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魂
崇祯十三年的六月，热浪像口蒸笼，把大寨村的泥土烤得裂开细纹。赵良相的尸体停在堂屋的门板上，粗麻纸糊的窗户被风吹得哗哗响，纸人纸马在供桌旁歪斜着，像在嘲笑这户人家的窘迫。他才三十五岁，却被一场瘟疫拖垮了，临死前还攥着妻子塞给他的半块窝头，指节僵硬得掰不开。
“入殓的棺材还没凑够钱。”妻子王氏跪在灵前，眼泪滴在赵良相的寿衣上，晕开片深色的水渍。两个幼子趴在门板边，怯生生地不敢碰父亲的手，他们听说人死了会变成鬼，可父亲的脸还带着点温热，不像吓人的样子。
夜里，守灵的邻居打了个盹，醒来时突然尖叫——门板上空空如也，盖在赵良相身上的白布掉在地上，像条被丢弃的蛇。王氏疯了似的扑过去，摸着冰凉的门板瘫坐在地：“人呢？我的良相呢？”
全村人举着火把找了三天三夜。村西的枯井、城北的乱葬岗、甚至连大寨旁边的藕塘都摸了个遍，连片衣角都没找到。有人说他是被野狗拖走了，也有人说这是“走尸”，定是生前有未了的心愿，自己蹦出去了。王氏在灶台前烧纸钱，火光里总看见赵良相的影子，伸手去抓，却只有满手灰烬。
第七天傍晚，有人敲了院门。王氏以为是讨债的，哆哆嗦嗦地开了门，却见赵良相站在门槛外，头发乱糟糟的，身上的寿衣沾满泥点，眼神发直，像丢了魂。“良相？”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摸他的胳膊，是热的，还有心跳。
赵良相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响，过了半晌才说出话来：“我没死……有人拉着我走。”他说死的那天晚上，刚闭眼睛就觉得有只冰凉的手抓住他的手腕，拖着他往黑暗里去。脚下像踩着棉花，四周全是白茫茫的雾，什么都看不清，只有拉着他的人力气极大，他想喊却发不出声，只能跟着跌跌撞撞地走。
“走一阵，就有人递枣子过来。”他的指尖在衣襟上摩挲，像是还能摸到枣子的纹路，“那枣子是深红色的，甜得发腻，核儿比米粒还小，吃了就不饿，也不觉得累。”他记不清走了多少路，只知道雾里偶尔会透出些影子——有时是黄土高坡，窑洞的窗纸透着昏黄的光；有时是穿短衣的苗人，背着竹篓在雾里一闪而过。
“从山西往南，好像到了云南。”他皱着眉回忆，“那边的雾是绿色的，带着股潮湿的草木气，递枣子的人说话带着口音，听不懂，只知道往我手里塞枣。”直到某天清晨，雾突然散了，他站在条青石板路上，旁边是座带着飞檐的牌坊，上面刻着“武定州”三个字。
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从牌坊后走出来，蓝布头巾裹着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里嵌着泥灰，却笑得慈和：“孩子，到家了。”她扶着他的胳膊，往路边的岔道走，拐杖点在地上的声音笃笃响，像在数着步数。赵良相觉得她的手很暖，比家里的灶膛还暖，走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老妇人指着前面的村落：“那就是省屯，去那讨口饭吃，就能回家了。”
他刚要道谢，老妇人的身影就淡了，像被晨雾裹走了，只有拐杖戳过的地方，留下颗圆滚滚的枣子，红得发亮。省屯的村民见他穿着寿衣，起初吓得要打，听他说完来历，又看他饿得直打晃，才端来稀粥和窝头。他在村里歇了两天，打听着往大寨走，一路靠乞讨和帮人挑担子，走了整整七天，才看见自家院门口那棵歪脖子柳树。
“那些枣子，现在想起来还甜。”赵良相坐在炕沿上，接过王氏递来的水，咕咚咕咚灌下去。两个孩子怯生生地摸他的手，这次他没有躲开，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孩子的头。
自那以后，赵良相像变了个人。从前他总爱抱怨收成不好，如今却天不亮就下地，哪怕田埂上的草都拔得干干净净。有人问他阴间是什么样，他只摇头：“没什么阴间，就是走路，走累了有枣子吃。”王氏发现，他的枕头下总藏着几颗干枣，说是老妇人给的那颗枣核种出来的，结的果子格外甜。
一年后，王氏生了个儿子，赵良相给孩子取名“恒吉”，盼着他一生恒定吉祥。恒吉长到三岁时，还会指着门口的歪脖子柳树说：“娘，树下有个戴蓝头巾的奶奶，给我枣子吃。”王氏往树下看，只有风吹过柳叶的沙沙声，像有人在轻轻笑。
崇祯十七年的秋天，赵良相在地里收玉米时，突然倒了下去。王氏赶过去时，他已经没了气，脸上却带着笑，手里还攥着颗刚摘的枣子，红得像颗小小的心。村里人说，他是被老妇人接走了，这次是真的回家了。
恒吉后来成了大寨的货郎，走南闯北，总在行囊里装着枣子，遇到赶路的人就分给他们。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爹说，出门在外，总有难处，给颗枣子，甜点心，就有力气走下去了。”他不知道，武定州的牌坊还在，省屯的老人们还在讲，当年有个穿寿衣的男人，靠一颗枣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而大寨村的歪脖子柳树上，每年秋天都会结出些小小的枣子，青里带红，摘下来尝尝，甜得能把舌头化掉。孩子们说，那是赵良相托柳树给娘和弟弟捎的枣，就像当年老妇人给他的那样，在漫漫长路上，留一口甜，撑着人往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