一阵，才重新走进屋里。这手套掖在梁头上或炕席下都未可知。庄稼人这种特有的藏钱方式，极简便又极不容易被发现。
“小伙子十几了？”我问道。
“十八。”
“该说媳妇了。”
小伙子一阵脸红。父亲接过话茬儿：“日子窄巴，连间像样儿的房子都没有。谁家姑娘肯嫁给咱？好日子是过起来的，不是等来的。钱就得一分一分地攒……”后面几句话，显然是说给儿子听的。
看看天色不早了，我便将自己的请求说了出来。丁大安显得很兴奋，很有些喜出望外的样子：“是呀，早该这么办。把过去打仗的事儿跟孩子们讲讲，叫他们知道过日子不容易，得好好儿念书，好好儿干活儿……不过，廉老师，我是个大老粗，没守着那么多人讲过话，怕讲不好。”
“不都是自己手底下的孩子吗？又不是外人。反正是你自己的经历，想起什么就讲什么，别拘束。孩子们一定爱听。”我鼓励他说。
“那我就试试看！”他慨然应允。
三
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丁大安就到学校来了。他兴致勃勃，焕然一新。 头发刚刚剃过，溜光，连胡子也刮过了，胡茬儿泛着青。还是那条大裆裤；但干净多了，显然刚刚洗过。最惹眼的是那件白布短袖衫子，还带着明显的叠皱，大概只有赶集上店、走亲访友才舍得穿。大热的天，他把纽扣儿全系得整整齐齐，甚至连脖钮儿都系上了，难免显得拘谨。
“老丁，大热天儿，这么整齐，不怕中暑哇？”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笑笑说：“这是要讲报告，不是下地干活儿，总得讲点军容风纪嘛！”说着，还是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解开了。
会场就设在院子里的大梧桐树下。几天不下雨，地面很干燥。孩子们全都席地而坐。我给老丁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泡上一壶酽茶。在我简短的开场白之后，老丁喝下一杯茶，开始讲了：“我丁大安三岁上死了爹，十岁上没了娘，就去给咱村大地主丁二虎当小长工。小长工是怎么回事儿？你们大概都不知道……”
于是，丁大安开始讲他的长工生涯。孩子们听得挺入神，我也感到很对路。这样一讲，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都有了，一举两得。
“那年，我吃够了地主的窝囊气，一狠心要去投奔八路军。那天夜里，宿在一个小店里。有一个河南人跟我睡一铺大炕。我看他跟我差不多年纪，就跟他拉起呱来。一问，他跟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大三天。又一问，他也是投奔八路军的。俺俩越拉越知心，最后干脆拜了干兄弟。他叫徐源，是学生出身，一到部队就让首长看上了。几年的工夫，从班长一直升到团长。人家真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啊！会看书读报，唱歌演戏，还能编快板儿哩！打起仗来，更是不含糊。那一年秋天，部队反‘扫荡’……”
孩子们全被那一连串紧张惊险、有声有色的战斗故事和徐源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征服了。一双双小眼睛瞪得溜圆，会场上鸦雀无声。
“廉老师让我讲讲自己的事儿。我有啥好讲的呢？咱没本事，在家里给丁二虎喂马。徐源当上连长以后，我就给他当了马夫；他升成营长，我跟他到营里；他升成团长，我又跟他到团里；等他升成师长以后，他不想用我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丁子头’……”
孩子们“轰”的一声笑了。
丁大安也孩子般天真地笑了，一边笑，一边说：“别笑！别笑！‘丁子头’是师长给我起的外号。这会儿要见了面，他一定还叫我‘丁子头’！”
“师长说：‘丁子头，给你一个营怎么样？你也该下去锻炼锻炼了，别老跟在我屁股后头！’我说：‘你看我像当官的料吗？我干不了！’过了半年，他又跟我商量：‘丁子头，给你一个连总可以吧？’我把眼一瞪：‘排长也不干！我就是当马夫的料。你要够了我，就把我放到连队去！’师长动了感情，说：‘丁子头，咱俩一块儿参军。你一直跟了我这么多年，还给我喂马。我心里不安哪！’我说，你不是常给战士作报告，说干革命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吗？我明明是块蜡烛头儿，你为啥偏偏拿我当汽灯呢？他没话说了……”
我正听得入神，有人从背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老袁。
“廉老师，你来！”老袁耳语道。
我跟他走进办公室。他随手把门闭上，问：“你怎么让老丁讲这个？”看情势，似乎有点儿严重。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肖书记布置的呀！’我忙解释道。
“我不是指的这个。”老袁说，“你不了解，丁大安的历史不太清楚。他怎么从部队回来的，什么证件也没有。公开给学生作报告，这是大事情。弄不好造成不良影响，咱们得负责……”老袁说到这里，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这事不怨你。我没有早给你介绍情况。社会是复杂的。你年轻，有些事情还不懂。往后，咱们多商量……”
“那……怎么办呢？”
“这事儿别声张，免得造成他的思想负担。你就告诉他，说让他先歇会儿。公社刚开完‘三秋’工作会，有关护秋的事儿我给学生讲讲。我讲完，就该放学了。”
我遵嘱将丁大安请下来，领到办公室，重新泡了茶。学生休息十分钟，重新集合起来以后，便由老袁上台，讲起“三秋”工作会议精神。
不知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老袁一讲起来就像捣粪似的翻来覆去，没完没了。我正愁如何能不露破绽地结束这个未完的报告，老丁自己早已坐不住了：“廉老师，到散坡的时辰了，我该回去接牲口、喂牲口了。改日再讲吧？”
我如释重负，暗暗吁了一口气，忙说：“耽误你一下午工夫。啥时能安排活动，再去请你。”
“客气啥哩！啥时用得着我，打发个孩子去叫就是。”说着，他匆匆走了。
晚饭没有吃好。丁大安的影子老在我眼前晃动。“历史不太清楚”，他讲的那些难道是假的吗？他讲得多么生动、逼真，感情又是多么真挚呀！那么，老袁的话难道有假？他是党支部书记，代表组织呀……
吃过晚饭，我把招待老丁剩下的那点茶叶重新包了，塞进口袋里，又踱到饲养室来。
因为天热，牲口全都拴在院子里的木桩上。丁大安正从石槽里提了晾过的清水，给刚刚吃饱的牲口饮水。我一进院门，他便招呼道：“廉老师，我讲得不好，孩子们没提什么意见吗？”
“讲得很生动。孩子们还没听够呢！哪天再去给我们讲一次。”
说话间，我们又在大石槽边就座。老丁给我倒一碗茶，说：“其实，热闹的都讲过了。往后，也没啥好讲的了……”
我一听，心里一怔，立刻敏感地猜测：后面，是否就是那“不太清楚”的地方？不然，他怎么说“没啥好讲的”呢？
于是，我便一边喝茶，一边拐弯抹角地问他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
他倒是出乎意料的坦率，一点儿也不吞吞吐吐，遮遮掩掩：“都怪我这该死的病。”他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回忆。
“那年我挂了花，一块弹皮飞进脑子里，住了半年野战医院。炮弹皮取出来了，伤口也好了，不想就留下了这病根儿。过江以后，有一次夜间行军，我突然晕倒，不省人事了。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了师部的地板上，军医和卫生员围着我，师长也守在身边。军医告诉我，说我得的是羊角风，恐怕是脑外伤留下的后遗症。我一听就犯了嘀咕。这病缠人哪！行军打仗，一犯了病，不光给首长误事，还得拖累别人。多一份牵累，就少一份胜利，不成啊！我对师长说，家乡解放了，我得回家种地去。师长一听就火了，没头没脸地把我好剋一顿，说我革命意志不坚决，半路想当逃兵。其实，师长倒是为我好。 师长的爱人，我那位大嫂子秦淑华给我透了实情。她对我说，全国胜利眼看到来了，你当了这么多年马夫，吃了这么多苦，师长怎么也不能白白放你回乡。最多一年半载，再坚持一下吧！胜利以后，你要是不愿干部队，就转到地方，安排个适当的工作……其实，我哪里是不想干部队呢？我家里没有一片瓦，没有一寸土，没有一个亲人。部队就是我的家，师长、同志们就是我的亲人。一想到要离开他们，我心里就火烧火燎的。后来又犯了一次病，是在一次紧张的战斗中。师长派人把我抬下了火线。为了掩护我，一个战友受了重伤。病好以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我知道明走是走不成的，就托人写了张纸条儿，趁师长不在的空儿，压在他的茶缸底下，偷偷地跑了……”
“后来，你也没写封信，让师长给你搞张证明吗？”我问。
“师长忙啊！这么点小事儿，不去打扰他。”他略一沉思，说，“唔，说起来，还真找过他一次。生活困难那年，我得了水肿病，腿肿得像瓦罐，上不来炕。孩子还小，饿得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上级照顾有困难的复退军人，每人每月供应二斤豆面粉。老袁把我的名字也给报上了。可是到发的时候，没了我的份儿。老袁来找我，说：‘公社武装部没有你的名单。你还是赶快写个信给你们师长，搞一张证明来吧！’我说：‘算哩！没有那二斤豆面，咬咬牙也能过得去。为这点小事，就别打扰师长了。他忙啊！’老袁说：‘不仅仅是二斤豆面的问题。’后来，他就以支部的名义给师长写了信。听说，一直没见回信。”
善良的人哪！你哪里知道，仅仅因为一纸证明，你在政治上已经蒙受了怎样的损失？
我劝告他：“还是搞一张证明好。这是个政治待遇问题。我可以替你写信……”
不料他摇着大手说：“算哩！算哩！别去打扰师长。想要大伙信得着，得自己给自己证明。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廉老师，你说是吧？”
这，无可辩驳。我点点头。但是……
四
终有一天，丁大安意识到，想要大伙儿信得着，仅仅自己给自己证明是不够的。
那是个星期天。几位教师都回家了。我用脸盆端了几件衣服，来到柳叶河边。远远地，我看见丁大安朝我走来。我想，他一定是向我报喜来了。他的儿子丁海林报名当兵，体检合格，被领兵的首长看上了，把小伙子乐得一蹦三个高。
“老丁，恭喜你呀！”
老丁的脸上并没有一点喜色。我心里不由得一愣。
“海林要参军去了，舍不得他走吗？”我试探着问。
“吹了。”老丁在我身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情绪沮丧极了，“我连累了孩子……”
我明白了，肯定是政审没有过关。
“孩子两顿没吃饭了，只知道哭。他委屈哇！这关他什么事呢？”
等我洗完衣服，老丁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带着浅绿色横线的纸（显然是从孩子用过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微微地颤抖着递到我的面前：“廉老师，求你给我写张证明……”
“唔？”我疑惑地看着他。
“我不是海林的亲爹。”
啊！原来是这样。
“当年，我从部队上回来，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要成家立业，眼看是很难了。过了一年，咱村的瘸老三得肺病死了，撇下一个寡妇，一个孩子。有人就出面撮合。我一琢磨，就这么凑合着过吧！点头应下了。谁知那寡妇早就染上了肺病。自从应下这门亲事，我就天天用小车推着她四处求医。家产变卖光了，她也撇下我们爷儿俩走了。我没跟她在一起过一天日子，也没领结婚登记证儿。海林的亲爹是瘸老三，穷了一辈子，没疤没麻儿。你把这些给我写明白了，让大队盖上章，我到公社找找看……”
我对这个方案不抱幻想。“不管怎么说，你总是海林的养父。这起码是重要的社会关系……”
老丁沉思半天，长吁一口气：“那，我就跟海林分家……我不能拖累了孩子。我得对得起他死去的爹娘……”说着，他的眼圈就红了。
“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赶紧写个信给徐源，让他证明你的身份。有了证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说。
“廉老师，都托付给你了，你就看着办吧！”
“好吧。”我沉重地点点头。这副担子不轻啊！
在我拿起笔，工工整整地在信笺上写下“徐源同志”四个字以后，我突然发现，此举未免荒唐。徐源接到信，能不能立即办理呢？即使当即就办，信件来往也得十天。听说马上就要定兵，人家能等你十天？
怎么办？能叫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心灰意冷吗？能叫善良质朴的老人希望落空吗？可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又有什么办法呢？
蓦地，我想到了老袁。他是支部书记，政审的第一手材料是由他来提供的。也许，他能有补救的办法。
我怀着一线希望，在大队办公室找到了老袁。他正在跟人下棋。我把他喊出来，在队部大院的僻静处，谈了我的想法。
“不好办。”老袁为难地摇摇头，“海林是个好青年，老丁勤恳老实，大队都知道。可是，老丁的政治情况，咱不能欺骗上级呀！生活困难那年，咱以支部的名义给徐源写过信，请他证明一下丁大安的身份。发的是挂号，不可能收不到，可直到今天没见回信。我估计，丁大安很可能回来得不明不白。徐源作为老上级，既不好为丁大安开脱，又不愿意给他增加压力，就采取了这回避政策。”
老袁点上一支烟，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大伙儿说也值得怀疑。生活困难那年，老丁得了水肿病，眼看就不行了。既然他跟徐源关系那么密切，他为什么不写信向徐源求援？而且从来没见徐源给老丁来过信。这不奇怪吗？不能光听他自己讲啊！社会是复杂的，咱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儿……”
支书以他意味深长的教诲，宣告了我那一线希望的破灭。我的心凉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起床，就有人敲我的窗户：“廉老师，还没起来吗？”
是丁大安。怎么向他交代呢？我的心一沉。
我开了门。不出所料，他第一句话便问：“廉老师，信写了吗？”
“信……昨晚……”我一时竟支吾不出来．
“咱不写了。”丁大安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
我惊疑地看着他。
“我琢磨了半夜，还是不写好。那年老袁不是给他写过信吗？他一直没回。师长忙啊！要是不忙，他还能不回信？他现在当了副省长，管着一个省的事，不像咱，就照看那么几头牲口。师长这人，干起工作来就着迷。那一次他熬夜熬大了，趴在办公桌上睡过去，打翻了煤油灯都不知道，把头发全烧焦了。咱别为这点小事打扰他。再说，信来信去，人家早定了兵。当不上兵，咱不会在家干活儿？你帮我好好劝劝海林……”
我点点头。我只能这样说：“好……”
五
一年以后，丁大安再一次敲响我的窗户。不过，不是在清晨，而是在夜晚，在深夜十二点之后。
夜深人静，敲打窗户的声音格外响，格外惊人。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在判定了呼叫的是丁大安的声音以后，披衣下床，给他开了门。
“师长被打成叛徒了。你知道吗？”他劈头便问。
“你怎么知道的？”
“海林告诉我，是收音机里说的。”
没有必要再瞒着他了。我找出当天的报纸，找到那个显赫的大标题《Ｗ省革命造反派一举揪出叛徒、走资派徐源》，读给他听。
“别念了，别念了！”读着读着，丁大安突然吼道，“全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那次突围，我们被敌人抓住，关在一所学校里。是徐源第一个攀上梁头，拆掉屋顶上的瓦，带我们越狱逃出去的。怎么说是敌人放出来的呢？简直是胡说八道！”
“廉老师，我是来问问你，到Ｗ省城，该怎么走法？”他这才说明了来意。
“怎么？你要……”
“我要去给师长当证人。我数算了半天，跟师长一块越狱的，活着的恐怕没有几个了。我不去作证谁去？”
“城市里这阵可是挺乱的。造反派掌权……”我诚心地劝告他。
“不管什么派掌权，他总得讲理。就是豁上这条老命，我也得把师长保出来，不能叫他背黑锅，坐黑屋子……”
我不能再劝阻了，便端起煤油灯，把他领到墙上的全国地图前，把去Ｗ省城的路线指给他看。
“你估摸得花多少钱呢？”在大体计算了乘汽车和火车的里程以后，他问。
“来回最少得一百元。”我说。
他从怀里摸出那只破手套，凑在灯下，将所有积蓄统统抠搜出来，摊到桌面上：“来，廉老师，帮我点点！”
这一堆积蓄，已经不仅仅是角票和钢镚儿，主体成了一卷一卷的一元、五元票，甚至硬铮铮的“大团结”了！
清点的结果，使丁大安欣慰地吁了一口气：“这下我就不犯愁了。”
“准备哪天动身？”我问他。
“回去收拾收拾，天亮就走，赶早班汽车进城。我恨不得今晚上就赶到那里呢！”
“我骑车子送你一截吧！”
“不。你还要上课。有海林呢。”他一边收拾起钞票，往破手套里塞着，“唔，海林也不用。让他替我照料着牲口。当兵的人，不愁出门走路……”
“到了那边，有什么困难，随时写信，打电报给我。”我说。
“好，好。耽误你睡觉了。你明天还要上课。睡吧！睡吧！”他伸开双手拦着我，不让我出来送他，然后使劲给我带上门，匆匆地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一早，我刚一开门，就被人撞个满怀。
一位女教师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向我报告：“廉老师，你快去看看，丁大安死了！”
“在哪里？”
“滚水桥上。”
我不顾一切地向柳叶河跑去。
桥头上围了一堆人。丁大安静静地躺在干净的沙板上。
目睹者告诉我，水面并没有没过丁大安的身子，书包还放在桥面上。看来，他是路过桥上，蹲下身子洗脸的时候犯了羊角风，脸朝下栽进水里给呛死的。我 相信这种分析。一夜的紧张、激动、劳累，促成了他的旧病复发。
海林早已哭成泪人。他用手绢沾着河水，轻轻地擦去养父脸上的泥沙，又把他被泥水弄湿的衣裤，细心地扯平。他从养父怀里掏出那只破手套，托在手里，久久地凝视着。那是他们的汗水、心血和希望，是养父一颗金子般的心哪……
数年之后，丁海林代替养父收下了一封挂号信。很大方的牛皮纸信封右下方印着“Ｗ省革命委员会”字样。信中写道：几十年来，忙于工作，对老战友照顾不周，乞请原谅。近年身体不佳，卧病在床，倍加思念战友。请老战友务必抽空来Ｗ省城一趟，聚首叙旧云云。署名：徐源。
儿子站在养父墓前，手捧信笺，虔诚地读了一遍，然后划一根火柴，将它烧化。
马夫丁大安的在天之灵如果见到这封信的话，我想一定会无限欣慰的……
（原载《胶东文学》１９８５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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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建华，男，山东昌乐人。曾任潍坊电视台专题文艺部主任、昌乐县文化局副局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青岛文学》《春风》《山东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报刊。多件作品获奖。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多部，及《郭建华文集》（全四卷），长篇小说《商圣吕不韦》。所编33集电视连续剧《庄户人是天》由中央电视台首播，并上线“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