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几丨齐国“营丘”寿光说考证

　　齐国“营丘”寿光说考证
　　刘几
　　齐国当初为泱泱大国，“北海雄风”、“标盛东齐”，当有寥廓宏伟之城池。
　　汉代以来，有关齐国营丘故址的说论颇多，一说在今昌乐南部，一说在今临淄北部。
　　我国考古著名权威专家苏秉琦，经半个多世纪的考证，认为寿光呙宋台就是齐都营丘。
　　营丘，姜尚始封之都。营丘故址史书记述不详，遗物见证所据缺乏，书报传抄众说纷纭。
　　姜尚受封距今3000多年，史传资料记载甚少，至900年之后，司马迁《史记》谓之“营丘为齐始封之都”，司马迁只言营丘，亦未提及营丘详地。
　　自汉代以来，有关营丘故址的说论颇多，一说在今昌乐南部，一说在今临淄北部。《汉书·地理志》、魏代《水经注》、唐代《括地志》主临淄营丘说；宋代《太平寰宇记》及之后的《译水经注》、《全校水经注》、《营丘辨》等，主昌乐营丘说。当代以来，郭沫若主临淄说，他在《中国史稿》第1册中说：成王把师尚父封为齐侯，统治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范文澜主昌乐说，他在《中国通史》（第1册）中说：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都营丘（今山东昌乐）。
　　我国考古著名权威专家苏秉琦，经半个多世纪的考证，认为寿光呙宋台是齐都营丘。自古以来，所有史论和史学家，只提齐都营丘，却无充分依据证明其在何处，而权威专家苏秉琦不但指出在何处，而且提供了大量证据。
　　上世纪70年代末，权威专家苏秉琦来到山东中部，历时20多天，行程万余里，实践他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对报刊上提到的寿光、临淄、昌乐营丘说进行了实地考证。然后翻阅了若干资料，最后他认为资格最充分的是寿光呙宋台。他说，《史记》已经阐明得很清楚，营丘不在临淄和昌乐。
　　《史记》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是为太公。太公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五传至哀公，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因袭薄姑都，治临淄。”《史记》虽未说出营丘的具体位置，但却肯定了营丘和临淄不是一地异称。《史记》说，“营丘边莱”，就是说靠近莱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靠近莱国的是寿光，所以临淄营丘说有误。《史记》说，“胡公徙都薄姑”，胡公是齐国第六代，将国都迁至薄姑。这里没有说将营丘改名为临淄，营丘改名说法是不对的。《史记》说：“献公元年，因袭薄姑，治临淄。”这是说至齐国第七代才迁至临淄，也没说营丘更名为临淄，而且是从薄姑徙来，早已远离营丘若干年，综上所述，临淄营丘说不能成立。
　　对昌乐营丘说，权威专家苏秉琦是这样解释的：古往今来，记载营丘在昌乐的资料不多见，有的资料提到昌乐都是晚期的。《史记》记载，“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齐纪结为仇敌，从而战争频繁。史书有“一日三战”之说，“一日三战”讲了一个问题，即齐纪相距很近，那时兵器使用的又是矛、刀之类，步履维艰，“一日三战”难以实现。呙宋台是营丘，相距纪国（故址在纪台镇）很近，只隔一条弥河，“一日三战”有可能，而且现在从弥河床底出土了很多兵器，为呙宋台是营丘提供了证据。
　　《史记》说，“太公至国，都营丘。通商工业，便鱼盐之利”。权威专家苏秉琦认为，这是一条营丘既不在临淄又不在昌乐的重要根据。位于昌乐南部40多里的所谓营丘，相隔恶山僻岭，四条大河，交通不便，距海太远，何其“便鱼盐之利”，与《史记》不符。寿光呙宋台，距海较近，交通方便，具备“之便”条件，符合《史记》论述。与齐同时的纪国，有纪国铜器为证，其都在寿光的纪台镇已成定论。据史料记载，纪国统治境域是弥河东部，即：临朐、昌乐、安丘、昌邑及其以东以南。从区域上考证，昌乐为纪国属地，齐国营丘不可能在纪国版图上。就城池而言，昌乐河头乡的古城村，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高5米，约272万平方米，而寿光呙宋台，包括点将台、钓鱼台、骨制作坊，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高10米多。“水出其前，经其左流向北”，姜尚不选条件优越的呙宋台为营丘，能选依山僻岭的古城吗？
　　权威专家苏秉琦继续说，他考证了昌乐的古城村遗址，残存的城垣全是汉代的，没发现西周时期的遗物，临淄也是如此。权威专家是重证据的，出土文物是营丘的见证，寿光呙宋台，出土了很多西周时期的铜器和陶器，这比书刊的文字真实得多，能使人信服。
　　从地理环境考证，权威专家苏秉琦说，寿光呙宋台占着特定的优势。寿光是山东东部通往京津和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海运陆运四通八达，是战争能攻能守的战略要地，齐国时期战争较多，姜尚选呙宋台为营丘是他的明智，昌乐、临淄都没有这个条件。呙宋台自然风光尚佳，土质肥沃，易种多种农作物；北有鱼盐，南有菜蔬，沿河有五果，北荒有牛羊，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适宜安营屯兵。呙宋台附近，有10米多高，100多万平方米的丘陵十几处，北有火山埠（姜子牙的烽火台），西有边线王古城堡，南有姜太公钓鱼台，这些丘台，均发现过龙山时期、商周时期的铜器、陶器、骨器。呙宋台一带，有北辛文化1处，大汶口文化15处，龙山文化50多处，这些考古实证，足以说明当时是一个发达地区，权威专家苏秉琦认为，营丘在呙宋台证据是充分的。
　　最后权威专家苏秉琦讲了一个哲理，再次说明营丘在呙宋台确凿无疑。他说，发达的营丘造就了人才辈出，人才济济证实了营丘的所在。寿光呙宋台一带，由于开发利用较早，至齐国建都时，已是全国三大发达地区之一。经济文化的发达，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辈出，寿光的杰出人物，早期的有创造文字的仓颉，撰著《齐民要术》的贾思勰，历史上还出了5个丞相，辅佐君主完成了治国大业。事实证明，没有齐都的发达，就不会有历代的人才辈出，就不会有经济繁荣的今天。营丘在寿光，物证人证俱在。

　　驳齐国“营丘”寿光说
　　——以昌乐说为核心的考证
　　刘文安

　　刘几先生《齐国“营丘”寿光说考证》一文，以苏秉琦先生的考证为核心，力证寿光呙宋台为齐太公始封之都营丘。然细究全文论据，其在史料解读、疆域定位、考古实证研判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疏漏。结合汉代以来的文献记载、考古新发现及先秦疆域格局，营丘故址实为今山东昌乐营丘镇故城村一带，寿光说难以成立。以下从核心争议点逐一辨析反驳。
　　一、昌乐说并非“晚期资料”，反具早期权威支撑
　　刘几先生称“记载营丘在昌乐的资料不多见，有的资料提到昌乐都是晚期的”，此说与史实不符。营丘昌乐说的史料根基，实则源自汉代权威文献，其成书年代远早于寿光说相关记载，且考据链条完整。
　　东汉学者应劭曾亲任营陵县令（今昌乐营丘镇一带），其在《汉书·地理志》北海郡营陵条下注明确指出：“（营陵）或曰营丘”“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应劭任职之地即古营丘故地，其考证兼具实地勘察与文献梳理的双重优势，具有极强的可信度。此后，北魏《水经注》虽主临淄说，但并未否定应劭的记载；宋代《太平寰宇记》、明代《青州府志》、清代《山东通志》等典籍，均延续应劭的论断，形成了“汉—宋—明—清”一脉相承的考据传统。反观寿光说，并无汉代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支撑，直至近现代才由部分学者提出，史料权威性远逊于昌乐说。
　　值得注意的是，刘几先生援引苏秉琦先生“《史记》已阐明营丘不在昌乐”的观点，实为对《史记》的误读。《史记·齐太公世家》仅记载“营丘边莱”“胡公徙都薄姑”“献公治临淄”，并未提及营丘具体方位，更未否定昌乐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史记》所载“太公至国，莱侯来伐”的历史场景，与昌乐的地理位置高度契合，反倒与寿光说存在矛盾。
　　二、疆域辨析：“营丘边莱”指向昌乐，寿光实为纪国核心腹地
　　刘几先生核心论据之一是“营丘边莱，靠近莱国的是寿光”，此说混淆了莱国早期疆域的核心范围。据考古与文献考证，莱国作为商周时期东夷大国，其早期统治中心并非寿光，而是以今昌乐、临朐为核心区域，西起临朐，东至胶东半岛，北至渤海，南至今诸城、胶州。昌乐营丘镇故城村正处于莱国西境边缘，完全符合《史记》“营丘边莱”的记载——太公封齐之初，莱夷之所以能“争营丘”，正是因为营丘紧邻莱国核心区域，莱人可迅速发兵进犯。
　　反观寿光，实为纪国的核心腹地。史料与考古证实，纪国的统治中心在今寿光纪台镇，其疆域涵盖今潍坊、临沂、日照、烟台等半个山东半岛区域。若营丘在寿光呙宋台，则意味着齐太公将都城建立在纪国核心版图之内，这与周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原则完全相悖——周王朝绝不可能将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封地，置于另一个诸侯国的核心区域。更为关键的是，齐、纪两国结仇于齐哀公时期，此前两国疆域以弥河为界，昌乐处于齐、纪边界地带，而寿光全程为纪国领土。刘几先生将纪国核心腹地的寿光称为“齐纪相距很近”的战争前沿，实属疆域认知混乱；而昌乐营丘与纪国都城仅隔弥河，恰是“一日三战”历史场景的合理发生地，弥河床底出土的兵器，实则佐证了昌乐作为齐纪战争前沿的历史事实，而非寿光说的证据。
　　三、昌乐存在西周遗存，寿光呙宋台“都城属性”存疑
　　刘几先生称“昌乐古城村残存城垣全是汉代的，未发现西周时期遗物”，此说与最新考古发现不符。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昌乐营丘镇故城村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古城墙遗迹，同时出土了西周早期的陶器、石器等遗物，证明该遗址在西周时期已具备都城级别的规模与规格。这些遗存的年代与齐太公封齐的时间相吻合，为昌乐说提供了直接的考古支撑。
　　反观寿光呙宋台，其所谓“300多万平方米面积”“西周铜器和陶器”，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为齐都营丘。首先，呙宋台遗址虽有西周遗物，但未发现西周时期的宫殿基址、贵族墓葬、祭祀坛等都城核心遗迹，与齐都应有的规制不符。其次，苏秉琦先生提及的“边线王古城堡”“火山埠”等周边遗址，经考证多为龙山文化或商周时期的普通聚落，并非都城附属设施。更为关键的是，昌乐古城村遗址的规模（东西1700米、南北1600米，约272万平方米），与周初诸侯国都城的普遍规模相符——同期燕国都城琉璃河西周城面积约25万平方米，高青陈庄西周城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均小于昌乐古城村遗址。刘几先生以“呙宋台面积更大、地势更高”为由否定昌乐，实则忽略了周初都城的核心判断标准是“有无宗庙先君之主”，而非单纯的面积与高度。
　　四、昌乐具备“便鱼盐之利”条件，寿光交通优势为后世形成
　　刘几先生认为昌乐“相隔恶山僻岭，四条大河，交通不便，距海太远，不便鱼盐之利”，此说违背先秦地理与经济格局。昌乐虽不直接临海，但北距渤海仅数十公里，通过白浪河、弥河等河流可直达海滨，具备便捷的水陆运输条件。周初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依托的正是昌乐紧邻莱国、贯通海陆的地理优势——莱国长期掌控东方鱼盐与商贸通道，太公建都昌乐，可借助莱国的商贸网络，快速实现鱼盐资源的开发与流通。
　　而刘几先生所称“寿光是山东东部通往京津和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实为后世形成的交通格局，并非周初的历史事实。周初山东地区的交通核心是连接中原与东夷的“潍淄通道”，昌乐正处于这一通道的关键节点，是太公镇抚东方、沟通周王室的战略要地；而寿光彼时被纪国掌控，并非齐国对外交通的核心枢纽。此外，昌乐一带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南有菜蔬、北有鱼盐，与《史记》所载齐国早期经济格局完全契合，绝非刘几先生所言“依山僻岭”的贫瘠之地。
　　五、以“后世人才”倒推古都位置，论证存在根本性谬误
　　刘几先生以“寿光人才辈出，故营丘在寿光”的逻辑，实为本末倒置的错误推论。昌乐作为齐太公始封之地，是齐国早期文化与经济的核心区域，为齐国“泱泱大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姜太公在昌乐推行“简其礼，因其俗”“举贤而上功”的政策，打破了西周“尊尊亲亲”的桎梏，为齐国培养了第一批治理人才。而刘几先生提及的仓颉、贾思勰等寿光名人，要么是上古传说人物，与西周齐国无关；要么是后世学者，其出现与寿光是否为营丘无直接关联。以后世人才分布倒推三千年之前的古都位置，违背了历史研究“时空对应”的基本准则，难以成立。
　　综合史料、疆域、考古、地理等多维度考证，营丘故址应为今昌乐营丘镇故城村一带。刘几先生的寿光说，存在史料误读、疆域混淆、考古标准错位等诸多问题，难以支撑“寿光呙宋台为营丘”的结论。昌乐说以汉代应劭的实地考据为根基，契合《史记》“营丘边莱”的历史记载，辅以西周遗存的考古实证，其可信度与说服力远胜寿光说。厘清营丘故址的真正位置，不仅是对齐国早期历史的精准还原，更能为理解周初分封制度与东夷文化融合提供关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