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丹心照山河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无数昌乐儿女走出家乡，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他们或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或效力于国民党抗日武装，或在敌后开辟根据地，用青春与热血践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在异乡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一、血洒疆场的巾帼英雄
王桂生，这位出生于昌乐县东门里大街路北（东南村）的女性，用生命诠释了革命信仰的力量。1923年出生的她，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自幼目睹社会动荡与民生疾苦，心中早早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席卷全国，年仅14岁的王桂生便主动参与村里的抗日宣传活动，帮进步青年抄写传单、传递消息，眼神中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坚定。
1939年10月，八路军山东鲁中抗日纵队宣传队深入昌乐一带开展工作，王桂生得知后，不顾家人劝阻，连夜找到宣传队驻地，坚决要求加入。面对队长“年纪太小、战场危险”的顾虑，她倔强地说：“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哪有男女老少之分？我会写字、会唱歌，还能给伤员包扎，求你们收下我！”她的执着与勇气打动了众人，最终成为宣传队里最年轻的宣传员。
在宣传队的日子里，王桂生迅速成长。她嗓音清亮，教群众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时，总能让在场者热泪盈眶；她字写得工整，油印传单时常常通宵达旦；行军途中，她主动帮伤员背行囊，把仅有的口粮分给战友。战友们都亲切地叫她“小桂子”，说她“小小的身子里藏着大大的能量”。
1940年9月18日，日伪军集结万余人马，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在莱芜北雪野、茶叶口、抬头一带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所到之处，村庄化为焦土，百姓惨遭屠戮。当日，八路军在莱芜县五色崖村与日军展开激战，王桂生所在的宣传队负责组织群众转移和保管根据地机密文件。
战斗打响时，王桂生正协助村干部引导村民向深山撤离。突然，一股日军迂回包抄过来，密集的子弹呼啸着穿透树林。“有埋伏！快带乡亲们往东边山沟转移！”王桂生大喊着，同时下意识地将胸前的文件包抱得更紧——那里面装着根据地的党员名单、作战部署图和群众抗日组织名册，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机密。
就在她指挥群众疏散的瞬间，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前胸，鲜血瞬间染红了灰布军装。她踉跄着倒地，剧痛让她浑身颤抖，但手指却死死扣着文件包的背带，没有丝毫松开。战友们冲过来想扶她撤退，王桂生却用尽最后力气推开他们，声音微弱却清晰：“把包交给队长……一定要组织好乡亲转移……别管我，快走！”
为了给群众和战友争取撤离时间，她强撑着坐起身，用身体挡住文件包，仿佛要化作一座守护机密的屏障。当日军的枪声渐渐远去，战友们返回寻找时，王桂生已经停止了呼吸，嘴角却带着一丝欣慰的笑意——文件包完好无损，乡亲们安全转移。那一年，她才17岁。
战后，当地百姓为这位来自昌乐的女战士修建了简易墓碑，碑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刻着“王桂生烈士之墓”七个字。多年后，她的事迹被收录进《莱芜抗日英烈传》，人们始终记得那个昌乐姑娘在生命最后一刻的从容与担当。她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誓言，更展现了中国女性在抗战中“巾帼不让须眉”的刚毅风骨。
二、扎根敌后的革命火种
昌乐县商家庄（今属营丘镇）人赵晋丰（又名金风），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开拓者。1915年，他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秀才，虽家境殷实，却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导子女。赵晋丰自幼聪慧，读私塾时便对《史记》中“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句子格外动容，这也为他后来投身革命埋下了思想伏笔。
1928年，赵晋丰考入省立十中（今青州一中），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进步思想。当时，学校有几位地下党员教师，常在课后向学生们讲述国家危亡的现状，推荐《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赵晋丰如获至宝，每晚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阅读，逐渐明白：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旧制度，走革命道路。
1934年春，中国共产党在青州（省立十中）学生中秘密建立“抗日救国会”，赵晋丰与李志韶、顾昌、王乐经（李荆和）等人成为首批骨干成员。他们以“读书会”为掩护，在学生中传播抗日思想，组织罢课游行，抗议日军侵占东北。期间，他还聆听过冯玉祥将军的抗战演讲，将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呐喊，让他更加坚定了“救亡图存”的信念。
1936年秋，经教师党员介绍，赵晋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后重新入党）。在济南高中就读期间，他担任学生联合会干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演讲，演活报剧，成为济南学生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青年领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日军逼近济南。赵晋丰奉命回到昌乐，向家人说明革命志向。父亲虽忧心忡忡，但看着儿子眼中的坚定，最终叹道：“咱家世代清白，不能看着国家亡了。家里的地契、银元，你能带多少带多少，给队伍做补给。”在父亲的支持下，赵晋丰带着筹集的物资，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奔赴鲁西郓城，肩负起“培养抗日骨干、建立党组织、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初到郓城时，当地局势错综复杂：日军占据县城，伪军控制集镇，土匪横行乡里，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还十分陌生，甚至充满戒备。赵晋丰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学说当地方言，挨家挨户走访。他常坐在老乡的炕头上，用昌乐老家“鬼子烧杀抢掠”的亲身经历，结合郓城百姓的遭遇，讲解“只有团结抗日才能活命”的道理。一次，他在郭屯村宣讲时，有老乡问：“你们能挡住鬼子的飞机大炮吗？”赵晋丰指着院里的老槐树说：“树再高，也经不住蚂蚁啃；鬼子再凶，也怕百姓齐心。只要咱拧成一股绳，就没有打不跑的敌人！”
1938年5月，他奉命加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三巡回宣传队，利用合法身份在单县一带活动。他带着副队长杨君莹等15人，走遍单县的集镇村庄，用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歌曲《大刀进行曲》唤醒民众。在李新集演出时，当剧中“卖唱女”哭诉被日军迫害的遭遇，台下一位老农突然哭着站起来：“俺儿子就是被鬼子杀的，俺跟你们干了！”当场就有3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抗日队伍。
1939年3月，赵晋丰进入中共鲁西区党委党校学习，系统掌握了根据地建设理论。结业后，他被任命为郓鄄县委书记，面对“无兵、无枪、无粮”的困境，提出“建组织、扩武装、搞生产”三件事：
建组织：他从发展党员入手，在郓城、鄄城交界的20多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培养了一批像“堡垒户”王大娘这样的积极分子——王大娘曾在日军搜查时，将5名党员藏在自家地窖，自己则坐在地窖口纺线，从容应对盘问。通过不懈努力，当地形成了“村村有党员，户户能藏身”的隐蔽战线网络。
扩武装：他亲自深入土匪窝，说服当地绿林武装“杆子队”改编为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起初纪律松散，赵晋丰便带着他们打游击、搞训练，还在队里建立党支部。一次，他带领游击队夜袭日军黄安据点，缴获步枪12支、机枪1挺，从此“金队长”的名声在鲁西传开，队伍很快发展到300多人。
搞生产：他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实行“减租减息”，让农民“交租交息不超标，种地有收成”。在他的推动下，郓城一带的荒地变成良田，根据地逐渐从“无人区”变成“抗日粮仓”，不仅解决了军民的吃饭问题，还能支援周边根据地。
1940年3月，赵晋丰调任鲁西第七地委宣传部部长，主管抗日宣传和文化教育。他创办《鲁西烽火》小报，亲自撰写《鬼子的“王道乐土”是啥玩意》等文章，揭露日军暴行；开办夜校教农民识字，编印《抗日三字经》（“日本鬼，太猖狂，占我土，杀我娘……”），让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也能明白抗日道理。在他的推动下，鲁西根据地的抗日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力量。
1942年，日军对鲁西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赵晋丰临危受命再任郓城县委书记。他带领县委机关化整为零，在地道里指挥斗争：白天，群众在地面应付敌人；夜晚，干部们从地道出来组织偷袭。一次，他在张家楼地道里被困7天，靠老乡从洞口递进来的红薯干充饥，硬是坚持到敌人撤退。当地百姓说：“金书记不像昌乐来的学生，倒像咱郓城土生土长的庄稼汉——能吃苦，能扛事。”
在鲁西的8年里，赵晋丰走遍了郓城、鄄城、菏泽的每一个村庄，皮肤晒得黝黑，双手磨出厚茧，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坚韧的精神。他培养的200多名抗日骨干，后来大多成为党政军的中坚力量；他建立的郓城根据地，成为冀鲁豫边区连接鲁南、苏北的重要枢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郓城，赵晋丰站在城头，望着插遍村庄的红旗，想起昌乐老家的方向，喃喃自语：“爹，儿子没给您丢脸，没给昌乐丢脸。”他就像一粒从昌乐播撒到鲁西的种子，在敌后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支撑抗日的参天大树。
三、驰骋正面战场的勇士
在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中，昌乐儿女同样展现出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用生命践行着“保家卫国”的誓言。
昌乐县时马村（今属宝城街道）人陈乃昌，是正面战场的一名铁血战士。1909年出生的他，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功夫。1929年，20岁的陈乃昌听说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济南招兵，毅然告别家人，报名参军——这支部队正是后来在长城抗战中威名远扬的“大刀队”。
1933年3月，长城喜峰口战役打响，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猛攻，中国军队装备落后，伤亡惨重。关键时刻，38师师长张自忠决定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陈乃昌因武艺出众，被选入突击队。出发前，他与战友们喝了壮行酒，刀上绑红绸，誓言“不胜不归”。
深夜，陈乃昌和战友们攀着悬崖悄悄潜入日军营地，趁敌人熟睡之际，举起大刀砍杀。他一人就劈死了3名日军，手臂被弹片划伤也浑然不觉。这场夜袭，大刀队歼敌数百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陈乃昌因功升为班长。战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刀光映月光，血溅喜峰口。此生为报国，何惧身先死。”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乃昌随张自忠将军转战华北、华东。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张自忠亲率38师东渡襄河，与日军主力血战。陈乃昌时任排长，在南瓜店战斗中，他带领全排战士死守阵地，打退日军多次冲锋。5月16日，日军调集重兵围攻，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陈乃昌目睹将军倒下，悲愤交加，高喊“为将军报仇”，带头冲向敌阵。激战中，他被日军刺刀刺穿左腿，昏迷被俘。在战俘营里，他宁死不屈，趁看守不备，跳河逃生，被当地百姓救起。
伤愈后，陈乃昌辗转找到部队，此时38师已重建。他拖着伤残的腿，坚决要求重返前线，被任命为炊事班长。有人劝他：“你立过功，负过伤，找个后方岗位吧。”他却说：“只要还能扛枪，就不能当孬种！”在随后的战斗中，他常常背着大锅冲锋，战士们都说：“陈班长的锅，比盾牌还硬！”
抗战胜利后，陈乃昌解甲归田，回到昌乐时马村。他从不炫耀过去的战功，只是在每年清明节，会独自走到村头的老槐树下，对着南方（枣宜会战的方向）默默站立。直到1985年去世前，他才向家人讲述了那段血与火的经历，从怀里掏出一块保存了45年的弹片——那是喜峰口战役留下的纪念。
除了军人，昌乐的师生们也以“投笔从戎”的方式投身抗战。1937年冬天，昌乐县师范讲习所的校园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日军逼近昌乐的消息传来，课堂上的读书声变成了对国运的忧虑。副所长李沾吾（中共地下党员）召集国文教师刘慈恭、体育教师牛老师（姓名不详，学生们都叫他“牛老师”）秘密商议：“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只教学生读死书，要带他们走出校园，寻找救国的道路。”
三位老师都是热血青年：李沾吾留学日本时就因抗议日军侵华被驱逐回国；刘慈恭的老家在济南，已被日军占领；牛老师曾是东北军士兵，因不满不抵抗政策退伍从教。1938年2月的一个深夜，他们悄悄叫醒了赵建平、徐华、赵世修、宋建德、赵钧、张力平6名学生，在学校后院的梨树下，李沾吾压低声音说：“现在不是读书的时候，我们要去鲁南参加八路军，你们敢不敢跟我们走？”17岁的赵建平第一个举手：“李老师去哪，我就去哪！”其他学生也纷纷响应。
他们简单收拾行李，带着几本进步书籍和一面自制的小国旗，趁着月色离开了昌乐。一路上，他们昼伏夜出，躲避日军和伪军的盘查。牛老师发挥军事技能，教大家识别地形、伪装隐蔽；刘慈恭用毛笔在墙上写“抗日救国”的标语；李沾吾则给学生们讲革命道理，鼓励大家坚持下去。途经沂蒙山区时，他们遭遇一股土匪，被抢走了仅有的干粮。赵世修又冻又饿，发起高烧，刘慈恭背着他走了三天三夜，自己的脚磨出了血泡。有学生想家哭了，李沾吾就给他们讲昌乐老家可能遭受的苦难，说：“现在多吃点苦，将来才能让家乡的爹娘过上好日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们终于在鲁南找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当战士们接过他们递上的“参加八路军”申请书时，李沾吾激动地说：“我们从昌乐来，带来了7颗红心！”（加上3位老师共10人，“7颗红心”为当时的革命隐喻）
在部队里，师生们各展所长：李沾吾任宣传干事，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在根据地广为流传；刘慈恭教战士们识字，还创作了《昌乐子弟兵战歌》；牛老师担任武术教官，训练战士近身格斗；学生们则在通讯、卫生、侦察岗位上发光发热。1939年夏，在一次反“扫荡”中，徐华在传递情报时被日军包围，为了不暴露部队位置，她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18岁。消息传来，李沾吾带领师生们在阵地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刻着“徐华同学之位”，大家含泪宣誓：“为徐华报仇，为所有牺牲的同胞报仇！”
抗战期间，这10位从昌乐走出的师生，有3人牺牲（徐华、赵世修、牛老师），7人幸存。他们中，赵建平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团级干部，张力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某大学教授，李沾吾则一直从事党史研究，晚年撰写了《从昌乐到鲁南：一段师生从军路》，记录下那段青春无悔的岁月。
此外，北平的流亡学生中也有昌乐身影的印记。1937年北平沦陷后，齐心与姐姐齐云等爱国学生被迫流亡，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前往太原，计划投奔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途经昌乐车站时，她们看到站台布满日军岗哨，百姓眼神中充满恐惧，便决定“不能白白等车，要让昌乐的乡亲们知道全国在抗日
四、国民党阵营中的昌乐将领
在国民党阵营中，昌乐籍将领同样为抗战事业倾尽全力。张耀宸，1905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20期。学成归国后，他投身军事教育，曾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炮兵主任教官，为培养军事人才呕心沥血。抗战时期，他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中将执行官，以严明的军法整肃军队纪律，确保将士们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抗战胜利后，他任职于国民党国防部，后在新中国继续为国防教育和地方建设贡献力量，直至1988年在南京离世，一生都在践行着对国家的责任。
另一位昌乐籍将领王凎尘，1889年出生，毕业于山东将校讲习所讲武堂。西安事变时，他任张学良部团长，毅然联名签署”将士西安通电“致电蒋介石，力主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身为国民党106师少将师长的他，率部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4月，在河南抗日战役中，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王凎尘毫不退缩，亲自指挥战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他不幸壮烈殉国，用生命诠释了中国军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
这些在外地抗战的昌乐人，身份不同、经历各异，却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有的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有的在战火中坚守到胜利的那一刻。时光流转，当年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他们的故事依然在昌乐的大街小巷传颂，他们的精神如同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昌乐儿女。每当昌乐的孩子们走进当地的抗战纪念馆，看到先辈们的照片和遗物，都会被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所震撼，心中的爱国之情也会愈发浓烈。他们深知，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唯有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才能告慰那些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先辈，才能让昌乐精神、中国精神永远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