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支队独立团团长秦伯兰
秦伯兰，名文蔚，字伯兰，1895 年生于昌乐县高崖村。抗日战争以前，他的家庭在高崖一带属名门望族，兄弟四人，伯兰排行老三。伯兰自幼勤奋好学，学业成绩都名列前茅。1920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山东济宁河务局任职。1925～ 1927 年在交通部水利工程部门任职，兼任平绥铁路工程师；1927 ～ 1929 年在国立医科大学任教德语；1929 ～ 1937 年在山东省建设厅任水利专员。秦伯兰青年时期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着每个人的思想，尤其是对青年学生震动最大。秦伯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忧国忧民。但在旧中国，他报国无门，难以实现自己的报负，只有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为国家分忧，为人民解难。他在任山东省建设厅水利专员时，因黄河泛滥，淹没了鲁西北的几个县，灾民无家可归，生活没有着落。秦伯兰积极向当局建议，将灾民有组织地疏散到无灾县区谋生，并抓紧时间整修河堤，早日让灾区人民重返家园。这一措施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高崖村地处汶河、孟津河汇合处。村西北的孟津河的二河子，虽水势不大，但每年汛期到来，从西北山区下来的山洪直冲高崖，全村人民昼夜惴惴不安，生命财产受到很大威胁。秦伯兰回家探亲时，听取了群众的建议，目睹现状，决心为家乡人民排忧解难，带头筹划整修孟津河系的二河子工程。在改修河道施工中，秦伯兰脱掉上衣，卷起裤腿，手操铁锨与乡亲们共同劳动。在他的影响下，艰巨的河道工程顺利竣工，从此根除了高崖村的水患。至今谈起此事，人们还称赞秦伯兰为家乡做了一件好事。
1937 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仓皇南逃，置千百万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1937 年 8 月 25 曰，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建立抗723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秦伯兰基于爱国抗日之心，毅然放弃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 ( 当时省建设厅水利专员月薪 150 元 )，回原籍高崖自筹粮款武器，积极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当地部分青年学生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慕名纷纷前来报名参加抗日。此外，地方上已有个别人拉起几十人的抗日武装队伍，自觉人少力薄，怕被强者吞掉，也前来投靠秦伯兰。由于这支队伍目标明确，方向正确，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发展到 100 余人，番号为“保安独立团”。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山东的各级政权已处于瘫痪，各地以抗日为名，乘机组织武装队伍，自命为“司令”者不计其数，乘国难之机，企图发国难财者也不乏其人。在这是非难辨、兵荒马乱之时，秦伯兰所领导的独立团，暂时维持了地方上的治安，免受杂牌队伍的骚扰。
1938 年初，石友三部在焦作一带与日军作战，伤亡惨重，面临困境。我党北方局指示八路军华北联络处去做石友三的工作。石友三权衡利弊，接受了我党的意见，愿与我党领导的部队坚持敌后游击战。1938 年 4 月，石友三率六十九军开进山东，进驻鲁中，随即派部队驻扎汶河以北的高崖、鄌郚等战略要地。经协商，石友三将秦伯兰的独立团收编为六十九军统辖，并发给委任状。同年 6 月，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任军团长，我党派张友渔同志任政治部部长，匡亚明同志任副部长。从此，石友三部队的政治工作在政治部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官兵同甘共苦，抗日情绪日益高昂。该部曾多次协同我八路军，抗击日伪军的“扫荡”。1938 年秋，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分局调八支队过胶济铁路南下进驻鲁中前沿阵地高崖。此时国民党委任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和察哈尔省主席。国民党以调虎离山来破坏我党与石友三的统战。十军团调离山东时，因为秦伯兰所领导的独立团，官兵都是当地人，都不愿离开家乡，经政治部部长张友渔同志与八支队协商，将独立团归属八支队领导，改编为“独立五团”。
秦伯兰仍任团长职，建立了营连的编制，战士共有 150 余人，枪支多数是“土压五”，战士成分较复杂，思想觉悟不高，官兵缺乏军事常识和基本训练。五团的官兵虽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八支队始终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认为只要站在人民一边，不甘心做亡国奴，拥护抗日，就与他真诚地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八支队司令马保三为使秦伯兰所领导的五团尽快走上革命化的道路，亲自到高崖向战士作报告，讲解八路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马健生同志也在排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人民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经过领导同志的启发诱导和八路军战士的言传身教，独立五团的官兵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思想觉悟。特别是秦伯兰在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上，顿开茅塞，找到了报效祖国的康庄大道，决心跟着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除苦难贡献自己的力量。
八支队刚进鲁中，人地两生，军粮一时供给不足。秦伯兰主动捐献粮食 100 石 ( 一石是 60公斤 )。因自家粮食一时不凑手，他就亲自到安丘县马疃村叔父家 ( 堂号“致中堂”) 借粮支援八支队。1939 年春节时，他又解囊捐献给当地驻军每人一双布鞋，大洋一元，以表心意。春节前，独立五团密切配合八支队袭击洛车埠驻敌；除夕之夜，一同奔赴安丘城袭击日伪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抗日行动使我军声誉大振，给广大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八支队领导为使秦伯兰这支地方部队尽快提高革命素质，亲自送魏鉴清和陈益斋两位同志到高崖，当面介绍给秦伯兰团长。魏负责独立第五团的政治工作，陈负责五团的军事，营连中也都安排了政治干部。1939 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八支队奉命调马站、沂水一带驻防。秦伯兰率所属独立五团向八支队司令部驻地集结，途中宿营某村，不料这天夜里出了问题。深夜，营长带领几个连长，突然闯进团部，威逼秦伯兰：“我们要留在家乡，到外地，我们不去，你这就下命令，把队伍拉回去 !”秦伯兰听了，镇静地站起来，成竹在胸地回答：“我的决心下定了，坚决跟着八路军走，不回去 !”与此同时，我党派到连队的三位指导员，觉察到连队战士有骚动，急速到团部汇报情况。可就在指导员们到团部的时候，那些人把队伍拉走了。原来这是个阴谋，他们到团部要求秦伯兰留下，实则是纠缠住秦伯兰、魏鉴清与陈益斋三位团部里的主要负责人，趁机把队伍拉走。一夜之间，独立五团只剩下秦伯兰身边的部分青年学生和族家的几个青年。次日，在行军途中，秦伯兰没有因部队脱离自己而丧失信心，继续沿着抗日救国的道路前进。秦伯兰找到八支队参谋长杨志雅同志，将以上发生的情况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杨参谋长听了，对秦伯兰没作任何批评，依然以礼相待。
1939 年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马保三任司令员，钱钧为副司令员。整编后，秦伯兰调司令部参谋科任联络参谋。当时，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驻防马站一带，与我防区毗邻。为做好吴化文的统战工作，秦伯兰曾作过不少的努力。
1939年秋，山东纵队开始“肃托”。同年 10月，临朐五井战役以后，秦伯兰以“托派”罪名在临朐三岔店的南埠口 ( 土名坡丘 ) 被捕。曾在新泰土门对他开过批判大会。秦伯兰在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周赤萍曾说：“秦伯兰检查得很好”。大会结束后秦伯兰被释放。事后不几天，不知何故，秦伯兰被“山纵”调往青驼寺以西丝阿遭杀害，时年 44 岁。秦伯兰同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出于民族义愤，毅然抛弃家庭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回到原籍自筹钱粮武器，积极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维护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参加我军后，接受党的领导，服从指挥，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完成上级所分配的任务，为人民军队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人民军队的一位好同志。中共昌乐县委根据中共山东省委 1984 年12 月 2 日关于“原山东纵队八支队“肃托”案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对该案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指示，研究决定，为秦伯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