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寻译贯中西:朱宝惠往事
原创 楚风
1892年，16岁的司徒雷登进入潘托普斯学校学习，这座校园曾经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的庄园，在此校园内司徒雷登从一个顽皮少年成长为成绩优异的佼佼者，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金质奖章，更重要的是由于该校教师乔治?丹尼的功劳，司徒雷登对希腊文和拉丁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里深情回忆到：
到了潘托普斯学校之后，我喜欢上了学习，愿意为此努力，并且发现我可以做的很好，其中部分原因是这里宜人的气候，但更重要的是，我遇上了两位让我极其敬佩的老师，他们都是刚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毕业的，其中一位老师叫乔治?丹尼，在他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希腊文和拉丁文。
成绩优异的司徒雷登，后来被乔治?丹尼推荐到华盛顿?李大学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1893年司徒雷登考入哈姆普顿悉尼学院，1897年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文致辞的荣誉。
可谁又能想到，西方开花却在东方结果。1908年回到中国的司徒雷登，被派往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而此时，在宿迁育英学堂任西文教员的朱宝惠，正准备前往金陵进一步深造。1909年朱宝惠来到金陵神学院就读。在这所校园里，朱宝惠认识了早年在宿迁传教的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并随同司徒雷登学习希腊文。朱宝惠成绩优异，深受老师们的器重，并于他们结下了终身友谊，在他们的教诲和帮助下，朱宝惠独立翻译的圣经《新约》中文译本出版，1936出版了《重译新约全书》，是第一本由华人独立从希腊文翻译《圣经》的中文译本。
一、早年经历
朱宝惠，生于1886年，幼年时，全家随父亲朱延吉从山东临朐迁到宿迁，来到宿迁的朱氏一族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生活。而就在此时，美国南长老会来到宿迁传教。当时传教士在宿迁的传教事业方兴未艾，教会医院、新式学堂得到建设，使宿迁地区风气开一时之新。由于其父亲信仰虔诚，成为江北教会最早的准士，朱宝惠得以在宿迁育英学堂读书。早期的育英学堂还没有中学教育，1905年就转到了徐州新建的培心书院读书，1907年培心书院毕业后，回到宿迁，任育英学堂西文教员，1908年成为南长老会宿迁教会执事，此时的父亲也成为宿迁教会的长老。在父亲的影响下，朱宝惠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09年到南京圣道书院（金陵神学院前身）就读。1912年成为金陵神学院正科第一届毕业生，成为中国最早接收系统神学教育的毕业生之一。
朱宝惠早年就生活在基督教家庭，同时又受到良好的教会教育，为其能够翻译基督教经典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其深厚的学养对其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1914年他在《说信徒的工夫》一文中说：
说到更要紧的，是献上我们一切工夫，作成信徒成圣的工夫；若是你家中人逼迫拦阻你，或是故意呕气难为你，你当多用忍耐勤勉的工夫；你的子女不顺心，当举止动静作好榜样用恒心教训的工夫；你的脾气太暴躁，不可放纵他，当用约束的工夫；有人颠倒是非拿你的好心当歹意，诋毁你怨恨你，或是反恩为仇以怨报德来攻击你，这是最大的试探，你不可灰心丧志说善事不能作好人不可为了，当欢喜快乐多用忍耐祈祷的工夫；若觉出少年之欲或是老年之贪，毒根未净，当靠时刻用克制的工夫；任何忙乱任何搅扰不可间断你读经祈祷的工夫；有流言蜚语能使人多心添疑的话充击耳鼓，虽是至近的人也不能遽信，当用明辨的工夫；若遇教友不睦，也不可藉作话柄讥诮他，使他心里时刻难受，但要用提醒的工夫；或是弟兄遭了折磨，在试探的危险中，当赶紧用扶助的工夫；或是有病患与伤心的事，当苦同深受常作安慰的工夫；若是在某地传道多年无效验，不见收成，仍是要存着盼望去殷殷勤勤的作工夫；不但这样我们一切专工夫之外，还有些容易忽疏的好工夫；就是在这途中遇见新人可以赶上几步贴近他，也是最好传道的工夫；或有时被请赴席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又是难得的传道工夫；有时与朋友信笺往还若少写几句渭北江东的虚套，也可省出楮墨间谈道的工夫；总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皆有为主作的工夫，又何必细说呢？
1918年,信仰虔诚，学有所成的朱宝惠，被金陵神学院聘用，到镇江协助赛兆祥编著金陵神学院函授科教材。自此朱宝惠开始了自己三十年的圣经函授科教育生涯，也开始了他翻译基督教经典不凡人生，并在经典的涵养与关照下回应时代思潮的风云变幻。
二、译经之路
19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可谓风起云涌，特别是在新思潮领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对于一切旧思想、旧伦理、旧制度、旧学说，都要在价值上重估，此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影响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陈独秀提出“以科学取代宗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不仅如此，当时对中国思想界影响至深的西方哲学家罗素、杜威在一定意义上都认为宗教是非科学的，而非科学的都是不理智的，都应该排斥在外，只有科学才是万能的。于是产生了非基督教同盟运动，指责基督教为违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于此同时，针对此思潮许多基督教人士也发起了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要求中国信徒担负责任，追求自理自传自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洗去基督教的西洋色彩。
此时的朱宝惠在这思想相激的时代，不为时局所迷惑，他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今日的状况，有许多人大抱悲观，以为反教声和革命声的当中，发现了不少的惊恐，也有大抱乐观，以为正是促成将来教会的自立的机会，这种心象，凡事都是有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天下事总少不得两面观”，于是，他重思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1918年发表《科学与宗教之相须》一文：
科学有真理，宗教亦有真理。凭科学诋诽宗教者，只知偏面的科学之真理；凭宗教而诋诽科学者，只知偏面的宗教之真理。果能去其私意，惟真理是求，则二者必益形相须之要矣。盖科学重知，宗教重信。信为先天之知，知为后天之信。知而能信，方为真知；信而能知，方为真信。科学而未能信其所知，知犹不知；宗教而未能知其所信，信犹不信。知信二字，固宗教与科学所俱不能外也。试详其义于下：
科学为物内观，宗教为物外观，二者相辅，乃能尽物性之全。有科学而无宗教不惟于物失其景象上一部美感，即人类亦将失其美感上一部天机。思想坠入物理中不能越雷池一步，则人生讵非一器械乎？何以言之，物理者，万汇公共之一种条例也。此种条例，千古不易，毫无自动之机能，更无进化之可言。惟人之所以贵于物者，以其能自立志意，自由进取，使一拘乎物理，人生之价格奚存，是亦天演界之一物耳。吾知稍具知识者，必不甘居此也。是故宗教者，所以引起人类物外之感想，不使受拘于物理之中，亦不破坏物理，期两得其正也。故上古之民，知识谫陋，见异物为神秘，而今科学大明，则进神秘为自理，其见解固远驾乎前人之上，然究与物之实，曷尝稍变，云依然其为云，月依然其为月，苍苍之天，搏搏之地，依然其高明而博厚也。然人类之观念，则已由神秘而坠入自理矣。是知人类对于万物。固当穷其理而致其用，尤当神其理而妙其用，斯乃役物之极，则为宗教能之。观基督之神迹，则知基督固未尝龂龂而谈物理。从事于试验发明之学，而主耶稣之权力，未尝为物理所限，非寻常所能解。盖科学家自理乎万物，则以自理役之。试思以自理役万物为有限耶，抑以神秘役万物为有限耶。吾知准乎物理以役万物者，是物之自役也。以神秘役万物者，是以万物为役也。以人而循乎物自有之理以役物，是其人役于物，而非役物者也。惟能神秘乎万物亦能以其神秘而效其用，斯所谓不必穷其理而致其用，亦可以神其理而妙其中矣。斯义非潜心宗教者，莫能喻也。盖宗教固徜徉乎物外者耳。
不仅如此，朱宝惠联系历史与现实，撰写了《天方学理与基督教》一文，文中从中国千余年回教接收史说起，说明回教进入中国社会的一般进程，比较回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区分，并通过介绍刘介廉《天方性理》一书，叙述了中国化的回教哲学，再通过基督教与其比较，认为基督教在宗教进化历程的前端，基督教在上帝观、人生观、宇宙观三个方面更具有真理性，从历史经验和学理的层次说明了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可能。
朱宝惠的非凡才识得到了教会元老赛兆祥的认可。1919年朱宝惠随其函授科从镇江转移都南京。函授科开始正式招收学员，其招收学员的标准必须是基督教徒，并具备中等学历者，学制四年，授予神学士。早期的金陵神学院作为教会学校，其招生大多为初中生，而函授科是真正的高等教育。作为函授课教员和教务人员的朱宝惠，在赛兆祥、贾玉铭等著名神学教授的努力下，函授科教材内容丰富，体系更加完备，基本做到了将《圣经》中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通俗易懂，很容易被中国教徒所接受，不几年函授科学员已经遍布国内各省区，甚至也有了南洋、欧美海外的学员。
为了应对社会思潮对基督教的冲击，作为神学教育的重地，1923年，金陵神学院发起成立了圣经希腊原文函授学社，其主旨在“以提倡研究圣经原文，藉以阐发吾道来华百余年不宣之秘，了解圣经渊源，以立信仰宗旨”，朱宝惠此时成为金陵神学院新约原文及函授科教员，同时负责圣经希腊原文函授学社的教务工作。为了吸引人才，加快对圣经的研究，朱宝惠写下了颇为惹眼的广告词：
君抑知希腊文为泰西文字之母欲一探其渊源乎？
君抑知希腊文字为世界各国文字中之最精妙者欲增进文字程度不可不肄习乎？
君抑知治哲学必欲探的希腊人之头脑乎？
君抑知基督教原本是希腊文而欲直接原文作彻底之研究乎？
君欲从容不迫利用零碎的光阴既不妨碍自己的职务又不必负笈远游而得此最优美之绝学乎？
君不拘通否英文如有此渴想与志愿请向此导线而进。
为了推进函授科的工作，朱宝惠相继推出了《解经方法》《新约原文解诂》两书，并在1923年第24期《神学志》上发布了出版预约通告。《解经方法》内容是原文释词加哲学辨谊，讲解西文与汉文之间的差异，若能应用合法消极方面能解决圣经中一切的难题，积极方面能发掘圣经中无穷的奥蕴。《新约原文解诂》能够帮助没有功夫研究圣经原文的人，也可以得到一种方法掘开经文中的源泉，推陈出新，畅发妙谛，此书1925年由宜春阁印刷局以《新约原文类解》书名出版，卓新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宗教学卷》认为此书为中国最早独立研究古希腊语文的著作。
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其中部分军队进入金陵神学院，激进的军人焚毁了校舍，拆除了家具和教学设施并洗劫了教员的住宅，事后朱宝惠回忆到：“这许多日子，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枪炮声和市巷兵队的噪杂声，时时冲动起，三月二十四日以后至于今日（五月九日）不能止息的盗劫掠夺的印象（谓南京）使我心灰意冷，益觉世态险恶万分！人的心理往往称誉必溢其美，诋毁比溢其恶，故传闻失实，莫过于今日，是非颖乱莫过于今日，据耳闻而立言，不如凭眼见而论事。处今日的中国，评论基督教，欲得一正常而准确的眼光，真不易！
……
我国自庚子变法以后，极力吸收西洋文化，如政治、科学、艺术等等，物质文明，无不兼收而并蓄。“饥不择食，渴不择饮”不问好歹，一律欢迎。这种毛病已经种在今日的社会中了。其次是“生吞活剥浅尝辄止”无一样不容纳，究竟无一样曾消化下去，全是新旧硬碰，而其目的总不外物质势力的崇拜和西洋文明的眩惑。”
1929年，朱宝惠在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基督感生的研究》单行本，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层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给予回应，他认为“反观我国今年来非教声大作。固无不用其诋毁，一般唱迎合主义的基督徒，对于自家的信仰，发现了不少的破裂吾固无暇一一抉择而辩证之，姑就其大者举出一端考证了一番，就是本题所说的《基督的感生问题》，脱稿已久，因无机会提出，今得碧梧先生介绍了这个问题也算适逢其会了。
西人的辩证材料多根据西国的掌故，课时我国古籍记载感生之说非常之多，余以为在华言华大有须乎论辩之处。十多年前范皕诲老先生曾在《青年进步》里发表了这么一篇，可是他老先生的论调亦只是把基督感生的事和我国古人感生的事放在一个平面上的，可究竟妥当不妥当，倒没曾注意。作者此篇，亦只是尝试下子，经籍具在，是非虚实，尽管用我们的脑筋去究查追讨，自然会打开真理的门。”
基于对基督教在中国事工分析，以及基督教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朱宝惠提出今后西差会在中国的工作，当多注重译著正派的经籍，发展教会的文字事业程度，其要目：
甲、圣经必须重译，改用最新的白话文，用新标点。
乙、关于释经的书籍，普通的太陈旧，高深而新颖的太形缺少，而求其会通中国文化思想的或作本色的释经）作品尤不可得。（近年来教会注意办理神学为教会培植高等传道人材，其教材与各种参考书籍偏求而不可得。舍英文原本外无从问津。教会各大书坊都是些粗浅的说教小品无一可采者。）丙、多注重文字布道，教会于文字事业，观于作品的缺乏不能不算落伍，特不能供给外界的急需，即内部适用的教本，能陶铸信徒提高性灵的也不多见，但关于神学教材方面丁、多培植富有国学知识之传道人材。一个传道人乃至开口讲西洋故事，闭口讲西洋故事，取譬恰当，本不问其为东洋西洋。一个堂堂大学生，吐露粗野，思想鄙陋自以为洋洋洒洒，讲个悬河口的不休，而有识者只用数语可以了之。且为我国古人曾经道过非必西洋哲学之创闻也。每一思想一学理，自以为可诩作心得者，（耳食者无论矣）必须于东西学说经一番考证有一番会通才有价值。
戊、多注重道学的修养而各种间接传道的方法少谈。有时宁可不用。
1927年遭受重创的神学院不得不关闭停课，直到1929年秋季才复学。历史灾难恰恰却给了朱宝惠一个机会，正应了那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经年的希腊文学习和教学，使朱宝惠具备了翻译圣经的学养，停课期间，朱宝惠与赛兆祥一起合作投入到圣经《新约》的翻译之中，在1929年复课之际，出版了《新译新约》一书，只是没有想到，书出版后，1930年9月赛兆祥病故于庐山。此译本由于初版出版仓促，谬误较多，朱宝惠决定重译此书，所谓“责有所归，何感多让，勉为其难，尽力干去”。1934年，金陵神学院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出版朱宝惠所翻译的圣经《新约》，出版资金有赛兆祥的女儿赛珍珠提供，1936年，朱宝惠翻译的《串珠注解原文释词重译新约全书》由上海竞新书局出版。朱宝惠为了纪念亦师亦友的赛兆祥，将赛公小史刊于篇首，以纪念他的嘉言懿行，使其“工作与生命并久”之精神永留人间。金陵神学院院长李汉铎序言称赞此译本为最佳：
现行的印刷本，都是一气连贯印成的，看的人往往不易明白，不易得着清楚的头绪，甚或译文与原文有许多出入之处，实为查经的一种障碍，，此次朱宝惠牧师重新翻译，力求与原文的本意，切实符合。且每章有分段，有标题，有串珠，眉目分明，并用新式标点，令人读之，了若指掌，增加人们读经的兴趣，诚非浅显，不特此也。且于每卷书后附印注释，全书之外，又增订原文释义，各种对照表，以及参考材料，颇足珍贵，我们信徒读之，便可明白圣经的精意，增进灵性的生活，非信徒读之，亦可释其疑惑，发生信念，接受基督之救恩。
全书译文畅达，词意明显，标点真确，诚为译本中之最佳者！若人手一册，必获益无穷也。故乐为之序。
此译本是华人从希腊文中首次翻译的《新约》全译本。1941年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一书，比较了朱宝惠译本与和合本，指出朱宝惠译本的三个优点，一为改正了和合本的错误，其二使用了新式标点，其三文字顺从，谨言有加。称赞朱宝惠译本富有节奏之美和白话散文的流畅，比和合本更具魅力。
三、信行救国，迁校华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重，1932年，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成立， 此团是民国时期基督教爱国信徒组织的抗日救国社团，发起人是国民政府委员张之江将军。张之江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愿望，认为只有强健的体魄，还不足以救国， 还要有强大的精神与之相辅， 决定“以基督的真理，改造人的灵心” ，遂发起成立十人团。1932年10 月 27 日张之江会同孔祥熙、钮永健等在南京召集全国各地著名牧师，成立了十人团筹备处， 张之江、贾玉铭、朱宝惠、李文伯、张兆平、李天禄、李既岸被选为筹备处委员。筹备处发布简章称：“近以强邻压境， 救国心长， 特发起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之组织， 厘定简章草案， 不分宗派性别，凡属基督徒，或志愿为基督徒， 具有热忱救国者， 除简章规定发起人或团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为团员外， 其余各地基督徒有真觉悟中国需要信行救国者， 可自动结合同志十人以上函请承认，依照简章推行。”
于此，事实上就宣布了“十人团”的抗日救国主张， 并且阐明了该团不分宗派的立场。“十人团”的社团宗旨是倡导“信行救国”。当时社会各界多从发展实业、革新制度等方面挽救中国危局， 但教会人士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 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人心， 对于自我人性的改革，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所谓“信”， 即信仰耶稣，所谓“行”，就是效法基督，信行救国就是“要本着信行合一的精诚， 来救我们的国家民族”。基督徒出于信仰的虔诚，往往能够为救人救世， 执著力行。这种宗教性格如果应用到抗日救国上，则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由于“信行救国”的主张既满足了团员信仰的诉求，又抓住了时代舆论的焦点， 所以十人团成立后发展迅速。到 1935年召开第二届总会会议的时候，已有区分团近 300 处， 合法登记之团员近 8000 人。
1934年朱宝惠成为十人团总团委员，1935成为长老会南京区会主席。这期间朱宝惠主要工作重心为推行宗教教育。非基督教运动的另一重要议题是收回教育权，在学校废除宗教仪式。针对此，南京区会发起宗教教育运动，改变平时以兴奋会，布道会的传道形式，用教育的方法培养儿童青年以至成人对宗教的认识，注重从日常生活经验养成读经习惯，扩充对基督教历史的认识，以洞悉历代基督徒丰富的信仰和经验，培养增进教徒的灵修生活。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理念上的冲突，甚至很多理念与中国圣贤的教诲相合，重点在于日常行为习惯的冲突。朱宝惠面对此问题的解答正是以圣经教义来回应。我们从朱宝惠的通信中看如何解答教徒困惑，可见一斑。
答范心逸先生疑问：
辱承下问，殷殷恳恳，明辨笃行，先生有焉，无如来函之日。适陈（陈金镛）先生养疴之时，未能即复，近于笥中检出。嘱仆代庖，因献一得，伏赐郢斫。
一问：十诫第四条曰：当谨守安息日，吾中国农商工作之流，欲遵帝诫，窃恐失业，或至冻馁其父母，如此则又犯十诫之第五条矣。可奈何，窃思上帝至仁，事属万难，或可另邀宽典，为人子而孝于亲，为人役而忠于主，皆善也。与耶稣安息日可以为善之说，未知合否？
答曰：安息日能否完全遵守，实关良心问题，何去何从，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如以不息工为不安，则亟宜息工，不然则良心亏矣。如以息工有非常妨害，惶惶焉不惬于怀，则守犹不守，大失乎安息之实矣，盖遵守安息，本为增进灵性之幸福而设，非所以加人苦厄也。（创世记二十三章第十一节）。无论农商工作者流，果能爱主胜过一切，自能筹划备至，忠孝两全，夫何有帝诫之难遵乎？详玩上列数处圣经，当可晓然。
二问：旧教本不娶妻，自路德改立教规，推上帝造一男一女之意，毅然娶妻，然亦仅准娶妻而不准娶妾，今日本男少女多，则将如之何？且即就吾国而论，设妻有痼疾，而不娶二妻似亦非尽善之道。
答曰：人类之真价格，固不在躯壳而在道义。以躯壳言，其生育固与生物无异。以道义言，则有廉耻焉，伦理焉，家庭焉，此人类之所以贵于物也。一夫一妻，不独符乎造物之初旨，犹合乎道义之极则。易云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观我国一夫多妻之俗，败伦乱常，种种流弊。不可胜言。觇国运者固无不痛根本上之堕落也。如以为女多于男。则行一夫多妻制。男多余女，则行一妻多夫制。不惟揆诸道义，决不可行。即循之生息常理，亦恐夭寿不齐，有非尽人力所能操纵者，如或妻有痼疾，可以另娶，夫有痼疾亦何妨再嫁，吾知不能以会运之乖而废大道之常也。善守天命之适然可尔。
三问：拜真神不拜伪神固已，设使我之父母，极信伪神，不信真神，纵或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亦必不听，如此则将若何？窃以为外则姑承父母之意，内则谨遵上帝之诫，但未知合理否？
答曰：拜偶一端，真理所无，万不可姑承亲意，干犯圣诫。盖爱亲之道与爱神之道，初无二致，爱神之至则爱亲之至也，未有顺承其亲，干犯天诫，尚可谓之爱其亲者，古人有言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民之爱人以姑息，是故以伦理言，从义不从父，大义尚可灭亲，况天伦重于人伦万倍乎！
四问：今有一信教者于此，其外结婚之日，外舅外姑，坚持俗例，必令其同柏一切伪神，将若何？又或其夫尊敬上帝，而其妻沾沾于崇奉偶像诸事，则又将若何？或曰身果行道，必能行于妻子，此亦过高之论，恐未足恃，但必有一适当之理，窃愿与闻焉。
答曰：婚配之道，当慎于始，既不可姑承我父我母之意，干犯神诫，又岂可曲从外舅外姑之意，妄拜伪神乎！至夫妇之间，唱随自得，决无久不归化之理，如云身果行道，必能行于妻子，此为过高之论，然不可不存此希望之心。谚云：希望者成功之母。按圣经之意，信之所至，即神恩之所至。（哥前七章十二节至十七节）苟无信，即至平易者亦觉甚难，诚能以信用乎！虽蛮貊之邦可行，况闺阃内乎！
范君之问，有益于鄙人者良多，第以事务忙迫，未能辨析详尽，幸鉴曝忱而亮纳焉，尤要者，圣经一部，乃是非之大权衡，果能恒切研究，虔祈灵光烛照，自无不析之疑，亦无不能之事。
从回信中，朱宝惠并不严格按照教仪来确定日常生活规范，而是采取了包容的姿态。而是直指人心认同以及对《圣经》教诲的认可。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各大专院校长途跋涉至华西各省，朱宝惠所在的南京金陵神学院于1937年9月30日重新开始，当时只有8名教员和12名学生。上海沦陷后，11月金陵神学院决定停课，因事先没有制定搬迁计划，一部分师生东去上海，另一部分则去了华中和华西，于是金陵神学院就有了上海和成都两处。1939年3月，朱宝惠举家迁到成都。
来到成都后，朱宝惠负责金陵神学院函授科的重建工作。金陵神学院函授科先与华西协和神学院、成都华英书局联合办学，由上述三个机构同人组建的函授科委办会，共同指导函授科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计划，按照预定计划循序渐进，推动函授科事业的发展。
函授科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函授教材极度匮乏，后得到华英书局和广学会昆明分经理处的大力协助，它们承担了大部分函授教材的印刷业务，保证了函授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时的乡村教会科编著的教会事工实验材料内容浅显，适合自学，便于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过函授科的重新编制和适当补充后，也被纳入函授教材使用。
抗战时期，函授科鉴于各地教会的实际需要，添加了一门事工。特别注重训练教会所需要的事工人员，使学员对于教会机构、信徒的职责、服务的价值与兴趣均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所讲解的圣经知识，则多注重个人心得体会与生活经验。金陵函授科正式开设六大门类课程，分别是旧约、新约、基督教要道、基督教伦理、教会历史、教会事工。每一大门类的课程包括数种不等的函授教材。国难期间，灵活地将以前的四年制本科学历教学体制，改为“课目制”，即以所读课程为单位的学分教学体制，学期的长短并没有特别的限制。经过书面考核，成绩合格后，学员被授予修业证书。这种灵活的函授教学体制受到了广大学员的欢迎，给教学双方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从教材改革，事工建设，学制修改出发，着重团契建设，增加同学之间的认同和归属，征集同学归主履历，信仰经验和工作兴趣，彼此代祷，交换经验，从而改变生命状态和生活态度，进而改变人心，实现由信到行之路。
自 1940 年秋季，函授科开始在华西地区招生，到了第二年，有学员 70 名，以后学员人数逐年增加，到了 1945 年底，函授科学员人数前后统计已近 400 名之多。
四、复校南京，造端大同理想
函授科于 1946 年迁回南京本校金陵神学院，朱宝惠成为函授科科长，主理函授课一切事务。回到金陵的函授科着力推广神学教育，积极推进函授教育事业，为教会机构培养更多合格的宣教、传道专业人才，但当时内地交通依然困难，仍有许多严重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是书籍问题，因教会的印刷事业尚未恢复，函授教材奇缺，对于学员不能尽量供应。其次是物价普遍高涨，书价印费与日俱增，此种困难使函授科很难做出经济预算。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金陵函授科委办会为了更好地推进复校以后的函授教育事业，特制定了以下措施：
一、函授科复校后，宣传、发动各地旧有学员一律继续入学，并欢迎新学员的加入；呼吁各地教会同工同学，尽量介绍有志青年加入函授科肄业。
二、战前函授科为学年制，抗战中为适应非常时期之特别环境，暂时改为学分制，此不过为一时权宜之计。复校以后，恢复学年制，学员须读毕四年的功课后才准予毕业。因此旧有学员可以按照学分的多少及成绩的优劣，重新编列，插入适当的年级，循序渐进读完四年课程，经考试及格后，一律授予正式本科毕业证书，以资鼓励。
三、复校以后，函授课程大致与战前相同，但学员必须自行购买书籍，函授科编制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表，按照课程表的要求，向有关售书机构直接购书。
四、复校以后，暂时规定新旧学员每年应缴纳学费一万元，读完一个学年、考试及格者，才允许缴纳次年学费，升级续读。
五、旧有学员近年来因工作繁忙、受恶劣环境所逼迫或其它特别原故，辍学者甚多，鉴于上述情况，函授科暂且保留其学籍，以后仍可缴费续读。
得益于上述系列措施，金陵函授科招生规模没有受到影响， 1948 年 3 月，在读学员人数已达 360余名，生源分布全国 15 个不同省区，来自于 25 个不同宗派的教会机构，从事着 60 个不同类别的职业。学员的年龄结构亦非常广泛，从 15 岁至 65 岁不等；在加入函授科之前，学员学历程度均是大学和中等学历水平，其毕业院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的毕业于医学院校，有的来自于师范院校，还有的肄业于私塾学校。
金陵函授科招收的学员不受年龄、职业、教派、学历的任何限制，这种突破地域束缚、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金陵神学院通过这种非正规教育体制为民国宗教界培养了一批宝贵的本土成长起来的高等神学专业人才。金陵函授科成为中国近代的高等神学教育史一颗璀璨明珠。
1948年，朱宝惠在《金陵神学志》发表了《三十年来的函授课概况》，回顾了神学院函授科的发展历程。朱宝惠回顾自己在函授科译著《圣经》，传播《圣经》的历程，道出自己秉承孟子所教导的原则“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认为很多读古书的人都害了“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毛病，就是把古书和近代所发生的一切，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观察，是绝对不妥当的，要把古书多读几遍，书里的疑问要向书里求解。”
朱宝惠好友鲁仕清长老逝世，他撰写了《鲁长老仕清传略》：“于传教必利用通俗浅显文字，使里巷村夫都能通晓。……，平素生活，勤俭节约，教育子女，督导有方；年逾七旬，精神矍铄，健步如飞，……于艰难困苦，逆来顺受，处之泰然，……，信道之真，服膺之切，非常人所能及。”这也正是朱宝惠自己一生的写照。
1950年，年近古稀的朱宝惠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思考，会通基督教经典教义与中国传统圣贤教诲，转换成哲学的思考，以《惜阴斋读书随笔》的形式，题为“人类自我共相的方法”为人类的大同理想作一造端：
有人说自我是个小我，另外还有一个大我，就是许多小我集合而成的。大我是团体，小我是团体中的一份子。但严格的说，小我有他显然的个体存在，大我（或作国体，或作社会）只是个法定（或作法人），并没有个体的存在。按法律对于团体的裁判必须有代表人，没有代表人，团体便没有他的权益存在，因为团体是个空洞的名词，除了其中所包括的各个小的自我，变没有什么东西了。
我说的自我共相那就是把大我（团体社会国家以及人类）属于精神方面的种种，都使他集合起来，呈现在这小的自我身上，同时又可使这小的自我与大的自我融合为一，小的自我即大的自我的现身，大的自我即小自我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自我共相。就是共相既能成许多相同的自我，又能分化成许多不同的自我，自我的建立与发展就是以这自我共相为标准。
这共相既是集合许多自我而成的，请问是怎么集成的？
集成自我共相有两要素：一是异性的，二是同性的，按生理的例子，人的个体是从两个异性的个体拼合起来而生的。“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优生学的例子也是证明了异性结合较为更进步，更优美。这是就有形之体说，若以精神说，凡属文化思想技能学术等等，必须尽量的搜取其不同者而调剂之，则始可有优异的进步。正如西哲学家三段方法，甲非甲产生乙，再有非乙，则产生丙，生命的绵延和进化统是踏在反正两面上，而取得他的路线，小的自我既有种种不同，所以集成的共相才超过了小的自我，且可以包括了一切不同的小自我，在它的范畴以内，小的自我若能取得了这个共相，用它建立成了一个自我，则这个自我便是首出度物的人类代表“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言而世为天下法，行而世为天下则”要受全世界人类的崇拜。
再就其同的方面说，虽云人心不同如其面，这不过指思想的方式不同，但各个自我就其饮食、男女、喜怒哀乐，则无一不同。惟其具有这种种相同的条件，所以人类一切的小自我才有接收的可能性。我国古代儒家及历代理学家，就是抓住了这相同的一点，去发挥他们的教训。换句话说他们的教训其最精粹处，所谓之传授心法，统是要人集中在共同的一点去追求，尧舜禹汤的伟大处，就是在取人心之所同，更能把握住人心之所同。“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曰一，曰中者何也，不齐之中取其齐，不正之中取其正，不同之中取其同也。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孟子的性善说，其支点就是立在一个同字上。这是万殊归一的道理。“上天下地在基督里要归一”“神人合一”，这是指其至不同，不一者，终至合同而归一，所谓“以马内利”即此义也。
“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易·睽卦》：“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有荀子亦说：“道出乎一”，“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又“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大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举千万变其道一也”，换句话的说法，凡能握住人类自我之所同，以为核心而能以之处世接物，就可以应变无穷，“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貉之邦行矣。”因为“忠信笃敬”是人之所同。所以说大道通乎中外，至于人群中间的不免争执，仇视等等不协调的景象，这统是因其不同之见解而生，但是这些种种不同并不足为病，正是促进我们寻求真理的途径，道恰如西哲的甲与非甲相反对，则有一种新局出来了，力量极其伟大。“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而且广远悠久，中国的易经就是摄取了这其中的原则，所谓“阴阳”，“屈伸”，“刚柔”，“否泰”，“吉凶”“悔吝”，“张弛”，以矛盾而求协调，以相对而求绝对，以万变而求不变，以至动而求不动，繁而求简，杂而求纯，乱而求理，异而求同也。
上文所谓“同性”，就是从这异性中产出的，惟一的至中点，且能包容以前的异性，不独使其不能分离，且能使其合作相乘，“惟一”“用中”的道理，就是摄取其同的一方面说的。儒家传授心法，其要诀就是惟一，用中。一即是中，中即是一，何以言一，一是没有第二个，中是万有的核心，一是统括万有在内，中是万有的中心，万有是千变万化不可方物，但研其极，则有它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所谓只惟一，至中，必须先认定了一个一为中点，以此为核心的所在，则一切的一切可以外延周推，经纬万端，弥纶万有，所谓“曲成天地”就是这个原则。
朱宝惠的思考，无疑是在自己与基督教文明的实质交往之中总结而来。从自己信仰的角度，把基督教文明不仅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把它当作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来体认，让我们认识到除了科学和民主以外，现代西方文明还有更为深厚的宗教信仰的根基，建基对人性及人类自我认知之上。同时，对于大同理想的普遍性追求上，此种智慧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智慧相合。
反观今天，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处境的时候，如何面对基督教文明仍然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课题，也许我们还要延续先贤朱宝惠的思考，前面的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1953年，朱宝惠投入到革新自传运动，1970年2月22日卒于南京。
五、朱家遗响
朱宝惠，是从苏北小城——宿迁走出来的翻译大家，即在信息如此发达今天，他的往事也是少为人知的，在历史的潮流中，一切功业都将零落成泥碾作尘。但百年来运河畔中西文明交流的遗韵依然流传。朱宝惠是朱家迁移宿迁的第二代，而朱家的第三代，也就是朱宝惠的子侄辈到了今天却是流光溢彩。朱西宁，朱延吉的孙子，朱宝惠的侄子，1927年生于宿迁，1949年随军迁到台湾，成为著名作家。其女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均为台湾当代重要作家，成就了台湾文坛不可替代的小说家族。著名学者夏志清评论说“朱西宁是台湾文化届的传奇，因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像他这样，把基督教义及中国传统两者都看得这般认真。”
2002年，朱西宁最后的小说《华太平家传》出版，《华太平家传》追忆了在基督教背景下朱氏家族的变迁，他自己称是抱着“写给上帝看的作品”信念写此书，写下另一个时空的“追忆似水年华”。
朱天文在“记父亲走后一年”中写到：
夜深人静，听见父亲唤我过去，请我拿纸笔。他保持侧卧的睡姿说，这两天感觉很衰弱，一直要讲些话却不能集中精神，有时间直喘不过气，趁现在清醒想记下遗言。我蹲在床边平息凝听，父亲重复说了两声遗言、遗言，我才明白他已开始口述，如同平常写稿的定下标题，他看我写好两个大字遗言，始一字一字的口述如下：
一、丧礼以基督教仪式举行，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登报周知，不发讣闻，不收奠仪……
这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二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