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训后叙》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文皆史也，其所载皆齐桓、晋文之事也。圣人作经，独有取于《春秋》之义，而不及《乘》与《梼杌》，何也？
《乘》以赏善为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梼杌》以罚恶为主，梼杌也者，四凶之一故也。是皆人之所为也。命有德，讨有罪，天之威也。暖然为春者，其温厚之气也；凄然为秋者，其肃杀之气也。圣人行赏，所以类天之温厚；明罚，所以类天之肃杀。盖文王之造周与周公之授鲁，如斯而已者也。
尧舜三代之君，居天之位，可以致天之威，故施于政事，被于臣民者，率与天合而不违也。周衰，王者之迹熄，天子防，诸侯僣，大夫强，陪臣肆，善恶不本于至公，而赏罚悉自其私意。善人惧焉，滛人怙焉。仲尼无位以致天威，而恐尧舜三代之道将坠于地，后有王者起，无以取法，为天下患。是故因鲁史之名，以寓赏罚之实，一本诸天，不参人伪，然后足以矫枉而归正，盖亦文王、周公之志也。
然《春秋》之为书也，文虽直而义深，事若简而理尽。自圣人未殁，门人高弟已不能措辞于其间，况后之儒者，欲执其所见以窥测于数千百载之下邪？
视诸儒之见，谓公、谷传经密于左氏，左氏凡例不通众说，而啖助、赵陆之书，皆以例为主。至其不合，则依仿迁就以通之，或一事析为数科（如宣十五年秋冬之类是），或众科束为一例（如书卒葬之类是），致经之大防芜没不彰，圣所垂训乖离失当，而其书动盈编帙，俾后学病其多，老师畏其难，此道防于熄矣。
殊不知，去例以求经，略防文而视大体之为要且易也。予少闻《春秋》于赵郡和仲先生，其初盖甞作《五体例宗》十许卷，论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领防，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惟邱明识其用，然不肯尽谈防，见端兆，欲使学者自得之，未可轻论也。”
他日，予复于先生曰：“邱明凡例与公、谷无殊，用以考经，率多不合，而独谓之识此经之用，亦信矣乎？” 先生曰：“邱明因事发凡，不专为经，是以或合或否（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诸侯薨于防加一等之类）。其书盖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不专为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夫惟如是，故能备先王之志，为经世之法，以训天下后世，又曷常拘于绳约中哉？
且邱明之书与六经、孔孟合者，十常八九，如元凯辅虞、有穷乱夏、桓文谲正之事，臧孙要君之迹，九合之防、葵邱之盟，若符契之相为表里，何为而不可信乎？”
予从事斯语，十有余年，始得见其彷佛。以义视事，以事求经，曲而通之，触类而长之，然后圣人之意坦然矣。
是故《通训》之作，事与经同，则引事以释经；例与义合，则假例以明义。经虽不同而事同，则相从；例虽不合而义合，则相比。庶防经非空言，例非执一，所谓 “去例以求经，略防文而视大体” 者。后之君子，其尚有取于斯焉。
崇寜元年二月三日叙
【鄌郚刘文安点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