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
袁世硕
清初，山东文风甚盛，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者颇不乏人，如诗中之宋琬、王士禛、赵执信，词中之曹贞吉，戏曲中之孔尚任，小说中之蒲松龄、周生，以及兼备多体之丁耀亢，都是载入文学史册之大家。而蒲松龄与王士禛更要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蒲松龄与王士禛的情况大不一样。王士禛生前是达官，四十五岁上，康熙帝召见于养心殿，授翰林院侍讲，以后一帆风顺，历官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兵部侍郎、户部侍郎，至刑部尚书致仕，同时又很早就有诗名，特别是为扬州司理之后，海内尊为诗坛圭臬，嗣后更有一代文宗之誉。仅以道谊而官，在中国历代文人中，王士祯可谓得天独厚。然而，在其身后，却颇多微词，至袁枚有一代文宗才力薄”之讥。蒲松龄却与之正好相反，一生困于场屋，仅以岁贡生终老，未能遂青云之志，长期靠舌耕笔耕维持生计，著述虽不少，《聊斋志异》一书尤为杰出，生前虽在本邑有些文名，然并未能显扬，倒是死后才成大名，而且进入世界优秀文学家之林。
蒲松龄与王士禛生当同时，王士禛仅比蒲松龄年长六岁，又里籍相距不远，同属山东济南府，一为淄川，一为新城（今桓台县），不过八九十华里的路程，再加上蒲松龄长期坐馆之毕家，与王士禛之家有“三四世姻亲之好”，两家自然断不了往来，这就使这两位身份地位悬殊、成名有迟早之别的大文豪，终于得以相识，并结下了让后世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段文字之交。
遗憾的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记述其间交往情况的文献资料不多，人们所熟知的不过是王士禛的《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首诗。蒲松龄诗文中虽然留有一些有关篇什，但由于长时未得刊行，能读到者甚少，自然也未能探究其中所蕴蓄的实际内容。《聊斋志异》风行之后，一些文人笔下记述的多半是些道听途说之词。如谓王士禛慕蒲松龄之名，三次专程造访，蒲松龄均避而不见，说：“此人虽风雅，终有富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邹搜《三僧庐笔谈》）实际上，蒲松龄对王士植是颇尊敬的，哪里如此清高孤散！又如谓蒲松龄作成《聊斋志异》后，曾“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语而还之”（倪鸿《桐荫清话》）。王士禛致力于诗，文名甚高；怎么会做出这样失身份、不名誉之事！欲重金购买菌松龄原稿之事，确乎是有的，但却不是海内宗仰的大诗人王士镇，而是及王士镇之门的一位官员，曾做过山东按察使的喻成龙。长时期以来，文人中流传着这类不经之谈，自然是由于对《聊斋志异》的作者怀有敬重之意，极力把他说得很高大，然而，蒲松龄与王士裤之间真实的交往情况，反倒被遮蔽了起来
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开始做了一些考察，国内如侯岱麟有《蒲松龄与王士裤》一文（载《读书》1980年第2期），国外如日本东京大学前野直彬教授之《蒲松龄传》，中有《渔洋山人》一章，然而，都还只是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不甚具体细致。所以，还有必要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资料，进一步做些烛幽索隐的工作，弄清这两位大文豪交往的事实真相。这既有助于认识他们两人之为人，且可了结此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由于有关的文献资料不甚多，王士镇的各种著述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首诗，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只是在蒲松龄的诗文中保留下来一些，为此本文采取对蒲松龄致王士禛的四封书札作释的办法，联系其他有关资料，特别是蒲松龄的诗，进行分析、探索。
