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鄌郚教学的日子
陈启栋
（一）初到北鄌郚陈启栋
那是一九九三年。从昌潍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昌乐县北鄌郚乡中学干教师。就差那么一年，我的上一级同学大部分被分配到了高中。按照规定的日期，我乘坐公共汽车，到离家七十里路远的昌乐县教育局人事科去拿调令。拿到调令后，就急着步行去汽车站，希望能赶上最近一趟回家的客车。刚出教育局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人，跟我打起招呼来。他自称跟我是昌潍师专的同一级同学，聊了几句话后，就要过我的调令去看。那上面赫然写着去北鄌郚乡中学。他就告诉我，“你赶紧回家去拿钱，找个关系，改改调令吧。去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会有什么前途？”我当时就想，咱是一没钱，二没关系可找，就听天由命，到那个地方去算了。“北鄌郚在哪里呀？我只知道有个北岩。”我问他。他说北岩也比北鄌郚好，说完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几天一直围着教育局转悠，见到哪位同学拿出个调令来，就凑上去看看，分析一下分配的动向，以便采取措施。我们那一级大部分分配到了偏远地区，而且大都离自己的老家比较远，有不少人还很远。我乘坐公共汽车回到家后，见到村里的人，就向他们打听，有没有知道北鄌郚那个地方的。大部分人只知道鄌郚，不知道北鄌郚。最后终于打听到了，说是北鄌郚有个叫荣山的地方，前几年有几个人到那里去学习过栽种苹果的技术。我就找到那几个人，向他们打听从我们家到那里去怎么走，通不通公共汽车。他们告诉我，没有直达的客车，需要骑自行车去，大约有四十里路远。那时在农村，一个村才几个人有摩托车，更别说汽车了。我就新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骑着，先向西北方向走，边走边打听。到了船底村，下了宅科岭，穿过小五图和大宅科后，又沿着坑坑洼洼的老柏油路，一路向西，就拐入了昌乐到蒋峪的宽阔的大马路上去了。我以前好像还没见过那么好的路，可能是新铺了沥青。后来才知道，拐到大马路上去的那个路口，就是所谓的南展路口。又往南走，再折向西北。我尽量记住所经过的村庄的名字，如陈家店子、东杨庄、伦家埠坡等，又到了卞家庄附近。后来我才明白，那个卞家庄就已经属于北鄌郚乡了。到了卞家庄那里，发现有个石灰窑，我沿着一条路向着石灰窑顶部走。那是一条运石头和石灰的专用路，我不懂。我以前从没见过石灰窑。这时我就下车向一个人问路，他向我指明了要走的路，又说，“我看着你走上了运石灰的路，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不一会儿，我就来到了北鄌郚村街里，街道两旁有不少店铺。据说那条街也是潍九公路的一部分，当时还没有硬化。向西一望那条潍九路，几乎能通到天上去。但不用往天上走，到了街西头就转弯向了北，北鄌郚乡中学就近在眼前了。那时正值暑假期间，学校大门敞开着，里面没有学生。我发现学校的主路两边，有一间房子是值班室，上面挂着牌子，就停好自行车，走了进去。床上侧卧着一个人，正在听收音机。看见了我，一骨碌下了床。他长得又瘦又矮又黑。后来得知，他是北鄌郚村的人，姓郭。“我是分配到这里来的新教师，是来报到的。”我告诉他。“你是来报到的，我就领着你找校长去。”他说。“等等，我先把车子锁起来。”我指着我那辆崭新的自行车说。“不用锁，别看有人说乡下怎么着，我们这里风俗还行。”他笑着说，牙齿又黑又黄。我们来到了校长家里，那是三间屋的一个院子，红砖红瓦的房子，跟校舍是一样的，院子里栽着大石榴树，种着菜，还养了不少花。校长个子不高，笑起来脸上有不少皱纹，头发理得很短，黑发中隐隐约约闪烁着不少白发。他很热情，笑容可掬地示意我坐下，一面从茶几上拿起软包装的红色青州烟递给我。我这才想起我在路上买的烟，就掏出来，那是一盒硬壳的青州烟，比软包装的略贵一些。校长见状，就又掏出一盒硬壳的牡丹烟递给我，他这盒又比我的贵一些。我不吸烟，刘子军接过一支去，慢慢地吸着。我向校长介绍着自己，问好了什么时候开学，提前在哪一天来。原来校长姓张，已经干过多年的校长，先在时马学校干，后来又到北鄌郚乡中学干。去年他身体不好，就休养了一年，找了一位代理校长替他。今年他说病好了，打算重新出山。那个时马，是个村庄，本地人发音，叫做chimo。张校长就是时马人。这些情况，也是在我参加工作好长一段时间后，才了解到的。我正打算向外走，刚站起身来，这时沙发上一只苍蝇落下了，校长就拿起蝇拍打苍蝇。蝇拍落在还包着塑料纸的沙发背上，苍蝇被打死了。就在打苍蝇的功夫，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是位青年教师，估计年龄跟我差不多，留着大分头，四方脸，戴着变色眼镜。他来的目的是向校长汇报一件事，说是有几个上函授班的老师，开学后可能晚几天来上班。“我也要去上函授班，开学后有可能晚几天来，也有可能不晚。”想起了我自己的函授学习，我就顺便向校长说了说。实际上那时我正在犹豫着，我考上的那个函授班是去上还是不去。“这个不要紧，如果你不能按时来，就打电话说一声。”说完，他找了半天，找出一张纸来，帮我记下电话号码。那位青年老师姓赵，也是昌潍师专毕业的，上的历史系，是我的老师兄了。他是前年分配来的，老家是北鄌郚乡的北冯家沟。他写字很好，当时在教导处里干。那个暑假，我没有去上函授班，开学前按时到了新分配的中学去上班。到校后才发现，那位劝我花钱找人改调令的同学，也分配到了这个学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校长也不是之前迎接我的那位校长了，而是换了另外一个人。
（二）特殊的开学会陈启栋
在初中开学的前一天，接近晌午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北鄌郚乡中学。自行车上带着被褥和在师专用过的垫子，到张校长家的大门口外刚停下车子，就有一个人快步走过来，帮我解绳子，搬铺盖。我想这人是谁呀？是张校长的儿子？或者是他表弟？或者是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我越看越觉得那人面熟。我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那人也许是见我一脸诧异，就开口说话了：“你来的比我晚了，这不是，我也分到这个学校里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了。那不是别人，就是前文说的那位，建议我借钱找关系改调令的，他也分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了。他姓刘，大家都称他小刘。后来听说他比我提前早到了一天，晚上跟张校长聊了不少发展经济的问题。小刘告诉我，张校长说好了，今天中午我们就在他家里吃饭，他要为我们新来的大学生接风洗尘。正在我满校园里转悠，要找个厕所小解的时候，又遇到一位人。这人我认识，是我上初中时的校长，姓张。我就问他：“老师，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调到这里来了。”他跟我握了握手说。他或许是早就认出我来了，也或是事先从档案底子上查到了我。我们一见面，彼此就显得很亲切。过了一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经老张校长介绍，我才明白，我初中时的老校长要来这里干校长，这里的老校长成了工会主席。后来大家见了他们两位，自然分别都称呼张校长，私下里谈起他们时，就称老张校长和新张校长。虽然他们二位的年龄也差不多。我来到后不久，又有一位新分配的大学生来报到，也是昌潍师专的，来自数学系，我们之前不认识。他姓张，大家都称他小张。之后，我们一个宿舍。我能背出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小张老师也能背出。中午为我们接风洗尘的饭桌上，还有刘助理，那时在乡里干文教助理，我与妻子结婚后，才得知他是我老丈人的外甥，我们的表哥。还有于主任，原先在这个学校干过，那时已调到昌乐劳动技校干主任了。跟着余主任一块来的，还有一位司机，很年轻，据说是某某领导的公子，我并不知道某某领导，现在也忘记那位姓甚名谁了。桌上自然还有新来的张校长。“三个人都是昌潍师专的吗？”刘助理问。老张校长回答说是。“都是昌潍师专？”刘助理又问了一句，似乎不大相信。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昌潍师专毕业的。别的菜肴都忘记了，只记得上了一大盘蠽蟟龟。北鄌郚那里山多，树林多，蠽蟟多，蠽蟟龟也多。那一大盘蠽蟟龟，就是张校长跟他妻子不知用了几个夜晚挨个捉来的。饭桌上，老张校长做了主陪，好像是城里来的于主任做了主宾，其余的人我都忘记坐在哪里了。喝酒的过程中，老张校长不停地跟于主任闲聊，让他下一步先把教育局长老葛往上推一把，占据他的位置，再往后就干县长了。接下来就不停地称他于县长。新来的张校长，没喝完一杯酒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想，可能是开学之初很忙吧。颇有些醉意的老张校长，就开始说他的不是，说不应该冷淡了新来的大学生。酒足饭饱后，大热天的，我们三个新来的，也没地方去，就在老张校长家的沙发上坐着喝茶，一边听老张校长说这说那。他说他本来打算干个副校长，抓业务。“你们看，今下午的大会上，干副校长的发言稿我都写好了。没想到现在干了工会主席，连这讲稿也无用武之地了。醉醺醺中，我也不知全校范围内是怎么下的通知，大家都到学校最南边的办公室里去开会了。老张校长最先讲话，口若悬河地讲。也许是酒精在他身上起了点作用。勤务人员郭子军（前文说的领我报到的人），拿着比他更黑的大烧水壶进来，给办公室里的暖水瓶冲水。老张校长吩咐他去了这边又去那边，把老师们的条桌上撒上几个茶碗子，用的那个词就是撒。又瘦又矮的郭子军，很像个茶童。老张校长开始讲话了。他先代表工会欢迎新校长的到来。然后从自己怎么生病开始，讲到自己治病的经过，讲到自己现在病好了，就到城里什么局长和什么局长以及什么局长那里去玩过。去那里玩的时候，他把当时的情景描写得绘声绘色，详详细细，时间具体到几月几日。我一向自我感觉记性不错，但那时那刻，在他面前，心里一下子就矮了半截。他讲这些的时候，不免涉及到老师们之间的派系争斗。有一句比经典台词还经典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不是组成战斗的堡垒，而是堡垒中的战斗。”“5月31号，5月有个31号没有？”他顿了顿后，这样开始他的下一个故事。我不觉好笑，不觉释然，但同时又觉得他是编故事的高手，更是说相声的高手。“现在我讲这些，扯得过远了，也过分了，与我现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了。有一句话来形容我是十分恰当的……”他这样说着，一抬头，也许是看到那位钟老师了吧，就提高声音叫出他的名字来，问他：“你说我以现在的身份还讲这些，这叫什么？”“叫身正言顺”，钟老师说。据钟老师后来说，可能是想说名正言顺，一紧张就说成了这句。“不对不对，你坐下吧，你作为语文老师都概括不出来。这应该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张校长讲完后，又换了新张校长讲。他讲话简短有力，条理分明，说今后提倡开短会，就事论事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固然是他一向的工作作风，也好像有点影射的意味。我一方面对新校长的到来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也对老校长的情况感到同情和惋惜。我想在当时的情境下，在场的所有人中，只有我的这一份感觉是独一无二的吧。矛盾的种子算是种下去了。我想这是当事人的错误，相互间没有知己知彼，更是乡里管文教的书记和乡长没有预先协调好。如同一个班级中有了矛盾后再去管一样，以后乡里的赵书记就多次来过学校。有一次还召集全体教师开了一个大会，针对的就是此类矛盾的持续发酵问题。我不想多说了，也不应该多说，许多细节在此文中还是省略了的。
（三）可爱的调皮孩子
记得在师专上学时，90级的几位师兄，表演了一个哑剧，叫《课堂拾趣》，令人捧腹，令人叹服。我本来想借用课堂拾趣这个名字，作为本章的题目。但想来想去，又改了。实际上，参加工作之初，我所经历的课堂内外的事，想来真是比课堂拾趣还有趣。“我学学咱们班主任讲课，你们听听像不像。怎样才能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噢噢噢——公民呢？”有一次是课间时间，我走进一班教室，发现一个同学正在讲台上对着黑板模仿我讲课，见我进去了，也不回避。一开始上课我教的是初一，当一班的班主任，那个模仿我的同学在班里算得上是最调皮的一个了。“对，就是要经常重复一下，才能把问题记得牢。”我说。“老师，我正是按照你的教导，重复是学习之娘，去重复的。”那位同学说，“老师，你讲那个北京什么话，咱这个庄户人家，他听不懂啊！”我说的是学习之母，也没说学习的娘呀，他竟然这样调皮。当时为了锻炼讲课技能，为以后讲个优质课什么的做准备，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尽量延续自己表演小品的优良传统，坚持用普通话授课。我心里暗暗发笑，有这样的调皮鬼子，真是没办法。一开始他的座位在窗台边，我讲课的时候，他故意把钢笔、铅笔、橡皮等扔到了窗子外面，然后打报告，说是他的那些东西放在窗台上被风吹下去了，请求我批准他出去拿。上劳动课之前，预计需要两辆铁制小推车，我就在全班范围内动员：“谁如果是贡献了小推车，劳动课上就不用干活了。”那时还没有综合素质量化的办法。“老师，我推来让你看看，我那辆怎么样吧。”我话音刚落，调皮鬼子就抢着说。结果班里推来了六辆小推车，那六个人就不用干活了。我真有些后怕，如果推来五十辆小推车，那节劳动课该怎么上呀！我与我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在她的门市部聊天时，调皮鬼子放学后恰好经过那里，就踮起脚前尖向里面瞅了很久。有一次，级部主任把调皮鬼子跟另一位同学叫到了办公室，说是他俩在打架。一个骂另一个是老面瓜，一个骂另一个是武大郎。当时调皮鬼子长得很矮，另一个比较高，生着一张大胖脸。有一次被调皮鬼子称作老面瓜的那个同学向我告状，说是有的同学给他起外号。我问谁给他起外号，他又不说，要我自己去问。我指责了他几句，说是这么多人，我到哪里去问，你不说就算了，这事我也不管了。他忽然捂着脸哭起来了，说：“人家给我起外号你不管，你还给我起外号呢！”“我什么时候给你起过外号？”我问他。“你那一次不是说过他是尿罐子眼。”旁边一位同学替他回答。哦，原来是这样。正如调皮鬼子所说的那样，我不是操着普通话上课嘛，在三班王老师那个班上课的时候，我讲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读细胞的胞为bao，同学们中有很多人都给我纠正，说是应该读pao。我说就是读bao，不信可以查字典。他们查了字典，接受了我的。后来在办公室里，三班班主任王老师谈起了这件事，说是他上生物课讲到细胞时，他读细pao。一位姓王的同学站起来给他纠正，告诉老师那个字应该读bao，说他们查过字典了。有一次我在四班上课。讲着讲着课，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吧嗒一声，转身一看，在讲台下面，一颗红彤彤圆溜溜的山楂正在滚动。我没理会，继续讲我的课。讲完课后，让同学们上自习的时候，我从教室的前面慢慢踱到了后面。在一位姓刘的同学面前停了下来，吓得他赶紧站起来告诉我：“老师，那个山楂不是我扔的，是大伟扔的。”我心里暗自好笑，就示意他坐下，也没有追究谁。也是在这个班里，我又一次上课时，冷不丁发现两个男同学扭打到一块了。赶紧过去制止并问明原因，一位同学说是另一位同学找的事，说那位同学捏着自己的肚皮，问是皮疼还是肉疼。初次干班主任没经验。当学校派我第二天去县教研室开会时，头一天放学时我把这事告诉了我当班主任那个班的同学，说是明天我不在家，大家要好好遵守纪律，千万不要打闹。结果我开完会回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同学把另一个同学打得鼻青脸肿了。原来他们知道我不在家后，有些人就跳出来，演了一出戏，这戏的名字就应该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好在那时孩子受点轻伤，家长也不怎么在意，赔个礼道个歉，至多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就行。在一次考试过程中，我与另一位当时还被称作小郭的老师监考，一个姓钟的同学作弊，用膝盖顶着课本隐藏在课桌底下。被巡考的校长发现了，校长把我俩批评了一顿，最后还说了一句：“小陈刚干工作没经验，小郭你该是有经验，怎么就没发现呢？”打那以后，每逢监考，我都要留心瞅瞅桌子底下。秋季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演讲比赛。我亲自撰写了演讲稿，几乎是一句话一句话地培训，最后由卞瑞霞同学代表我班演讲，结果获得了全校第一名。调皮鬼子果然能耐大，他又把这事大力宣传一番，使得我们班名声大振。这是一位其他年级的家长后来告诉我的。我现在还记得演讲稿的开头几句：“野荆花盛开的季节，太阳最红的时刻。我们迈着矫健的步伐，怀揣一颗激动的心，与群山一起跳着舞，跟小溪一块唱着歌，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北鄌郚乡中学。”卞瑞霞同学好像后来自家买了个大巴车跑线路，几年前我们见过面。调皮鬼子（他后来早就不调皮了，在此姑且这样称呼吧）后来像雨后的庄稼，猛窜了一大截儿，个头快到一米八了。我们也见过几次面。见面时他扭扭捏捏，倒像是个大闺女了。现在也在昌乐城里干，干到老板了。还有刘磊等好几个同学都干了老板。刘磊代理中科太阳能，还经营灯具。还有在国家部委干的，在乡镇干校长的，在三联家电干经理的，等等。
（四）名噪一时
在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开学典礼上，学校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的发言赢得了大家的肯定。小刘老师说：“你这个发言虽好，但普通话很刺耳。”1993年的北鄌郚，中考成绩在全县二十三个单位中，是倒数第一。那正是大张旗鼓排名次的年代。新张校长到来后，分析学校落后的原因，发现，主要是中考报名人数不足。不足的那个数目，在算平均分时，都是以零分计入的。报名人数不足的原因是，贫困生多，家里拿不出钱来报考。下一年中考报名时，学校就出钱，拿出几个人的报名费来，给几个贫困生报了名。这样中考的结果，就一下子提高了几个名次。记得1998年中考后，还有考住了三中不去上的。那时的期中期末考试，是全县划档，分为一至十个档次。我校上一学年的最好成绩是历史肖老师的七档。大部分学科都集中在九十两个档上。前文说了，我一参加工作，教的是初一政治，当时叫青少年修养。初出茅庐，我自然是加倍勤奋和刻苦。初一年级一共四个班，政治课都是我一个人上，还干着一班的班主任。我自己琢磨题，自己刻钢板印题（那时是靠手工垫着钢板刻蜡纸），还联系外校的老同学，弄了一本县教研室编写的蓝皮资料。除了做练习册外，学生通过我的口头讲解，或者做胶印的试题，又把那本搞来的资料弄熟了。那时的政治科满分是100分。除语数英外，在中考中占分最高了。几个民办教师回家忙秋的时候，也无偿送给了我几节课上。结果，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我的初一政治是全具一档，还有初一历史赵老师、生物王老师和初二历史肖老师，分别是全县二档三档和五档。一时间，全校上下都倍受鼓舞。我班的郇同学和一女一男两位刘同学，占据了全校的前三名。教几何的孙老师总结说，学校成绩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进步，总结原因有“三新”：学生与老师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老师与校长之间都是新的。在年终的全乡表彰大会上，高乡长代表乡领导班子讲话，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今天正好书记们忙，没工夫来参加这个会。那咱就自己开。”我觉得他的讲话开头很艺术，艺术在那句咱自己开上。他在面上谈了中学的进步后，接着就提到我，“尤其是陈启栋，所教学科成绩是县一档。”我代表优秀教师发言。后来一位老同事回忆说，我那个讲话，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三个拜年。具体是哪三个，我现在忘记了，反正是先罗列了三方面的人，格式是向什么向什么向什么，然后是拜年，拜年，拜年。大会结束后，优秀教师每人奖了一块石英钟，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件奖品。可惜我那块石英钟寿命不长，挂了几天后，时间就在它那里就原地徘徊了。1996年中考，我虽殚精竭虑，所教学科也仅仅弄了个全县第十六名，学校的名次是倒数第四。那一年又换了校长，我回到初一，重新开始。那一年，我女儿出生了。1997年秋季开学后，我又去经营毕业班，教四个班的政治，干一班的班主任。那时的政治中考分值还是一百分，那时的毕业年级好像不怎么看重期中期末考试。初次在全县范围内的较量，是毕业会考。早在会考之前，数学学科派出了三名选手，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荣获了全县一等奖，受到了校长的一再夸赞。这也显示了这一级学生的实力。毕业会考结束后，全县毕业班的政治老师集中到昌乐镇中阅卷。阅完卷后，互相比较了一下前十名的成绩，我发现北鄌郚比实验中学、尧沟中学和镇中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场就给雄心勃勃的我，劈头盖脸浇了一桶凉水。今天英才学校的刘校长，那时是尧沟的教研组长，也是全县的政治权威之一。我见到他们几个正对考试结果高谈阔论，就凑过去听。他的一句话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你弄着题来没有？弄着题是关键。”毕业会考结束后，距离中考大约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又回到自己日夜奋战的岗位上，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求有大的突破，力争有新的进步。那一年，北鄌郚的毕业生到实验中学参加中考。考试结果一公布，全校轰动。政治学科全县第二，四个班考住了九个一二中，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优秀生了。除政治外，还有数学考了个十四名，学校总名次是十七。虽说依旧落后，但已经算得上是破天荒了。当然，那时的排名不含实验中学。那一年的中考质量分析会在实验中学举办。开会前，会场上议论纷纷。我听到有人问尧沟的老师，问他们第几，被问者用惊诧的腔调回答说是第三。然后又说，没想到那个北鄌郚还在他们前面。又有一个人指了指我说，他就是北鄌郚。开会过程中，县教研员老师更是把我大大表扬了一番。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学校和乡里挤出钱来进行了奖励，我得的奖金最多。次年，我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和教学能手。也是次年，政治学科在中考中的分值改为60分，以后又逐渐改为40分。以后几年，我又连续教初三毕业班，兼班主任和教科研主任。虽说成绩没那么突出了，也大约徘徊在全县六七名左右（好像是与地理科结合的成绩），但仍位居全校前茅。临近退休，抚今追昔，感慨颇多。想想以往的点滴成绩，简直如同过眼云烟。但不应该看做云烟，应该把它当作汽油，不断地把油箱注满，转化为自己这辆破车前进的动力。加油，奔跑，再跑出一段新的人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