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昌乐
——答山东卫视《电影传奇》
梁秋川
1.梁老先生是什么时间去的昌乐？去昌乐的原因是什么？在去昌乐之前做什么工作？工作成绩如何？
为了观众听着方便，我还是称家父为浩然先生吧。浩然先生是1960年4月8日随中苏友好协会的一支下放干部队伍，搭乘开往记不清是青岛还是烟台的火车，从北京来到山东省潍坊地区昌乐县。不知道别人下放劳动时的心情如何，浩然先生是几次申请，经领导批准后才去的，当然是高高兴兴、满心喜悦的。那个时候，浩然先生在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当编辑。他是1956年9月从《河北日报》调来的，最初在记者部当记者，后来记者部取消，便做了编辑。这样的变动，对别人也许是无所谓的，但是对浩然先生则是致命的：因为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热衷于文学创作，也就是小说创作，而且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而当了编辑，就等于把他关在了城市中的办公室里，断绝了他与农村生活的联系。这让浩然先生很别扭，同时也日渐感觉到生活素材的仓库在逐步地干涸。尽管浩然先生工作十分努力，当需要的时候加班加点，连周日都不休息来按时完成工作，而小说创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仍然遭到个别人的非议，特别是某些领导，想出种种理由企图让浩然先生断了小说创作的念头，甚至采取了在原则上肯定，在具体上否定的做法，为浩然先生设置了重重阻碍，最后还被扣上有“严重个人主义”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浩然先生十分苦闷，在文艺理论家、著名老作家巴人和一些同事朋友的建议和提醒下，浩然先生主动要求下放劳动，并申请了几次才最终得到批准。
2.梁老先生在昌乐住在哪个村子？有没有不适应？担任什么职务？带领乡亲们做了哪些事情？（具体到一两件就可以）梁老先生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事情？
浩然先生来到昌乐后，被分配到城关公社东村的下放干部小组。对农村浩然先生是熟悉的，没有什么不习惯、不适应的，最初唯一感到困难的，是语言的交流——昌乐这边的口音，让浩然先生听起来有些吃力，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语言。最初浩然先生来的时候，是负责下放干部小组的工作，同时也参与村子里的工作。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担任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任的党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书记，不是挂职锻炼，也并非有职无权，而是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全村四百多口人命运的大权，当时浩然年仅二十八岁。那个时候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浩然先生一方面带领社员群众抓紧农业和副业生产，进行自救，一方面精打细算，让社员既能吃饱肚子，又要使库房的粮食能够接续到新粮下来，庄稼将要成熟的时候，还要组织可靠的人员护秋，防止日益严重的偷盗风。在东村的那段时间里，最让浩然先生难以忘怀的，就是小麦上场前后的那些天。为了赶在下大雨前把小麦收割完，浩然先生和干部社员们拼了命，当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堆放在场院后，天降暴雨，随后变成了连阴雨，接着就是阴天，虽然雨已经不下了，但仍像随时都要再下一场。一天早上，浩然和几个队干部检查完麦垛，独自一人回到场房屋，一边看场，一边构思新小说。一个老农民来场院几次，每次都是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对浩然先生说，他担心麦垛漏雨了。浩然先生回答他说都检查过了，都苫得好好的，没有漏雨。老农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无奈，浩然先生只好随他又来到麦垛前，按照老农民的说法，把胳膊一直伸到了麦垛的深处。这时浩然先生才感到不妙，不仅觉得里面的麦穗发热，而且有些烫手；抓出一把，不仅湿淋淋的，而且变了颜色。看着手里的麦穗，浩然先生的脑袋轰轰地响，眼睛直冒火星，胸膛也突突地猛烈跳动。浩然先生立即组织社员和干部来到场院，对所有麦垛进行深入的检查，凡是漏雨的都拆开透风，没有漏雨的，又重复苫盖。经过东村社员干部的一场拼搏，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社员得到赖以生存的口粮，浩然先生自己也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从麦收开始，一直到交完公粮，这些亲身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促成了两年后长篇小说《艳阳天》的诞生。前几年，有些人曾说萧长春为了晾晒麦子，不使它们霉烂，而不让社员先去寻找他丢失了的唯一的儿子小石头，这一点特别不真实。而我，其实也不只是我，凡是知道当时那些粮食在老百姓心中分量的人，都会认为这一点恰恰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感人的。这一点，是那些久居城市、对农村毫不了解的人无法理解的。
3.梁老先生在昌乐如何写作？
浩然先生下放的时候，本来是决意停笔的，他要好好的参加劳动，好好的深入生活，感受生活，充实自己的素材仓库。但是昌乐县火热的生活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他有一种不吐不快，不得不倾诉的感觉。于是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创作。最为常见的就是利用夜间看场的时候，在场院当中，把粪筐扣过来，再上铺一条麻袋当桌子，把保险灯拧亮，一边驱赶着蚊虫，一边创作，条件可以说是十分艰苦的，而且经常一写就是大半夜。很多时候，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裤长褂，把袖口和裤脚用绳子拴住。为什么要在场院中间，不在场房屋里，那是因为场院中间风大，空气流通，蚊虫比较少。在昌乐以及后来回到北京，根据在昌乐的素材积累，浩然先生共创作了包括《送菜籽》、《车轮飞转》等等二三十篇短篇小说。
4.梁老先生在昌乐住了多久？从昌乐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回来之后做什么工作？
浩然先生从1960年4月8日来到昌乐，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总共八个多月，二百多个日日夜夜。本来下放劳动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中苏友好协会要解散，所以他们提前结束了下放劳动，在县城里做了几天总结后，于12月初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又接着做小组的总结。到了1961年1月，俄文《友好报》停刊。浩然先生调到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任副主任朱光（原任广州市市长）的秘书。对这个新工作，浩然先生“既不适应又不情愿”，但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干好。到了该年的8月，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文艺编辑。
5.梁老先生如何评价昌乐？
浩然先生称昌乐为他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从1960年底离开东村后，尽管一直想故地重游，而且十分想念那里的乡亲们，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1983年9月，浩然先生第一次重返昌乐，之后又于1987年、1990年、1992年和1995年五次重返昌乐，并曾携带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来东村认“婆家”、认“亲人”。浩然先生对昌乐人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其实他对昌乐人的印象就是对潍坊人的印象，就是对山东人的印象，用他短篇小说《中秋佳节》开篇第一段的话说，小丹河（流经昌乐的一条河流）有一股山东人的性格，它纯洁坦直、乐观勇敢。这就是他对山东人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